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18日讯】中共患上严重偏向“个人利益”和“集团利益”而忽略“国家利益”和“普世利益”的“利益取向癌变症”(W1+W2 〉〉W3+W4)﹐有其历史的﹑内在的原因。
1。共产主义从理论上就没有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概念
《共产党宣言》说“工人没有祖国”﹐马克思主义的座右铭“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马克思的幻想是建立一个“国家消亡了”的大同社会——共产主义﹐共产党的战歌“国际歌”高唱的是“英特纳雄耐尔” (INTERNATIONAL)﹐着眼点都没有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中国共产党”原本是一九二零年八月由第三共产国际组建的中国支部。中共在国民政权之下大搞“国中之国”﹐紧跟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成立“中华苏维埃”﹐其“宪法”第十四条宣称“中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甚至各省都可以独立建国”﹔为了呼应俄国﹐中共的口号也是“保卫苏维埃”﹔在抗日战争中﹐中共的最大目的是利用时机发展壮大自己﹔苏共红军一九四五年进军东三省时奸淫掳掠﹐以及苏共扶植外蒙独立时中共都没有给予一字谴责。
也就是说﹐中共并不是为了中国的利益而成立的党﹐而是一个“没有祖国”的党﹐“无国可爱”的党。在建党理论上﹐为了所谓的共产主义事业﹐中共是不惜牺牲国家和民族利益的。
2。当没有了党的“主义”时﹐剩下的就只有党的“利益”
也许早期的共产党人还有对“乌托帮”理想的追求。当共产主义的试验在全世界都失败了的时候﹐特别是中共在大陆的几十年搞得民不聊生的惨痛事实﹐弄得不但老百姓厌恶共产主义﹐连中共党员也没几个人真的相信共产主义了。
信仰没有了﹐中共作为一个集团却变得异常庞大了﹐6000万党员。如何凝聚这个党﹖没有了“主义”﹐那就只能靠“利益”。让党员享受各种各样的优待﹕大学分配优先﹐出国机会优先﹐提拔干部优先﹐官商更是权钱交易﹐利益无限。于是﹐中国共产党蜕化成一个地地道道的“利益集团”。
江泽民为“中俄战略伙伴关系”造势而出卖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幻想牵制美国﹐突出中国的大国外交成就﹐宣染江泽民驾驭“复杂国际局势”的所谓能力﹐借此来巩固其个人在党内的地位。结果由于民主化的俄国同美国意识形态接近﹐很快就走到一起。江泽民出卖的国土什么也没有换回。这是中共为个人和集团利益而出卖国家利益的典型案例。
“利益取向癌变”不但是指党总书记癌变﹐而是从上到下。一切为了钱﹐为了个人和地方利益的这种“私”字当头的风气﹐就象癌细胞一样在社会上交互传染﹐上级的癌变引发下级的癌变﹐下级的癌变加剧了上级的癌变。
媒体上经常报道有毒大米﹐有毒奶粉﹐有毒油﹐有毒茶﹐有毒火腿等。为了捞钱不惜在食品中下毒﹐表明这个社会“利益取向癌变”早己到了全身扩散的地步。
3。党和国家的错位
中共常用来警告人民的一句话就是“亡党亡国”﹐“党”在“国”的前面﹔立国方针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人民从小受的教育是“听党的话”﹐“做党的好孩子”﹔唱的歌是“我把党来比母亲”﹐“党啊﹐亲爱的妈妈”﹐“党的恩情比海深”﹐“爹亲娘亲不如共产党亲”﹔行动的指南是“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政府救灾﹐人民说的是“感谢党和政府”﹐先谢“党”﹐后谢“政府”﹔军队的口号是“党指挥枪”﹔大陆专家尝试设计的为法官改穿的法袍领口上有四颗金色纽扣﹐从上到下分别象征着党﹑人民﹑法律和国家﹐“党”远远在“国家”之上。
“党”在中国成为了至高无上的称呼﹐“国家”反而成为“党”的附庸﹐“国家”为“党”而存在﹐党成为人民的化身﹐国家的象征。爱党﹑爱党的领导人﹑爱国﹐被混为一谈﹐这是中国爱国主义被扭曲的根本原因。
在长期教育宣传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无论党员﹐非党员都自觉不自觉的把党和国家错位﹐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或者说﹐默认“党的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从而给中共制造了很大的出卖“国家利益”的空间。
4。“中国特色”成为中共“癌变”的护身符
中共革命的成功归功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是中共的一贯手法﹐为其反复无常的政策作了理论铺垫。
从理论上说﹐“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这并不错。但是﹐“特殊性”如果被滥用﹐就容易成为政党用来掩盖其非法行为的借口。“中国特色”就是这样的例子。
当社会主义面临危机而不得不搞资本主义时﹐中国的跛足资本主义就变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失业”变成了中国特色的“待业”﹔“解雇”变成了中国特色的“下岗”﹔“贫穷”变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言论﹑信仰自由的“人权”变成了中国特色的“生存权”。
“中国特色”成为中共抵触全面改革的护身符。中共以维护其自身利益为根本的改革﹐在“中国特色”的庇护下﹐轻易地就获得了人民的理解和支持﹐为中共的“利益取向癌变”创造了条件。
