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王朝专制的历史及其特征
俄罗斯迟至15世纪末才出现中央极权的君主国家。但是，中央大公的实权既由大贵族掌管，王公贵族也依然保留着世袭的领土。伊凡四世成年后，于1547年加冕改称沙皇。为笼络封建贵族，伊凡于1550年颁布的法典中规定﹕“农民只能在尤利节这一天可以迁移”；1581年，沙皇又颁发了“禁年令”，暂时禁止农民在尤利节这一天离开主人，后则成为永久性禁令。为加强中央王权，沙皇于1565年推行“特辖区政策”，迅疾地扩大了沙皇对国家领土的管辖权利，封建领主的势力迅速式微，封建割据的状况得以根本改变。由是，前者确认了俄国的农奴制度，后者确立了沙皇的君主专制。
1613年2月，罗曼诺夫家族的米哈伊尔‧费多罗维护奇当上了沙皇。1648年9月1日，王朝通过的“会议法典”，一边强化沙皇的专制权利，规定反对沙皇者被处以死刑；一边则规定地主有权处理农民的生命和财产，甚至可以无限期地追捕农民。俄国的农奴制度竟然随着君主专制的强化而被强化了。1695年，彼得大帝为使俄国不再继续落后于欧洲各国，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和宗教等一切方面都进行了重大改革，但对于俄国的君主制度和俄国的农奴制度却非但没有改，且予以固守。1785年，沙皇叶卡特琳娜二世在镇压了普加乔夫起义之后，曾颁布给予贵族特权的诏书，赋予土地贵族永久占有农奴和土地的权利。俄国的农奴制发展到了顶峰。由此可知，俄国的君主专制历史实际上是与俄国的农村奴隶制并行不悖的。这对于马克思提出的，人类“五大历史发展阶段”之“必然历史规律”来说，倒是一种事实上的“反动”了。
正因为如此，俄国的启蒙运动、俄罗斯资本主义的发展，俄国出现共和革命的必然，俄国完全可能爆发“共产主义革命的本性”，虽然都是旨在反对沙皇的君主专制统治，却又与农奴的解放息息相关。反过来说，俄国农奴的解放，及其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与社会主义思潮的联系，遂决定了俄国未来革命的性质、形式和结果。
历史正是如此。18世纪之后，俄国贵族启蒙运动的主要内容，就是限制沙皇权利和废除农奴制；俄国贵族青年的“十二月党人运动”，亦从废除农奴制和实现君主立宪走向了“解放农奴与建立共和”并举的目标；俄国的《现代人杂志》虽然已经从贵族的启蒙走向了平民的启蒙，开始用真实的文学来宣传革命思想，但他们对俄罗斯命运的根本关心，还是在于对农奴制和沙皇专制制度的批判和否定上……。因此，1801年，亚历山大一世为推动改革开放，而不得不“准许商人、小市民和国有农民购买无人居住的土地”；1803年，沙皇已经发布了“自由农民法令”，称﹕“在农民交纳高额赎金的前提下，准许地主解放农民，并给予一小块土地”。但当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开放已经被俄国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和畸形发展所逼迫，而不得不为资本家们“解放社会生产力”的时候，1861年3月3日，沙皇终于签署了关于农民摆脱农奴制依附关系的“法令”和“宣言”两个文件，规定﹕“自法令颁布之日起，俄国的农奴获得了人身的自由……”
但是，被解放的农奴们虽然摆脱了“地主的土地”曾对他们的残酷束搏，却立即大量地涌进了资本家的工厂，转眼就从君主统治下的“农奴”变成了君主统治下的“工奴”，即后来被列宁称做的“俄国无产阶级”。于是，在社会主义的思潮已经象鞑靼人那样可怕地漫流在欧洲的大地上，当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和专政的共产革命幽灵，已经在“诱引”甚至号召它的“无产阶级”们，决心与“欧洲共和革命的成果”进行殊死决战之时，由俄国君主农奴社会所孕育的第一位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家车尔尼雪夫斯基，便在他的长篇小说“怎么办？”里面，为刚刚脱下了农装，换上了工装，甚至连一天的“真正自由农民”都没有做过的的“昨日农奴和今日工奴”们，找到了追求人人平等和反对资本家剥削压迫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于是﹕俄罗斯的平民知识份子们──这些早已认识到“俄国农民身上有着天生的共产主义本能”的社会革命家们，遂在他们发起的“民萃运动”中，不仅公然指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乃是俄国的不幸”，而且开始鼓吹只有知识份子领导农民暴动才能推翻沙皇、并走上“人人平等”的社会革命真理。1879年，民萃派们终于将自己的“土地与自由社”分裂成了“土地平分社”和“民意党”。前者因追求绝对平等，便为社会主义思潮在俄国土地上推波助澜固不用说，后者则因崇尚恐怖暗杀，而为俄国后来的共产革命手段进行了早期的“试验”。于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俄国虽然出现了深受欧洲宪政民主思想影响的“立宪民主党”，更出现了深受社会主义思潮影响的社会革命党和社会民主工党，而社会民主工党内部被逐渐分裂出去的布尔什维克派，他们作为马克思暴力共产主义的嫡传党徒，在列宁的恶性坚持和发展之下，终于成为俄国革命时期崇尚“暴力、阴谋、专政和恐怖”的最可怕“革命力量”。然而，悲剧却在于，不论是社会革命党，还是社会民主工党，虽然二者和立宪民主党人都具有一定的与真正的共和思想，但是，只因为两者同样具有“社会主义的基本性质和共同性质”，因而才为未来推翻沙皇的俄国共和革命，既提供了革命的很大助力，又与列宁在“革命的名义之下”，更在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铁血旗号下，“推翻共和”与“制造复辟”，脱不清干系。似乎有必要说明的是，不能了解和理解俄国历史发展的上述“历史特征与革命症结”，也就不能了解和理解俄国共和革命与俄国共产革命的由来和分野，并且也就不可能了解和理解俄罗斯共和国及其护国与护法的悲惨历史命运。
二、俄罗斯二月民主革命成功与俄罗斯共和国创建
