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19日讯】中国的自由民主运动，是一个艰难而伟大的事业。这个事业必须发动中国的各个阶层和各个领域的人民参与进行，其中当然也包括中国共产党内的良知未泯的人士和同情自由、民主运动的进步份子；中共解放军中的开明进步份子也是必须争取和团结的一种重要力量。
一段时期以来，空军政委刘亚洲中将的一些文章在网上的传播，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和争论。我看了刘亚洲的一些文章，觉得他的文章中有很多难能可贵的思想和观点，都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因为他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高级将领，没有囿于中共的说教，有这些开明、进步的思想是很不容易的。
刘亚洲在《信念与道德》一文中，谈到美国“9．11”恐怖袭击后在中国国内的反映时写道：“隔了片刻才知道是中国大学生在庆祝美国‘双子星’大楼被炸。我国有一个记者代表团，当时正在美国访问，看到世贸大楼被撞，这些记者团的成员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这是一种文化的浸濡，这不能怨他们，他们已经控制不了自己了。结果被宣布为永远不受欢迎的人。我在北空，那几天部队来人看我，我都问他们对‘9．11’什么看法。众口一词：炸得好。后来我讲，这是很悲哀的。如果是这样的人爱中国，那中国还有救吗？”
“当时我想，‘9．11’死了这么多人，都是无辜的人。丧失的是人的生命，是世界上最有尊严的东西。”
“过去，美国人民为了帮助中国摆脱殖民统治，打败日本，为中国社会文明进步做出过巨大贡献。”
“我曾讲过，对屠杀了我几千万同胞并且没有认错的日本，我们经常说‘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对帮助我们打败了日本的美国人民，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要仇视呢？”
在当时，中国对恐怖袭击几乎是“弹冠相庆，举国欢腾”的情况下，作为一个共产党的将领，刘亚洲有这样的正确认识，是很难得的。不过他说：“这是一种文化的浸濡”，就大谬不然了！这不是什么“文化浸濡”，而是共产党这一邪恶集团半个多世纪以来，对中国人民进行蒙蔽、愚弄、欺骗、煽动和歪曲事实报导的毒化结果。当时我的孩子在上中学，回来后告诉我说，老师带领着同学们在课堂上高兴得欢呼，庆祝美国挨炸。我当即告诉孩子，让他转告他的老师：别高兴得太早了！过几个月再高兴。我说一个连作人都不够格的，还作什么教师？再一了解，他的老师原来是某学校的校长，党员—-这就不奇怪了，垃圾堆里的东西！能有什么好？过几个月后，我看他是再也高兴不起来了：阿富汗塔利班政权被推翻、恐怖集团营地被摧毁。这些可耻的人渣，它们伤心的日子还长着哪！
刘亚洲在其文章中也表现了很强的反专制思想。他在《甲申再祭》一文中说：
“专制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在我们的文化遗产中，这种由少数人百分之百控制多数人命运的残酷制度既脆弱，又坚强。脆弱是因为其承受不起任何一次外力打击，坚强是因为每当外部打击过去后，它总是枯木逢春。它总是像‘一次权力交接仪式，把奄奄一息的专制交给精力充沛的专制。’这就要说到专制下的人民了。专制主义最可恶的一个特点就是愚民政策。要做到这一点唯有高压。高压必造成顺从。顺从必培养奴性。中国的佛教、道教也反智，也愚民，但却不如儒教来得猛烈。儒教已经把中国人培养得有受虐倾向了，并对凌辱有极强的忍耐力。中国人在极权和专制面前是死人。在外国侵略者面前也是死人。人平时没有尊严，战时也很难有尊严。奴隶在奴隶主面前是奴隶，在外国侵略者面前就变成主人了？你做梦吧。”
“专制社会下的人格多奴性，最少宽容精神。奴性越大，宽容精神越少。缺乏互相信任是我们这个民族一个源远流长的特点。这样的民族总是怯于公战，勇于私斗。中国的内战是世界史上的奇观。”
刘亚洲同时还有很强的民主意识，他在《信念与道德》一文中写道：
“民主的理念已经深入到他们（美国人民）的生命中、血液里、骨髓中。这样的民族，他不兴盛谁兴盛；这样的民族，他不统治世界，谁能统治世界。”
