【大纪元8月30日讯】
一
一九六零年，距二次大战结束十五年，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写出了数千页的巨著《第三帝国的兴亡》。六十年代末期，这本著作的中文本开始在中国流传。铁幕外的人们很难想像这本书对于共产党中国社会中的求知、求善的男女的影响。他们那个时候在文化上、精神上正处于最恶劣的时期。《第三帝国的兴亡》是非常少的人能够找到读到的，屈指可数的几种书之一。也许这真是本天赐之书，因为稍有头脑的青年人就能从对比中看到，三十年前人类所经历的那场灾难，极权的罪行，竟然和周围发生的一切何等的相似。这个“启蒙”使得很多人从此走上了反省、叛离之路，走向了人性和知识的重新觉醒。
又过三十几年，在八九年东欧共产党集团崩溃后的八年，出版了清理二十世纪人类另外一个罪恶的极权主义罪恶的巨著《共产主义黑皮书》，并由此引发了是否应该把希特勒和共产党的极权主义等同并论的争论。目前虽然这场争论仍然在继续，但无论争论是否会有结果，上述在中国知识界发生的这个历史事实，这种等同对比对于中国民众，以及最近三十年的中国社会变化所产生的积极影响，说明把这两种极权主义等同并论是非常有意义的。
当时阅读《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人，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似乎并没有怀疑，也没有感到毛泽东的共产党政府当时的所作所为，和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相比有不一样的地方。这个政权对知识份子的迫害，对当代文明和传统文化的毁灭，对他们感到对权力有所威胁的所谓阶级敌人的消灭，除了手段有其中国独特的特色外，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然而，中国虽然遭受了如第三帝国那样的历史性灾难，时过三十多年，记录、探讨这一段中国和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时期历史书籍、文艺作品却并没有像犹太人和西方人反省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在其后的一二十年中不断地出现，甚至深入开掘这一最没有人性，最黑暗时期的文章也不多。不仅如此，细心的、稍有良知的人，还会发现，这些政治特点，在其后的邓小平，乃至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政府的统治中，仍然继续存在。
二零零四年，在文化革命爆发后将近四十年的时候，在美国出现了两部大型的、有影响的有关文化革命的作品：一部是文献影片《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一部是王友琴女士所着的《文革受难者》。如何描述文化革命，是每个作者自己的权利，同样，如何评价看待这些作品也是读者的权利、评论者的义务。人们单从题目就能看出，这是反差极大的两部作品。《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从题目就使人们感到，它描述的是曾经有过的“希望”和“豪情”，以及后来的失落和哀歌。《文革受难者》则如这本书的书名和封面所显示的那样，是黑暗和悲惨，是对历史和灾难的记述。不仅如此，这个反差就笔者来说，它还显示着更深的内涵，反映出笔者在上面提到的，从八九年后在今天，世界知识界仍然在进行的争论，即如何看待共产党极权主义的罪恶问题？
希特勒的罪恶已经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尽管还是有极少数人拒绝这个结论，还有很多德国人不情愿接受，但是，对纳粹德国的否定评价已是公理。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尽管最近十几年来，以《共产主义黑皮书》为代表的一批作品，在共产党集团崩溃后，同样大量揭露了共产党铁幕社会曾经遮盖的罪恶。而这些罪恶，无论其规模和残酷性、就被迫害致死的人数来说，都已远过于希特勒所犯下的罪行。“罪恶”本来就是“罪恶”，但是，由于这个共产党极权主义和一大批左派知识份子的追求曾经紧密相连，因此最后居然爆发出一场此“罪恶”是否能够和彼“罪恶”相比，共产党的罪行是否能够和希特勒的罪行相提并论的大规模的争论。
现在，对于中国文化革命出现的不同描述，在笔者看来很有些类似于这个争论的地方。不同的记述实际上涉及的问题是，文化革命是否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文化革命的执行者，红卫兵，是否应该和希特勒的青年组织一样牢牢地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如何看待毛泽东及这个共产党集团在中国实行的极权主义？
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和卡玛的《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就是这个潮流中视角截然不同的两部作品。很多时候，甚至可以说它们是对立的。
