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夏历史上书写了浓重一笔的西汉王朝，在为后世留下了广阔的疆域、沟通中国与西亚、中亚乃至欧洲的丝绸之路，以及一整套相当稳定而成熟的统治模型和范式后，也告别了历史大舞台。其间曾有多少风流人物粉墨登场，在这盛世王朝中自如挥洒，构筑了许许多多美丽的风景，比如高祖刘邦，文王刘恒，武王刘彻，将军韩信，文臣萧何、张良，比如文学家贾谊，司马相如等等，等等。在我们尚沉浸在无尽的暇思与回味中时，一场复兴汉室的大戏已经悄然拉开了帷幕。
王莽篡夺西汉政权后，天下纷纷起事，希望复兴汉室天下。在纷乱的大舞台上，一个叫刘秀的汉室宗亲以其独到的眼光和卓越的才能赢得了天下，汉室天下至此得以真正复兴。因为刘秀建立的汉朝定都洛阳，所以史家称之为“东汉”，也称“后汉”。
东汉从光武帝刘秀起，历经近二百年而衰亡。东汉很多制度都沿袭了西汉，但也有新的发展。其间亦出现了许多精彩纷呈的画卷和诸多风流人物，比如光武帝刘秀，明帝刘庄，将军班超，比如科学家张衡，等等。不过，与西汉相比，东汉的强盛还是逊色一些。而且，“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的思想开始占据主导地位。
东汉在西汉的基础上，继续巩固在西域的统治。汉朝与中亚、西亚的交往沿着丝绸之路向内陆拓展着。而影响了后世诸多中国人信仰的佛教正是沿着丝绸之路于西汉末年传入中国的。到了东汉第二个皇帝明帝时，他听说西域有神，其名曰佛，便派使者赴天竺求得其书及沙门，并于洛阳建立了中国第一座佛教庙宇─白马寺。自此，佛教开始在中国传播。
东汉的建立
刘秀的身世和异相
东汉王朝的开创者刘秀，是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西南）人，长沙定王刘发之子舂陵节侯刘买的后裔。
《后汉书》上说，刘秀刚出生时有红色光照在屋中。他的父亲十分奇怪，就请了一个算卦先生。算卦先生说：“此兆吉不可言。”这一年他父亲所在的县里长出了一茎九穗的禾苗，所以他的父亲给他起名光武，叫秀。
刘秀从小就喜欢读书，而且很有志向，又能刻苦耐劳。他9岁丧父后，由叔父刘良抚养；13岁时，王莽篡夺了西汉政权。20岁时，他到长安入太学学习，“受《尚书》，略通大义”。后来从太学毕业回到南阳，因受牵连逃到新野（今河南新野），曾一度被捕入狱，出狱后回到南阳老家，继续过耕田种地读书交友的生活。
成年后的刘秀身长七尺三寸，美须眉，大口，高鼻头，天庭饱满。当时有一个宛城人用《河图》给刘秀算道：“刘氏复起，李氏为辅。”（李氏指李阳，东汉大臣）刚开始，刘秀觉得自己担当不了这个重任，但其兄长刘演行侠仗义，喜欢交纳贤士。于是，刘秀与刘演共同组织了一支以舂陵刘氏宗室子弟为骨干的“舂陵兵”，并参加了复兴汉室的绿林军，成为其中重要的力量。那一年，刘秀二十八岁。
汉室复兴
当时起事的除了绿林军外，还有平林人陈牧率领的“平林兵”。也是长沙王族的刘玄参加了平林兵。
公元23年二月，绿林军拥立汉室后裔刘玄为帝，改年号为“更始”。公元24年二月，刘玄迁都长安，刘演被任命为大司徒，刘秀任太常偏将军。刘玄称帝后，让刘演攻打南阳，又派王凤、刘秀等率军北攻昆阳。刘秀沉着冷静，临危不惧，以其超人的胆略和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率领义军以少胜多，大破王莽主力42万，取得了“昆阳大捷”。
昆阳之战后，刘演、刘秀兄弟与更始政权矛盾开始激化。更始帝刘玄听信谗言，担心刘演兄弟会与自己争夺帝位，便借故把刘演杀害。刘秀听说后，自知自己力量不足，便忍痛主动向刘玄请罪。这年十月，刘玄命刘秀以破虏大将军行大司马事头衔，“持节北度河，镇慰州郡”。借此机会，刘秀摆脱了更始诸将的直接监控，走上了独自发展的道路。
刘秀听从手下大臣冯异“理冤结，布惠泽”和邓禹“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的建议，到达河北后，详细考察了当地情况，废除了王莽的苛政，释放了犯人，并恢复汉家官名和制度，当地官员和百姓都十分高兴，“争持牛酒迎劳”。
刘秀在当地官僚和百姓的支持下，首先消灭了假冒汉成帝儿子的刘子舆在邯郸割剧称帝的王郎势力。
