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30日讯】
三
这些年来，我在断断续续地阅读她不断写出的历史的时候，时有被一记重锤敲到灵魂深处的感觉。
这其中最简单的事实是，我虽然来自红卫兵的发源地—清华附中，经历了清华附中文化革命的最主要的过程，清华附中在当代中国也出了很多“作家”，搞社会科学的人，舞文弄墨之人，但是有关清华附中文化革命中的灾难的翔实的调查、记述，却是由一位外校的人做出的，这实在令我感到惭愧。没有一位清华附中的人付出过她那样的劳动，进行过她那样的抽丝剥茧般地解析调查，更没有一个人像她那样对灾难进行过如此追思盘问。尽管王友琴的记述还有些微不确的地方，例如年级、班级误记，但是，事到如今，已经可以说，不会再有一位清华附中的人，像她那样，掌握那么多，那么准确翔实的历史材料。我相信，由于年龄、时代的原因，今后任何研究清华附中文化革命历史的人，都必须找王友琴切磋请教，读她的书。
在王友琴关于清华附中文化革命的许多记述中，不只一段记述令我震动。例如她所记述的在向作家史铁生调查当时他们班上打人情况的时候的一段情况：
“北京作家史铁生在1966年时是清华附中初二（3）班的学生。当笔者问起他的班上是否打了同学，他回答说，打了，打得不重。
笔者问，不重是多重？
史铁生说，打了两个女同学。是红卫兵打的。让她们跪在教室里，用皮带和拳头打了，剪了她们的半边头发。
记得笔者当时不禁追问：这怎么还叫‘不重’？
史铁生是作家，使用汉语词汇应当比较准确，当然也懂得这样殴打折磨，对两个15岁的女学生来说，是‘重’还是‘不重’。他这样说，是因为在1966年的清华附中的环境里，有大量更为严重的罪恶发生，所以如果不是被“往死里打”、不是被打到生命垂危的程度、不是像刘树华和其它‘黑帮’那样被打得不想活了，大概就可以算‘不重’。
史铁生还记得这两个女生的名字：王淑英和孙淑绮。她们被剪‘阴阳头’的原因是‘家庭出身不好’，其中王淑英被指控是‘隐瞒家庭出身’，这在当时就可以成为一个罪名，可以让红卫兵拿去作为一个理由来惩罚你，从中也可以见出红卫兵的观念，以及他们认为有权力用暴力惩罚同龄人的那种蛮横。
史铁生不是‘红五类’，没有当过红卫兵，而且对被打的人怀有同情，所以记得这些细节。经历、道德观念和记忆的关系在这个例子中体现得十分明显。”
（见《文革受难者》，第263页）
这一段记述一直打在我的脑海深处，它使我再次深切感到，尽管我每每想到当年的跟随共产党，内心就感到痛楚，一直力图在精神和知识上清除极权主义文化留给自己的痕迹，但是也还是像史铁生一样，对诸如类似的很多常识问题依然还是经常缺乏应有的敏感和判断。这不是一个小问题，今天无论在中国国内还是在海外的中国人都说，中国人的道德已经沦落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但是，难道不就是在这一件一件的小事，在无处不在的各个角落里败坏它吗？难道不正是我们失去的敏感和判断，助长了它的蔓延发展吗！
我们如何能只是谴责别人！
这不是使我触动的一个偶然的例子，在王友琴笔下记述的清华附中的一位体育老师—赵晓东之死中，更引起我深深地反思。
如王友琴在调查中记述的，赵晓东是清华附中的体育老师，工作兢兢业业，在文化革命前受到学生们的普遍爱戴，但由于有所谓“历史问题”，在文化革命中一直是整肃的对象。而这样一位被老红卫兵整肃的人，在六八年初教师干部亮相站队时，他，甚至于他在我们学校初中上学的儿子“居然”站到倾向老红卫兵的一派那边，这不但令我们这些造反派不解，而且引起了对他的痛恨。六八年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学校革委会开始整肃赵晓东。在他自杀前的斗争会上，我们这派的一位老师起来揭发，说赵晓东的儿子，用气枪威胁他。毫无疑问，对赵晓东的残酷斗争，我们这一派当时也非常积极，包括他自杀前的斗争会。但是，对于赵晓东的死，直到王友琴调查时，才使我突然对此感到惭愧和内疚。后来，我听说，王友琴关于此的文章发表后，我的一些清华附中的朋友还和她联系，企图使她删掉，或变换记述这个事件的方式。其实他们应该想到，我们不但没有抵制，而且同样是积极参与了这场“阶级斗争”。
然而，事实上赵晓东之死是我终生不能忘记的。那是我第一次面对一个同类的非正常性的死亡。我记得，当时，也就是他跳楼一两分钟后，我跑到了四楼他跳出去的那个窗口，向外一看，还没有看到他的身躯，而只是看到几片脑浆、血肉，就一阵剧烈的恶心，迫使我立即离开了窗口不敢再看。这种感觉使得我晚上无法吃饭，一直延续几天才消散。当时我为我自己的胆怯软弱感到羞愧，一直把这种感受隐藏在深处。但是，这一次的经验使我刻骨铭心地理解了“物伤其类”的原始本能，从此任何涉及人的伤亡事件，我自知没有能力面对，都远远地躲避。我甚至感到，我和我的后代可能都不能做医生；也可能就是因为我还保有这点原始本能，所以后来能够彻底厌恶共产党的没人性。
