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15日讯】一、9.11与“新保”登台
9.11恐怖攻击事件后，美国政府在政治实践上走向了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ves ，缩写为neocons，新保）。新保守主义的思想，主要来源于芝加哥大学已故哲学教授列奥•斯特劳斯。其核心是，制度差异是有善恶之分的。反抗暴政，对付 “野蛮”的敌人，是西方人应有的“自然权利”和责任，可以不受现存国际法与国际组织的约束。
对9.11，首先的反应是直接的军事反应——美国对阿富汗的战争。2001的9.11事件后不久，美国就对该事件的罪魁祸首本拉登的保护伞——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发起了攻击，并迅速获得了胜利。塔利班政权对内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在国际上奉行强硬外交。塔利班武装力量的保护更是拉登的基地组织壮大的原因之一。该政权在美国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仍不肯交出本.拉登。这一死硬行为终于导致了它的覆灭。
紧接着是新的战略方针的出台。阿富汗战争胜利后，２００２年６月１日，美国总统布希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首次阐述了被称为布希原则的三大要素 。第一，美国战略不再主要是“冷战时期的遏制与威慑原则”，而是要保有“先发制人”( preemptive strike ) 的权利，“在最坏的威胁出现之前”主动出击敌人；第二，自由民主的价值观是普适全球的，特别包括伊斯兰国家；第三，美国 “尝试保持不可挑战的军事力量，从而使以往的军备竞赛不再有任何意义，国家间的竞争将局限于贸易和其他和平事业”。
２００２年９月１７日，布希正式签署发表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报告。该报告更系统地解释了“布希原则” 的三大要素。报告指出，从遏制与威慑原则向“先发制人”原则的转变，是由于非理性的恐怖主义份子不受遏制与威慑的阻遏；美国价值观的普适性，是因为“地球上没有人渴望被压迫，渴望受奴役，或热切期待着秘密员警的夜半敲门”；美国保持不可挑战的军事力量是基于“美国特色的国际主义”（a distinctly American internationalism），它“反映了价值观与国家利益的统一”。美国将创造出一种“１７世纪民族－国家出现以来”的崭新局面，即国家间将只有经济竞争而无军事竞争。总之，美国“将通过打击恐怖主义组织和独裁政权而保卫和平”。
法国《新观察家》周刊勾勒了这样一幅新保守主义者的画像：“他们爱民主、军队和秩序，憎恨基辛格、共产主义者和联合国；他们厌恶实用主义、孤立主义和外交官，喜欢雷根、杜鲁门和托克维尔；他们把美国及其价值观和它的世界‘使命’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是几十个知识份子，但他们的主意改变了历史的进程。”《世界报》概括了新保守主义的4个特点：强调政治制度的重要性、推崇积极进取的民主制度、对美国价值观近乎宗教般的赞美和坚定地反对暴政。
在美国，过去停留在理论层面的新保守主义，现在已经在实际战略层面上进入美国的权力中心，美国公众情绪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这一思路的影响。
这是西方宪政民主国家的龙头——美国的一次历史性战略转向，是后冷战时代的“大战略”（grand strategy），它改变了长期支配美国外交战略的基辛格式的地缘政治的现实主义，必将影响全球宪政民主的走向与命运。
二、伊战与“新保”
从具体实践看，9.11之后的阿富汗战争并没有超越出美国的传统战略反应方式。然而，不久之后的伊拉克战争，才真正算得上“布希原则”的第一次亮相于军事行动。