毋庸置疑的是，20世纪初期的俄国，确是整个欧洲最反动和最落后的大国之一。1905年，在沙皇枪杀了“向他和他的改革开放进行和平示威”的群众之后，尼古拉二世的宰相斯托雷平，就与砍掉了谭祠同等六颗脑袋的大清国皇太后一样，都是一手抓经济改革，一手抓政治镇压。对前者，他们都宁可放纵；对后者，他们都绝不松手。犹如沙皇的另一个宰相维特伯爵所言﹕“改革就是为了预防革命。”――俄、清、共数朝的末代专制统治者对此显然都是“心领神会”。由此，1905年以后的俄罗斯，虽然出现了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权贵和富人的天堂已然愈建愈美，下层人民和下层知识份子的痛苦却日渐其深。虽然得到好处的中上层知识份子们对革命已经愈来愈走向绝望，甚至叫喊“俄国已经不可能发生革命，沙皇的改革已经愈来愈有成效”，但是，革命还是在社会下层人民和知识份子中间，特别是在形形色色的革命者当中，被期待，被渴望，被准备，甚至是在暗中“磨刀霍霍”。
然而，欧洲大战不仅为沙皇带来了困境，更给俄国带来了骚乱，特别是给俄国人民和俄国形形色色的革命者带来了历史所赋予的重大契机。而战争的持续、人民痛苦的进一步加深，和一百年来整个俄国社会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深恶痛绝，还有就是欧洲革命民主之路对专制落后之俄罗斯日渐其强的刺激，终于使得俄国的革命，仅仅是在一个早晨，便因为彼得堡的居民买不到面包，而突然地爆发起来了。八天，只有八天，一场和平的革命便大获成功，专制的俄国转眼就变成了一个自由的国家。
西历1917年3月15日──俄历2月27日，还没有赶回到彼得堡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已经被迫签字退位。
西历1917年3月16日，尼古拉二世的弟弟米哈伊尔大公明智地拒绝继承皇位，连“君主立宪”都因此而变为不可能。历经304年的罗曼诺夫王朝终于寿终正寝。
之后，“几乎没有任何的政治家、将军或商人赞成重新回到沙皇政权，大家普遍觉得国家走向共和制是理所当然的”。
共和制就是这样轻而易举地被确认了。朝夕之间，俄罗斯就成了“共和的国家”。犹如法兰西共和国一样，象征着自由、平等和博爱的“蓝、白红三色旗”开始飘扬在俄罗斯大地的上空。
西历1917年3月17日，“那些曾嘲笑过倡议建立君主立宪的人”，建立了共和国临时政府。“总理李沃夫‘公爵 ’和他的同僚们一边庆祝着罗曼若夫王朝的覆灭，一边争论著怎样使政府和人民最终达成一致”。
于是，“临时内阁宣布了一系列的共和政策――颁布了无条件的国民自由权利：思想自由，信仰自由，结社自由，组党自由；所有年满21岁的人，包括妇女，都将有权投票选举制宪国会成员；废除宗教特权和任何社会特权……所有这一切，立刻使战时的俄国变得比即使是处于和平时期的其它国家都要自由得多……他们甚至决定从现今农奴主们的手里买回土地，并将这些土地分给农民们，以解决 ‘耕地所有制问题’……。
“接着，社会各阶层广泛采用了工人、士兵及海员的范例，商讨、抱怨、要求、决策的热情无所不在。人们享受着长期以来被压制的权利，无所顾忌地表达着他们的思想，再不用害怕秘密警察，积极参与各种激烈的、关于国家政策或是私有需求的辩论……极大的政治包容，确实使国家和民众之间的界限消失了。
“甚至国家的文化传统也产生了影响，在俄罗斯与乌克兰接壤的农村，农民们开始对当地的要事发展发表意见和看法……1917年二月民主革命所带来的现代性已超越了过往几个世纪……”。
后来担任了临时共和政府总理的克伦斯基回忆说：“……1917年2月27日是一个长远而痛苦历程告终的标志，从不折不扣的专制政治转入了绝对的民主政治。这一切，在一天以前还是一个遥远的梦，现在，突然之间就实现了，而且实现得如此彻底……人民已经获得了政权，人民自己充当了俄国的主人。”
这一切似乎都与六年前（1911辛亥年）中国共和革命的成果一模一样。
然而，俄罗斯共和革命的命运当真就能够超越革命与复辟、共和与专制的必然较量历程吗？如果英国的掘地派农民、法国的旺岱农民造反大军、法国的社会主义暴动者巴贝夫和背叛了第三共和的巴黎公社“无产阶级革命家们”――这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幽灵们，在社会主义的思潮就要弥漫世界、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叫喊已经在“振聋发聩”之时，倘若偏要“以革命的名义”（列宁名言），高举起他们对共和主义背叛的刺刀，集结在列宁的斧头和镰刀旗帜之下，迷恋“暴力和恐怖、阴谋和专政”的手段，向那个刚刚诞生在摇篮里的脆弱的共和国――“索命”，甚至要“借尸还魂”，那么，年幼的俄罗斯共和国，和在俄国农奴制的尸床上、以及俄国社会主义思想的温床上，刚刚建立起来的俄罗斯共和制度，当真能够赢得这一场与“革命名义下之专制复辟”的痛苦较量和残酷较量吗？
三、共和国临时政府与列宁毁国毁法的痛苦较量
1、共和政府的困境及危机
尼古拉倒台后，代之而起的虽是一个正在建立共和制度的临时政府，而实际掌握权利的，则是形同于国会的“苏维埃”。这个由数千个代表所组成的苏维埃，几乎为社会主义者所控制。而十九世纪欧洲共和革命的教训就是，要想建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共和国，就必须克服、甚至要战胜所谓社会主义者对共和主义实行背叛的极大可能。此其一。
其二，二月革命后，一方面，临时政府为遵守在国际条约中所担任的义务和维护俄罗斯国家的利益，仍需要与协约国联合作战；另一方面，这也与临时政府的共和性质和协约国家对俄国共和革命的承认与支持密切相关。协约国的一些主要成员国，如美、法、意等，一边迅速地承认了俄罗斯共和国和她的临时政府，一边立即要求“俄国绝不能背弃协约国家所揭橥的民主主义的目标”。所以，三月四日，临时政府已经照会协约国称：“俄国将不惜任何牺牲，以担保国际间一个时代的和平与其本身公理正义的存在。自将紧随协约国之后，与敌人周旋到底。”然而，俄国人民早已厌战，他们渴望和平。共和政府的这一决定，确实难得民心、甚至是难得军队之心。
其三，这还不是最可怕的地方。因为俄罗斯人民并非不看重“国家的荣誉”。然而，那个早在沙皇参加欧洲大战之时，就已经号召“要将国际战争变为国内战争”、甚至公开呼吁“要让俄国在战争中失败”的列宁，这时却立即利用共和政府继续对德作战的决定，为推倒刚刚建立的共和政府，而提出了又一个更加“革命”的口号﹕“以和平对付乡村，以战争对付政府。”言下之意，就是既要唆使当兵的弃甲归田，不要为共和政府卖命；又要煽动人民武装造反，推翻刚刚诞生的共和政府。战争与和平的把戏，在列宁那里，就是这样地象魔术一样，被这位共产革命的导师玩弄得得心应手。这虽然是法国社会主义革命家巴贝夫在法国共和革命中所惯用的手段，却在社会主义思潮、特别是共产革命思想已经成为危机的“苏维埃”里，拥有着广泛的响应者。就不说列宁本来就将俄国推翻沙皇的二月民主革命当成了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承认它”，就是为了“推翻它”。