刘秀在河北势力的发展，引起更始帝的不安，遂在加封刘秀为萧王的同时，一面下令调刘秀及其部将返回长安，一面派兵袭击刘秀。刘秀自觉自己羽毛已丰，决心脱离更始，就“辞以河北末平，不就征”。接着，派兵击退了更始军。其间，又击破并收编了河北铜马军30万人，势力迅速壮大，关西因此称光武为“铜马帝”。其间数次战役，都展示了刘秀杰出的军事指挥与谋划才能。
此时河北形势已逐渐明朗。而更始政权由于其无能和腐败，以及残杀贤良，不纳忠言直谏，还滥授官爵，尚未安定的天下又重新动荡起来。新兴的赤眉军开始西进关中，进攻更始政权。刘秀据此开始了新的部署。一方面，他派足智多谋的邓禹为前将军，领精兵2万由晋南前往关中，伺机进取长安；一方面派冯异为孟津将军，扼守黄河渡口，防止更始屯驻洛阳的军队北渡；同时进一步巩固河北，并最终实现了控制河北的目标。
公元25年六月已未，刘秀在众将的极力拥戴劝进下，在镐（今河北省柏乡县）举行告天仪式，正式即位称帝，国号“汉”，改年号为“建武元年”，定都洛阳。
刘秀在告天祝文中说：“皇天上帝，后土神只，眷顾降命，属秀黎元，为人父母，秀不敢当。 腢下百辟，不谋同辞，咸曰：‘王莽篡位，秀发愤兴兵，破王寻、王邑于昆阳，诛王郎、铜马于河北，平定天下，海内蒙恩。上当天地之心，下为元元所归。’谶记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秀犹固辞，至于再，至于三。腢下佥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
从此，刘秀脱离了更始政权。而中国历史才又恢复了刘姓汉家天下，进入东汉时期，也称后汉时期。
完成统一天下大业
刘秀复汉称帝之时，西面有更始政权，东面有赤眉军，此外，还有刘永割据豫东、皖北，隗嚣割据西北甘陕、内蒙一带，公孙述割据巴蜀、汉中，以及其它大小割据势力。因此刘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完成统一大业。
在刘秀平定河北的同时，大将邓禹在关中也取得了重大进展，自建武元年一月至七月，他连破在安邑、衙县的更始主力，并控制了上郡、北地、安定，完成了待机南下长安的部署。而另一大将冯异也积极配合邓禹的行动，南下河东13县，迫使更始军十余万人投降，进而进逼洛阳。此后，刘秀采取诱降策略，使洛阳30万人不战而降。
此时，赤眉军已经摧毁了更始政权，同时立汉皇族后裔刘盆子为帝，改年号为“建世元年”。但赤眉军取代更始政权之后，同样不知道如何治理天下，而且法纪败坏，暴行不断，引起百姓的怨恨。
建武二年（26年），关中方面的形势出现了不利的局面，邓禹与赤眉反复混战，虽大大削弱了赤眉力量，但汉军也遭遇几次失利。刘秀于是改用冯异代替邓禹，主持关中军事。冯异迅速调整部署，于次年闰二月，以诱敌伏击战法夺得崤底之战的胜利，迫使赤眉军8万余人投降。剩余的赤眉军十多万人在东走宜阳时，被早已断定“赤眉无谷，自当东来”，并做好严阵以待的刘秀所截，十多万人全部投降。至此，刘秀取得了整个关中地区。
在河北初定、关中将定之时，刘秀开始着手削弱群雄，实行统一全国的战略部署。根据当时各支割据势力的地理位置及其力量强弱，刘秀制定了由近及远、先东后西、逐个击破的战略方针。为了击破关中势力，刘秀采取联陇制蜀的策略，使汉军得以偏师扼守关中，主力则用于对付东方。自建武二年至六年（26—30年），刘秀用5年时间，逐个消灭了关东之敌，形成了四分天下有其三的局面。
东方平定后，汉陇联合瓦解。陇地的隗嚣成为汉军进攻的下一个目标。刘秀利用河西窦融与汉朝宗室的特殊关系，积极争取窦融，使隗嚣处于腹背受敌境地。建武八年（32年）春，刘秀遣精锐2000人，长途穿插，袭取陇右军事重镇略阳，将隗嚣数万精兵死死拖住。同年夏，刘秀亲率大军攻陇，与窦融的河西军两面夹击，大败陇军。建武十年（34年）十月，彻底击垮隗氏集团，吞并陇右。
刘秀取得陇地后，经短期休整，于建武十一年（35年）春，派兵伐蜀。刘秀则坐镇长安，亲自指挥战争进程。建武十二年（36年）十一月，汉军攻入成都，杀死了公孙述，蜀地回归汉室。
刘秀前后用了10多年的时间，终于在公元36年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三次大统一。刘氏宗族复兴汉家天下的计划，至此才最终宣告完成。
