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1日讯】人的行为或行动，一般而言都是产生自思想，因此，一个人要是脑子里装的是正道正理，那么行为自然不致如何偏差；相反的，要是脑子里装的是些邪理恶念，那么，行为要不入邪道恐怕都很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中，所发生过的种种恐怖邪行，其实正是来自于他们思想的根源：马克思主义。
在社会理论中，一般将马克思的思想界定为“劳动／生产典范”，这是马克思许多重要概念之所系，也是后来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重要方针战略的理论根底。那么，什么是“劳动／生产典范”呢？
马克思将人的本质视之为和动物一般：必须为了维系此一肉体生命而劳动（生产），因此，劳动（生产）就被马克思视为人类生存的最重要事物，也就成了人的本质（马克思虽然在其他方面反对“本质”之说，但其唯一接受的本质说法，就在于“劳动”作为人的本质）。然而，这样一种认识，它的问题在哪儿呢？听起来不是很有道理吗？其实，马克思和许多后来的共产主义者思想中有许多地方经常都充斥着这种“瞒天过海”的招式，亦即，将一部分的道理僭装为全部的真理，从而使人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他们错误的理论。
的确，“人”在某个方面来说，其作为有机体的生命是需要物质的供养，以期持续维系生命，因此，人便需要劳动、需要生产。但是，关键在于，这仅是人作为人类这一种存在、所具有的许许多多特性之一，却非全部。以物质的能养而言，二千多年前的孔子就曾经这么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第二）换言之，若将“（物质之）养”作为全部，那人与动物又有何差别呢？即使不远推至古圣先贤之说，单以近哲而言，德国理论家哈伯玛斯（J. Habermas）便以“言说”作为人之最重要活动，而创发出其“沟通理论”。由此而言，将人的本质，单一视为是“劳动／生产”–也就是前述所说的“劳动／生产典范”，根本是大有问题的，而马克思主义便在这里踏上了错误的第一步。
然而，由于这一“劳动／生产典范”，马克思理论便将“工人”–社会上的主要生产承担者–的地位供上了如同神只般的高度上去了。这一失误的理论典范，在当时结合了初生不久的政治经济学，于是便形成了所谓的“劳动价值理论”–所有价值的创造皆由工人的劳动而来；更进一步产生了问题重重的“剩余价值论”–在支付给工人的薪资所能抵付的劳动时间之后、工人多余的劳动时间所创造出来的价值，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认为的“资本的秘密”、利润的由来。
劳动价值论的最主要问题，便是在于将一切“有用的事物”都视之为是工人所创造的。在这一方面，已有许多从知识、管理、技术的提升等等方面，来质疑劳动价值论的著作，我便不再赘述；而我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于这样一个劳动价值论，其实也正是“无神论”所会产生出来的理论产物，亦即，他们只看到了在此一空间中“可见”的劳动生产过程，却未思及任何物质的最原始产生根源，因而才会认为是（工）人的劳动创造了一切价值。例如，当一位木匠利用木料（原料）进行劳动生产时，我们可能只看到了经由木匠的劳动所创造出来的新的物品，但是，我们却忽略了，那作为原料的木料又是谁所生产的？
天生万物以供人用，古人是很清楚的认知到这一层道理的，因此，例如我们便可以看到，古代的木匠要上山伐木前，就必须遵守许多规范，伐木需按吉日规定、不得滥伐，立木起工前则有祭神之仪式，这一些，正是源自于对“天生万物”的明确认知，因此在取用由“天”所生之物时，必须符合天理而行；而古人之惜物、敬物，也都是这一“天生万物”之认知的表现。然而，“劳动价值论”的主张者，是看不到这一点的，他们只看到了在这一空间中“可见”的劳动过程。讽刺的是，拥护这一主张者，恐怕连张献忠的见识都比不上了，因为这个大流寇至少还懂得“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呢！
