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4日讯】第八章
一
初夏的杭州桃红柳绿、纤尘不染，整座城市掩映在彩虹之中，就像一个待嫁的新娘，婀娜多姿、艳丽迷人。一下火车，自民就爱上了这座风情万种的人间天堂。
安顿好住宿后，自民即与王朝勇联系。

电话的另一端传来难懂的杭州官话，费了很大的神，自民才弄明白他的意思。
两人在胡庆余堂见了面。一阵寒喧后，他们冒着瓢泼大雨，穿过几条青石板小巷，来到王家。

王朝勇因积极参与“八九”民运，被中共投入监狱。出狱后，他又因继续从事民运工作，多次被传唤、拘传、拘留。前妻弃他而去后，一位叫程惠的姑娘勇敢地投入了他的怀抱。此时，她正腆着四、五个月的大肚子在厨房里操持忙碌。
饭后，两人探讨为“六四”平反的问题。

“马上就到‘六四’九周年了，我们浙江的民运人士准备再次集体上书政府，呼吁为‘六四’平反。”王朝勇道。

“政府的态度并不重要，历史最终毕竟是由人民书写的。”自民委婉地说。
“但如果政府能为‘六四’平反，就将极大地推进我国的民主化进程，民主人权形势必将焕然一新。”

“平反之意在于恢复历史本来面目，重新勾勒人民心中的历史画卷。”自民说，“‘八九’民运虽在中共的宣传中先被定为动乱、暴乱，后又被称为风波，但广大人民却从来都将其视为一场爱国民主运动。民心民意这杆永恒之秤已为那场伟大的民主运动定了性。不论中共情愿与否，不论中共承认与否，都丝毫不能损害‘八九’民运在人民心目中的形像，贬损其历史地位。

“从这个意义上讲，不仅‘平反’完全是多此一举，而且请求中共‘平反’更是荒唐可笑。其根本不具备此项资格。它所能做的惟一的一件事是向人民认错致歉。前者，中共摇身一变成为了是非的仲裁者、正义的维护者；后者，其恢复了历史罪人的本来面目。两者间有着本质的区别。

“至于‘平反’将会极大地推进民主化进程，这应该没有疑问。但‘平反’最大的得益者却只能是中共政权。他们可以借此举重塑自身的形像，以赢得人民的支持，达到继续执政的目的。”
“是啊，罪责推到前任，功绩记在己身。”王朝勇点头表示同意。

二
刚回到灵隐宾馆，客房经理就慌张地来找自民。
“你们到底准备开什么会？”他一见到自民就急切地问。
“招商会呀！早通知过你们的。”自民奇怪地看着他。
“再没有别的内容？”
“没有，您这是怎么了？！”
“哎呀，你不知道，国家安全厅刚才来调查你们了，问你们是干什么的？开什么会？”客房经理一脸的恐惧。
“您直说不就得了。”
“可他们不信呀！你们该不会弄出什么事吧？！”客房经理伸长脖子，张大嘴，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自民，活像一只大白鹅。

“不会，我们在这又不是第一次开会了，这次与以前没有不同。”自民解释道。
空调房中气温宜人，但客房经理却满头冷汗。他掏出纸巾揩汗，又说：“你们千万别弄出事来，不要害我呀！”

看着客房经理的恐惧模样，自民又好气又好笑，但随即巨大的悲哀袭上心头，强烈的怜悯飓风般将满肚子气恼吹得无影无踪。
“放心，没有事的。”自民安慰客房经理。

自民自信离开武汉时没有引起各方注意，更没有跟踪。那么，浙江省国家安全厅怎么会如此迅速地找到宾馆来了呢？看来同武汉一样，王朝勇家的电话也被监听了。明天，国安厅人员肯定会混入会场。

晚上，自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客房经理一头冷汗、胆颤心惊的模样清晰地浮现在他脑海中。恐惧已将这个民族的勇气、活力、创新精神攫取大半。自民暗自叹息。

欺骗与恐吓是威权国家维护统治的全部手段。当一场赤裸裸的屠杀撕下了独裁者最后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后，恐吓就是其维护专权的惟一手段了。但人民如果一同鼓起勇气喊出：我们不再恐惧。那么人民就真的不会再有恐惧，恐惧者将是独裁者自己。