俄国的临时共和政府能够摆脱这样的困境和危机吗？
2、“德国间谍――列宁”和他的“四月提纲”
于是，尚未回国的列宁，立即抛出了他那个著名的“四月提纲”﹕
一、坚决反对战争，反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以革命二字掩饰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
二、无产阶级及农民夺取政权，不能使资产阶级组织临时政府；
三、不帮助和信任临时政府；
四、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因工人苏维埃是革命政府唯一的形式，并由之召集“宪法会议”。
五、建立“贫农和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工农民主专政”；
六、组织农民委员会，夺取土地，无须诉诸宪法会议，一切重要产业归工人监督生产和分配；
七、没收全国银行，建设全国统一银行，直接归政府管理；
八、社会民主工党的名声已经为孟什维克出卖，嗣后应改称：共产党；
九、帝国主义战争已经消灭了第二国际的革命性，应该重新组织无产阶级国际，称为“共产国际”。
在这个提纲里，列宁反对共和政府为担负国际条约而继续对外战争，却要俄国的工人和农民马上起来夺取政权，并且显然不在乎打一场对内战争，可见列宁“要和平是假，要政权为真”；在这个提纲里，列宁公然地将俄国二月民主革命所建立的共和国政府，指斥为资产阶级的政府，是他们革命的对象，同时又号召“一切权利归苏维埃”，甚至迫不及待地声明他们要建立的政权，是一个“贫农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连“工农民主专政”这样的说法都不容许，所以，列宁的提纲不过是在革命和无产阶级的名义之下，对于俄国民主革命和俄国共和政府的专制反扑和公然背叛罢了！
列宁的思想和行为，无疑为他祖国的敌人――德国皇帝，带去了令之激动不已的好消息。
为使俄国不能继续与德国作战，德皇遂接受俄国亡命者于3月19日瑞士会议的提议，以将来遣归德国战俘为条件，决定礼送俄国全部二百多名流亡分子乘坐有“治外法权”的专车回国，著名的共产党革命家季诺维也夫就坐在那节密封的车厢里面。列宁乘坐的就更是德国皇帝所礼遇的“豪华专列”了。几乎所有研究俄国二月革命史的学者们都对这一节豪华列车感到极大的兴趣，因为它招来了瑞士和法国有着爱国情怀的社会主义分子的痛骂――“列宁同志”的异国战友们甚至公开指骂他是“间谍，是德国的间谍……！”
列宁显然没有辜负德皇的期待。他四月三日回到彼德堡，就立即在布尔什维克的总部――“舞女克希星斯卡娅宫”发表演说，称：“保护祖国就等于保护一个集团的资本家……我们不需要议会共和国，我们不需要有产者的民主制。我们除了工农兵代表的苏维埃，不需要任何政府！”
虽然连他国内的许多战友都对他的卖国行为不能接受，共和政府未来的总理克伦斯基则干脆说：“这个人将毁灭革命！”但是，一意孤行的列宁，却将巴贝夫的共产暴动策略――“社会分解最有利于产生一个新的再生的世界”作为指南，决心结合“有组织的少数来战胜散漫的多数的战略”，即决心“制造混乱”，并于“乱中夺权”。
于是，共和国的权利被分解了﹕遵循共和思想、决心走共和之路的临时政府，以社会主义思想为主流的苏维埃，和一心要推翻共和国及其临时政府的布尔什维克叛乱集团，遂迅速形成了俄国二月民主革命之后的三个权力中心。而且，由于苏维埃的社会主义性质，在某个时刻，他们与布尔什维克们原来就存在着说不清楚的思想联系和感情关系，将会给二月共和政府带去怎样的命运，也就不难预测了。
自列宁回到俄国就立即开始的“较量”，其痛苦程度，远远地超出了欧洲共和革命史已经提供的所有历史见证。
3、共和国的六月对德战争与列宁的七月武装叛乱
为驱除1915年以来侵入俄国境内的德国军队，克伦斯基遂以陆军部长的身份，命令共和国的军队于6月16日对德军展开攻势。六月对德攻势，虽因志愿官兵的努力奋战，曾连续两周获得胜利，但是，在德皇给予列宁五千万金马克的支援下，布尔什维克一方面在前线向旧军队散发《前线真理报》、《战壕真理报》作反战宣传，利用旧军队官兵的厌战情绪，煽动士兵放下枪杆回家，遂造成六月对德攻势的失败；二是在后方、特别是在彼得堡发动两万多人的武装示威，不仅造成冲突，而且抢劫商店，高喊“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他们甚至包围了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逮捕了两位社会主义议员和两位部长，直至宣布解散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使整个首都陷入混乱之中……于是，“对德六月攻势遭遇失败”的共和政府，乃急令瓦令斯基联队对布尔什维克的叛乱进行镇压，双方死亡达五百人。同时，临时政府亦以煽动群众暴动和充当德国间谍罪，于7月6日下令逮捕列宁。列宁与季诺维也夫逃往芬兰。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背叛行经招致了俄国上下一致的愤怒谴责。
共和政府的对德战争虽然失败了，但俄罗斯共和国第一次对内护国护法，却因为这个政府敢于镇压列宁的叛乱而获得了成功。
4、共和政府为护国召开“全国代表会议”
两天后，全俄苏维埃决定对接任了共和政府总理的克伦斯基委以最高权利，要他负责重新组阁，并立即组织军队和严肃军纪，藉以捍卫共和国。克伦斯基因被赋予执行“独裁”的权力――实际则是“威权和训政”的权力，同意是届内阁的主要任务就是“扑杀叛逆，镇压暴动”。
面对列宁取消“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口号，转而明确号召“武装夺取政权”；和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的发展，已经使该组织日趋左倾；克伦斯基政府决定与立宪民主党、革命民主派和有产者团体等另行组织会议，以代替苏维埃的职能。8月12日，克伦斯基政府在莫斯科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大会开幕，克伦斯基即宣称：“俄国破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此后当亟谋建设，宣使政府有绝对权利，以整顿内外秩序。”并警告“革命的全部敌人”说：“政府将镇压任何推翻政府的企图”。