5。“合法性危机”导致的短期行为是“利益癌变”的催化剂
中共取得政权后把大陆搞得民不聊生﹐毛以后﹐在文学﹑思想界也出现过几次大的反思。人民对中共的失望和共产主义理想在全世界的破灭﹐使得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危机”成为中共的头等大事。 邓小平掌权后﹐把“改革开放”作为基本国策﹐致力国家现代化﹐成为中共重树威信的唯一机会。
可是“合法性危机”导致了中共的短期行为﹐中共的改革落入了英年早逝的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教授常常说起的“后发劣势”。
经济学上有一个“后发劣势”的概念。意思是说﹐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改革制度就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所以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而且在短时间内就可以看到发展的效果。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
中共正是走的这条路﹐这二十几年的“技术模仿”取得了一些成就﹐中共把这些成就作为向老百姓证明它的执政“合法性”的资本﹐从而进一步抵触危及中共自身利益的政治体制改革﹐宁愿牺牲民族的长期发展利益。
对比俄国﹐在经历了短暂的痛苦之后﹐开始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1999-2003年俄国ＧＤＰ累计增长29.9%﹐居民生活水平显着提高。西方商界不仅开始议论“俄国经济现象”﹐而且﹐开始大举进入俄国这一新兴投资热土。俄国在世界最具投资吸引力国家的排名由2002年的第17位提升到2003年的第8位﹐首次进入世界最受欢迎的10大投资地之列。
6。中共的改革没有正经的理论﹕看“猫鼠论和三个代表”
人民日报在2004年在7月12日的头版说“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指针﹐是我们的主心骨”。
“三个代表”就是政府要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什么之类的。在民主国家﹐政府不代表人民的利益就要下台﹐这是现代社会不言而喻的常识﹐中共竟然当做了不起的科学发明﹐还要写进党章﹐这就如同把“教师不可在课堂上强奸学生”写进教师手册一样﹐不但可笑﹐而且让人恐怖。
“邓小平理论”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做过计算机软件开发的人都知道﹐系统开发最忌讳的就是“摸着石头过河”﹐所以﹐计算机专家们发明了各种各样的软件工程技术来帮助系统设计﹐让系统更稳定地运行﹐更容易维护﹐更方便升级。
管理国家﹐那是最大的系统工程﹐而且是不可以推倒重来的一次性“要命工程”﹐被中共当做“主心骨”的伟大管理技术﹐居然就是小孩儿们的“摸着石头过河”﹗
在刚刚起步时﹐“摸论猫论”还能混一混﹐中国的发展走到了今天﹐就连《人民日报》也承认现在是“矛盾凸显期”﹐既然都到了“凸显期”﹐还这样在发展理论上破罐子破摔﹐就说不过去了。
7。中共是如何人为阻碍“制度进化”的自然选择性的
在中共宣扬改革的文章中﹐一定会强调“党的领导”﹐因为这是中共改革的目的﹐改革是为了维持党的领导地位﹐不然﹐改革干什么呢﹖正如《人民日报》在上面提及的评论中所说﹕“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什么样的制度最适合中国呢﹖照搬西方的民主制度可不可行呢﹖如何评价“中国国情”呢﹖这成为许多关心中国前途的人们争论的焦点﹐也有人说民主制度再坏也不可能比已经最坏的中共更坏。
我这里要指出的是﹐一种好的“制度”很难靠外界人为的去设计﹑安排﹐常常是在生活中﹐自然形成的﹐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和经济﹑政治﹑文化﹑道德等基础之上﹐有意无意的衍生出了最适合自己的制度。对于中国来讲﹐最大的机会就在于在改革开放中﹐能够让一个真正适合于中国的社会制度自发的产生。
可是﹐由于中共为了自身的“个人利益”和“集团利益”﹐总是在关键时刻人为抑制“制度”的自然选择性﹑自然进化性﹐从而使中国的制度在演化过程中出现畸形变态的发展﹐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变成一个不伦不类的怪胎﹐这个怪胎又反过来强化“利益癌变”﹐成为“利益癌变”的温床。
这是中共对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造下的一个很大的罪孽﹐使民族丧失了自然更新的机会。
8。个人的正义感臣服于党的利益
作为一个党员﹐他也是一个中国人﹐也就有一个中国人的爱国情怀和历史责任。历史上的中共党员中﹐从来都不缺乏忧国忧民的正义之士﹐出现了不少愿意为百姓作实事的清官。可是﹐在中共这部利益机器中﹐这些官员是不会有大的出路的﹐总会在“个人服从中央”的压力下﹐难以有所作为﹐甚至同流合污。
彭德怀﹐刘少奇﹐胡耀邦﹐赵紫阳﹐包括朱镕基﹐甚至温家宝﹐在中共集团利益的机器中﹐他们个人的正义成为了个人独裁和党的集团利益的牺牲品。
以上是从历史内在的因素看中共“利益取向癌变”的成因﹐在下面的篇幅中﹐我们将论述外在的环境如何促成了这种癌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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