三
翌日早晨，自民走上讲台时，会议室已座无虚席。台下几百道怀疑的目光正不停地上下打量着这位年轻的招商会主办人。

介绍情况时，他着意观察下面的听众，希望能找出那些卧底分子。没多久，最后一排三个人的奇怪举止引起了他的注意。那一老二少面前的资料都没有打开，更未见有人拿笔记录。虽然对会议内容不感兴趣，却又未见其交头接耳，更没有离场，只是不断看表，仿佛此举能催时快行一样，或者是籍此打发时间。自民决定试探他们的身份。他将话题扯到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身上。

“抗战伊始，国人对抗战前景有着完全相反的两种预测：一为速胜论，一为亡国论。两派辩论激烈、争执不下。”稍停，环视全场，“时年三十九岁的陈诚在全面分析了中日两国经济、政治、资源、人口等诸方面的力量对比后，结合国际形势可能发生的重大转变，首先提出了‘持久战’的观点，并将抗战历程划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

“陈诚超越了前二种观点均只承认有利于自己观点的事实的偏颇的认识分析事务的方法，客观地分析了中日两国各自的优长与劣短，并将所有的分析指标置于时间的维度中，使其成为符合客观实际的变数。其分析之精当、结论之无隙，令人叹服。他对国际局势的天才预测言之凿凿、自然合理，令人感佩。”语气陡然加重，语速变快，“‘持久战’观点一经提出，立即引起了社会轰动，并很快成为主流认识。国民政府尔后的战略方针正是依其三阶段论制定的。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在此一理论成熟后完成的，完全是剽窃他人智慧的产物。按眼下流行的说法，他侵犯了陈诚的知识产权，有违法犯罪之嫌。”
台下哄堂大笑。

正当那三人埋头忙于记录之际，自民猛然刹车：“不扯远了，回到正题。”
三人一齐抬头，正遇自民直视的目光，又一起垂下头装模作样。
自民继续介绍招商事宜。

下午，王可为、王朝勇、林益民三人来访，自民告诉他们这两天来发生的事。
“我是觉得大厅中那几个人的表情不对劲嘛！原来是这样。”王可为恍然大悟。
“刚才，其中一个人还对朝勇说：‘东窗事发了，看你们怎么办？’”林益民证实道。

“我怎么不知道？”
“你上卫生间了。”王朝勇回答。
“根据这两天的情况，他们还在等待我们授其以柄，否则不会与我们正面接触。我们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不去理会他们。”自民分析说。
四人决定离开房间，到外面边走边聊，以避免谈话被窃听。他们进了灵隐寺，行在通幽曲径之上。
“我们准备于近期公开申请组建中国民主党。”王可为郑重地说道。
“噢！公开组党？！”自民既惊讶又敬佩。
这是一九四九年后中国大陆首次公开冲击党禁的行动。在克林顿总统访华前夕动作，时机也选得非常好。
“朋友，你们在书写历史！”自民十分激动。
“我们一直在用青春和热血书写历史。”王可为，这位‘八九’民运的学生领袖自信而豪迈地说道。
“希望全国的民运人士都能动起来，把组党运动推向高潮。”林益民的声音极富感染力。
“你回去后同老秦商量商量。”王朝勇说道。
“好的，我一定同他谈。”自民非常兴奋，“另外，老秦目前正在办《中国人权观察》，希望你们将这边的人权个案和民运资讯通报给他。”

他们在一间亭子内坐下。亭外松涛阵阵，亭内凉风习习，四人如沐春风，喜气洋洋。
“现代中国的民主运动历史已有二十年了。这些年中，也曾有过数次民运高潮，但每次看似希望无限的民主运动，最后却都以失败而告终了。这里一定有一些原因，客观因素暂且不谈，我们今天专门探讨主观原因。”自民提出新的论题。
“主要问题是急于求成。”王可为说，“‘八九’民运中，如果我们在恰当的时机停止绝食和抗议，则不仅朝野的民主力量将得到完全的保存，民主形势不至一日之内倒退十数年，而且民间与政府的良性互动也可以以此为开端。中国将从此逐步走向政治多元化、民主化。