然而，在此次大会召开之前，布尔什维克派和孟什维克国际派便取抵制的立场；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虽派代表参加”全国代表会议”，实际上却构成了大会的“左翼”；布尔什维克派则于莫斯科组织并号召罢工以示抗议，甚至造成全国代表会议的会场没有电灯照明；而要求“解散前线士兵委员会、在军队中恢复死刑和恢复严厉军纪”的科尔尼诺夫将军则成为右翼――他们在立宪民主党人的支持下，要求镇压布尔什维克、解散苏维埃和实行军事独裁以拯救国家。由于克伦斯基反对左派，但又对陆军总司令科尔尼诺夫将军怀有不满和戒心，于是大会各派歧见纷存，不了了之，形同流产。
5、科尔尼诺夫的护国政变和布尔什维克起死回生
然而，在六月攻势中崛起的科尔尼诺夫将军，他的军营却迅速地变成了“爱国情绪的集中地”。彼时，凡对临时政府不满者，均相继投奔，“军官联盟”也随之建立。由是，克伦斯基与科尔尼诺夫的矛盾，遂形成了政府和军队的矛盾。而激化了这一矛盾的却是：西历九月三日，德军攻陷里加城，有兵压彼得堡之势。克伦斯基坚持彼得堡的警卫军应由临时政府指挥，并要求科尔尼诺夫派一个骑兵团赴彼得堡执行戒严令；但科尔尼诺夫则坚持要求直接节制彼德堡的警卫军。于是，克伦斯基进一步要求科尔尼诺夫整肃反动的军官联盟和总司令部的内部机构，科尔尼诺夫则要求内阁辞职，并“将全部军权移交总司令”。克伦斯基遂免科尔尼诺夫陆军总司令职，科尔尼诺夫则于8月25日回军进攻彼得堡，企图造成“护国政变”，推翻临时政府，清除苏维埃，并建立军事独裁政权。
由于克伦斯基没有正确地处理科尔尼诺夫之变，却以维护共和革命成果的名义，“号召苏维埃出面抵制”，而他领导的社会革命党，竟又在“苏维埃”中接受孟什维克派的提议，成立有布尔什维克参加的“对抗反革命战争委员会”。于是，原来就有武装力量、并在不愿打“外战”的军队中有组织、有影响的布尔什维克，便立即利用这一事变，要求政府释放七月暴动的被捕者，发放枪支并成立赤卫军。克伦斯基居然全部答应。而将这次事变称做“绝顶急剧之转变”的列宁，当即指示布尔什维克立即组织赤卫军，发动群众破坏交通，唆使铁路工人停运科尔尼诺夫的军队。加之科尔尼诺夫的骑兵团司令又突然叛变，逮捕了科本人，科尔尼诺夫的“护国政变”竟一周消亡。但列宁和他的布尔什维克，却借机得以起死回生――8月5日，在彼得堡中央苏维埃的选举中，布派在总数619票中获440票；8月22日，在彼得堡的苏维埃选举中，布尔什维克已经得票22万张，占百分之33，较6月前提高一倍；8月31日，由布尔什维克所提的“新政府纲领”，已经在苏维埃中以279票对115票获得通过。9月6日，莫斯科因受彼得堡的影响，布尔什维克又较六月前增加百分之36……但是，在全俄779个都市已经举行选举的634个都市中，布尔什维克得票仅只有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七而已。布派掌握的是仍是“两都”的劳动者和不愿打外战的军队。
俄罗斯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国会”――终于为列宁的十月背叛，准备了优越的政治条件。
俄国共和政府陷入了可怕的危机。
6、“护国国会”―俄罗斯共和国参议会的失败
显而易见的是，俄罗斯各派政治力量都已经意识到了共和国的危机。为此，监于苏维埃日趋左倾，难以控制，各派为护国拟另组机构来替代“社会主义国会――苏维埃”，遂决议选举各阶层代表组织“预备国会”，即“俄罗斯共和国参议会” ，作为“宪法会议”未召集前行使国会职权的机关。这已经是克伦斯基的最后努力了。
十月七日，预备国会开幕。由农民苏维埃主席担任大会主席，出席大会的劳动代表344人，中产阶级代表153人，布尔什维克代表53人。
但是，在国外的列宁全力反对该会的召开，命令布派代表扰乱会议，务使预备国会失败。托洛斯基受命在会上宣读预备好了的“退出会议宣言”，他高喊道﹕“资产阶级们！……虽然伪装成超政治的，但他们已经决定把阻挠宪法会议作为他们的目的了……我们，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派声明：我们与卖国政府毫无共同之处……宪法会议万岁！……”把自己打扮成“宪法会议”捍卫者的布尔什维克虽然宣布单独退出会议，克伦斯基仍然在会上宣称：“政府将全力于最短时期内，促成召集宪法会议”。
然而，来不及了，列宁的十月背叛已经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而共和政府却仍然要按部就班地实行他们的“共和大计”。
7、列宁十月背叛的成功与俄国共和书生的失败
早在1905年列宁就已经说过：“苏维埃乃是为达成一定目的的战斗组织。”1906年他更曾说道：“苏维埃乃是培植人民革命分子之独裁政治的组织。”所以，9月13日，在芬兰乡下的列宁已写信给布尔什维克中央说：“布尔什维克既然已经在两个首都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取得多数，就不但能够、而且应当把国家政权拿到自己手里来”。次日，他又写信给布党中央，指示发动暴动的三个条件已经成熟，绝对不允许丧失机会。这就是列宁在九月所写下的著名的“两封信”。
9月26日，列宁公开发表“革命的任务”一文，声称“要使苏维埃把国家政权完全单独掌握到自己的手里” 。9月29日，列宁发表“危急成熟了”一文，认为暴动胜利所需要的一切政治前提都已具备，要求他的党立即暴动，“否则就是放弃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放弃一切的革命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
10月8日，乔装的列宁从芬兰回到彼得堡后，又立即发表“局外人的建议”一文，特别摘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暴动法则”的要点，主张最火速地、最出其不意地进攻彼得堡。他还特别地提出了一个口号：“宁可全体牺牲，绝不放走敌人！”自然，这个敌人，就是所有志在维护和捍卫俄罗斯共和国的人们，其中自然也包括他的那些“原先的社会主义战友们”。