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是一部建立在历史事实上的史书，作者不是想为某个人，或某一阶层、群体的参与者“去掉”或“减轻历史的包袱”，从而寻访他们，或者接触受害者，请他们回忆解释当时的事情，而是要书写重现历史史实。在成书前，王友琴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地调查，一个人、一个人地追访；在成书时，她则以最简单的，没有任何修饰的语言，努力再现当时的历史图景。由此，人们能从书中朴素准确的描述，平静客观的追问中看到，对王友琴来说，在生命面前，人是平等的，无论你是国家主席刘少奇，还是普通教师、工人，或是十四五岁的学生。这些受难者在书中的出现次序按照姓氏拼音排列，并不因为你是国家主席，你的命就比别人就更值钱，你的死就比别人更值得大书特书。
正因为如此，王友琴的书中记述的绝大多数人，是名不见经传的“小民”。她不吝篇幅、专门详尽地记述的也是文化革命中的这些普通人，例如刘澍华、陈彦荣、卞仲耘、孙历生等人。
在王友琴的书中，不仅对无辜者如此，对于记述历史和罪恶时涉及到的有过失、有罪责的人和事，她的记述也是不掩饰、不留情、不分派别，无论你是老红卫兵还是造反派。正因为此，我深深地感到，王友琴的书是深刻的，她记述的是历史，记述的是影响民众生命的，最根本的善和恶。这一点，不仅如余英时先生所说，王友琴继承的是司马迁以来中国最优良的史学传统，她还继承了近代人文主义文化中最为宝贵的精神传统。
二
对于王友琴女士的工作的深刻，作为同样思索反省这一段历史的人，我有着自己特殊的体会。这部刚刚问世的《文革受难者》，在她写作的时候，我就有幸断断续续地不断读到。我虽然从六十年代末期，就开始反叛那个社会，不断地对自己进行反省，但是，二十多年以后，王友琴女士在撰写这本书的时候对于历史事实的无情揭示，一针见血提出的问题，还是多次令我羞愧，刺激我、鞭挞我，迫使进行更多的反省和思索。
我是在九六年夏天认识王友琴的。由于我写了《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诞生》一文，她辗转找到我，和我交谈，向我了解情况。其实，此前我就已在《联合报》上读过她的《学生打老师：一九六六年的革命》一文，对她的敏锐和才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是第一个公开发表文章，直接把红卫兵和希特勒的青年组织进行对比的作者，由于我从阅读《第三帝国的兴亡》时就感到这种相同性，并且一直奇怪，如此明显的问题，何以记述文革历史的人都没有触及。所以，当时对于能读到这样的文章，并且认识作者，我自然感到非常高兴，此后我不断看到她的工作的进展。而她的工作也总是令我，以及我太太还学文惊讶、感叹和佩服。
《文革受难者》也选入了王友琴《学生打老师》一文的主要内容，她在记述那一段的历史中具体提出的这种历史对比，在这本书中作了更为充分的揭示。
“红卫兵作为一个青少年组织，在它的三个特点：狂热的领袖崇拜、以一种先天条件为接纳成员标准、以及暴力行为之间是否有一定的联系，这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从希特勒的青年组织也可看到这三个特点。这种相似性说明这一问题的研究可能在历史上和世界上都具有相当的普遍意义。”
对于出现红卫兵现象，王友琴在其后的研究中更一针见血地提出：本来共青团已经是维护这个专制政权在青年人中的工具，为什么在六六年要以红卫兵取代共青团？用红卫兵取代共青团，肯定是由于某种功能，某种目的共青团已经无法完成。
这本来不是什么秘密，因为那些“老红卫兵”们，当年曾经非常明确地，引以为荣地宣言过。但是，研究文化革命史的人却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个方面，并由此进行更深入的探究。
为什么用红卫兵取代共青团？共青团究竟在哪些方面不能满足那些权贵子弟的要求？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共青团没有，并且不能赤裸裸地把他们的特权写在纲领上！对此，从六四年开始，骆小海、宫小吉和宋彬彬们就非常清楚。他们同时当然也知道，这个特权和他们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和“领袖崇拜”血肉相连。他们那时开始的，甚至直到今天他们还不断强调的“教育革命”，就正是要在教育界把他们的特权写在旗帜上，保证在制度上。
在六六年六月前后，这些干部子弟、“红卫兵”们，更毫不掩饰地阐述他们的这种目的。他们要通过教育革命，彻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彻底贯彻“阶级路线”。这些人很多到今天还在得意洋洋地回忆当年的情形，张承志也仍然为红卫兵的名字出自他的建议而自豪，当时他非常明白地说，“就叫红卫兵吧，意思是做毛主席的红色卫兵，同阶级敌人、反革命修正主义斗争到底！”
张承志所说的“阶级敌人”“反革命修正主义”正是王友琴笔下的那些“受难者”，平民；并且正是这个“斗争到底”造成了其后的废除高考、红八月，红色恐怖，制造了中国历史上最残酷黑暗的一幕。