“但有些人却指望一蹴而就，希冀一觉醒来就天翻地覆。可悲之处在于绝大多数人竟然只视他们为真正有理想、有献身精神的坚定的民主战士，而将坚持斗争策略的人士视为投机分子。悲剧在开场时就已注定了。”

“激进派的确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也正因此而具有极大的破坏性。纵观历史，每一次人为灾难都是激进分子鼓噪的结果，人类的进步与成功从来都离不开温和的保守派的指引。”王朝勇道。

林辉率直地指出：“我们的全部计划、目标、行动都必须以现实条件为基础，这样，才能真正促进民主事业的进步与发展。否则，要么仅仅是在那里做秀，要么就会给民主事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是啊，我们必须在认真深入分析现状的前提下制定当前的政策和策略，”自民说，“闭门拍脑袋只会给民运事业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对那些希望一次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即成就民运事业的观点要坚决反对，并要对那些异想天开者进行积极的引导。”

一年后，自民猛然悟到，当时他们在讨论中明确反对的一切，却正在实践中被他们自己认真地遵循着。

一直以来，中国的民运人士都专注于为民主大厦添砖加瓦、增姿涂彩，却未曾注意到我们的脚下还是一片沼泽地。一次次，即将落成的民主大厦被污泥浊水无情地吞噬，但我们却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而是依然故我地重起炉灶，一次次地重复先前的错误与悲剧。

在一个绝大多数民众并不真正理解何为民主的国度，在一些似是而非者将自由确认为无政府的国度，民运人士的首要任务是花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于民众中进行自由民主的启蒙。这里没有鲜花，没有采访，只有默默无闻的付出。这项工作需要更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

夜幕很快降临了。夜间的西湖火树银花、流光溢彩，别有一番韵味。日间一览无余的美景，此刻正半明半暗地向四周散发着神密迷人的魅力，恰似姑娘向情人示爱时含情脉脉、欲言还休，令人遐想，叫人神往。

自民依然沉浸于白天的兴奋之中。他与同事们一遍遍反复赞颂这美丽的夜色，不知疲倦地沿湖行了一程又一程。

“瞧这保镖，我们今夜可以转通宵喽！”小黄指著身后的警车打趣。
这时，自民方发觉有一辆警车紧随在身后。
这样明目张胆地跟踪？应该不会！他想。
自民等人停下来小憩喝茶，谁料警车也随即停在附近。他们启程，警车又紧跟而上。

自民这才确定警车是冲自己而来的。但他们张扬的举动却又有悖常理，他百思不得其解。于是再次停下来，盯住警车。警车紧跟着也停了下来，车内一片黑暗，没有人下车。

这可真是奇怪了，他们葫芦里到底装的是什么药呢？自民陷入沉思中。突然，他一拍脑袋，嗨，何必自寻烦恼呢！他有千般妙计，我有不变对策。不理睬他们。他暗暗对自己果断地说道。
自民实在不愿再浪费精力去分析猜测这帮人的意图。

四
第二天，自民回访王可为，碰巧林益民也在他家。三人先谈了一气股票，尔后转入正题。

“‘人权’概念在其发源地是因争取宗教信抑自由和政治自由提出的，”自民说，“并没有涵盖生存权与发展权。中共虽宣称其尊重人权的普遍原则，但实际上其却仅强调生存权与发展权，而漠视公民权和政治权。中国的很多现实问题皆源出于这种对人权的曲解。”

“生存权与发展权是人与生俱来、不证自明的天然权利，它先于政府的存在。特别强调生存权与发展权，只能意味着曾几何时这一人类最基本的权利也被剥夺殆尽。”林益民激愤地说。

“宗教信抑自由是指在不损害他人权利的前提下，”王可为说，“人们有权以自己认可的任何方式，在任何时间、地点和机构进行宗教活动，而非指人们只能在政府指定的场所和批准的机构从事宗教活动。

“政治自由的宗旨是人民当家作主，人们依一定的法定程式来挑选他们自己的领导人。职业政客的政治前途决定于人民手中的选票，不接受那些自诩伟大英明正确光荣，却怯于平等竞争的组织或个人的欺骗，更反对强奸民意的暴力行为。”

