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15日讯】1﹒“利益取向模型”概述
从控制原理上讲﹐一个控制系统有几大要素﹕“控制变量”﹐“状态变量”﹐“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控制变量”是决策者可以操控的变量﹔“状态变量”是系统内部状态的测定指标﹔“目标函数”是决策者期望行为的度量﹔“约束条件”包括初始条件和描述这个系统物理行为的状态方程。系统控制的目的就是在“约束条件”允许的范围之内﹐寻找合适的“控制变量”的值(求解)﹐使得“目标函数”达到最小或最大。
对于管理国家的执政党来说﹐“国家政策”就是政府用来操纵国家的“控制变量”﹐执政党寻求的“最大化利益”是它的“目标函数”﹐政府制定政策面临的国际国内党内党外的“各种制约”就是其“约束条件”。
执政党的利益如何来确定呢﹖
执政党的利益按角色可分为“个人利益﹑集团利益﹑国家利益﹑普世利益”。政党是由党员组成﹐每个党员作为个人﹐有其“个人利益”﹔作为一个政党团体﹐必然又有其“集团利益”﹔作为一个执政党﹐必须考虑“国家利益”﹔国家又生活在世界环境中﹐又避免不了尊重“普世利益”。执政党的目标函数就以下各种利益的加权总和﹕
个人利益 ——权力欲﹐成就感﹐名声﹐威望﹐历史贡献﹐财产收入﹐家人子女亲戚朋友得到好处等﹔
集团利益——执政机会﹐党的人数多少﹐党的威望﹐党控制的财力﹐控制媒体的程度﹐控制军队的程度等﹔
国家利益——国家安全﹐领土完整﹐综合经济实力﹐国防力量﹐人民安居乐业的程度﹐环境保护﹐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等﹔
普世利益——人权﹐自由﹐民主﹐宗教信仰﹐道德水平等﹔
执政党制定什么样的国家政策﹐笼统地讲﹐就是由上述四大利益的取舍来决定的。不同的执政党会在各个利益之间有不同的取舍﹐有的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有的把“个人利益”放在前面﹐我们用一个权重(W)来衡量这个利益的分配取向﹐这个系统可用以下模型来表示﹕
1) 执政党总体利益目标函数 L(p) = 个人利益 * W1 + 集团利益 * W2 + 国家利益 * W3 + 普世利益 * W4
这里﹐
“p ”是政策变量 (系统中的控制变量) ﹐
“W1,W2,W3,W4 ”是权重变量﹐代表四种利益的“取向”﹐
各种利益(L)和权重(W)又取决于政策变量(p)。
2) 执政党的目标就是追求使它的总体利益最大化的国家政策﹕max L(p)
3) 决策制定过程中的约束条件﹕
(I)﹒W1 + W2 + W3 + W4 = 1 (权重分配)
权重的大小反映政府在各个利益的重要性上的分配﹐这是政府利益取向的直接指标。
(II)﹒有形约束﹕政治制度﹐言论﹑新闻自由程度﹐社会矛盾冲突大小﹐外部环境压力多少等。
(III)﹒无形约束﹕道德基础﹐文化传统﹐宗教信仰﹐信用程度﹐人民对政府的期望﹐民意诉求等。
(IV)﹒几大利益相互之间的制约关系﹕“国家利益”同“普世利益”之间互相冲突的关系﹐“个人利益”同“集团利益”之间互相强化的关系等等。
以上模型只是象征性地描述一个执政党在利益驱动下的决策行为。
一般来说﹐任何政党在都会将追求“个人”和“政党”的集团利益作为最大目的﹐但是由于“有形约束”和“无形约束”的制约﹐在利益取向上的取舍就不能随心所欲。
对于民主国家来说﹐“有形约束”显示出更大的约束力。投票选举﹐政党轮替﹐新闻自由﹐使得执政党和人民之间有一个利益制约的互动关系。在对于“个人利益”和政党“集团利益”的追求中﹐如果对“国家利益”的损害超出了人民的容忍程度﹐这个政党就会通过选举﹑弹劾等方式付出代价﹐所以﹐从总体和长期来看﹐使政党利益最优化的“国家政策”会保持在一个比较稳定合理的范围﹔对于极权国家来说﹐政党操纵国家暴力机器的能力大﹐使得政府和人民之间较少互动﹐“有形约束”作用也就很小。
制度实际上是建立在一定的文化﹑道德基础之上的﹐所以“无形约束”对于规范一个政党的行为也起着很大的作用。
2﹒什么时候政策将对人民最有利呢﹖
如果国家政策使得“个人利益”和政党“集团利益”最优化的同时﹐“国家利益”和“普世利益”也同时最优化﹐各种利益都得到最佳满足﹐这时执政党的政策将对人民最有利。
