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评征文】共产党杀人造神运动

刘静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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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月30日讯】共产党这个邪灵,为附体国家和人民,它宣扬“无神论”,说“世上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全靠自己解放自己”。它否定宇宙中伟大神的存在,但为了维持一党专制独裁统治,却大肆宣扬对其党魁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鼓吹毛是“大救星”,是“红太阳”,毛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大搞神化毛的造神运动。它用虐杀人的精神造神、逼人自杀造神、更用血腥杀人来造神,涂炭无数生灵,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中共首先虐杀的是人的经神,那时全国人民都被强迫必须天天读毛的“红宝书”;做事、讲话、写文章开头都必须有毛的“语录”;天天必“早祝、晚颂”、“早请示、晚汇报”;搞向毛献忠心;狂热的跳“忠字舞”等等,使中国成了一座疯人院。我的工作单位中国科学院是科学研究单位,可根本不搞科研,每天只“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写大字报、批“走资派”、斗“牛鬼蛇神”、各派间相互“打派仗”。

每天上班要提前10分钟到,按科室在楼道里排好队,读毛的语录,之后用右手举着“小红宝书”(毛语录)有节奏的不停摆动,同时齐声高呼“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付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这叫“早祝”“早请示”,下班前也要同样来一次,叫“晚颂”“晚汇报”。一次上班我晚到了一点,同事们都已排好队开始“早祝”了,我跑过去,气喘吁吁 的慌忙举起“小红宝书”,跟着摆动和高呼祝词。刚落音,突然听到对我的大声喝斥“看你怎么拿的红宝书!”我一看,吓了一身冷汗,心嘣嘣跳,原来匆忙中把“红宝书”拿倒了,我急忙说:我罪该万死!罪该万死!那也不能饶,逼我写检查,写了还说不深刻,再写,还全室开会批判。

每周六要向毛“献忠心”,在一个房间墙上挂着毛的像,人坐在四周,每人要轮流站到毛的像前,向毛交待自己内心最隐蔽的不好思想,坦白交待对共产党、毛主席有什么不忠心,不许有任何隐瞒,与宗教的忏悔一模一样,并要发誓忠于共产党、毛主席。每次都要挖空心思琢磨如何说,因为你说没有不好思想和“不忠”还不行。你若说真话,严重了就会立即被扣上反革命帽子挨批斗,所以一定要想好,找些无关紧要的不好思想去“献忠心”。我为倒拿“红宝书”而得多次站在毛像前,低头认罪,表示要忠于毛主席、忠于党等等,天天都处于慌恐之中,坐卧不安。还算庆幸,没被打成反革命,但从此变得树叶掉下来都怕砸着脑袋。共产党魔教就是这样整得人人自危,人人极度恐惧,不敢触犯一点它造的“神”。

整个中华大地还都在狂热的唱“忠字歌”、跳“忠字舞”。堂堂的中科院,这科研的最高学府也不能幸免,在我们科研大楼里,每层都有高音喇叭,一放“忠字歌”:“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所有的人不分男女老少,不分老专家、老教授还是老干部,都必须立即到楼道里,随音乐跳“忠字舞”。每个室都有经过训练的人专门教,不会跳的也得跳,姿势多可笑不管,只要表忠心,用群魔乱舞描述一点不过。连农村的小脚老太太也成队的在马路上跳“忠字舞”,另人作呕。

毛每隔几天就要发表一个“最新指示”,传达毛的最新指示不能过夜,毛又总是半夜发指示,所以经常是正酣睡时,就突然被高音喇叭声吓醒,“快起来!”“有最新指示”!我们必须立即起床到办公大楼集合,乘上解放牌大卡车,到二、三十里远的城里,在中南海墙边的西安门大街游行,深更半夜中举着小旗,振臂高呼:“坚决拥护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把毛主席的指示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到行动上!”等口号,游一圈后再开回来。第二天还得照常上班,学习讨论最新指示,写表示忠心拥护的大字报等。

共产党就是这样强行用这些魔教的戒律,虐杀全国人民的精神,使全国人民变成被共产党邪灵附体的麻木呆滞、没有灵魂的躯壳,以树毛和共产党不可侵犯的淫威,打造毛是不可侵犯的“神”。

共产党邪灵更用血腥杀人来加持“造神”。在我们大楼的对面隔马路是一条小溪,小溪边是平坦的草地。1976年的一天,看见一大群公社的农民在那里斗地主,一些同事跑去看热闹,我不想去,就回到四楼的办公室从窗子向外看,中间围着被斗的地主,人群高呼着 “打倒地主狗崽子!”等口号,群清越来越激愤,吼着 “打!”“打!”只见抡着棍子、扁担等乱打起来,那地主早已扒在地上不动了,还在乱打,很快就被打死了,有几个人当即就在小溪边上挖坑,将打死的人放进去埋了,这伙暴徒才散去。我恐惧极了,心脏像停止了跳动,只觉头晕,大白天众目睽睽之下,就这么将人活活打死了,无人制止,无人同情,连家属都没能见尸首就给埋了,这是吃人的社会,哪有什么法制,太残暴,太恐怖了,竟发生在20世纪的文明时代。共产党就是明明用血腥杀人来警示不忠者的下场,让你死,你就不能活,恐吓人民必须把毛奉为“神明”。