2003年3月20日爆发的伊拉克战争则是新保守主义的牛刀初试。实际上，推翻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早在1998年1月26日一批新保守主义者致克林顿的公开信中就提出了。 而9.11导致的美国心灵重创，新保守主义获得了强劲的道义动力，这就给攻打暴虐的萨达姆独裁政权提供了历史机会。
新保守主义认为，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宣告了强硬路线的胜利，9.11事件证明了它关于民主政体具有脆弱性的论断，而今，伊拉克战争的速胜又把它的另一个论断变成了事实：推翻一个“坏政权”是可能的。
新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主要有两条：其一，自由民主跟专制水火不容，民主国家应挺身反对暴政；其二，:美国及其价值观至高无上，美国应担负起它的“世界使命”。
而美国外交历来有两个基本方面：务实主义（基辛格主义是典型代表）和“传教士情结”（威尔逊和雷根为代表），两者交替占据主流。新保守主义的得势表明，“传教士情结”已居于上风。
新保守主义认为，政权性质比任何国际组织和国际安排都重要得多，对和平的最大威胁来自反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国家，过去来自以苏联为代表的极权体制，今天来自“激进的伊斯兰的恐怖主义”。布希的“善与恶的战争”和布雷尔的“传播自由才是对安全最好的保证”，正是新保守主义在最高政治层面的反映。
伊拉克战争是展示新保守主义“先发制人”战略的第一场战争，也是一次以更迭政权为直接目的的一场战争，它表明美国感到，自己的安全环境已发生了重大变化，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于包括恐怖行动的“多重形式的多种威胁”，而恐怖行动有着“异己”国家支持和推波助澜的政治背景。因此，对外动武不再局限于有限打击，而是通过彻底推翻“异己”国家的政权来实现政治目标。这一政治目标就是：通过推翻暴政，在“激进的伊斯兰的恐怖主义”的渊薮打进一个楔子——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宪政国家，作为中近东的一个示范和政治重心，扩展自由的社会秩序，动摇恐怖组织依托的根基，从而从根本上保障民主国家的安全与繁荣。
在战争形式上，配合军事，强调实施政治、外交、经济、媒体各条战线协调，总体战特征非常突出。从军事行动看，美英联军广泛地运用了特种战、空降战、心理战等多种战法手段。特别是在指示“斩首”目标、破坏伊军防御体系、控制石油油井等方面取得了显着成效。注重攻城与攻心结合，采用了边轰炸、边向老百姓发放粮食等措施。注重空地结合，采用武装直升机开道，攻城拔点、夺控要地，掩护和保障地面军队推进的战法。特别值得一提的事，美英联军以高度精确化打击和“斩首行动”，通过空、地、海、天、电、特”的多维资讯系统为支撑，实现了资讯、火力与机动一体联动，强调“不局限于决定性力量摧毁和消耗敌军事力量，而是致力于影响和控制对手的判断和意志”的新战争观，提出以具有相当的力量性、精确性为手段，诱导、强制对手接受美国的政治目的和军事目标。美军在战争中将“心战施压”提升至战略高度，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手段之多，可谓空前。在两次斩首行动后，在美英高强度的、以领导层目标和军事目标为主要打击目标的精确化持续空袭下，伊拉克领导指挥体系陷入了瘫痪，领导层很快失去了控制和组织防御和抵抗的能力，伊拉克战局急转直下，巴格达和提克里特也都随后出现了不攻自破的境况，伊军的抵抗意志崩溃了。
伊拉克战争虽然遭到不少国家甚至美英的传统西方盟友的质疑乃至反对，对全球引起了广泛的辩论，对各国之间的传统结盟关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灰飞烟灭，伊拉克战争导致的萨达姆暴政结束，以及2004年美国布希总统竞选获得连任，意味着新保守主义将成为冷战后相当一段时期美国的基本战略方针，其政治实践正在深刻影响国际关系，并将强烈影响全球的政治生态，影响世界秩序和宪政民主的走向。因此，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