拿中共来说﹐在建国初期的1949-1956年和改革开放早期的1977-1985年这个阶段﹐四大利益相对比较一致﹐领导人个人得到威望﹐政党得到威信﹐人民得到实惠﹐这时社会发展就相对比较协调﹔
最差的情形是﹐政策非常有利于“个人利益”和“集团利益”﹐而有损于“国家利益”﹐违背“普世利益”﹐这时执政党的政策将对人民最不利。每次中共领导人为了个人目的发动政治运动期间﹐就是四大利益非常不一致的时候﹐这时社会矛盾就会多﹐人民生活也就受到严重影响。在中共历史上﹐为了党的利益而牺牲国家利益的事例也比比皆是﹐特别是在领土问题上﹐上世纪未江泽民签署的承认一系列中俄不平等条约而出卖达几十个台湾的黑龙江以北的土地﹐就是典型事例。中共高调统一台湾﹐只是因为这是国共之争留下的有关党的威信的问题﹐才被中共一炒再炒﹐当作民族主义的烟幕弹。
可以看出﹐“利益取向”(W值) 是衡量一个政党长期走向的综合指标﹐这也是我们在文章中用来分析中共未来走向的基本依据。
3﹒中共患上了晚期“利益取向癌变”症
对中共而言﹐利益取向严重偏向“个人利益”和“集团利益”﹐用符号表示也就是﹕
(W1 + W2) >> (W3 + W4) (“>>” 意思是“远大于”)
如前所说﹐任何执政党都有追求“个人利益”和“集团利益”最大的本能﹐但是﹐由于各种约束﹐使得执政党必须在四大利益的取向上保持一定的合理性﹐而中共并没有这种有效的约束。
相反﹐在最近十几年来﹐中共 (W1 + W2 >> W3 + W4)的“利益取向” 出现了几个具有“癌变”的典型特征﹕
1) 癌细胞的一个特点就是 “扩散”
一是执政党利益集团扩大化。通过利益分享﹐从过去单纯“政治精英”扩大到把“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也拉入利益集团﹐让社会失去了声音和良心。
利益集团 = 政党核心 + 政治精英 + 经济精英 + 文化精英
二是执政党的利益驱动模式渗透到社会阶层的各个角落。上梁不正下梁歪。严重偏向“个人和集团”的“利益取向” (W1 + W2 >> W3 + W4) 扩散到全国上下﹐从官到民﹔而国家政策和社会风气又反过来强化这种癌细胞﹐使得越来越多的机构和人们染上这种“利益取向”。从上到下﹐人们在利益追求行为上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个人利益”成为全民追逐的对象﹐地方和帮派的“集团利益”成为维护“个人利益”的强力工具﹐“国家利益”受到严重削弱﹐“普世利益”被忽视﹐甚至不被认同。
2) 癌细胞的另一个特点就是 “没有自我恢复能力”
中共没有制约机制来制衡严重偏向“个人和集团”的“利益取向”的癌变过程。模型中提到的“有形约束”和“无形约束”在中共的决策行为中基本不存在。
更重要的是﹐在政策制定部门已经得了这种“癌症”的情况下﹐他们又不可能“自发”“自觉”地制定出“制约机制”来恢复正常的“利益取向”。
3。如何从“利益取向模型”来解读中国走向
人们在评价中共时﹐中国这二十几年的经济成就和在人权﹑言论自由上的相对宽松的感觉﹐同世界日益频繁的交往﹐中共频频出台的改革措施释放的善意﹐“为民所系”的宣传﹐对新一代领导人将逐渐开明化﹐甚至民主化的期望﹐都是让人印象深刻的方面。
而人民厌倦政治动乱﹐希望中共自己改良的自然心理﹐也使得人们总是原谅中共﹐而给予中共一次又一次机会。
要分析中国的长远走向和危机﹐就不能忽略大众的这种对中共的感受﹐片面的去争论“主义”“政体”﹐是没有意义的。真正决定中国问题的﹐不是那些可塑性很强的制度和政策问题﹐而是人们的价值观的改变﹐利益取向的改变。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如果把制度和政策看做“木”﹐“价值观”和“利益取向”看做“人”的话﹐人们就能明白“利益取向”的癌变才是根本的和难以康复的。这种癌变﹐会让“未来的中共领导人会逐渐变好”这样的预期成为一种空想﹐因为已经积累了无数“原罪”的中共“集团利益”就如同一架淘汰好人的机器﹐会将任何试图伤筋动骨的人撕得粉碎。
在下面的篇幅中﹐我们将论述中共“利益取向癌变”的发生发展过程﹐分析中共的各种改革措施能不能解救它自己﹐进而分析老百姓应该如何作为来保证人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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