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晋峪:文革自杀见闻录

冀晋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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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月4日讯】中共行事施政在不同历史时期随形势要求而有所变化,它可以从红军变成八路军;把私有制改成公有制,再把公有制改成私有制。但有一点它是坚持不变的,这就是共产独裁暴政。当今中共继承了毛暴政的衣钵,挥毛暴政之屠刀,时而杀气隐现,时而山气腾腾,令人不寒而栗。故而,如大纪元《九评共产党》社论所言“我们有必要全面反思和揭露这个集古今中外邪恶之大全的最大邪教组织。”这里,笔者将少年时见到的文革中平民百姓自杀的惨景记录下来,既欲唤醒民众认清共产党的罪恶,也欲免我们这一辈人,包括我自己,健忘。我们中华民族乃重史之国,需要我们为后人留下真实的历史。可是,令人遗憾的是,在大陆,近代大多数史实已被那些共产党太监式的历史学家所篡改和阉割。

不少人大概看过邓榕所写的《邓小平文革岁月》。书中的黄同志在发给邓夫妇安眠药时抠抠缩缩,很是令邓家人不满。黄同志后来不无委屈地表白:是怕邓夫妇寻短见。其实,文革中能用安眠药自尽也算是一种“特权”(李立三即是一例),大多数自杀者是无途径觅得安眠药的。而且,用安眠药自尽,这种死法不利于教育人民群众,革命人民是要把阶级敌人在生前“斗倒斗臭,再踏上一只脚”,死也要让他们死得“卑微而可耻”,“狗都不吃”。

文革初起的狂暴年代,喝“敌敌畏”自杀曾盛行一时。我家不远处流过一条排污河,有很多桥跨越此河。那时,经常有人喝了“敌敌畏”躺在桥下岸上,这个城市人口太稠密,而桥下岸边却是个清静幽暗去处。

一日,我们又去桥边看“热闹”,一个男子躺在桥下,身边扔着一个“敌敌畏”瓶子,散发着“敌敌畏”味,他正在慢慢死去。因这桥下是个“方便”的去处,这“死士”临死竟也不得干净,大约是“敌敌畏”下肚后引起五脏六腑的绞痛翻腾,死者曾翻腾抓挠,只见满脸满头、浑身上下粘着屎,臭气难闻,惨不忍睹。尽管围观的人桥上桥下,里外三层,但没有人去报告。那时公检法已瘫痪,也没处可告。去报告医院来抢救?一是,医院也乱成一团糟;二是,医院也大讲“无产阶级感情”,谁肯救“死有余辜的人”。再说,围观的人正应当大展“无产阶级革命义愤”,振臂高呼“反革命分子不得好死!罪有应得!”谁敢去“多事”。那个年月,你的言行稍有不慎,“革命群众”就可将你扭送到附近红卫兵小将处,轻则批斗修理一顿,重则“打个灵魂出窍”,命赴黄泉。

然而“敌敌畏”自杀也非长盛不衰,因为夏季蚊虫多,“敌敌畏”消耗量大,生产工厂在文革时也有停工停产的时候……反正,“敌敌畏”一时脱销了,火爆一时的“敌敌畏”自杀暂时中断了。离我家不太远的一个大杂院,一个中年人创造了一种死法——以吞火碱水(氢氧化钠)来代替“敌敌畏”。其临死时痛苦惨烈——厉嘶惨嚎,狂蹦乱跳,砸碎家里一切可砸碎的……

文革时,我所在的这个大城市长盛不衰的自杀方式是投河自尽。此地算得上钟灵毓秀,城内穿行大小河道,城郊密布池塘湖泊。文革时男女老少都会说一句口头禅:“XX河没盖盖儿。”话外音是要死很容易。我最早见到投河自杀的阵势,就是在我家附近排污河的“三女投河”。此河最深齐胸,但河底污泥有几尺深,自杀者由桥上一头扎进污泥里而死。这条小河在稠密的居民区蜿蜒穿行,“方便”了不少投河自尽的人。

至于那条贯市而过的大河,每天河里都漂有死尸,捞到岸上的浮尸则横七竖八扔在一些固定地点。有的死尸有人认领;有的真就“狗都不吃”。这其实是家属“划清界限”,不去收尸。这种尸体先是肿大,随后腐烂,而被吹干了的衣服随风飘起衣角,远眺颇似在岸边躺着休闲的人。不管这些死尸如何煞风景,我等数千人就在附近“胜似闲庭信步”,并不在乎几十尺之外漂着浮尸,更不在乎岸上躺着的冤魂孽鬼。

以上不过是本人少不更事时的一些见闻,见得死人多了,心就变得很冷很硬。最早,本人相信中共的“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死有余辜”之教导;后来,感同身受地体会到死者的冤屈无奈;再后,就试图忘记这一切。如今看了《九评》,我知道,是我该亲手打开这些尘封已久的记忆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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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不代表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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