三、“新保”vs. 中共：基本态势
虽然，由于9.11事件，新保守主义在21 世纪初主要应对的焦点是极端伊斯兰的原教旨恐怖主义，并且在这一过程中还必须寻求与中国政府的有限度合作。但是，从宏观历史眼光看，反恐只是阶段性任务，而日益壮大的共产中国，对文明世界，则是长远的心腹大患。
不像基辛格的现实外交——不管制度差异而玩弄19世纪欧洲的地缘政治手腕——与之成对照，新保守主义集中注意力于专制与民主、极权与宪政的制度差异和意识形态差异上，因而无法回避，新保守主义的长期的主要假想敌，是共产中国。
其实，在9.11之前，美国的这一战略动向已是相当明显。
布希新政府上台后，其对华政策逐渐露出端倪。从美国”国家飞弹防御体系”(NMD)﹑美日”安保防卫指南”到美国与东亚国家的”战区飞弹防御体系”(TMD)的开始实施，从日本﹑澳大利亚﹑越南﹑印度，在中国周边的战略压力正日益增大，美国甚至逐步向俄国接近，拆解北京想像中的中俄联盟，从而使得对北京的钳形夹击的战略态势隐隐呈现雏形，北京陷入日益深刻的外交困境之中。有论者甚至极而言之，认为一个拖垮前苏联的套索正在伸向北京。
其依据的逻辑，是冷战后期前苏联为与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 竞争耗尽国力而解体的思路，并认为，美国会继续迫使北京把更多的资源移用于战备，大概只需要十五年，中共就会被拖垮。
本来，美国的全球战略，其总原则是﹕“削强扶弱”的平衡战略──平衡任何强国与其周围国家的力量对比，不使任何一强过于突出，从而保持美国的战略优势地位。这意味着，在亚太地区，任何亚洲强国若与其他亚洲国家力量对比悬殊都违反美国利益。但何以布希上台后如此明显地独独青睐北京，对中共施压﹖
原因在于亚洲的力量均势已经岌岌可危。21世纪初的情势是，中国大陆因经济增长军费狂增，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成为亚洲的强权，破坏了亚洲的均势，特别是军事均势，势必引起亚洲乃至全球的力量调整。更加令文明世界不安的是，在政权性质上，中国仍是一个共产党国家。对共产中国强大的疑惧，使亚洲力量均衡的问题进入了议事日程。
加剧这一调整速度的两个重要因素，一是中共迄今仍不肯放弃自己作为共产国家的招牌及其政治统治方式，拒绝民主改革，近年来甚至变本加厉，对内加紧控制言论、镇压异己分子、基督教徒和法轮功信众，对外特别是对台耀武扬威，成为国际社会中的一个触目的不协调的”异数”和”刺头”。第二是邓之后的北京领袖缺乏像邓小平那样的韬光养晦的忍耐和眼光，不自量力，打肿脸充胖子，搞所谓”大国外交”作派，以世界大国自居眩耀，平时好说大话，关键时刻则阳痿退缩。匹夫之勇，自取其辱也。
北京的行为方式正如一个(正在迅速长大，但)羽翼未丰尚未成熟又不讲道德的少年急不可耐地向世人露胳膊露腿展示胸肌一样，徒然授人以柄，提醒世界注意其危险性，从而导致四面树敌；同时并给比它强大的超级大国强力预防提供了口实，极易遭致维护自由秩序的“拳王”的预防式致命一击，从而中断了自己扩张力量的过程，愚不可及。
四、中西之间：硬力量对比
在硬力量力方面，这场制度竞争中，共产中国与美国、西方的差距相当大。
二十一世纪初的共产中国，与一九八○年代的苏联相比，无论就人均国民收入、科研水准、军工产业品质、自然资源藏量，还是军队现代化的程度，都相差甚远。一九八○年代美国以年均二千多亿美元的军费，再加上盟国的一千多亿，就拖垮了庞大帝国苏联。倘若美国把战略重点转向东亚，北京的总体力量能够应付吗？
北京与当年莫斯科相比，强项是国际贸易。这有助于带来军备所需的资金和技术。但是，迄今对中国大陆最主要的科技输出国（包括留学生培训）和第二大投资国，是美国。一旦美中对峙，这一优势将很快流失。
面对周边的隐含的不利局势，北京在21世纪初的五年内每年增加军费百分之十五至二十。共产中国现有的实际军费是公布数目的三倍，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四点五。
因此，若把苏联衰落期的军费比例作为参考，推论出，若一个国家的军费保持在国民生产总值的一成多一点，其经济就受严重牵制，无力发展。若保持在近二成的高度，其经济就面临崩溃，除非它能获得钜额无偿外援。