王友琴对历史的记述，对人生命的尊重，使我再次感到，我和我的造反派的朋友们，不只是文革的受害者，那个社会的被压迫者，也是那个社会的缔造者，并且在一定得条件下，也会被统治者所利用，自觉或不自觉地犯下罪恶。这就是笔者从共产党的文化中觉悟出来后感受最深的一点：毛泽东和共产党毁灭的不仅是中国的山河、文化，而且毁灭了两代、甚至更多代的人的良知。
在我九六年的文章，“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诞生”一文中提到的，六六年曾经受到迫害、被剃成阴阳头的同学霍秀儿，她如今在电视台工作。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听说，她以及不少某些当年受到残酷迫害的我的其他同学朋友，对于王友琴的这些记述和任何进一步的调查，常常持这样的态度，或者否认她当年的遭遇，或者对这一段经历保持沉默。对于这种否认和沉默我并不感到奇怪，这其实才正是我们时代的最大的悲哀。如果只是迫害和被迫害，那或许是简单的，很容易反正，问题在于从四九年开始，统治者造就了一个时代，生活在这个社会受极权主义文化教育的人，无论是迫害者还是被迫害者都失去了正常的感觉，正常的思维，几代人的人性被异化，不知正常的荣辱，甚至丧失了正常发声的能力。在历史上的文革中能够发生如此大规模的不可理喻的残暴证明了这点，今天中国社会在各方面的继续败坏，也是它的产物。这无疑从另一方面说明了王友琴女士的工作的重要，《文革受难者》出版的重要。
四
然而，王友琴和她的《文革受难者》，对于我来说，还有着更多的感受。
我认为，《文革受难者》作为对文化革命的记述，作为历史，作为社会学，作为文学，都是一本非常值得推荐的书。它是最近二十年中文世界出版的最好的书籍之一。
王友琴女士是文学博士，而在《文革受难者》所作的工作主要是社会学、历史学。但是，从一九九六年第一次看到她的文章时，我就惊异地发现，王友琴所使用的方法是非常干净、准确的社会学、历史学方法。
出了中国国门，稍有敏锐感觉的人都知道，几十年的封闭，和意识形态化，使得中国的社会学、历史学，乃至一切人文科学，无论就概念，还是方法来说都已经和世界无法接轨。四十年来的训练和培养，也使得这两三代社会学家没有能力像他们的前辈和其他地区的社会学工作者那样进行科学地描述、分析和研究。有能力和有感觉的人，肯定只能采取“十年磨一剑”的办法，耐得寂寞地在那里打造；而尽管如此，出手还是经常会露出“功力不足”、“旁门左道”的痕迹。但是，王友琴的著述，出手就居然没有任何来自共产党社会的“假”“大”“空”的社会学的痕迹。她对现象的描述驾驭准确干净，并且一下子就能把握到可能得到的结论，和值得深入追究的问题。
在历史学上，余英时先生在为《文革受难者》一书所写的序言上，非常准确地提到王友琴女士在那些方面继承了以司马迁为代表的中国历史学者治史的优良传统。对此，笔者深感余英时先生的眼力超群，眼前有景道不得，对我来说，也只能谈一点我觉得不得不说的感受。那就是如同司马迁的《史记》一样，王友琴的著述也不只是在历史学上，而且在文字上也出类拔萃。
王友琴的文章，没有任何那个社会渗透给每个人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式的语言和文风，有事说事、有问题问、有感发感。她的文字洗练、准确，没有任何拖泥带水、虚张声势，同样是出于污泥而不染。她的文章丝毫没有那种雷锋日记式的、革命导师式的浮夸，或为社会效应刻意而作，或为彰显自己学问、社会地位而写。对此，笔者在最近一年多所参与的有关如何纪念李慎之先生的讨论中，更深切地感到这种倾向不仅在中国主流知识界，而且仍然大量地、毫无反省地存在于今天所谓持异议的知识份子中，由此，我对王友琴的文字、文风也更加赞叹佩服。
王友琴女士是我见到的第一位出自共产党社会，却又有如此才能的大陆学者。我自己花费二十多年努力才得到的结果，王友琴女士似乎毫不费力地就具有了。我常常惊异，甚至认为这是天才，她天生具有抵御共产党文化的能力，天生就存在着一种研究和治学的能力。
五
文化革命给我们这两代人留下的是苦难、创伤、疮疤，我们留给后代的是教训，而不是辉煌。而同样，我认为，现在似乎也可以说了，红卫兵，卜大华、张承志们在文革中留下的是丑陋，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在其后半生，最近二十年中，在文字上、精神思想上留下的依然是丑陋。