刘秀之所以能最终完成统一大业，原因有很多，一是他善于用兵，善于以少胜多，出奇制胜。二是对待臣僚“开心见诚”，不念旧恶，但赏罚严明，虽仇必赏，虽亲必罚，如重用有宿怨的朱鲔。三是注意讲求策略，在攻伐中，为了赢得更多的支持，一方面严整军纪，一方面采取释放奴婢、刑徒，减免赋税刑法等措施。另外，作为个人而言，刘秀豁达大度，史称其才兼文武。
贤明的光武帝和“建武盛世”
自西汉灭亡、王莽篡位，到刘秀复汉称帝和统一全国，天下凋敝已极，民不聊生，因此极需休养生息。
作为一位了解民间疾苦、体察下情、宽宏大量、厉行节约、听从谏言、勤于政事的圣明贤君，光武帝刘秀兢兢业业，勤于政事，“每旦视朝，日仄乃罢，数引公卿郎将议论经理，夜分乃寐”。他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政策，致力于发展社会经济，安抚周边少数民族，力图重振汉家盛世。
首先，刘秀采取了“退功臣，进文吏”的政策。
刘秀认为他的功臣多是戎马出身，不熟悉典章制度，不懂得治理国家；可是他们多自恃功高，不听命令，或不遵守法纪。为了表彰他们的功勋，并笼络他们的人心，刘秀封其中功劳最大的三百六十多人为列侯，给予他们尊崇的地位；但却解除了他们的实权。除高密侯邓禹、固始侯李通、胶东侯贾复三人参与议论军国大事外，其余大多数列侯成为闲员，只是“以列侯奉朝请”。这些列侯的食封数量，如邓禹、吴汉二人，都食四县，其余为县侯、乡侯、亭侯，小的只食数百户。总的说来，比西汉少得多，也是衣食租税而已。
但是刘秀却很重视那些隐居山林、不仕王莽的士人。他认为这些人既熟悉典章制度，懂得治理国家；又情操高尚，不趋炎附势。所以就多方访求，重礼征聘。平帝时的高密令卓茂不仕王莽，刘秀征为太傅，名儒伏湛（占）征为尚书。而尚书的权力是很大的。
其次，刘秀建国之后，鉴于西汉时期权臣当政，外戚篡权，以及地方权重的教训，加重了尚书职权，削弱三公权力，以加强中央集权，即皇权。
在中国的首辅制度中，丞相在汉初制度中算得上是百官之首。汉武帝时，开始重用尚书、侍中等内官直接处理朝政，于是丞相等外朝官员开始失去决策的机会，而只能奉命办事。尚书台原是管理公文发放的机构，所任官吏，年资较浅。尚书令、尚书仅为千石、六百石的中下级官吏，尚书郎为一般士大夫所轻视。由于内朝的抬头，于是外朝官员只有加侍中、给事中头衔后方能参与决策。
鉴于西汉三公失权造成的祸害，刘秀不设丞相，而“虽置三公”，但“事归台阁”，即一方面削弱三公权力，另一方面则扩大了尚书台的组织，加强尚书台的职权。一切政务不再经三公管理，三公形同虚设。尚书台成为皇帝发号施令的执行机构，所有权力集中于皇帝一身，刘秀对于朝中大臣以“严切之法，行督责之术”。《后汉书‧申屠刚传》说：“时内外群官，多帝自选举，加以法理严察，职事过苦，尚书近臣，至乃捶扑牵曳于前，群臣莫敢正言。”史称“自是大臣难居相任”。
与此同时，刘秀还加强了对宗室诸王的控制，禁止王子、诸王交通宾客，结党营私。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他借故搜捕王侯宾客，“坐死者数千人”。
第三，刘秀承继西汉初年的与民休息政策，先后6次发布命令释放奴隶和禁止残害奴婢，还多次下诏释放罪犯为庶民。他实行轻徭薄赋、奖励农耕、兴修水利的政策，将田租由甚一税恢复到西汉初的三十税一，还下诏赈济老人和鳏寡孤独穷人。
第四，废除王莽严刑苛法，实行比较宽松的法治。光武帝曾下诏说：“顷狱多冤人，用刑深刻，朕甚愍之。孔子云：‘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其与中二千石、诸大夫、博士、议郎议省刑法。” 他还整顿吏治、精简冗员、广选人才，任用贤能。
第五，加强对地方的控制。
秦汉以来，地方政权机构为郡县二级制，西汉末，共设郡国103个，县邑道侯国1,587个。对众多的郡县，如何加强中央的统一管理，是一个大问题。为了监察地方的政绩，汉武帝时已分州派遣刺史，进行视察。刘秀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把刺史固定为州一级的地方长官。刺史处理地方政务，不通过三公，可直接上奏给皇帝，使地方郡县也直接置于皇帝的控制之下。