林益民说：“这里必须要弄清楚一个原则。人们的自由是以不损害他人的权利为前提的，而非以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为前提。基于人的本性，一个人自由地行使其权利，几乎肯定会损害到某个人或某些人的利益，但只要其他人的权利不被侵害与剥夺，只要其他的人拥有同样的自由，这个社会就依然公正、公平。

“最可怕的是将大公无私挂在嘴边，但行动不仅完全相反，而且剥夺其他人同样行事的权利，并用暴力镇压抗议。如此，必然会导致政治上的独裁专制及社会的严重不公，进而造成人性的堕落，引发一系列严峻的政治社会问题。”

“在一个社会中，”自民说，“只有政府拥有践踏民众人权的资源，因而监督政府就是保卫人权的最基本的工作。为此，人们必须具有真正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选举自由。它们不仅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权得以维护保障的前提。
“根绝侵犯人权的行为是我们的理想，但我们深知要完全做到这一点却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无限接近这一目标。一个政府存在的合理性不在于其任内侵犯人权事件的多寡，而在于其是否存在侵犯人权的制度性根源。”
时间飞快流逝，自民必须马上去赶车。三人互致珍重平安，相互鼓励，慷慨作别。

五
《中国人权观察》设在武汉红纲城一家临街的门面中，这间约十平方米的小板棚房同时也是老秦生活和做生意之处。板棚虽能遮光，却不能隔热。夏日，房内几乎与室外同样酷热。挂着高度近视眼镜的老秦赤裸着上身，挥汗如雨兼奋笔疾书，在这里发出了数百号《中国人权观察》。

一九九八年夏季的豪雨也与他特别亲近。一夜，大水冲入板棚房，将锅碗瓢盆统统飘起。幸好其睡在自搭的阁楼上，否则，也将沦为“船民”了。

自民回到武汉不久，即传来浙江民运人士公开向中共政权申请注册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消息，一时间世界舆论哗然。人们在对他们冲击党禁的勇气表示钦佩之余，将目光更多地投向了中共政权，希望其能循和平理性的原则与民间力量良性互动，为中国大陆最终建立宪政民主制度奠定坚实的基础。

对未来的预测五花八门、各式各样。时间一天天过去，中共并无任何过激行动，人们心中开始升腾起无限的希望，各类预测也渐渐阴转多云、多云转睛。中国人民在苦斗近八十年后，民主的曙光似乎终于刺透霭霭黑云，即将普照神州大地。但真正懂得大陆政情的有识之士却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们知道，只有待克林顿总统访华产生的舆论热潮平息后，决定当代中国政治走向的关键时刻才会到来。届时，中共采取的行动才能体现出其真实意图。
很快，决定性的日子来到了。

七月十号，一夜之间浙江民运人士几乎全部被捕，至浙江省民政厅递交组党档的王可为、王朝勇、林益民三人更被直接送入看守所刑事拘留。善良人们的满怀热望再次被兜头凉水浇得青烟缭绕。

这预料之中的举动依然引得举世愤然。西方各国政府及各人权机构对中共大张挞伐，海内外民运人士同声谴责中共的镇压行动，仅《中国人权观察》就发出“7?10”案件专稿二十多篇。一时间，中共成为众矢之的。

这时，形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先是除王可为等三人外，其余被押人员陆续获释；紧接着王朝勇、林益民也获得了自由。中共的逐步退让使人们确信，只要继续向其施加强大的国际国内压力，形势就将发生戏剧性的变化。

果然，在被羁押了五十多天后，王可为终于重获自由。至此，“7?10”案件涉案人员全被释放。在与中共的二十年拉据中，民运人士首次占据了上风。这一过于轻易赢得的胜利使人们再也按捺不住满心的喜悦与激动，血液顿时沸腾起来。
九月的一天，湖北省部分民运人士在老秦那儿聚会，一起商讨申请注册中国民主党湖北省委员会的事宜。
老秦首先向大家通报了《中国人权观察》的相关事宜。

他说，昨天我又与陈济东到省民政厅社团管理处去申请注册《中国人权观察》，结果与前次迥然不同。上次，那位中年女处长还热情地称赞我们成立人权方面的社团组织是开创性的举动，并详细给我们讲解了有关程式与条件。孰料这次她严肃异常。她接过我们按要求提供的相关材料，看都不看就甩到桌上，径直指责我们与中共及其政府作对。我提醒她不要使用“文革”语言，我们的行动是有法律依据的。可她却尖声叫了起来。

