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水:南京古城墙坚固的奥妙

杨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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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0月16日讯】南京,山环水绕,遍地绿荫,风景似画,古来如是。很多外来游客,叹服其山水之胜,更叹服其古城墙的坚固。

南京古城墙,始建于明朝洪武年间,至今六百余年,经历无数风雨、无数战火,几乎完好无损,仍然巍峨高大,坚固挺拔,一付不可攻克的傲然姿态。

是什么力量造成古城墙如此坚固?是专制政权的威力,严格地说,是专制权力的残酷力量,一种残酷的责任制,才造成南京古城墙的坚固。

如果你偶然遇到一块完好的城墙墙砖,就可以发现上面烧制有负责官员的名字、监工的名字以及烧制者的名字。历史记载,当时有制度规定,一经发现哪块城砖伪劣,责任者就要受到严厉的甚至是杀头的处罚。

中华自暴秦以来,统治者多数奉行专制主义暴政手段,阳儒阴法,实践中完全使用法家提倡的法术势等国家恐怖主义的一套手段,以严酷的刑杀为威棒,以便达到臣民胆战心惊,人人自危,小心翼翼,盲目服从。

了解南京古城墙的坚固,有助于我们了解现代中国大陆政治的奥妙。现代大陆的专制主义,完全继承了中国古代专制主义的衣钵,依靠一套明文的或潜在的规则,将压制国民的责任套在下级的头上,迫使他们违反人道与文明,压制人权与民权,被动地充当专制主义的驯服工具。

八三九四以来,历次的严打,以”可杀可不杀的要杀、可轻可重的要重、可判可不判的要判”为原则,层层下达劳教、劳改、杀头的指标,并且将这些指标和具体负责官员的成绩挂钩,那些官员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则盲目服从,不分青红皂白,为了完成指标而硬性凑数,结果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及其子女,成了专制主义法律反复无常的牺牲品,只有经历过大陆司法机构拘禁、逮捕、判刑、劳改的人,才能深切体会到,那些任意性的以指标完成法律数字任务的过程中,包含了多少冤枉者的血和泪!

统计农村产量的过程中,弄虚作假同样层层加码,记得一九八六年某乡小麦年产量只有一千万斤,到了县里,就必须变成一千三百万斤,到了地区行政公署那里,就魔幻般变成了一千六百万斤了。如果那些下级不如此造假,那么一种潜在的责任制就会淘汰掉他,摘掉他的乌纱帽,让他辛苦很多年才攫取到手的既得利益转眼化为泡影。

农村收缴税过程中,同样是层层下达指标,不能完成敛财者,就会被罢官,哪个官员愿意丢掉乌纱帽呢?结果基层干部,善良的是出于完成工作任务,也得照样压榨农民,本来心=地就很邪恶者则乘机暴力对待农民,无所不用其极,以便对上邀功请赏,对下趁火打劫,中饱私囊。

计划生育的指标一到下面,基层干部面对不生儿子不罢休的农民,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就大肆动用暴力,非法拘禁农民,甚至打死在乡镇派出所,至于扒粮食、扒房子、抢走耕牛、农具,如同日本兵下乡扫荡者等等,层出不穷。

农村村镇建设也是一样,上级的硬性规划,必须如何如何完成市镇化指标,可是地方上农民都很贫困,并没有那样的社会基础与经济力量,最后乡镇领导要么绞尽脑汁,要么暴力先行,将任务划分到各个村子,强迫农民到镇子上按照规划的要求盖房子。结果弄得很多农民倾家荡产,很多人将仅有的积蓄用到盖房子上,再无力量发展自己的经济事业。

为了所谓的”稳定”,中国大陆政府同样层层下达指标,要抓多少法轮功信徒,要如何阻止公民上访,这样的指标最后都一样承包到具体的官员或者警察的头上,有的地方甚至到了这样的地步:只要任何一个片警负责的社区出现一个法轮功信徒或异议人士有活动,他们就立即下岗,有的地方则由县政府要人牵头,组织专门的截访队,拦截公民到上级政府上访,如果任务完成不好,那就立刻会受到指责或丢掉乌纱帽子。

为什么汉源事件中,安徽池州事件中,最近的太石村事件中,地方官府官员面对民众大规模的请援、示威、依法维权等等,不能有任何变通的应对,而只是依靠军警力量,暴力打压或者血洗民众,根本原因就是专制主义体系的暴政责任制的驱动。

这是一种非常有害的责任制度。这种残酷的专制主义责任制,给予下级的任务指标,不是为民造福,而是压制国民的正义呼声与要求,以便达到国民鸦雀无声式的”稳定”。

杨天水于南京东山
2005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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