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难的中国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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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月13日讯】(大纪元记者夏祷特稿)在简朴而感人的纪实文学《疾风劲草》里,作者钟琼芳讲述了这样一段动人的真实故事:有一个法轮功修炼人一直被关在郫县的洗脑班里,她长期和囚犯一起睡在潮湿的水泥床上,风湿闹得凶,背痛得长期直不起腰来,双腿行走困难,长年像个风袋般咳嗽不止,整个人瘦得变了形。她一关一年多,音讯全无,从不准家人见面,人是死是活家人根本不知道。书中这样写道:“儿子一人在家实在想不通,为了母亲,儿子亲自到市政府上访两次,找市长救母亲,却被抓进了派出所关了几天才放。他想:救不出母亲,我这个当儿子的活着有什么用呢?干脆死了算了。他喝醉酒后,口齿不清地打电话到派出所说自己不想活了,随即挂了电话,关好门窗打开了天然气……等警察赶到时,他已经口吐白沫不省人事了,好不容易才从死神手中把他拉回来。为此,警察怕出人命案,才叫儿子一起把骨瘦如柴、危在旦夕的母亲背回家。”

“救不出母亲,我这个当儿子的活着有什么用呢?”一句话道尽了深深刻印在我们骨血里的情感原则。恍若来自久违了的童话寓言,这句话吐露了强烈的伦理道义以及伴随而来的无力感。或许我们很难想像,这是一个生活在当代的中国人所说的话。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正生活在另一个神话当中。也许人们会责怪这个儿子的悲观无力,认为那完全无济于事。如果我们明白自己所面对的是庞大如猛兽的国家机器,或许我们能了解这个貌似软弱的儿子奇特的行为。震撼我们的,是一个身为人子者所怀抱的绝对情感和责任感。这样的情感似乎距离我们十分遥远了,却在这个儿子身上令人惊讶地重现。在最悲凄,柔软若水的行动里孕藏了最大的契机。奇迹就是这样被塑造的,这个故事的结局似乎这样告诉我们。我们喜不喜欢这样近乎荒谬的情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正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这因此也是我们不得不吞下去的属于这个时代的荒诞。对许多人来说,或许这还是一个封藏的秘密。

在今天,这并不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唯一关于拯救和生存的故事。在中国各个省份和地区,成千上万个法轮功修炼人为了坚守自己的信念而被关押,流离失所,迫害致死。在每一个受难的修炼者背后是无辜的儿女,老迈的爹娘,坚贞或背叛一样难以抉择,艰苦度日的配偶。关于法轮功被迫害的历史,或许只有当我们同时掌握了那些和被关押的修炼者隔着劳教所,洗脑班,甚至精神病院的栅栏苦苦相望的亲人所承受的巨大压力才能真正有所理解。没有人是孤立的个体,时常,唯有透过了受难者家属刻骨铭心的煎熬和思念,灾难的全幅意义才向我们展现。对于一个坚定的修炼者,肉体所承受的苦难可能并不重要。然而对于他们的亲人,那难以想像的酷刑在逝去的修炼人身上所留下的无语的伤痕却刻下了难以痊愈的创痛。一样无法承受的,是来到了铁墙外苦苦哀求,却不能和不知生死,不通音讯的法轮弟子见上哪怕是一面。无法忍受的,是修炼者被绑架后彻底失去了下落,直到几个月之后的某一天,尸体在某处浮现,沉默无语地来到了亲人的眼前。中国共产党对于法轮功的镇压是冷酷无情,灭绝一切人道精神的。在这样的镇压下,受害者家属境遇的悲惨也就超乎了人们的想像。

在当今中国的角落里,生活着一群和上面故事里的儿子有着雷同的境遇,却比他远为幼小、无辜的法轮功修炼人的遗孤。他们中有些孩子还不具有行动的能力,发生在父母身上的事也远远超出了他们的心灵所能了解。在这2005年的开始,让我们试着去理解和分担这些受难的修炼人家属沉重的命运,并且这样相信:理解是思考和行动的开始。我们不会忘记,2005年是以一场震惊世人的世纪海啸和继之而起,全世界规模空前的慈悲捐献和救援开始的。如果这场惨绝人寰的灾难还不足以让人类更紧密地站在一起,思索灾难的深层原因,对于我们集体的未来,我们还能怀抱以什么真诚的期盼?