“‘我们不会批准这种性质的组织的。’她一把抓起桌上的材料，塞到我怀中，‘你们不要痴心妄想。’
”老秦学着她的声调说。
“这就是中共的‘法治’。”老秦无奈地苦笑二声。
“什么法治？强权！”自民气愤道。
这时，陈济东与肖震林到了。陈济东一进门便说，警方刚刚搜走了国内民运人士委托我们转交湖北洪灾灾民的肆仟元救济善款。
“他们怎么能这样做？！”老秦愤怒地说道。
“我要求他们出具法律依据，对此他们不置可否。不过，他们说将把这笔钱送交赈灾部门。”陈济东说。

“如果真是这样，就没必要继续对这件事紧抓不放。但必须向他们指明，其行为触犯了刑律，侵犯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为民说。

“我不这样看。钱即使送去了，但是是以谁的名义呢？这是我们民运人士的血汗钱，有什么必要由他们转交？！我们应当继续与他们交涉。”肖震林十分气愤地说。

“这是一起典型的侵犯人权的个案，我马上发新闻稿。至于交涉的事，以后再谈。”老秦说。

为民依然坚持自己“广宣传、多交友、缓结社”的观点，他与老秦产生了严重的分岐。

“九五年你就进行组党活动，并因此而入狱。现在全国都动了，你反到退却了，为什么？！”老秦不解地质问。

“以前，我的确设想通过秘密组党来达到建立宪政民主制度的目的。但经过反复思索，这种考虑早在狱中就被推翻了。

“民主墙期间，民运人士可以通过大字报与民众建立广泛的接触与联系；‘八九’民运时期，民众更直接参预了运动；但今天民主运动却演变成了占人口中极少数的民运人士，借助电话、传真、电脑等现代科技手段进行的贵族活动，完全脱离了大众。没有群众基础，没有人民普遍的支持与参与，民运人士就不可能有任何作为，宪政民主制度的建立就只能是一种奢望。

“当前迫切需要的是每位元民运人士能沉静下来，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民主启蒙工作中去。这是一项耗时费力的艰苦工作。这儿没有报导，没有花环，也没有掌声，有的只是将每个平凡的日子与民主宣传相联系，并持之以恒。这需要更为坚定的信仰和坚韧不拔的毅力。

“目前，组党充其量只具有宣传意义，但却可能招致中共的疯狂反扑，给本来就非常弱小的民运力量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得不偿失。”

“我们组织起来后可以更好地宣传民众。我们只能在民主运动中学习民主、宣传民主，难道站在岸上可以学会游泳吗？”老秦说。
“我们首先必须做普及人权和民主知识的工作，只有在此基础上组织起来的群体才是有力量的。”

一阵长时间的沉默后，老秦打破沉寂：“我们派四个人到民政厅，三个人前去递交申请，另一个人留在外面。这样，里面的人如遇不测也能及时得到消息。希望一个有经验的人能在外面把风。”说完，他用希望的目光看着为民。
“我懂你的意思。”为民说道。

六
为民一个人在省民政厅外徘徊了约半个钟头后，陈济东、吕建忠、任景海三人从里面走了出来。
为民忙迎上前去。

陈济东兴奋地告诉他，接待官员称，只要能提供办公场地证明、银行资信证明、组织人员名单及常委以上领导的简历等档，就可以正式受理申请。
回程中三人异常兴奋，为民却不断地给他们泼凉水。

“中共原打算只镇压杭州的民运人士，但形势的发展却使其认识到，除非能将全国的民运人士一网打尽，否则，其政权依然将面临严峻的挑战。这才有了中共在浙江的逐步主动退让…”

“你是说中共在引诱我们冒进？”陈济东问。
“这是他们惯用的伎俩，但我真希望自己是错的。”为民仰首长叹一口气，“有心做为，无力回天。”
同日，山东省也提出了组党申请。

形势发展一日千里，至十月底，中国大陆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中国民主党筹备委员会。十一月初，徐文立在北京宣布成立中国民主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组。