为什么他们从六十年代初期后，就开始那么疯狂地鼓吹“教育革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因为他们自己非常清楚地知道，巩固了这个集团对于民众的专制，保证了他们的接班地位，就保证了他们未来的一切。虽然在六十年代初期，在当时，在他们十五六岁、还在受教育的时候，他们已经尝到了“专制蜜果”，但是，这仍然不能满足他们。在学校，他们不仅要受教育，而且要利用特权占据所有最好的受教育的位置（不经考试进入大学、乃至名牌大学），甚至把持掌握学校的权力。他们要“取缔修正主义的黑市、土壤”（清华附中红卫兵六月以前反对校领导的口号之一），贯彻阶级路线、废除高考制度的目的，就是要剥夺一切有才华的平民子弟和他们角逐竞争优越的受教育条件的可能性。所以，文化革命具体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教育革命，而凡是经历过文化革命的人也都知道，这场革命中几乎所有罪恶的都是在教育革命的启动下，从他们所在的那些中学发生并且扩展蔓延的。《文革受难者》一书明确、翔实地描述重现了这段历史。
在卡玛的《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中，他们之所以仍然再三强调他们是为了搞教育革命，很大一部分原因则是因为来到海外的人，大约也感到了正常社会给与他们的压力，他们所曾经积极参与的文化革命是极其丑陋的，所以，他们在影片中都遮掩了自己的面目。不过无论如何，就这一点来说，他们和国内的张承志、卜大华们还是有了很大的区别，至少知道这不是一种可以炫耀的“历史的光荣”了。然而，奇怪的是，他们居然相信用“教育革命”遮掩自己的历史，为自己积极参与文化革命求得解脱能够成功。用一种罪恶说法掩饰另一种罪恶说法，这不过是一种掩耳盗铃。当然，对他们大约也只能如此，理屈必然词穷，然而，如果这样一来果真就淡化了文化革命的罪恶、使之摆脱了人们的探究、追问，那对我们来说就确实是悲剧了。
从共青团到红卫兵，看上去只迈出了一步，但是就是这一步，却打开了极权社会最狂热、最没有人性、最愚昧的一页。而它产生于完全在共产党统治下成长的第一代人，并且是特权阶层的子弟们，也有其必然性。
据说，当那些昔日的老红卫兵们知道王友琴在酝酿写作《文革受难者》的时候，就曾奔走相告：王友琴正在积极妖魔化红卫兵呢！
我不知道是否正是这点触发了卡玛拍摄《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文献片，不知道她是否要以此来回答“王友琴的妖魔化”，或用他们的话说所谓还历史以真面目，同时为那些老红卫兵们现身自辩提供场所。但对我来说，红卫兵根本不需要人们来妖魔化！只要打开六六年夏季中国的报纸，只要看看那充满血腥气的三论造反，只要想想腰系武装带，在操场上指挥殴打被迫劳改的校长万邦儒、韩家鳌，“狗崽子”郑光昭的张承志，只要看看《文革受难者》一书中那一长串受难者名单，红卫兵难道还要人去妖魔化吗？连共产党自己也不敢否认，那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而这个最黑暗时期就是红卫兵，这个人类历史上最丑陋的怪兽之一，充满热情地跟随毛泽东创造的！
千年纵过，红卫兵和希特勒的青年组织一样，罪恶难逃！
但是，或多或少具有和希特勒的青年组织类似特点的不仅是那些干部子弟的红卫兵，它的很多特点存在于那个时代中，存在于每个人的血液中，当然也存在于其后那些所谓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中，也就是笔者参加过的这些组织和活动中，或者说，笔者自己的身上。每一个积极跟着毛泽东干革命的人的身上，都或多或少流有这种被共产党改造过的狂热、愚昧、被异化了的人性的血液。当然，红卫兵的三个特点，虽然在造反派红卫兵中也存在，并且也是统治他们的灵魂，但是，在程度上是无法和老红卫兵们相比的。
首先对于领袖的狂热崇拜上，尽管没有一个造反派组织或个人，对此提出异议，而且，几乎对所有的人来说这种狂热崇拜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平民子弟毕竟和统治集团没有血缘联系，他们或多或少甚至可以说是统治的对象，专制的对象。他们没有宋彬彬们到天安门城楼上见伟大领袖，利用这种光环的可能。事实上，在他们狂热的领袖崇拜底下，不仅不可能产生那种狂热和暴戾，而且潜在地存在着一种自卑和自怯。只有在离开那个社会，来到西方后，平民子弟才可能真正和骆小海、宋彬彬、卡玛们平起平坐，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至于第二个特点，那种以一种先天条件为接纳成员的标准，时代虽然强迫给与了造反派红卫兵，但是，因为他们自己不具备这种条件，严格执行根本是不可能的。
对于第三个特点，暴力倾向，在造反派红卫兵中虽然也普遍存在，并且时有暴发，但是由于他们被压迫与被侮辱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既不敢像干部子弟那样肆无忌惮，也不可能那样残暴。他们至多不过是在夹缝中找到了生存，根本没有条件走向老红卫兵所特有的那种极端。基于这种原因，在他们身上所显现的这种暴力倾向大部分存在于派系之间的“群体”武斗中，而较少针对个人的迫害。共产党社会并没有给与出身不好的人作为个体表达存在的可能。遇罗克的遭遇是一个典型的结果。
然而，这却不等于说，他们是无咎的。王友琴的笔没有放过任何没有人性的事情，不仅干部子弟，很多所谓造反派的人也常常对她的记述感到非常不舒服，甚至反感。对此，我自己也深有体会。
（待续）
2004年8月20日于德国埃森初稿，29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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