余英时先生在序言中，谈到中国是个健忘的民族，这点我并不相信。春秋、战国，二十五史，在这个世界上很少有民族有如此详细的记载，秉笔直书更是中国知识份子的优良传统，“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历代中国文人不仅有记史的传统，而且有做人的传统。这个传统的确从五四运动以后，被左派文人逐渐清除，被共产党文人彻底斩断动脉，但是，要想置中国文化传统、人文传统于死地，却也绝非易事。这个废墟上所生出的王友琴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她把那些对我们的人民犯下的罪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钉在光天化日的耻辱柱上，让死者瞑目，让有罪的人寝食不安，让后世的人能够借鉴思考，让有良知的人时刻警觉。
对我来说，《文革受难者》还再次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知识份子，乃至一切人，对牺牲者、受难者，也就是“死”人如何反应问题，是一个最为根本性的问题。如前所述，笔者认为，王友琴和卡玛的两部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作品最根本的区别是，人的生命是否是最重要的，并且由此产生，在每一个生命面前，是否以革命的名义、以阶级的名义所犯下的罪恶就比以种族的名义所犯下的罪恶轻，就可以原谅饶恕？草菅人命就不是罪恶？
对卡玛来说，她希望从罪恶的背后发现非罪恶的东西；对王友琴来说，罪恶就是罪恶，不管它是以什么名义犯下的。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随便打死人，“打死人”、草菅人命，就是要追究，要反思。我认为现在可以说的是，在卡玛对于文化革命的研究中，至少到二零零四年，她仍然没有感到，研究文革，最重要的是成千上万的受难者遭遇的“灾难”。
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在研究九十年代中期去世的著名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的思想的时候，曾经看到，青年时代曾经一度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波普，就是因为看到在一次群众运动中，那些马克思主义者是如何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不惜牺牲民众的生命，从而彻底摒弃了马克思主义，成为研究极权主义思想基础的最重要的当代哲学家。
但是，对于在政治上玩忽人命这样的灾难性事实，知识精英们的反应并不是都像波普那样：对于死“人”，尤其是牺牲别人，是不能容忍的；掩饰罪恶、为罪恶开脱，也是不能容忍的。这种牺牲，对另外某一部分知识精英来说，他们的反应是另一样，一方面，他们以为自己找到了真理，为了“美好”、“乌托邦”可以牺牲一些人的生命。毛泽东的“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已经成为所谓“名言”，但是，问题在于如果是牺牲他们自己，便也罢了，这些精英要牺牲的只是别人。另一方面，则或许掩饰和开脱这些灾难能够使他们心安理得地继续保持“辉煌”，或者猎取更多的利益。（当然对于邓小平这样的语言和暴行，“杀他二十万，换得二十年的安定值得。”笔者永远认为，这是人世间如希特勒一样的恶魔。对笔者来说，邓小平就是和毛泽东一样的专制者、第一代共产党人，他杀人是为了政权，他的经济改革也是为了政权，并非为了文革乃至到七九年为止，三十年共产党统治的“受难者”。）
上述两种不同反应是针锋相对的，它涉及到的问题是：如何看待知识份子？知识份子应该如何反省他们曾经给民众、社会带来得灾难？知识份子是社会的“良心”，还是罪恶的源泉之一？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早就感到，心平气和、与世无争的王友琴或迟或早会引起一部分人支持、信任，另一部人按捺不住的愤恨。因为她的工作太深刻了。