10月10日，列宁发表了“暴动艺术”一文，并召开了十个小时的党中央会议，以十二票对二票通过了于最近暴动的决议。虽然遭到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的反对，他们却被列宁训斥为“工贼和无限卑鄙的叛徒”。
于是，列宁一边公开反对预备国会，强烈要求召开“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并得逞；一边阴谋确定于大会召开日――俄历10月25日（西历11月7日）发动武装暴动；一边又故意将10月22日安排为“首都苏维埃日”，目的是要藉大型示威运动来造成社会混乱，以便“乱中夺权”。为鼓舞党徒，列宁竟然说：“共产党的阴谋叛变性越强，则党员对于权力的信心越强”。在列宁的策划下，就在这一天，游行群众喊出了“打倒克伦斯基政府”、“消灭战争”和“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混乱局面开始形成――连克伦斯基最亲信的军队也因列宁的煽动而叛变了。彼得堡两炮台被占领，甚至反过来炮轰冬宫。次日，各邮电交通机构均落入列宁之手，陆海军那些不愿参加对外战争的军人几乎全部参加了武装暴动。
当此共和国性命悠关的局面之下，克伦斯基政府却没有忘记“民主程序”。面对列宁的武装背叛，还于24日召集“预备国会”以讨论处理方式。虽然他自己要求镇压列宁的暴动，社会革命党的左派代表则发言说：“列宁暴动责任，在政府举措不合民意所致，所以应当弹劾政府。”孟什维克左派代表丹恩虽然极力抨击布尔什维克，却又声称“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不必运用武装来对付叛乱者。”……克伦斯基政府的“民主风范”使得这个共和政府，面对叛乱和颠覆，竟然“无所适从”。然而，与之同时，列宁却告诫他的党徒们说：“认清这千钧一发的时候……千万不要等待，否则，我们就会失去一切……”
10月25日，列宁发布命令，指使海军包围冬宫并占领各交通要道和战略地点。克伦斯基侥幸逃脱，参加会议的其余阁员均被逮捕，托洛斯基遂在彼得堡苏维埃紧急会议上宣称：“克伦斯基政府已经被消灭，所有政权移交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列宁出现在苏维埃紧急会议上，去掉了假发，接受欢呼，庆祝他的布尔什维克们，敢于用血手毁灭俄国二月民主革命的成果，敢于推翻――刚刚推翻了沙皇专制制度才创建的俄罗斯共和国及其崭新的共和制度……
四、俄罗斯人民护法护国的凄惨失败和漫长失败
1、俄罗斯人民起而护国护法
列宁的武装叛变夺权，解散预备国会和“独霸”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立即引发了俄国除布尔什维克以外各派政治力量、包括其它社会主义派别的强烈反对。社会革命党和立宪民主党等立刻于26日组成了“祖国及革命救援全俄委员会”，提出：急速组成临时政府，采取积极行动，以“扑灭布尔什维克”的暴动，镇压一切反革命（指列宁）的计划……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甚至控制了全俄的铁路，借以反攻列宁叛军。但因这些主张、决议和行动根本没有实力作后盾，遂迅速败北。此其一。
其二，逃出魔掌后的克伦斯基，立即与第三炮兵军团司令克拉斯诺夫将军指挥哥萨克军队回攻彼得堡。至29日，距彼得堡仅有15里。彼得堡城内，在“祖国及革命救援全俄委员会”指挥下的军校士官生立即起义响应。列宁一则命令赤卫军抵抗和镇压，二则利用工人组织铁路联合委员会不为克伦斯基运兵。由于哥萨克军队本无决战的信念，第三炮兵军团11月1日战败退却，克伦斯基护国失败。
其三，在莫斯科，10月26日，各党派即已组成“社会安全委员会”，次日向苏维埃提出要求：解散革命军事委员会及赤卫军，未获结果；28日，几千军校学生及大学生出而占领莫斯科的中心要地，双方经过整整一个星期的血战，因列宁从彼得堡调重兵支援，并以大炮轰击，11月2日，莫斯科落入列宁之手。
其四，列宁武装叛变成功之后，在布尔什维克的内部，亦立即出现了护国护法的正义力量。有人要求容纳各党派分子以建立一个联合政权，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则主张扑灭革命，通过和平纲领，保证在预定的时间内召开“宪法会议”……11月2日，加米涅夫竟以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提议：取消布尔什维克的政权，代以各党派的联合政府。列宁不但否决了他们的动议，而且用党纪来处分他们。加、季等人乃宣告退出中委会。而人民委员会的15位委员中，就有11人反对列宁用政治恐怖的手段来建立一个残暴的独裁政府，列宁则辱骂他们是“逃兵和工贼”，开除了他们在苏维埃和党内的职务。
针对俄国人民及其各派政治力量勇敢地护国护法，列宁决于12月7日成立“全俄非常委员会”――被列宁称为“革命之白刃”的红色恐怖组织――“契卡”，负责“肃清反革命工作”。列宁残忍地说道﹕“假使在俄罗斯的一万万人口中有一千万不愿意服从苏维埃，那我们便将这一千万人的肉体加以毁灭。”他认为：“如果没有恐怖和暴力，无产阶级独裁便成为不可能。”
2、列宁用恐怖暴力镇压全俄“立宪会议”
应该说，“立宪会议”不仅是俄罗斯人民百年以来的一个希望，而且是俄国二月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临时共和政府“志在确认和确立共和制度”的伟大事业。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就曾指责列宁说：“从前，谁都没有象列宁那样热烈地要求召开立宪会议。”托洛斯基就更是在“预备国会”上高叫过“立宪会议万岁”的口号。
1917年9月14日，当克伦斯基的预备国会再一次重申“俄罗斯是共和国”之后，便立即宣布将于该年11月12日举行全俄立宪会议代表选举。于11月28日召开全俄立宪会议，制定俄罗斯共和国宪法。十月背叛成功后，为布什维克所独霸的“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也在“告工人、士兵、农民书”中明确宣布﹕“将保证按时召开“立宪会议”。
1917年11月7日列宁武装背叛成功后，即提议推迟召开立宪会议，理由是﹕“立宪只有统战的意义”，而当前的使命则是“确保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权”。立宪会议遂推迟到1918年1月18日召开。全俄立宪会议代表的选举日期不变。