为维系毛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共产党将它的名字、画像、塑像及有它的照片的报纸、杂志等等都让人奉为不可侵犯的神物,稍有触犯或无意中的失误,就会被定成现行反革命,遭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亲人为免受牵连也被迫与之划清界线,将受害者逼上自杀的绝路。这也是共产党杀人“造神”运动的重要手段,以此使人民内心恐惧,擅抖,而不敢冒犯一点这中共魔教打造的“神”。而百姓在这种精神极度紧张的白色恐怖中,在毛的名字、画像等多到几乎无处不在的环境中,越是害怕谨慎、越是战战兢兢,却越失误多,而招来杀身之祸。

科技精英汪安球,就是这种冤魂。他是不到40岁的留苏付博士,风华正茂,学术上很有造诣,是教授级研究员、自然地理研究室主任、正在培养的所长接班人。文化革命一开始就被扣上了“修正主义苗子”的帽子,遭到批判。他为人处事老老实实,小心谨慎,是学究式的正人君子,只是一个“业务尖子”而已,并无什么“罪行”,又极力表示认罪,赞同造反派,成为较早被造反派“解放”的干部。为了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投靠在革命造反派的一个组织中,但苦于不会写大批判文章,就发挥其写毛笔字的特长,为人抄写大字报,每天熬夜,疲倦不堪。为了“造神”的需要,写大字报时,还必须在所有刘少奇的名字上打红叉。1967年的一天,汪安球抄了一份很长的大字报,恰巧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字样赶在上下两行正相对的位置上,他在极度困倦和长期精神紧张中,稀里糊涂的竟把红叉打在了毛主席的名字上,届时已是清晨,他没来得及检查,就贴了出去。一上班就被人发现了,全楼像炸了窝,他立即成为十恶不赦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被揪了出来。可怜!本想积极维护毛主席,而通宵达旦抄大字报,自己还全然不知就成了反革命。当时中科院各所都进驻了“工宣队”(工人宣传队),正是北京清河毛纺厂的工人掌权,立刻召开大会进行批斗,给他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高帽子,在办公楼的大厅里,让他跪在搓板上(洗衣服用的),脖子上挂着用铁丝铨的沉重的木头黑板,上面写着“反革命分子汪安球”,名字上划着大叉,铁丝将脖子勒出了血印,让他低头向毛主席请罪,“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汪安球”!“砸烂汪安球的狗头”!等口号声震天,群情激昂,那时各派组织很多,相互争斗“打派仗”正激烈,对立面的“革命群众组织”可算抓住了稻草,上台发言者对他拳打脚踢,借机发泄派性斗争的怒气。虽然大家都明知这只是汪的失误,但为了表现个人和自己一派的对毛主席的忠心和无产阶级革命感情,誓死捍卫毛主席的决心,而都心狠手辣。而汪所在的革命造反派一方,为了摆脱与现行反革命的关系,避免包庇、纵容的嫌疑,不但不帮汪解释实情,反而更加凶残的批斗,还让汪戴着冲天的高帽子,脖子上挂着反革命牌子,逼他自己敲着锣,押到居民区去游街示众,任人唾骂凌辱。又将他押上大卡车,被两个“造反派”扭着胳膊,按着脑袋“做飞机”,戴着高帽,卦着牌子,拉到中国科学院研究所集中的中关村去游街示众。他多次遭受了精神和肉体的虐待折磨,对他这么个文弱书生,早已难以承受,到中关村游街,各所有许多他留苏的同学和科学界的朋友旁观,使他人格扫地,知识份子的面子使他无地自容,对他是致命的打击。全所的人无人敢出来说一句公道话,都明知是无意的失误,是小题大做,但被共产党的“造神”运动都吓破了胆,得了恐惧症,唯恐自己沾边,替汪说话,是包庇反革命,对毛的不忠,所以都宁左勿右,落井下石,党性、阶级性高于一切,完全没有了人性。更残忍的是他的已有二个儿子的结发妻子,是同所的科研人员,本是唯一的知心人,竟全然不顾多年夫妻之恩,坚决要与他这反革命划清界线,捍卫毛的立场坚定,回到家里得不到一句同情理解的安慰话,妻子不仅扳着冷冰冰的面孔,更绝情的与他分室而居,以表真正划清界线。逼得汪安球再无活下去的勇气,可怜的一个风华正茂的科技精英,被逼上绝路,当夜在自家厕所内悬梁自尽,直到第二天他妻子上厕所时才发现。人们感叹才子短命,世态炎凉,更无法理解夫妻为何如此绝情,其实这都是共产党逼的,她为了保护二个儿子不受伤害,只能狠心这样做。实际她也没能保护了儿子,上中学的大儿子在“黑五类”“反革命狗崽子”的重压打击下,小小年纪精神失常了。这悲剧的制造者、杀人的凶手就是共产党魔教。