对像郭沫若这样的毫无道德廉耻、出卖自己灵魂和人格的知识份子，刘亚洲也在文章中充满了鄙视和批判。他在《沫若祭》一文中写道：
“我听说这件事后，曾问一个作家：‘世界上什么东西最硬？’答：‘花岗岩。’我说：‘不对，世界上最硬的是郭沫若的胡子。像他那么厚的脸皮都能穿透，还有什么东西比他胡子更硬呢。’”
中国军方以刘亚洲中将为首的一批少壮派军官，在原订要召开的军方关于“中日关系研讨会”被封后，在互联网上发表了他们《欲人尊我，必先自尊—-日本人为何对我猖狂？》的联合声明，其中勇敢地提出：“中国人这二百年来弱就弱在制度，输也就输在政治制度上。”并尖锐地提出：“而今天，日本有哪一个政府官员敢用公款赌博和公款嫖妓或腐败曝光后执政党敢不谢罪下台？而我们的贪官污吏则如雨后春笋，前仆后继。在今天这个信息时代，在这个谁站在信息科技之巅就站在全球之巅的时代，彼方是信息无障碍地交流、碰撞、激励和竞争，而我方则是绞尽脑汁地封网、过滤、钳制和内耗；彼方是最大限度地调动和激发全民族的创造力，而我方则是最大限度地将民间思想火花扑灭于萌芽之中。这彼我双方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文社会体制，难道不最终都会反映到国民的综合素质上？难道不最终都会落脚到综合国力上？那种认为只要西方技术，只需引进硬件就行，那种将先进技术与产生这种技术的先进人文环境分离的思维，从当年的“洋务运动”到今天的“改革开放”，已经一次又一次地被证明是一条将中华民族引向自甘落后、自取其辱之路，可今天却还是有人要硬着头皮继续走。”
刘亚洲在现代军事方面的一些理论和观点，我觉得也是非常精辟、正确的。
不过，刘亚洲毕竟是一个共产党的军人，言论和立场不免带有共产党专制主义的烙印和影响，这些都是不足的方面。比如他对1989年6.4民运的敌视立场以及对邓小平、江泽民这两个杀人屠夫和千古罪人的吹捧和崇拜；他所鄙视的郭沫若对毛泽东的奴颜媚骨，在他对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也同样地表现出来；还有他对赵紫阳同情民运的仇视态度，都是刘亚洲阴暗的方面。
刘亚洲将中国的很多问题都归咎于文化，是一种相当糊涂的认识，或许是他避重就轻、避实就虚的一种故意。他说：“一切问题都指向制度，而一切制度的问题都指向文化，而一切文化的问题都指向宗教。道德就是文化。”任何国家或民族的文化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都有其优越的一面和不良的一面。我们现在的中文，其中就包含着外文词汇、外文数字、外文字母，这就是因为中文中的不足才引进外文的原因，而哪一个民族的文化又不曾吸收别的文化呢？中国的文化，自古以来就有着丰富的内容，并不一定都是围绕封建专制制度服务的，只不过封建专制制度抑制及摧残了中国历代出现的进步文化因素，并持续地镇压和迫害产生进步文化的进步人士，使得进步文化的发生、发展在中国举步危艰，难以得到成长和壮大。现代中国，摧残和扼杀中国进步文化的主要力量不是别人，正是中国共产党这一无耻的专制邪恶集团！
文化、宗教和社会制度，是有着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或相互制约的关系的，在这三者之间，起决定主导作用的是社会制度，因为社会制度是唯一具有强制力和摧毁力量的因素，它可以利用社会权力，强制推行或限制某一种文化，或强制推行或限制某一种宗教。考察人类社会的全部专制制度历史，可以发现它的根本出发点在于它的自私性和损人利己性，即专制主义的本源是人性恶的方面；而民主社会的出发点是善良和平等，即民主社会的本源是人性善的方面。
我在《从古罗马帝国的灭亡看中国民主化的艰难和战略》一文中，提到唐代贞观王朝的三省职权划分初步体现了现代政治特征—-分权原则。这种政治运作方式类似现代民主国家的“三权分立”制。西方在十七世纪兴起的分权学说，唐太宗李世民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运用于中国的政治体制。