以下是受难者家属生活的如实报道。只有在彻底理解了我们所生活着的黑暗的全部真相,我们才能真正开始生活。

黑龙江双城:臧殿龙遗孤臧浩然、臧浩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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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7月,在黑龙江阿城,十多辆警车、十几名警察、救护车、架云梯的消防车、录像机,把流离失所一年多的法轮功修炼人臧殿龙和他的两个孩子围困在六楼。他向楼下围观的人讲自己的血癌是怎么好的,自己的修炼过程;讲孩子因不写反对法轮功的作文,交上一篇《法轮大法是正法》就被开除学籍;讲警察怎么抓他的妻子,讲了三个多小时。之后他把说明真相的传单从六楼撒向围观的几百名群众。这时警察顺着云梯爬上楼顶,两个孩子喊:“爸爸,警察上来了!”孩子挡在窗口堵住警察,下面领导说:“把孩子踢下去!”臧殿龙从六楼跳下,不幸身亡。警察爬上来后举枪对孩子说:“别动!动就枪毙了你!”随后一把将浩然铐住,浩童冲向窗口被抓回狠打了几个嘴巴,他身上的两千元也被搜走。

兄弟俩随后被戴上手铐,送往专门为了镇压法轮功而成立的所里分别审讯。警察让浩然双盘腿,一宿不让睡,也不许把腿拿下来。拿一些人的照片让他们辨认,不说就打。两个孩子什么也不说。臧殿龙在临走时曾嘱咐他们:“警察问什么也不能说,打你也不能说,无论多难也要坚定,做不好就不配是大法弟子。”兄弟俩先后被扣押了两个月,身上长满了疥疮才被送回家。

臧殿龙死后,妻子徐友琴被判刑15年,现关押在黑龙江省第一女子监狱,关押两年后才第一次让家人见面。徐友芹非常消瘦,见面一星期前还在绝食,因为拒绝穿囚服,自己的衣服全被烧光了,连件衬衣都没有。家人去接见只准带五斤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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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然16岁,现在和奶奶在农村里住。浩童14岁,和大伯大娘住在双城。

浩童的大娘说:“出事前,他们一家四口流离失所很久。他爸爸出事后,这两个孩子一脚前一脚后也被关押了两个多月才放出来。”说这话的时候,浩童大娘的口气透露着一股厚重的沉着。“学校里现在没给他找什么麻烦。想父亲?哪能不想?他老跟我们学他父亲说话的模样。因为他爸爸出事前我们一年多没见面了,他学给我们看他父亲朝恶警说话的模样。就是。他以他父亲为荣。这孩子好。一个月前去看过他妈,隔着玻璃看,就那么十几分钟,啥也说不成,不让说话,就能说些家里的事儿。今天学校刚考完试,他天都快黑了就说要回奶奶家, 走了。奶奶家在农村,没电话,也不知他到了没,叫人担心。”

辽宁抚顺:黄克、钟云秀遗孤黄心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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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7月,黄克和钟云秀去北京上访。由于警察大肆抓捕法轮功修炼者,他们在大街上四处流浪,露宿街头。那时北京街头手里拎着一个旧矿泉水瓶子的许多都是法轮弟子,他们餐风露宿,用旧瓶子到处接自来水喝。后来上北京上访的人见到黄克和钟云秀消瘦的身形没有不落泪的。他们离家时正是酷暑,穿的很少,而当时已入秋。黄克长得又高又瘦,穿别人的衣服腿露在外面一大截。九月,钟云秀在戒台寺被抓捕强行送反时跳火车不幸身亡。此后黄克多次进出看守所和上天安门洪法,2003年被关押在抚顺市第一看守所,不久被迫害绝食而亡。

黄克去世后,五岁的心语老找爸爸,家人告诉她爸爸不在了,她似懂非懂,过一阵子还吵着找。黄克的母亲因意外事故精神失常多年,黄克的弟弟溺水早亡,黄克是二老唯一的孩子。现在心语由爷爷照顾。

心语的爷爷说:“她现在不找也不问了。小孩子,一知半解的。她妈妈走的时候她才一岁半,还不会走路,哪知道什么?没印象。倒底小。这些事等她长大后我都得告诉她。她爸爸死的时候眼睛都没闭上。饿死的。我去看他的时候他两个眼睛还睁着。”

山东平度:尚宝林遗孤尚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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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丽云8岁那年,母亲张增艳因为坚持修炼被迫流离失所。公安派出所三天两头到他们在农村的家里骚扰,逼迫尚宝林说出他妻子的下落。尚宝林生活在恐怖中,一天比一天消瘦。2002年9月半夜,十几个恶警闯入尚宝林家,恐吓逼问他妻子的下落。尚宝林吓得心脏怦怦跳,脸色发黄,说出了妻子在娘家。警察走后尚宝林打电话叫妻子躲一躲,声音在极度惊恐中变了,说不出话来。10月,尚宝林终因精神崩溃倒在地下,不省人事,面带痛苦和恐惧离开了人间。尚丽云在父亲刚去世的日子里无依无靠,心灵上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原本活泼可爱的孩子变得忧郁了。张增艳在2004年被关入洗脑班。她因修炼法轮功被敲诈2万多元,生活紧张。