1917年11月12日，全俄立宪会议代表的选举结果揭晓：在全部3600万张选票中，布尔什维克党仅得900万张选票，社会革命党得票2100万。所以，在707个代表的立宪会议席位中，社会革命党获370席，布尔什维克党仅获175席。虽然这次选举以普选、均等、直接、无记名等为原则，无论男女，年满二十就有选举权，是俄国历史上最自由的一次选举。
然而，为全俄立宪会议选举结果老羞成怒的列宁，却立即抛出了由他自己起草的“被剥削劳动人民的权利宣言”，称﹕“俄国为工农兵代表的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和地方的全部权力归苏维埃，立宪会议必须拥护苏维埃政权和人民委员会法令”，甚至强行规定“立宪会议本身仅限于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本原则”，蛮横要求必须将此一宣言“作为全俄立宪会议的宪法性文件”。
紧接着，列宁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又发表宣言威胁即将召开的“立宪会议”说﹕任何人及任何机关企图攫取国家政权的某种尝试，苏维埃政权都将用所拥有的一切手段予以镇压，直至使用武力。”
1918年1月18日，全俄立宪会议在陶德里宫开幕。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组织的“保卫宪法会议联盟”，决定在宫前举行和平的游行庆祝。但当游行者向宫门前进时，立刻遭遇枪击，因为担任警戒的水兵奉令“绝不要吝惜子弹！”百余参加游行的男女被打死。
陶德里宫的四周，站满了全副武装的水兵，他们对进宫开会的代表，不是叫嚣“这个人应该挨上一刀”，就是说“把子弹打进这个人的脑袋，并不是一件坏事。”但是，代表们没有因为武装的威胁和死亡的恐惧而退缩。
次日，列宁终于在苏维埃的中执会上说：“俄国革命的全部历史，早已准备好了苏维埃与宪法会议的冲突……一切政权归苏维埃。谁要破坏，我们一定打断他的脊梁骨！”他的嚣声未止，当日，两个著名的立宪民主党人哥罗什金和辛格诺夫，就被列宁的水兵杀死于议院。
20日晚间，“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解散宪法会议令”正式发表。普列汉诺夫后来在第二次党代会上讲话说：“反革命的国会简直就在五分钟内就把它解散了，又何须两个礼拜！”托洛斯基更加理直气壮地说：“在我们单纯的、公开的、粗暴的去解散宪法会议之后，实际上就是给形式的民主制度以一个永远再不会复活的最后一击。”
宪法会议被列宁用武力镇压和解散后，高尔基在22日的《新生命报》上为死亡的俄国民主唱出了痛心的挽歌：“……1918年1月18日……这是近一个世纪以来俄国人民所梦寐以求的。他们把宪法会议看做一个能给俄国人民自由表现其意志的政治机构，数以千计的知识分子和上十万工人与农夫，曾为这个梦想而坐牢、而充军、甚至被绞死、被枪杀了。为了这一个神圣的目的，俄罗斯曾经血流成河。现在总算达到了，争取民主的人民也出来欢舞了。但是， ‘人民政治委员却命令开枪’。我们不应当忘记，这些人民政治委员过去也曾向受苦的大众强调过去为宪法会议而斗争的必要性……。而这一次，正和1905年一样，士兵们也回答说，‘我们是奉令开枪的’……我要请问人民的政治委员们，你们当中也有诚实而有理性的人，你们是不是知道：把他们杀死，是破坏了俄国的民主，是破坏了革命的胜利呢？……或者他们会不会这样想：即使这样做会导致俄国民主的毁灭，也必须由我们来干，绝不许别人过问呢？”
然而，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早已说过：“我们在革命斗争中必须猛烈地摧毁敌人……如果以 ‘自由人民的国家’作标榜，那简直是大错特错……无产阶级要的是国家，不是为了自由，是为了消灭敌人”――显然，列宁是在告诉历史﹕用暴力背叛和夺取的政权，也同样只有用“暴力和消灭”之类的手段来予以巩固。所谓自由人民的国家，对我们而言，连做做样子，我们都不肖一顾……
于是，在列宁夺取了政权的次日，即颁令禁止“出版自由”﹕立宪民主党人的报纸先被查封，其它社会主义的出版物，亦同样遭遇了制裁。在第四次苏维埃大会上，当各社会主义党派发出“我们的报纸已经被封了”的呼声时，列宁则回答说：“这是当然的事情，只可惜还未全部封闭吧！”至五月间，所有不属于共产党的报纸，全部被停刊，包括高尔基所办的《新生命报》在内。俄国人民自二月民主革命以来已经争取到手的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终于被列宁扫荡磬尽。
1917年11月28日，宪法会议还没有召开，立宪民主党人已经被宣布为反革命的爪牙；无政府主义者则被视为“人民的公敌”，强迫他们解散党组织，其党人之大部，则被逮捕和处决。
1917年12月17日，契卡再次下令拘捕社会革命党右派。
1918年 6月14日，列宁的共产党又将立宪民主党和孟什维克左派即国际派宣布为非法组织。
终于，一个“以革命的名义”来毁灭革命、以“人民的名义”来戕害人民的暴政，一个比历代沙皇还要残暴千倍万倍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这样血淋淋地在俄罗斯篡立起来了……
3、列宁大规模屠杀持续护国护法的共和国军民
1918年1月18日，布尔什维克正式脱离社会民主工党，改名为共产党。1月23日，列宁将俄罗斯共和国更名为“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1922年10月将国号改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俄罗斯的大地上，立即燃遍了人民志在捍卫俄罗斯共和国的烈火。
据苏共官方统计，仅在1918年6月以后的四个月间，列宁派往农村的“武装粮食征集队”，其36000人中，就有7309人被自发反抗的农民杀死。1918年6月22日，曾极大地支持过列宁的社会革命党左派暗杀了共产党员伏罗达斯基；7月6日，社会革命党左派布鲁姆刺杀了德国驻俄监视和约的代表米尔巴哈；7月7日，社会革命党左派在莫斯科组织暴动，占领莫斯科电讯大厦，号召全国人民起来革命推翻列宁。7月11日，社会革命党人在乌拉尔山区宣布对德国宣战，并进攻莫斯科；8月30日，彼得堡的契卡首长乌里茨基被一个年轻的学生暗杀；同日，社会革命党左派女革命家，曾因谋杀沙皇官员而被囚禁和流放了十一年的卡普兰，在莫斯科米海尔松工厂行刺列宁，她说：“我早就决心杀死列宁了。我认为他是出卖革命的奸细……”