而武则天背弃了唐太宗李世民创立的一系列前无古人、并给唐朝带来伟大变革和繁荣昌盛的政治方针和法治原则，将封建王朝重新拉回到极权专制的旧轨道上。她登上皇位的“诀窍”说穿了，就是阴险、狡诈、恶毒、凶残，为了自己的一己之私，不惜使用任何手段，不惜毁灭任何人、包括她的几个亲生儿子和其他亲属的生命。极端利己主义和超乎寻常的凶残，是一切专制暴君的共同人格特征。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文化，怎么能有平等、自由的幼苗？
刘亚洲说：“我是军人，我对战争是有选择的，我有权选择战争，无权选择命令。”然而，刘亚洲却忘记了，被他所贬斥的北京军区三十八军军长徐勤先和二十八军军长何燕然，拒绝执行中央在89年6月下达的镇压北京群众的命令，正是这两位令人崇敬的军人，在履行他们选择战争的权利！而之所以在89 年6月4日没有发生真正的战争，仅仅是因为共产党军队的“英雄”们面对的是一些毫无武装、手无寸铁的老百姓！
从刘亚洲的一系列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刘亚洲在人格上是一个具有“边沿性”的人：即在民主、健康的社会环境中，他会是一个很好的人；而如果在一个专制的社会环境中，他则有可能是一个走向邪恶的人。总的来讲，他是一个良知未泯的人。比起那个昏庸癫狂、大放獗词，扬言要牺牲西安以东的中国城市，和美国打一场核大战的朱成虎将军来，可谓是天壤之别了。
中国共产专制政权，是中国当代一切邪恶的根源，是中国社会改善从恶、道德沦丧、世风日下的根本原因。在这个邪恶的专制制度下，坏人更坏，好人也要学坏；如果你坚持自己的道德原则，那你就难以生存下去，更遑论什么发展、进步？所以，我们对于刘亚洲的一些阴暗面和错误思想，应该给予一定的谅解和批评，而不应全盘否定。看一个人，不但要看他的现实情况，还要结合他所处的社会背景。如果一个人生活在自由、民主的社会环境中，而他却对专制暴政奴颜媚骨，对专制匪首大加赞赏，对专制政权下的苦难人民置若罔闻，为了自己的一点私利，和专制势力相互勾结—-像人们所了解的李敖、杨振宁那样，那这个人的品质就是太坏了！这样的人，无论他在某些场合再唱什么“自由、民主”的高调，也不要去相信。
平等、自由和民主，历来都是平民的理论和诉求。一个特权中人，能够诚实地拥戴这一理论诉求，是要有一定的道德勇气和牺牲精神的。
任何专制社会，都是以维护人的不平等为基础的。它不但要维持统治阶层的特权地位，它还要故意在人民大众阶层中，制造不平等。史载，汉朝时期，平民中的等级划分，就有贱民“七科谪”：一、犯罪小吏；二、逃亡囚犯；三、赘婿（男子结婚上女家）；四、商人；五、曾经犯过罪登记有案（本人有前科）；六、父母有前科；七、祖父母有前科；还有骑母马的人，为社会的低下层。
毛泽东时期，先是对富人进行抢劫，然后是用平均主义、大锅饭来掩盖不平等；邓小平时期，是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拉开收入档次”蓄意制造与加大不平等；江泽民时期，是以各种改革的名义，对国家财产和民众利益进行疯狂的抢劫与掠夺。几近明火执杖的强盗。
在一个邪恶的极权专制社会中，完全靠自己的努力和钻营爬上来的人，往往却是最无耻、最狡诈、最贪婪和最凶残善变的人。这些年中国抓的一些高层大贪官，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在早年的生活中，是一个家庭困难、生活贫穷和吃过很多苦的人。早年的贫困，使他们对权力和财富、对异性的占有欲，具有疯狂的贪婪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往往不惜使用一切卑劣的手段。任何社会现象，都有它的两面性。专制特权的存在，有时也保护了特权阶层中的一些人，使其在思想或言论出现异议时，不至于遭到排挤、压制和迫害。刘亚洲比一般共产党官员更敢于表达自己的看法，不能不和他的特权地位有关。
对于刘亚洲的观点和文章，有一些人从“军人干政”的方面进行批评指责。一部分人从共产党的教条出发来反对刘亚洲，认为应该“党指挥枪”，而把刘亚洲们看成是“枪指挥党”；另一部分人则从民主国家的原则来反对刘亚洲，认为“军人不得干预政治”。至于反对意见中还包含的其它内容，就不一而足了。本人在此仅就所谓“军人干政”问题，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现代社会，作为一个公民，无论他（她）是什么职业，无论他（她）是什么社会地位，无论他（她）贫穷或者富有，都具有不可剥夺的、平等的政治权利，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公然否定的；这同样是民主、文明社会的基本法则。