母亲被关押后,尚丽云和小表姐玉霞两个人相依为命。小表姐说:“我十八岁。我妈是丽云她妈的妹妹。我家在另一个村,离这儿不好远。我在这里工作。她妈妈被抓走三、四个月了。开始的时候我们俩人在家晚上会害怕,现在好一些了。我不怎么会做菜,买点东西回来两个人吃。她妈被转到淄博了。二十多天前见了一面,以前怎么求都不让见。转走前让见了一面。淄博离我们这儿不好远。我们俩生活还行,比她妈在的时候辛苦一些。”丽云稚嫩,带着山东口音的声音说:“我小学五年级。家里有火炉。当然啊。生了火不冷。”

吉林长春:沈剑利遗孤郑先楚 (乳名格格)

吉林大学教师沈剑利在2001年和女儿一起被绑架到洗脑班,逃出后两人流离失所。2002年3月,两人去长春市法院旁听对沈剑利丈夫郑炜东的审判,沈剑利在法院门口遭绑架,一个多月后被迫害致死。当时年仅4岁的格格被丢在法院门口,后来被法轮弟子收养,几经辗转才回到爷爷奶奶身边。她不敢在人前提起父母的真实姓名,一提警察就惊恐万分。郑炜东在2002年3月被非法判刑13年,现被关押在吉林省监狱。

郑炜东的母亲在2004年心脏病去世,七岁的格格现在由多病的爷爷照顾。格格的爷爷说:“炜东现在蹲小号了。他们往劳教所里带大法的书,越整越惨,让他蹲小号了。去看也不让看。他两个好好的月薪5、6千不干,搞得家破人亡,自己的孩子也托给家长带,格格的奶奶为了这事没了,这算个事吗?我年纪老大一把的,还得带着个这幺小的孩子,每个月300退休金,他两个姐妹还得给炜东每个月送100到牢里。我一个老人还得出去打工,不打工咋办?哪够生活啊?我身体就这样,不好又能怎么办?小孩还得上学呢。她功课还得帮着看,我没啥文化,她奶奶有文化,偏又走了。”

山东潍坊:娄爱卿遗孤纪亚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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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2月,娄爱卿在青岛贴法轮大法标语时被抓。圣诞日下午,公安通知家人娄的死讯。家人第二天到火化厂,只见布置了警察,娄被化了浓妆,纪亚娃在火化场见到了母亲的遗体都是淤血,大腿上有脚印大的伤痕。后来亚娃看到母亲的遗书上写到被毒打的经过,止不住泪水哗哗地流。亚娃也曾和母亲一起去北京上访,回来后关在派出所2天。

娄爱卿的丈夫纪君在2000年被判劳教三年,关押在青岛劳教所。纪君被抓的时候亚娃哭着说:“我妈妈被你们抓走了,你们再抓走我爸爸,我怎么办啊?”后来保外就医时,纪君曾高兴地想妻子会来接他,谁知等待他的是如此噩耗,心中的凄苦悲凉无法描述。然而纪君在孩子面前没掉过泪。亚娃说:“很难过的时候,爸爸都是自己偷偷的流泪。”纪君现已保外就医的,在劳教所里身体实在不行了出来的。

亚娃现在上初中三年级,住校,正准备考高中。她很少笑,很多时间都是沉默着,思索着,她说她妈妈没做完的事她一直在做着,向人们揭露这场迫害。根据一位清楚纪亚娃情况的长辈介绍,娄爱卿去世时﹐她的亲朋好友和周围的同修为亚娃凑了1万多元,都被亚娃的亲戚拿去装修房子了。纪亚娃在学校承受同学的压力﹐有一次拿刀想自杀。纪君说:“亚娃喜欢美术,她文科好。考高中能行吧。心情还是不好,说起来还伤心。”

辽宁朝阳:田义利、甄玉杰遗孤田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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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玉杰和田义利于99年7月一同到北京,那时正值全国抓捕法轮功修炼人最严峻的时候,为了安全,晚上睡在涵洞里。他们俩在北京呆了近一个月,在一次大抓捕中甄玉杰被绑架,押回朝阳途中跳车不幸遇难。田义利在三次逃脱绑架后逃回家,为了安全,躲在远处往家里瞧时,发现家里人进人出,却万万想不到那是在办丧事。等他晚上进了家院子,一眼看到地下的棺材,心里暗想是不是老人这几天为我们着急出事了,进了屋一看二老安然无恙,懵了。人们只好告诉他:“这是你的妻子……”

田义利被关入看守所一个月放出来后经常被勒索。在长期迫害的压力下,加上妻子的死带来的打击太大,身体疾速垮下去,2002年悲伤而亡。

他们遗下的12岁女儿田鸽现在饮马池村,由姑姑和姑夫抚养。

田鸽的姑姑说:“这孩子在自己大姑家,哪能不好?她妈那时我们是拿着骨灰回来的。她爸死前关在朝阳时我们看过。见面的时候人已经没有了。死前在劳教所里见过他几次?这个,我不好说。”说到这里,田鸽的姑姑欲言又止。“她父母的事她特别清楚。都瞧见了。田鸽学习一般。她现在小学四年级。”