另一位同事滕俊是研究地图编绘科学的业务尖子,三十多岁,上海人,丈夫也在同一研究所工作,有一个上小学的女儿,家庭和睦美满。因其父是国民党军官,家庭出身不好,没能参加“革命造反队”,但她格外勤于工作,忠于职守,怀着对毛主席的一片赤诚,积极承担着当时极少的科研生产任务,编绘特种地图。她总是提前上班,做清洁、打开水为大家服务等。汪安球事件发生后,更是谨小慎微,对自己严格要求。1972年她一次在清洁窗台上摆放的毛主席半身石膏塑像时,由于神经过度紧张,手忙脚乱,不慎失手将塑像掉在水泥地上打碎了,她惊慌之下,乱了方寸,担心马上就有同事来上班被发现,就没加任何包装掩饰,急忙把破碎的塑像丢出窗外,以为六层的高楼,谁能确认是从哪个窗户丢下去的呢。不想雪白的石膏碎片十分引人注目,一上班就被人发现了,确认这是一桩故意犯罪的现行反革命案件,全楼喧嚣起来,保卫处人员更是按照碎像位置挨楼层查询。而滕俊办公室窗台上的塑像是全室人人皆知的,突然不见了,事已不用查就十分清楚,当即就将滕俊揪了出来,她再解释也无用,认定她是因对毛主席怀有刻骨的阶级仇恨,而故意的阶级报复。当即被群众专政,送进了洗印照片的暗室关押起来。四围是黑绿色的墙壁,无窗、黑洞洞无光线,只有通向外间的门开着,以便监视她,房里只有她睡的一张单人床和一个洗手池。外间是有窗的办公室,摆了二张床,为24小时监视“反革命”的值班人睡的。那时中科院和各所已由“工宣队”换成了“军宣队”掌权,军代表说了算,开始只令滕俊本室的女同事值班,但时间一长实在负担太重,本来也没人愿意干这事,军宣队只好又下令全所的女同事都得轮流值班。八月份左右轮到了我值班,我十分不情愿,但不敢不从,监管“反革命”你不去,就是对毛主席不忠的大问题,你是不是同情反革命啊!什么帽子都会扣上来。我们值班的被告戒:不许与“反革命”说话,不许通任何外面的消息。时值北京盛夏十分闷热,大楼周围又都是庄稼和杂草,蚊子非常多,挂蚊帐还受不了,不知是谁从所里领了“敌敌畏”灭蚊子,用后将瓶子放在外屋的床下,值班人员无人在意。

滕俊的床连蚊帐也没有,墙本是黑绿色,在无光下看去全是漆黑的,简直像掉在黑井里一样。她穿着一身深色的衣服,看不清她的面部表情,只见煞白的脸忽隐忽现,真像个鬼影,我感到有些发毛。她一刻也不停的绕墙边转来转去,极度不安与绝望。一人孤独的关在这十几平方米的黑暗中,不许见丈夫、女儿,不许与任何人说话,昼夜被逼一遍又一遍的写检查,都被指责为不深刻而通不过。父亲是反动军官,自己又是现行反革命,以后如何活?女儿怎么办!,这种心理的压抑与精神折磨,何日是头,真是生不如死。我只觉得她太冤枉,又太倒楣,实在不忍心看她,我想下次无论如何要找个借口不来值班了。结果还没等轮到我第二次值班,一天就突然听说滕俊畏罪自杀了,我一下跌坐在椅子上,全身发软。原来她不知何时拿到了灭蚊子的“敌敌畏”,把一瓶都喝了,胃烧灼时又喝了冷水,送到医院时已无救了。一个鲜活的年轻生命,只一次的不小心,就被逼上黄泉,那悲凉无望的白脸,深深印在我的心中,一直挥之不去。

此外,文革中就我所知,因不堪忍受批斗、打骂和凌辱等残酷的无产阶级专政,而被逼跳我们科研大楼身亡的就有三人,投河自尽的一人,上吊自杀一人,他们都是年富力强的中青年人。这些惨遭折磨,被逼上绝路的人已是家破人亡,却仍要被开批判会,骂他们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是死有余辜。共产党就是用这种邪恶的虐杀来恐吓人民,强行树立其党魁恶首的淫威的。

刘静航
2004/12/30投稿
15/01/2005澳大纪元时报周末版刊登
(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不代表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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