军人首先也是一个公民，那怎么就不能有参与政治的权利呢？军队是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军人是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份子，军人当然应当对社会的政治、军事、社会道德、国家的政策和法律等问题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他们的政治权利任何人也无权剥夺。在此基础上，军人更具有选择战争的权利，即：是选择参加正义战争还是选择参加非正义战争—-这是一个军人届时必须面对、同时也是一个国家的全体人民届时必须面对的问题。
只有专制政权中的统治者，才希望它所掌握的军队官兵，是一群没有头脑的群氓，只会像机器人一样，严格地按照它的指令行事。它要杀谁，你就去杀谁；它要你打谁，你就去打谁。就像共产党所形容的那样，作一颗专制机器上的“永不生銹的锣丝钉”，还美其名曰：“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专制统治者，希望的就是军人成为他们镇压人民、维护其野蛮统治的工具和刽子手。他们用军队的严格纪律和管理的概念，偷换掉军人独立思考、坚持正确立场和分辨是非的权利能力，这是一切专制统治者掌握、控制军队的共同特点。
任何崇高的理由和原则，都不能成为剥夺其他任何公民正当权益的依据。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欧洲战场上，著名虎将巴顿将军到一个美军的医院视察，他看到一名士兵，没有受到任何战伤，却躺在美军野战医院的病床上。他了解到这位士兵是因为听不得战场上枪炮的轰鸣之声—-枪炮声当然没有在音乐会上听交响乐那么美妙！这在巴顿将军看来，同样如果让中国的大多数人们看来，这位士兵都是一个十分可笑的、令人愤怒的胆小鬼—-所以，愤怒的巴顿将军“理所当然地”打了这位士兵一个耳光。这一下可就不得了啦！美国国内的人民对巴顿将军群起而攻之，指责他侵犯士兵的人权；巴顿将军的上司、欧洲战区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下令巴顿将军向这位士兵道歉，作自我批评，否则就要撤销他的职务。美军并没有因为尊重人权而丧失战斗力，相反，恰恰因为美军尊重人权，却成为当今世界的仁义之师、正义之师、强力之师！任何邪恶势力都战胜不了这个伟大的力量！朱成虎这样的将军们大概不会相信我的话。那么好吧！有种这些猪将军们可以去碰碰试试！我看你们杀国内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时是个“英雄”，到时候恐怕就是地道的狗熊了。
共产党的“党指挥枪”的原则，是一个玩弄概念的游戏。到底谁是“党”？谁是“枪”？当上了共产党主席或最高首领的人就是党？军队将领就是“枪”？别忘了刘亚洲是空军政委啊！是党在军队的“党代表”啊！试问哪一位解放军军官不是中共党员？哪一位解放军士兵敢于不拥护共产党？哪一位不拥护共产党的青年能够参军入伍？赵紫阳倒是当上了党的最高领袖了，怎么反而让一个据说是“完全退下来了”的、实际掌握军权的老东西给推翻了呢？怎么还给赵紫阳总书记扣了一顶“分裂党”的大帽子？—-党的最高领袖分裂党，掌握军权的人搞非法政变却是在维护党，真不知道这个党到底是个甚吗东西！这一大堆逻辑混乱的事实，我只好给它发明一个名称，叫作“矬子悖论”。不知各位看官能否接受？
军队如果独立于政党，军队如果国家化，那么执政党指挥、领导军队才是正当与合理的，至少在逻辑上是不相悖的。所谓“党指挥枪”才能成立。然而，中共的军队，历来就是它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从历史来看，中共建政初期及以前，各级地方政权的主要领导人，大部分都是来自军队；中共实际的掌权人，都是实际掌握军权的人。不掌握军权的领导人，最终都是一个花架子，并不能真正代表党。赵紫阳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中共历史上的张闻天也是一个最好的说明。考察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可以发现这一基本特征，说穿了，共产党就是靠暴力起家，靠暴力发展、靠暴力壮大的一头怪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军事流氓组织。