以目前中共的军费比例的增长速度推算，共产中国在十多年后经济形势的前景是十分严峻的。但北京似乎正在乐此不彼，加紧扩军。如此，前苏联的覆辙已经清晰可见。
对抗美国的战略压力就已令北京消受不起，更加难办的是台湾、日本、印度、越南，外蒙古、俄国甚至（在9.11后）中亚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现在都向美国倾斜。不知不觉地，对共产中国的地缘政治态势由新月形变成了环形包围圈。
美国在东亚的第一国家利益是防止中共政权成为亚洲霸权，基本手段是抑制中共，使中共、日本、俄罗斯与印度在亚洲大体维持均势，并建立和加强亚洲安全的防御体系。美国的力量均衡原则需要某个象征性支点，由于台湾在西太平洋战略地位，由于台湾体制所象征的制度竞争含义，为维持亚洲的稳定与和平，为履行美国在亚洲承诺的道义负担，美国力量以某种形式再次介入，扶植日本成为可资平衡的国家(这意味着美国改变长期以来的对日政策)，既防止中共在目前的体制下并吞台湾，但又要防止台海之间爆发冲突而影响地区稳定，在从日本到南中国海之间建立一道安全保障线，成为美国的战略目标。这是美国对华政策方面的首要国家利益。
当然，不应否认，美国的第二项国家利益是在中国大陆的现代化进程中从中国市场获取尽可能大的商业利益，特别是这一市场充满了与其他国家的商业竞争时，尤其如此。但应注意，即使是互利的经贸关系，中共之有求与美国也大于美国有求于中共。
当然，很明显，美国的这两项基本利益有时会产生冲突。在这种时候，美国必须确定自己国家利益的优先排序，即清楚何者为第一优先。从大格局看，布希与克林顿对华外交并无本质不同，但双方在轻重缓急上是有差异的。主要表现在，在9.11之前，布希的白宫似乎对于慢慢等待中国国内的和平演变越来越不耐烦了。
针对目前的外交困境，北京当然会出手一些应对策略。对外对内，日益鲜明地表演出两副面孔。
一方面，外交上放低姿态，竭力暂时缓和与美国的关系；表明它没有意图也没有能力挑战美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尽管它谋求营造一种最终会不再需要美国政治军事势力的地区环境。在国际上，北京利用反恐战争极力渲染自己是美国的伙伴。并积极部署上层出访，特别着力于拉拢欧盟，运作经贸外交，争取国际奥援；北京竭力让邻国相信其善意。中国同意遵守涉及经济利益的领土纠纷（比如南中国海）行为规则，并着手同一些重要邻国（比如印度）解决边界争端。它开始比以前更加认真地履行不扩散义务，包括加强控制出口有潜在危险的两用技术。它表示愿意搁置暂时无法解决的政治争端，只要其他各方不打破现状。它夸张它在北朝鲜核武器问题六方会谈中的核心作用。
但是，在另一方面，内镇上则加紧控制和镇压。收缩言论空间，镇制异议人士。与外交场合相反，北京领导人在中共内部会议上严词反美，在党内赞扬北朝鲜对意识形态的管理，藉以凝聚内部力量，并声称将以“后发制人”的方式，破解美国的“包围圈”。
但北京手上究竟有几张”牌”呢﹖一曰”市场牌”(即中国大陆潜在市场)，二曰“亚洲掌权者的共同利益牌”。三曰“美欧之间自伊拉克战后的巨大分歧”。虽然中共很善于用那个“潜在的庞大市场”作诱饵，周旋于各西方大国之间，并诱使各国以对华绥靖政策作为进入中国大陆市场的交换条件。这在平时确实可以赢得一些实惠。但在根本利益上，从现实考量，在关键时刻，各西方大国也好，亚太国家的利益也好，都会把与美国的关系置于与中共的关系之上。这就使北京的外交努力只具有表面的效果，不具有实质的意义，在关键时刻经不起考验。就连一向惯于奉承北京的极精明的政治家李光耀也逐渐改变了口风，贬低了自己早先提出的“亚洲价值论“，并认为，亚洲国家有必要让美国涉足亚洲，以便“平衡”日益强大的中国。 至于美欧关系，诚然目前吃紧，有时似乎势同水火。但已有迹象表明，第二任期的布希政府正在准备着手修补老同盟之间的裂痕。而欧洲方面，也经不起长期同美国对峙所必然付出的代价。双方共同靠近的客观压力是存在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即可看出：前些年，美国单方面退出1972年和苏联签署的《反导弹条约》，当时遭到欧洲几乎一致的反对，俄国和中共还联手在联合国通过决议反对。但美国强力推行此一决策后，取得了自己预期的政策效果，反对的力量也烟消云散。并没有出现开初众口一词耸人听闻的负面后果。当然，最根本的，还是美国与欧洲共同拥有的价值基地，比较共产中国与欧洲因暂时利益而携手的关系，要坚实得多，长远得多。 这些，只有在关键时刻才会充分展现出来。对此，中共领导人自己要比那些欧洲外交家清醒的多，他们在内部讲话中几乎都是笼统地提“西方”“西化”，就显示了他们的这一政治本能。
