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25日讯】巴金逝世后，有多篇评论说，这意味着他那一代知识份子已经彻底离开我们，他们已经成为过去，成为历史。同样一句话，却有不同的含义，不同的指向，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有人（比如提倡后现代主义的张颐武）说巴金是五四时代的最后一位大师，他追求个性解放、追求精神自由是一种“现代性的宏大叙事”，而我们当前面临的是一个全球化和消费文化的新时代，我们不能躺在他的思想和价值上，而应该面对新的现实，超越他。
另有一种意见认为（比如评论家谢有顺的观点），讲真话、反奴性的事业并没有完成，谎言和虚假依然存在，因此我们必须自问：他的文字和精神还有多少能被现实中的我们继承。
我是持后一种观点的。巴金晚年一再表示的是忏悔和遗憾，他的愿望并没有实现，他的理想仍然是我们努力奋斗的目标。巴金之所以格外引起人们的尊重与怀念，与他晚年的态度和立场有很大关系，不然，人们固然会敬重他早期文学创作的成就，更会为他半生蹉跎遗憾。巴金晚年提倡讲真话是他长达半个世纪的后半生的唯一亮点，我认为更有亮度的是，病榻上的巴金公然说，有人对他提倡讲真话表示不满，但他不为所动，坚持自己的态度。这说明，对真实的追求，在中国是一项尚待争取完成的、艰难的事业。
人们把巴金的“讲真话”当成他几乎唯一的思想财富，这一点的价值决不仅是过去时，而且是现在时和将来时。
我们确实应该超越巴金，如果巴金晚年的认识和境界已经是我们只能景仰而无法逾越的高度，那只说明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状态和精神水准是可悲的、令人遗憾的。
巴金是一个善良、真诚普通人，而不是思想巨匠。他在晚年提倡说真话，除了对自己的一些经历表示忏悔，并没有为揭示历史真相做出多大贡献。要做到这一点，除了道德勇气，还需要思想的勇气和能力。巴金是少有的提倡反思和批判文革的人，他对于文革中自己和亲人惨遭迫害有痛切的感受与言说，但由于与社会生活脱节，大部分时间在体制的金丝鸟笼中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他除了反复提醒过去的悲剧之外，完全无力揭示，甚至无力探讨悲剧的根源，只能泛泛地说“文革使人性变成兽性”、“那时没有人性，变成了兽性”之类的话。
巴金基本上局限于只用道德眼光看问题，他晚年的忏悔是托尔斯泰式的，顺着这种思路，他体现和提倡的是托尔斯泰小说《复活》中主人公聂赫留朵夫的“道德自我完善”，他无力追问制度的不完善，考虑如何使制度完善。显然，使得“人性变成兽性”的原因，除了在人格和道德方面，更重要的是在制度方面。
巴金的忏悔是真诚的，但缺乏历史的维度。他的反思起因于他个人和家人在文革中的惨痛遭遇，他没有从头思考自己自从投身于左翼文化运动以来的一生和那一段历史。相比之下，另一位文学前辈韦君宜的反思就更彻底、更有力度，她在《思痛录》中发出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的感慨。巴金留给我们的，大体上是迷茫、疑惑和问号，而非有价值的内容或思想线索。
当然，我们不能苛求于巴金。时代在进步，历史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经验和可能性，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话说回来，在当下，要像巴金那样善良和真诚，是很不容易的。
但是，我们也可以对自己提出更高的标准和要求。比如，我们应该更自觉、更有勇气，从投身于生活、投身于社会的开始就坚持直面真实，对自己真诚无欺，决不随流和随众，决不受任何口号和力量的蛊惑、胁迫而作恶。我们应该把张爱玲的“出名要趁早”改为“讲真话要趁早”，与其到晚年来忏悔，不如一生始终坦荡无憾。严格地说，在功成名就，成为无害的偶像之后再来提倡讲真话，其实际作用是很有限的，前人的人生遗憾，应当是后人的警诫。
我们在痛苦历史和荒唐岁月这个背景下感怀和尊崇巴金，我们以大智大勇的标准要求自己。
──转自《世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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