“救救孩子…”

这些遗孤的遭遇只是成千个法轮弟子遗孤中的冰山一角。每一个法轮孤儿都有一段不与人同,不忍深究的际遇。打开他们幼小生命血迹斑斑的这一篇章,我们着实需要鼓起更大的勇气。

一个5岁的孤儿被收入哈尔滨儿童福利院,因为家人修炼法轮功而遭受特殊对待,她母亲从劳教所出来后去看她时,这个孩子已经神智失常,连自己的母亲都认不得了。4岁的小融融思念亲人时会垫着凳子,趴在桌子上去亲一亲爸爸冰冷的骨灰盒。父母双双被迫害致死,19岁的刘小天躲在深圳一个堆麻袋的大仓库里,不敢和人接触,在恐惧、焦虑、悲伤中整整过了一年多躲避的生活。10岁的小弟子吕元卓上天安门洪法被抓,后来被关押时被注射破坏中枢神经药物,现在下落不明。他曾坚强地说:“家里的大法弟子都被关押了,虽然我年龄小,可我也有责任证实大法。”父亲被迫害致死,只留给年仅14岁,早年丧母的少年男孩一个冰冷的骨灰盒。一个14岁的女孩在周围人们的残酷下绝望地吞下农药,却没人有力量突破冷漠的寒冰把她抢救。

面对这些和成年人一样受难的孩子,我们能如何?人们会选择责难这些父母对信仰的执著而导致自己亲人生不如死的悲惨境遇,还是指责这场黑暗迫害的始作俑者?当我们为了这些修炼者和他们的家属所承受的巨大灾难而惊叹,而哀痛,我们同时应该惊叹的,难道不是造成这一切灾难的原因?原因是双轨的:修炼者不屈的信念和共产党对信仰自由的冷血镇压。我们所面对的困难是,人们现在倾向于把前者视之为镇压的必要因素。在马克思主义无神论50年持续的灌输下,不可否认,信仰的自由不值一文钱。对某些人来说,与其让自己的亲人遭受如此惨痛的下场,不如放弃修炼。倒底,一家人能过上幸福的日子才是最重要的。这样的抉择一点也不困难。正是在这里,这些修炼人的执著叫人无法理解。然而我们是否应该思索,倒底是什么叫这些人九死而无悔,前仆后继地为了证实自己所相信的法轮大法而走上天安门,绝食,被压迫致死?毫无疑问,是精神的力量驱使他们这样做。我们应该追问的因此是,什么形成了这坚不可摧的力量?也就是说,这个法轮大法倒底是什么?当不仅仅是一千,一万,甚至不仅仅是一百万,而是上亿个人选择了这条道路,而这一亿人外又以飞快的速度加上了泛如春潮,遍布各大洲、各个国家、各个种族的人们,他们出于自由意志而加入了这场轰轰烈烈,索求勇气和奉献的精神运动,神采飞扬。我们难道不该对这个不世出的历史现象赋予更严肃的思考?除非我们把这各色人等一应俱全的亿万人视为痴迷的傻子。然而我想,我们还不至于如此狂妄。

这些法轮孤儿的恐惧和无助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眼前。如何去理解他们的命运?如何去理解他们不惧死的父母?同样重要的,如何去理解那些把这些修炼人冷酷非人地折磨至死,一手拿电棍铁棒,一手拿共产党发派下的许可证的人?那些散布关于自焚的谎言和毒药的人?这些孤儿和他们父母的故事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我们必须静下心来,仔细思索这一切背后蕴藏的意义。一切并非白白来到我们眼前,一切也并非白白地发生,消逝,无影无踪。如果这些孩子纯真无辜的音容笑貌引发了我们的恻隐之心,我们所该做的恐怕不仅仅是发出一声叹息,甚至不是流下一滴同情的泪。这个时代在这个时刻索求于我们的,毋宁是深刻而专注的思考和理解。也就是说,身为这个国家的成年人,让我们真正成熟起来。这是这些孩子们唯一的解救之道。

“救救孩子”- 鲁迅在上个世纪初曾经这样紧急地呼唤过。言犹在耳,而现在,那些无辜的孩子们早已垂垂老矣,或多已作古,入土为安。也就是说,我们葬送了一整批可贵的生命。在这里,接近一个世纪后,我们是否该添加上这一句我们或许已耳熟能详的话:“救不出这些孩子,我们这些大人活着还有什么用呢?”由于这是一个特殊、紧急的时代,让我们对自己更诚实一些,残忍一些:我们这些人活着还有什么用呢?(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不代表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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