笔者估计，由于西方内部的制度性纠偏调节机制，虽然在一段时期内，美国主导的新保守主义虽然仍会继续支配其国家方向，但其形态将逐步缓和化、软化，逐步渗透进一些务实主义因素，向中道的方向缓缓摆动。
五、中西之间：软力量对比
在软力量方面，共产中国在与美国为主的西方较量，差距甚至更大，对共产中国更加不利。
历史昭示，两国相争，成败既取决于硬力量，甚至更取决于软力量。软力量主要指道义力量、价值感召力、文化吸引力与人才趋归。
在道义上，在基本的价值原则上，在历史之神的垂青上，共产主义已丢盔卸甲，溃不成军，彻底败北。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尤其是新保守主义者坚信，道义在他们一边，历史在他们一边，未来属于市场经济、言论信仰自由加普选制而非共产主义加新闻封锁言论钳制。有此信念，他们就会步步逼进，不达目标不甘休。他们强调制度差异，因此对专制政权更加具有进攻性。
在文化学术方面以及人才趋归方面，欧风美雨已经薰染全球，蔚为主流。这从全世界留学生的流向，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产品的出产地及其销售覆盖面，文化学术界所遵循的基本尺规与规范，甚至从英语的强势扩张，都可看出昭然天下的事实和潮流之所向。
中西间的较量，共产中国的硬力量既逊于西方，理应特别侧重己方的软力量。但北京的僵化体系经不起智力、言论的开放。与西方多元灵活反应截然相反，北京的应对体制可称为“黑箱战略”。正如许多论者所洞察到的，其致命弱点在于： 封锁资讯，不允许公开辩论，局限于小圈子内部。从而使中国大陆数千万受教育程度最高、从事观念和知识生产及承传的专业人士，与事关本民族国家兴衰存亡的资讯——国内国际因素之现状和渊源的大量深度分析和广度报导，处于日常的隔绝状态。 这类资讯封锁在秘密管道到达上层，造成扭曲失真，加上别利益的个人和小集团垄断最高领导层的耳朵，造成错误判断和决策，使研究素质的全面退化。如，中国大陆研究台湾问题的机构，由于秘密作业，资讯扭曲得不到及时纠正，使得北京对台湾的情势连连误判，屡出洋相。
实际上，在两岸三地、海外华人圈子和真正尊重中华文明的西方人士里，有许多理性人才以及实事求是的研究成果——譬如，如何缓解台海两岸的敌对，以避免造成大陆台湾双输；如何回应美国与西方的邀请，站到“历史正确的一边”来，使中国纳入世界文明体系；如何逐步改善大陆内部的政治和人权状况，以化解国内外关系中的困境等等。对所有这些理性的建议，北京都不予理睬。
从历史长程眼光看，目前的中共政权本质上是一个过渡性政权，并不是处于一种制度性稳定的状态下。摆在北京当局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
第一条路，是坚持自己的共产牌号和政治极权统治，从而无可逃避地，将被拖垮前苏联的那同样一根套索绞死。其悲剧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人成为中共的人质，有可能成为一段混乱时期的殉葬品。
另一条路，是北京真正实施实质性的政治改革，融入国际主流的宪政民主体制。那时，虽然与美国等强国仍有竞争，但那是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竞争，正如法国﹑日本等国与美国的竞争一样，不至兵戎相见，不会伤及国之根本。而且届时中国可以结盟的外交空间，可以比现在大很多，其成败利钝，犹难定论。
因此，后一条道路，是在目前的内外困境中，中国获得拯救的唯一道路。这是处于历史关口的北京当局必须深长思之的。
（注释从略）
作者为《观察》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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