在阅读《文革受难者》的时候，如同王友琴女士这本书中正面记载的，如同卡玛的电影中所间接描述的，在有记载的几千年的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灾难都是人类中的一部分人，或者是统治者、或者是知识份子，即所谓人类中的“精英人士”自己制造的。在很多罪恶中知识份子是共谋、协从，推波助澜者，鉴于此，笔者认为，那种认为知识份子是社会的“良心”的看法，是不准确的，甚至是片面的。这种说法，在某些知识份子那里不仅是自谀，而且严重地存在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救世主的心态。
什么是“良心”，是个永远争论不休的问题，那些个以“革命”为名义犯下罪恶的知识精英，也永远以为自己代表真理，自己是社会的良心。所以，笔者认为，知识份子只是社会中以知识和思想为职业的一部分人的代称，不同的人对知识和思想的态度，与知识和思想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人类社会中很多悲剧性的事件和历史，知识份子都深深地卷入，他们既是肇事者，也是受害者。五四以来的中国历史告诉我们，不是因为民众水平低，因为中国文化传统使中国没有能够走向民主，陷入比中国封建专制还残酷的当代极权专制，而是因为知识精英们的思想和良知发生了问题。五四之后，中国走向了共产党专制，并且专制了人民五十年，六十年代初期，饿死了上千万人，文化革命迫害死上千万，不仅和毛泽东、共产党集团，而且和这些知识份子的助纣为虐，这些知识份子天生的软骨症，甚至还有这些知识份子的智力，有着直接的密不可分的关系。时下持不同政见知识份子的短视和软弱，民运阵营的混乱和水平低下，也都是和知识精英自己的素质有关，丝毫怨不得民众。
笔者认为，对这些以知识和思想为职业的知识份子来说，在他们参与社会事务时，必须同时要受到社会和民众的监督，他们应该永远既是启蒙者，也是启蒙的对象。不仅如此，笔者对波普的以下两个论断也深有同感：
第一，知识份子的傲慢，不仅过去，而且现在都是社会的一个主要的灾难。重要的是让民众知道，“一切知识都是一种推测”！一切知识份子都可能犯错！
第二，当代某些知识份子已经成为一个黑社会，他们利用舆论，互相吹捧、愚弄民众、牟名牟利，严重地搅浑了知识和精神领域中的一切，民众必须监督他们。实际上正是这些知识精英，每日每时地都在制造大大小小的各种灾难。最近一百年这个世界遭遇的浩劫：两次大战，希特勒和共产党的极权主义，文化革命，不过是这些日常问题和灾难的积累爆发。
我不知道，或者说也不相信，人类能够在以后的历史中完全避免这类灾难。因为人类社会中总会有一部分人，为了自己的目的，自己的特权、野心和物质，借着各种名义和目的，伤害其他的同类，但是我想，王友琴女士，以及《共产主义黑皮书》的作者们所呕心沥血做的事情，目前在知识界所进行的争论，乃至我们早年读过的《第三帝国的兴亡》都是在试图避免或者减轻这些人类的灾难。
我在读《文革受难者》的时候，曾经奇怪，为什么在王友琴的笔下，对《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中的每一个遁词和谎言都有充分的历史资料揭穿，并且其中最主要的文字、史料已经流传将近十年，还要拍出这个毫无新意的所谓文献电影？
思索再三，我更深地感到，这是一个多元的社会，我们无需，也不可能说服卡玛和她力图为之解释的那些人。因为人的追求不同，人对人的生命的价值的看法不同。但是，也正因为这是一个多元的社会，所以我们也必须为社会和未来承担自己的角色、负起自己的责任。
我们不希望我们的下一代人再陷入这种残害之中，成为受难者；现在，我们也看到，这种专制还在生存，并且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力，还在变型，继续从各方面残害我们的民众、我们的文明、我们的国家，以及这个世界健全的肌体。为此，无论是为了现在，还是未来，我们都不应忘记文化革命这个千年浩劫，不能忘记几千万的文革受难者。
我相信，无论怎样，今天的人，后世的人，会像阅读《第三帝国的兴亡》那样，阅读《文革受难者》，从王友琴的著述中得到无数的启发和反省。
我相信，虽然一些当时受害的人，由于很多原因现在拒绝回忆，甚至掩饰当时的血腥，但是，我想陈书祥会感到安慰，刘澍华的亲友会感到安慰，因为有人记载了他们父兄的生命的冤屈，记载了他们灾难，控诉了那些残害他们的人和社会。
我为我们时代终于有了王友琴的书，《文革受难者》，为我们这一代人产生了王友琴而感到欣慰！
2004年8月20日于德国埃森初稿，29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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