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6日讯】改革开放后，不少民众对社会上出现的贪污腐化、以权谋私、钱权交易等不正之风有强烈不满。八九年的“六四”事件 不就在这基础上发生的吗？中共领导虽然也知问题的严重，多次三令五申加上严惩，想制止腐败的进一布发展，可结果是越反越
腐，愈反愈贪，真是“官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中共自取得全国性政权后，就竭力宣传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大陆的贪污腐败的严重性是人所共知的，可与现在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以前是有贪有不贪的，还有社会舆论的监督，贪官们也不敢肆无忌惮，可现在是廉者少，而贪者遍地都是。
我记得小时候，家里发生了一件令人难以忘怀的事情。那事发生在47年左右。我父亲因为从小就在银行（以前也称钱庄）界工作，因而对商界人比较熟悉，一位有钱的江西木材行老板聘请我父亲当银行经理。我父亲有一次答应给当地一位大资本家一笔短期高息巨额贷款。这笔巨款的出借，将使银行全部库存，包括当地居民的全部存款告磬，如果那位资本家生意失败，还不了这笔巨款，银行就必定要破产倒闭，后果将是存款户天天上门要债，其中还有不少是寡妇靠其生活的存款，如还不了债可能出人命案。老板啧骂我父亲没有经过他同意，擅自作主答应了这笔巨款，他也知道我家没用家底，出了问题绝对赔偿不了。不仅老板天天骂他，连原来很尊敬我父亲的员工也冷眼以待，见了我父亲都不打招呼。因为他们都知道这笔巨款烂了，大家一定失业，我父亲也觉得对不起他们。就在等待借期结束的几天里，我父亲都急得脱了形。好在那资本家按期还了钱，还付了一笔高额利息，听说他也赚了一大笔钱，我父亲这才松了一口气，同时也吸取这次的教训，再也不做这样冒险的事了。照理说，我父亲为这个老板担这么大的风险，他又赚了一大笔钱，他该好好谢谢我们才是。如果这事发生在现在，恐怕他会送一大笔钱，我家也会由此发财，可他连颗
糖都没有送给我父亲。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解放”前的社会并没有象中共宣传得那样腐败。
中共同时还宣传严重的贪污现象是资本主义发展初级阶段和资本积累阶段的必然现象，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是正常的，想给如此严重的贪污之风找借口，不是共产党的无能和腐败，而是产前的阵疼，要发展经济，必然要承受的。
其实，49年前中国政治上，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但经济上不还处在资本主义初阶段吗？从上面述及的和我家发生的事情来看，当时社会上并没有这样严重的贪污现象。
另外，从我们比较熟悉的台湾经济发展的历程来看，台湾经济发展从资本主义初期阶段到现在已经成为经济发达的地区的过程中来看，似乎也没经历严重贪污的阵痛阶段。
49年时，大陆与台湾经济发展的水平应是近似的，当时中国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是江苏、浙江、上海而绝非台湾，所以当时起跑点是同步的。五十年代台湾由于要对抗大陆的威胁，不得不保持巨大的军费开支，特别在五十年代中、早期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远不如大陆。可台湾人民在国民党的统治下经历了六、七十年代的腾飞，创立了台湾速度的高速发展，经历了资本主义初级阶段而进入了成熟的资本主义制度，我们并没有听说台湾在六、七十年代贪污横行、政治腐败、社会混乱的现象。相反，据我们所知，那时台湾社会比现在还安定，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是做案率很低的地区，治安状况比现在还好，能说贪污横行是发展经济、提升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所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历程吗？
事实上，这一切借口只是为了证明这些腐败现象与中共统治无关，与社会制度无关。但实际上，问题就出在中共的极权统治和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社会制度上。“绝对权力产生绝对腐败”。在中国并不是所有贪污问题都可以揭发，要经过中央同意，问题才能曝光。不少记者都是因为揭露贪污腐败而造批评、处分、甚至判刑。在民间享有盛名的《南方周末》就是因为揭露贪官腐败，总编辑不断的被撤换。有谁吃了熊心豹胆敢揭露邓氏家族、江氏家族、李氏家族的超级贪污腐败呢？
所有这一切不都归功于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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