即便是从中共历来的法律、规章、制度出发，也看不到有军人不得参与政治的规定。相反，中共的军队历来都要求政治挂帅，讲政治；军人参政、议政；参加各级政府工作，参加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政治协商会议；进入中共中央及中央政治局等等，哪有什么军人不能参与政治呢？
民主国家里规定军人不得干预政治，我的理解是指军人不得干预国家的多政党政治生活，军队是独立于任何一个政党或政治组织的，军队是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只属于全体国民及受命于民选政府的最高行政领导人。民主国家的政治舞台，是一个平等的讲道理和“吵架”的地方，如果军人们提着枪杆子和军刀上台来吆五喝六，那么别人岂不成了“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了”？所以军人们若要想上台来“吵架”、讲道理的话，那你先把刀枪放下了再上来，先不要破坏了人们的平等。
任何职能部门都有其一定的操守。法院有法院的操守；律师有律师的操守；军队有军队的操守；不能说军队的操守就是军人不能过问政治。如果民主国家的某位首脑要搞一党专制，要解散民选机构，要把坦克开上街头，对游行示威的老百姓进行大屠杀，我倒不相信这个民主国家的军队会仍然不干预政治，仍然会像机器人一样听从政府首脑的指挥。事实上，民主国家的军人也并非都不过问政治。美国艾森豪威尔将军就是军人出身，不是在退出军队后参加总统竞选了吗？美国军人中出现过反战人士，是不是参与了政治？美国军人支持敲打伊拉克萨达姆暴政，是不是参与了政治？谁又能剥夺他们参与政治的权利呢？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任何法律、法规，都是有时空限制的。现代中国人，不能遵守秦始皇的法令；也不能执行外国的法令，哪怕这个法令再好，都是“法律不适用”。将来中国实现了民主，我们要订立全面的民主国家法律、法令，那时候再用适用的法律去要求人们，现在用“军人不得干政”来要求刘亚洲们的话，就有点太可笑了。
判定一件事的好坏、对错，首先要建立判定是非的标准和尺度。没有标准和尺度，各自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各从自己的价值取向来衡量，岂能达成共识？ 笔者从前作过机械工人，发现工人师傅们总是把“铬（ge去声)”念成“luo（去声）”。哪个念法正确？实际上都正确，看你用什么为标准来衡量。如果以字典的读音为标准，即以“约定”的标准为标准，就念“ge”；如果以“俗成”的标准为标准，就念“luo”。
我们一切热爱民主的人士，是以平等、自由、善良为最基本的价值取向，所以，判定是非的基本出发点必须以此为据。美国一位青年烧了国旗，对越战表示抗议，遭到起诉。对于亵渎美国国旗的行为，绝大多数的美国人民是不会同意的。但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定了当时的《反亵渎国旗法》禁止和惩罚公民用烧国旗的行动来表达政治观点是违宪的。最高法院裁决其无罪。裁决书中写道：“国旗同样保护侮辱它的人，这的确令人不快，但却是基本原则。”在这里，判定是非的标准就是美国宪法。
刘亚洲等军人在政治舆论界的突显与崛起，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重要事件，是需要人们积极地响应和支持的。中国的民主进步，需要全中国各阶层、各领域的全体人民共同努力，才能得以实现的伟大事业，其中当然也包括军队中的开明进步人士。尤其军队作为一种武装力量集团，如果不支持或者反对人民的民主事业，将会成为人民民主事业的最大障碍。积极争取军人关心、参与中国的民主改革，是民主运动必不可少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
2005年10月16日(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