第六，在军事上，一方面，加强中央军，削弱地方军。
如“罢郡国都尉”，取消郡县的专职武官，以太守兼领兵权；废“都试之役”，取消地方定期举行的军事训练；“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令还复民伍”， 即实行精兵简政，大量裁减军队，让士兵回归土地耕种。并正式废除地方上的更戍役制度。削弱地方兵权的同时，刘秀还逐步扩大中央军队，在重要的沿边地区，设有边防军，为中央军队的一部分。上述措施，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但是地方军队的取消，使地方豪强地主田庄内部的部曲家兵制开始发展起来。这种部曲家兵，承担着维持地方治安的某种职能。不过后来，由于中央控制力量的逐步削弱，豪强地主的部曲家兵则迅速发展，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地方势力，终于导致了东汉末年的混战局面。
另一方面，则强化监军制度。监军的起源较早，春秋即已出现，但监军之制的最终确立应在东汉初年。如设“北军中候”掌监五营；每有将帅出征，皇帝即令亲信、近臣随军监督，等等。目的是防止将帅离心，增强中央军的可靠性和保险系数。
第七，在边防问题上，废除了边郡更戍役制度，所谓“罢边郡亭候吏卒”，大量以刑徒兵、夷兵充实边防力量。同时加强边防建设，不断修筑亭候烽隧，完善防御体系。这一措施的目地是为了息边养民，确保国家安定。
光武帝还常常自省。有一次，出现了日食，他自责道：“吾德薄致灾，（责）见日月，战栗恐惧，夫何言哉！今方念愆，庶消厥咎。其令有司各修职任，奉遵法度，惠兹元元。百僚各上封事，无有所讳。其上书者，不得言圣。”还有一次发生了地震，光武帝下诏说，发生地震的责任在君王身上，因为自己无德，才连累了百姓。
有一年夏天，洛阳有甘泉涌出，有病的人喝了泉水后身体恢复如常。又有赤草在水崖边长出。于是有的大臣上奏道：“地只灵应而朱草萌生。孝宣帝每有嘉瑞，辄以改元，神爵、五凤、甘露、黄龙，列为年纪，盖以感致神只，表彰德信。是以化致升平，称为中兴。今天下清宁，灵物仍降。陛下情存损挹，推而不居，岂可使祥符显庆，没而无闻？宜令太史撰集，以传来世。”但是光武帝没有采纳。他常自谦的说自己并没有什么德行。所以当时的史书对这方面记载的很少。
刘秀还提倡勤俭节约，临终遗诏上说：“朕无益百姓，（葬礼）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务从约省。刺史、二千石长吏皆无离城郭，无遣吏及因邮奏。” 而文帝葬时用的都是瓦器，不用金银铜锡为饰，并且没有起坟。
由于光武帝刘秀的励精图治，建武之世，受西汉末年战乱破坏的社会经济较快的得到了恢复，社会矛盾得到缓和，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刘氏汉家天下得以完全恢复、发展和中兴，社会发展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光武帝刘秀自公元25年称帝，至公元57年去世，在位33年。前31年使用“建武”年号，后2年改用“建武中元”年号。他统治时期，中国国势昌隆，号称“建武盛世”。
《后汉书》作者范晔评价刘秀说：“虽身济大业，竞竞如不及，故能明慎政体，总榄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退功臣而进文吏，戢弓矢而散马牛，虽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
刘秀的“建武盛世”，为后来的“明章之治”以及近200年的东汉刘氏王朝的统治，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二月戊戌，刘秀在洛阳病逝，享年63岁，葬于原陵（今河南孟津县谢村），庙号世祖，谥曰光武皇帝。刘秀四子刘庄继承皇位，即汉明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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