然而，这一切为列宁对人民施行大规模的屠杀制造了籍口﹕为缓和德国的愤怒，列宁处决了20名社会革命党人；为担心被囚禁在乌拉尔山区附近的沙皇一家可能成为革命的号召力量，列宁又下令枪杀沙皇全家……契卡首领捷尔任斯基高叫：“我要请求革命的宝剑，以消灭全部的反革命”。托洛斯基则说：“红色恐怖是一种武器，专对于一个命该灭亡而不愿意灭亡的阶级而用。”1918年9月2日，列宁的全俄中央执委会向全党发出通电：“不许再软弱！不许再有感情上的顾虑！所有的社会革命党人必须立即逮捕起来。并从资产阶级和白军军官中猎取大量的人质；只需有轻微的迹象，有反抗的企图，或白军的拥护者中有什么动作，便必须进行大规模的枪决。”
俄罗斯被共产党推进了血泊之中。曾炮轰冬宫的喀朗斯达德的水兵们更感到了巨大的痛苦和绝望。他们希望发动“第三次革命”，以牺牲自己来重建俄国人民所需要的共和国。1921年3月1日，15000名水兵和工人们在喀朗施达德举行大会，一个水兵极其痛苦地呼喊说：“同志们……把我们推进这个泥坑的就是那一群共产党。他们现在正戴着共产主义的假面具而高据在我们的共和国之上……我自己也是一个共产党员，我请求你们，同志们！让我们来把那些使得工人反对农民、农民反对工人的共产党员赶走，因为我们已经自相残杀得够了……”于是大会决议宣称：“要建立一个没有共产党的苏维埃共和国……”
然而，列宁却毫无人性地指使那个“从来没有对有关人类生命的神圣意义的胡说所感动”的托洛斯基，立即命令六万军队向喀朗施达德进行歼灭性的进攻。十天之后，被鲜血染红的15000名水兵的尸体，就横躺在俄罗斯阴沈的天空底下……为了俄罗斯共和国，他们被自己手创的红色政权屠杀得一干二净！
1917和1918两年，有一百万人被列宁的共产党处决。
1922年6月8日――7月25日，共产党在俄罗斯的三十个都市中号召检举社会革命党人，该党的47位领袖被起诉，15人被处决，6人处苦役；
1923年，列宁决定对自己过去伐异党同的孟什维克进行大围剿，枪杀了3000多名曾与自己共同为社会主义革命奋斗的战友，其余则被放逐到一年九个月结冰的梭罗威茨基荒岛上。
历史是需要比较的﹕
在沙皇统治时期，1905年被流放西伯利亚的政治犯为85000人，1909年为181000人，恐怖最高峰期，被处死的每月达60－90人。在斯托雷平当政的五年中，大约有四千人被判处极刑……。
一位被囚的俄国总主教曾于1918年发表声明指斥共产党说：“你们曾使俄国人民的手沾染了他们兄弟的鲜血，你们犹以未足；你们肆无忌惮地挑拨人民从事公开的无耻劫掠，蒙蔽了他们的良心，并使他们不畏惧罪恶；但无论你们用什么名义来掩饰你们的罪恶，谋杀、暴行和劫掠，罪恶终归是罪恶，终将受到上苍的惩罚。是的，在你们的统治下，我们将过着一种长时期的恐怖生活，因为你们已经将人民心中上帝的形象毁灭，并代之以野兽般的统治……”
4、 共和国护国战争的失败和列宁建立残酷的党主专制
由于俄罗斯共和国人民对列宁共产党的抗暴斗争，说到底，就是志在维护俄罗斯共和国国统和法统的抗争，所以，共和国军人在1918-1921年间所发动的历次反对列宁共产党独裁政权的战争，才拥有着护国战争的本质。
1918年6-8月，共和国军队先后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占领了萨马拉、辛比尔斯克，喀山、鄂尔木斯克和叶卡特林堡等地，推翻了当地的苏维埃政权，成立了“共和国西伯利亚政府、共和国乌拉尔州政府”等，全国有四分之三的地区曾短暂被护国军队占领。
1919年春，在东线，共和国将军高尔察克、邓尼金、尤登尼奇，共率军130万人，向列宁的共产党独裁政权发动了联合进攻。
1919年夏，在南线，邓尼金的军队曾一度先后占领库班、哈尔科夫、察里津、基辅、库尔斯克等地，十月进占奥莫尔、图拉一线，距莫斯科仅200公里。这次进攻一直坚持到了1920年3月，才遭遇失败。
1921年5-6月间，共和国将军佛兰格尔在波兰的支持下，从南方向乌克兰出击，曾占领乌克兰大部分地区。
然而，上述历次护国战争均惨遭失败。其原因﹕一是俄罗斯共和国原来就立足未稳，又太短暂，难以形成一个有威权和有力量的政治军事领导核心，因此，在列宁发动了成功的十月背叛之后，虽然共和国的将军们为捍卫共和国而纷纷揭竿而起，但是一个缺少威信和核心军事领袖的大规模军事行为，因其分散性和独立性，而难以取得成功。
二是协约国国家虽然承认和支持过俄罗斯共和国，但是，在列宁的十月背叛成功之后，他们也只是对立即与德国签订了“和约”的列宁共产党政权，表示了象征性的干涉；对俄罗斯人民起而反抗共产党复辟，表现了象征性的支持。而后，协约国国家为一己之国家利益，而对俄国共产党政权采取绥靖政策，却对俄国人民的护国战争停止援助，甚至是叛卖，志在护国护法的俄国人民遂处于“敌有人援、我无人助”的凄凉境地。
三是列宁如同残酷镇压俄国人民的护法运动和抗暴斗争一样，对共和国军人所发动的护国战争，采取了创造性的、史无前例的血腥手段，包括赤裸裸的卖国行为，才最终地推翻了俄罗斯共和国。
列宁的第一手段，就是卖国。因为列宁早就说过：“为了社会主义的胜利而不肯牺牲本国者，不能算是社会主义者。”1918年3月3日，列宁的共产党政权以“俄罗斯共和国”的名义，与德国签订了著名的卖国条约“布列斯特和约”。该和约规定﹕双方结束战争；波兰、立陶宛、白俄罗斯和拉脱维亚的部分地区脱离苏俄；红军从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乌克兰、芬兰撤兵；阿尔达甘、卡尔斯、巴统地区割让给土耳其；苏俄承认乌克兰的独立，划定两国边界，并承认乌克兰中央拉达同德国签订的条约；苏俄军队全部复员，待俄军复员后德军才撤出其占领的其它俄国领土；苏俄向德国赔款六十亿马克……列宁因卖国而获得了喘息，更因卖国才得以腾出手来对付共和国的护国战争。1921年3月18日，由波兰支持的佛兰格尔将军举兵护国，攻势凌厉，列宁又与波兰签订“波苏和约”，同意将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划归波兰，从而使佛兰格尔将军在外援立即断绝的情形下遭遇失败。
列宁的第二手段，就是在敢于卖国的同时，既高喊反对“外国的武装干涉”，又将共和国将军们发动的护国战争，说成是与帝国主义包围俄国的侵略战争“内外勾结”，以高举虚假的民族主义旗帜来欺骗民众，藉以动摇俄国人民坚持护国战争的意志。而契机，就是协约国不承认“布列斯特和约”，从而起兵干涉，虽无支援俄国人民反抗共产党暴政的真心实意，并且仅仅是“做做样子而已”，甚至转眼之间就已经偃旗息鼓，却为列宁制造所谓的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反对帝国主义对苏俄的侵略战争，制造了顶好的借口。这对于一个已经完全丧失了新闻自由的国家的人民来说，其所能够起到的欺骗作用，当然可想而知。