马克思的错误的“劳动／生产典范”所造成的错误后果还不仅于此。由于将“劳动”视之为人类的本质，同时，在社会上承担主要生产劳动职能的便是工人，那么，逻辑上便又推进了一步：对于工人的压迫，就是对于人类的压迫。也因此，马克思便认为，所有其他阶级的利益都是为了自身所属阶级的“特殊”的利益，只有工人阶级的利益才是符合全人类的利益的“普遍”的利益。就这样，马克思似是而非的、一步一步的将人们引入他的理论误区之中。由于工人阶级的利益才是符合全人类利益的“普遍”利益，那么，工人阶级的解放就是全人类的解放，因此，“工人阶级革命”的号召就应劫而生了，同时，更进一步的，由于工人阶级的利益代表了普遍利益，所以，邪恶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指导理论也就被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就等于是“全民专政”、也就等于是“人民民主专政”。
然而，以上这些都仍然是概念上的建构，在实际上的操作中，共产党人却发现了工人根本不具备所谓的革命性–精确点说，应该说是工人根本没有革命的意图和需要；那么，所谓的“工人阶级革命”的理论，在实践上便遭遇到了问题。但是，当遭遇到这一问题时，共产党人并不反思其理论上的错误，相反的却“横柴入灶”的硬干到底，于是便在理论上继续走入歧途，列宁也因此发明了“先锋队”的说法。所谓的“先锋队”也就是说，因为工人过往的有限生活和遭受到“资产阶级”所灌输的虚假意识的毒害，因此工人们“目前还不能正确的认识到”自己的利益之所在，因此也不能集合组织成为一个革命的阶级，于是，在这样一个阶段，就必须有一个“先锋队”来扮演领导工人的角色，而这个先锋队就是布尔什维克、也就是共产党。
于是，我们看到了，共产主义者是如何在理论上一步步的偷天换日，最后将自己这样一个政党的利益，等同于全民、全人类的利益。同时这也说明了，被共产党人奉为真理的马克思思想，其实却是其后的共产党徒子徒孙们可加以滥施改造的工具。这些马克思的孝子贤孙们–说是孝子贤孙，这是因为他们都学得了这个老祖宗在理论上的偷天换日本领–不断的依据自己的需求而改造马克思的思想。列宁为了苏联革命编造出一套“先锋队”的说法，而毛泽东则是为了中国革命而炮制出个“从乡村包围城市”的农民暴动的理论来。但是，无论是列宁的编造或是毛泽东的炮制，他们的目地则是极为类似，也就是以“全人类利益”作为说词，实际上却成全了共产党一党专政的目地，甚至成全了其私人的、一己的权力极大化的欲望。
这个错误的“劳动／生产典范”在实践上所造成灾难后果还不仅于此，由于强调劳动生产，几乎所有曾经被共产党所统治过的国家、地区，其生态环境都遭受到了极为可怕的破坏，这其中，尤以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大地的破坏为最；由于认为一切价值都是由劳动而生、由工人所创造，因此，“四体不勤”的知识份子便被视为是人民之敌，毛泽东以“臭老九”而鄙之、贱之。而无论是在前苏联、东欧国家，或是在今之中国、北韩，知识份子被投入狱中者不知凡几，共产党人以伪尊工人之姿，意图彻底扫除对其政权具有潜在威胁的知识份子，早已是共产国家中之常态。
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实践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是一个很难让人掩目无视的历史事实，然而，即使如此，至今却有许多中、西左派（或新左派）知识份子仍试图为马克思辩护，认为这些实践上的灾难性后果，并不能归之于马克思本身理论的问题，而是后来者如列宁、史达林、毛泽东等必须自负其责的。这种看法，其实还是一种断尾求生的心态之表现，但，断尾能否求生、抑或只是自欺欺人，未来之历史定有论断。本文除试图以源生于马克思的理论根源来说明这些历史上的错误理论、邪恶实践之间的一脉相承之外，在此也将以一位曾经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要人物、后来则回归基督信仰并成为一名神父的伊尼亚斯‧莱普（Ignace Lepp），在他的一本名为《从卡尔‧马克思到耶稣-基督的历程》（Itinerary from Karl Marx to Jesus-Christ）著作中的一段评论史达林恐怖统治和马克思思想之间的密切关连的文字来作为结论。莱普神父在这段标题为〈史达林并未背叛〉的段落中这么写道：
如今，我确信史达林及其同党并未背离马列的精神，并且无意识地与他们的祖师之基本思想不谋而合。事实上，只要他们稍加对马氏主义之原则不忠，也许苏联人民将少吃些苦头，人类的基本自由亦不会遭受如此恐怖的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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