由于徐文立事前没有与各方沟通协调，大有将既成事实强加于人的意味，因而引起了诸多的不和与矛盾，批评之声四起，更有人认为徐文立此举意在抢占制高点。浙江方面与任畹町等一批民运人士则干脆打出了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旗帜，与徐文立等人分庭抗礼。

一时间，民主党尚未正式成立就面临分裂局面的情形出现在世人面前。经海内外民运人士，尤其是秦永敏、王希哲多方翰旋，双方终于达成了妥协：拟定了一份新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单。眼看将要倾覆的列车又重新走上了轨道。
原打算坐收渔翁之利、不战而胜的中共，没想到不仅如意算盘落了空，而且将面临近五十年来首个不受其控制的政党，以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方式向其一党独裁的政权提出的严峻挑战。

中国的政治前景再度变得扑朔迷离，人们又一次将目光聚焦到中共身上，希望其能体察民意，顺应历史潮流，在人类进入新千年前夕，与民间力量共商国是，以和平民主的方式完成中国大陆现行政治制度向宪政民主制度的转型。
当事态发展处于十字路口的关键时刻，前后两次人们均自觉不自觉地认定最终决定事态发展方向的依然是中共。此一事实发人深省。

诚然，政治是妥协的艺术，但其中却丝毫没有施舍与怜悯。人类历史反复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当人们只能将事物的发展寄希望于参预该事物的某一方时，其结果肯定只会与非主导方的愿望相悖。只有当再遇此关键时刻，人们不再将目光仅仅锁定中共，中国宪政民主的成功建立才会具有可能性。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夜晚，中共突然于全国范围内展开了镇压中国民主党的行动，不仅民主党党员全部被抓捕，即使稍与民主党有联系者也被二十四小时严密监控。

中共此次一反常态，仅在二十多天后就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分别判处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十三年、十二年、十一年有期徒刑。行动之迅速令人怀疑其早已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工作。

中共原以为此举造成的强大压力与恐怖气氛，以及群龙无首的现状，必然会使中国民主党作鸟兽散，却未料到该党二线骨干极其坚定顽强。他们穿行于大江南北，希冀将人们再次团结起来。

一九九九年元月，刘杰豪、袁莉娟来到武汉。他们告诉为民，武汉是他们出川的头一站，接下来他们将绕全国一圈，要把组织召开中国民主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继续进行下去。

刘杰豪说：“虽然他们三人被捕了，但只要我们还在，就有义务和责任将工作继续开展下去，我们不能一遇镇压就全面崩溃、无所作为。假使今后我们也不幸失去了自由，那么后来者就应毫不犹豫地担起我们肩上的担子，前赴后继，直到独裁彻底失败，直到宪政民主政体在大陆稳固确立。只有当中国大陆民主运动具有了这种打不烂、拖不垮的强大力量时，民主事业才会有取得胜利的可能。”
一九八九年，正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的刘杰豪积极参与了“八九”民主运动。“六四”屠杀后，其以所谓“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刑二年半。他无怨无悔，出狱后，又立刻义无反顾地重新投入了民主运动的洪流中。

此刻，这位白面书生正慷慨陈辞，黑边眼镜随着其手势慢慢移动，以致他不得不隔一会就将滑落的眼镜推起来。

望着这位在严酷的红色恐怖中无所畏惧的青年，为民心中感佩万千，但同时也对其当下的计划与策略心存疑虑。目前有可能真正做到前赴后继吗？抑或当前是宣传组织民众，为今后波澜壮阔、前赴后继的民主运动打基础的时候。
刘杰豪、袁莉娟全国之行的计划没能实现。他们离开武汉，到达长沙不久就被中共抓捕，并被强行押解回四川。在随后展开的第二波镇压中，刘杰豪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有期徒刑十三年。前赴后继在他身后嘎然而止。

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始终缺乏波兰、捷克的民主运动所表现出来的持续性和连续性，这里不仅有历史文化传统的缘由，更有策略和战术的原因。任何不具备持续性和连续性的推动民主进步的活动，都不仅没有力量，也没有生命力，更不可能赢得最终的胜利，其最大的现实意义是“启蒙”。(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