列宁的第三手段，既是最重要的手段，也是最根本的手段，列宁的第三手段更是列宁之所以能够最后获得反护国战争胜利的决定性手段，就是建立所谓的“战时共产主义秩序”。实际则是迅速建立起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战时共产主义军事独裁奴隶制”。其具体做法﹕
一是颁布所谓的“余粮征集制法令”，在全俄范围内派遣武装征粮队，对全体俄国农民进行武力掠夺。2001年中共上海“教委”编攥的大学教材《世界近代史》即称﹕“从1918年夏天起，随着国内战争的展开，苏维埃政权面临严重的粮食危机……开始动用专政力量对富农手中的余粮进行征集。到1918年底，强制性征粮的范围扩大到中农乃至整个农村……1919年颁布的余粮征集制法令……规定……农民应无条件地完成所摊派征粮额，摊派比例按阶级原则确定，基本上由富农和中农承担，凡违令抗征者将受到严厉惩罚……。2月27日又颁布了关于组织粮食征购队的法令，决定派遣大批工人征粮队携带武器下乡征粮，缓解了城市的饥荒，为前线作战的红军提供了后勤的保障，成为扭转战争形势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是借口“加速工业国家化”，而全面地和迅速地剥夺城市有产者的所有资产。上述御用教材也“揭露”道﹕“1918年6月28日，人民委员会颁布法令，宣布将各主要工业行业的所有大型企业和部分中型企业收归国有。……1919年3月俄共（布）八大通过的党纲确认了这一方针，要求继续工业国有化进程，坚持不懈地把已经开始并已基本完成的对资产阶级的剥夺进行到底……”显然，列宁“对资产阶级的彻底剥夺，实际就是对城市一切有产者的全面剥夺。这个剥夺无疑为列宁的红色恐怖政权带来了可观的军费，因而也就为扑灭共和国人民的护国战争抢劫到了巨大的军费来源。
三是在所谓“推行普遍劳动义务制”的幌子下，对全体人民实行奴隶式的强迫劳动，“用劳动义务制来保证重要经济部门和军事工业部门的劳动力需求。1918年10月5日，人民委员会决定，对非劳动者实行强制劳动，以劳动手册取代身份证，并将劳动记录与口粮分配挂钩……劳动义务制的配套形式是劳动军事化，如欲随意脱离岗位，要受到军纪和战时法律处理，有些军工部门直接被编入军队行列，铁路系统亦被列入战时动员状态……”。而当所有的劳动者和被迫劳动者都必须为列宁扑灭共和国的战争而进行无偿劳动时，共和国将军们发动的护国战争所面临的万般艰难和必然失败也就可以想象了。
四是“取消市场，实行配给”。藉以将俄国全体人民的起码生存权利，紧紧地攥在列宁的手心之中。上述这本大学教材将这个可怕的消灭市场和人民口粮控制政策美化为“流通和分配领域非市场化”，它说﹕“从1918年夏天起，苏俄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令限制，排斥私人商业和市场交换，直至禁止自由贸易……职工工资百分之九十以上以实物形式支付……”如果人民赖以活命的口粮，都已经被列宁的共产党所专政，人民自己尚顾命不暇，共和国的护国战争，则又如何能够得到人民最起码的物质支持呢？1949年后经历过30年口粮配给制的几代中国人，对此的体会恐怕只能用“不堪回首”四个字来形容了。
然而，这本在21世纪初由世界银行资助编纂和出版的中共大学御用教材，竟仍然站在列宁的立场上为俄罗斯共和国护国战争的“必然失败”说出了一条真实的、也是根本的理由﹕“从可观效果上来看，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起到了最大限度地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保证战争所需，为前线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的经济手段……它所体现的阶级原则却使利益的调整向支撑着苏维埃政权的基本力量――工人、红军士兵和贫农倾斜，从而在以阶级搏斗为鲜明的国内战争中增强了苏维埃政权的阶级基础，成为红军战胜白军、赢得战争胜利的主要因素……”――这本“大学历史教材”，就是这样地花着资产阶级的世界银行所资助的经费，却自觉地使用着马列主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念，继续地欺骗和毒化着中国最年轻一代的大学生们。
毫无疑问的是，列宁正是依靠种种血腥手段，才扑灭了俄罗斯人民为护国护法而进行的顽强抗争，并且在这个世界上，成功地建立了史无前例的专制复辟政权和专制复辟制度。由是，刚刚摆脱了沙皇君主专制统治的俄罗斯人民，转眼就迎来了列宁的“党主专制统治”，只是这个“党主专制统治”之残酷，竟为历史上任何一家君主专制统治所望洋兴叹。
5、七十四年后俄罗斯人民护国护法的最后成功
诚如那位主教所言﹕“……在你们的统治下，我们将过着一种长时期的恐怖生活，因为你们已经将人民心中上帝的形象毁灭，并代之以野兽般的统治……”，然而，主教先生可能还是没有想到，这个“野兽般的统治”，居然延续了整整七十四年。但是，俄国人民在遭遇了长达七十四年的非人痛苦之后，1991年8月19日那个灿烂的早晨，却天方夜谭似地“突然”迎来了俄罗斯共和国及其共和制度的新生。恶贯满盈的共产专制政权和共产专制复辟制度，几乎没有让人民、更没有让“西方”浪费一颗子弹，就彻底地崩溃了；俄罗斯共和国的国统和法统，转瞬之间，便被俄国人民所继承；标志着自由、平等、博爱的蓝、白、红三色国旗，立即重新飘扬在俄罗斯大地的上空，飘扬在我们这个星球之上……。二十世纪末，俄罗斯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业利钦，就曾在被列宁下令枪杀的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的葬礼上说道﹕“整个二十世纪的俄罗斯历史，只是一个令我们民族感到无比羞耻的历史”。然而，这个令俄国人民感到羞耻的历史，终于一去不返了。虽然，由它所制造的“脓和血”，却依然流淌在我们可爱中华的大地之上，尚未得到最后的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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