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25日讯】根据美国国会劳改基金会编印的《劳改手册2003—2004》，中国大陆现有劳改机构995个，劳教机构336个。中共建政半个多世纪以来，已有几千万人经历了劳改、劳教这类人间地狱的生活。
八十年代初期，中共为了吹嘘自己的“德政”，推出了一部故事片《牧马人》。该片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天真纯朴的观众们观后泣不成声，她们问道：难道共产党的监狱里还有这等残忍的事？其实《牧马人》中主角的遭遇同真实的劳改、劳教机构相比，有着天壤之差，简直是小巫见大巫。社会上善良的人们是无法理解中共监狱的黑暗与残酷的。由于中共高层夺权斗争的需要，邓小平否定了“文革”，这才涌现一批揭露文革暴行的伤痕文学，其实这些暴行早在五十年代初期的大陆监狱中就存在了。
半世纪来几千万人经历中共炼狱
在五、六十年代，许多刑事案子都用政治罪名加以清算。例如一个地主子女因饥饿偷了人民公社的粮食，这就被视为“反革命”罪行，以“反动阶级反扑”定罪，量刑是很重的。近十多年来，中共当局为了粉饰其国际形象，不再使用“反革命”一词，而代之以“颠覆”“盗窃国家机密”，还普遍地使用“嫖妓”、“邪教”、“非法集会”等罪名来镇慑异己份子。从本质上说，五十至七十年代的大陆监狱与今日相比，在利用刑事犯欺凌政治犯、强迫劳动压榨犯人血汗、用刑具刑罚折磨犯人肉体、牢头狱霸帮助公安刑讯逼供等方面，并无差别；但在一切向钱看的今日，大陆监狱已“进化”到可以用金钱来换取减刑或假释，举国上下，并无差异。
为了使那几千万人的凄惨经历不致于湮没于历史，劳改基金会自一九九二年成立以来，一直锲而不舍地寻访与收集劳改幸存者的事迹和证据，迄今已达五百多篇。那些幸存者非常艰苦地一字一行记述了他们的苦难经历，这些血泪纪录被汇编在《黑色文库》与《人权系列》中，已经以中、英文本面世十九种，这些经过地狱烈火煎熬过的幸存者的呼声与控诉，使邓小平及其继承人意欲把中国人变成一个“失忆”民族的妄想宣告破灭。
中共的外汇储备已逾七千亿美元，可是云集北京街头的各地上访上告民众数以万计，我们的司法部门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良心作家廖亦武在《中国冤案录》一书揭露，光是四川省内一百八十一个法院、七百八十九个法庭的司法腐败、贪赃枉法就造成一万多起冤假错案，致使多位涉案人含冤而死；高院动辄积压案件十几年，某法官公开向申诉人说：我们只有五个人，要看全川一万多起案卷，看不过来就烧掉，你们有意见去上面告……
中国人绝不会变成失忆民族
上访的结果就是进收容所。有个陆正，捡拾了一家烟厂废弃不用的大半截锈水管，被捉将官里收审拷打二十多天，所有财产都被村干部强制没收、变卖。他释放回家沦为流浪汉，一怒之下状告公安局。南充中院在舆论压力下判他胜诉，公安局却坚持“不予赔偿”。他再次起诉，获赔五千多元，但兴讼多年欠下八万多元债，为此去成都、北京上访，以乞讨、擦鞋为生，病倒在街头还被巡警毒打。宜宾农夫田志光建屋挖地基时挖出两大罐金元宝，事为官府侦悉，将田氏兄弟打成盗墓贼，他在收审所关了三个半月，被狱霸打得蜕了几层皮，用烟头烫耳毛、鼻孔与肛门，还往谷道塞花椒粉。他熬不住刑屈打成招后，金元宝被公安吞没，回到家里才知亲弟弟也被打成一身内伤，母亲被气疯。他控告共产党的专政机关是活地狱，可是上访十年无处受理。内江县农民杨继年，九岁时被诬偷羊，被胡乱判刑十年，因不认罪，被加刑四次，从一九五七年关到一九九一年，坐了卅四年牢，出狱时左膀子残废，左脚也打跛了。他回到农村才知全家老少都已于六二年饿死，家产已归集体，村长拒绝安置，村长说：你告到江泽民那儿也没用！他回劳改队要求重新入狱又被拒，此后上访几十次，申诉七百多次，均不得要领，最后在北京上访村破屋中遭遇火灾被烧死。涪陵有个钟姓教师被指控强奸女学生，屈打成招后投入死牢，镣铐加身十六个月。在绑赴刑场的前夜，高院下达重审令，原来受害人翻供并状告公安局制造伪证冤枉好人，重审结果是改判死缓！
现在有人怀念毛泽东，其实毛泽东是冤假错案的始作俑者。北大著名右派、“百花学社”负责人陈奉孝在《梦断未名湖》中回忆，他在通县新生鞋厂中有个狱友，原来是苏联驻华大使馆的杂役，因为长得高大英俊，被大使馆一秘夫人看中，奸情穿帮后，法官称国际影响极为严重恶劣，要判他死刑，经一秘夫人一再求情，且承认是她主动勾引被告，最后还是重判为死缓。
陈奉孝的世伯于省初在一九五一年镇反时被枪毙，事缘一九四九年一月徐蚌会战失利，国军第十三兵团司令官李弥化装逃到山东潍县，旧识于省初以潍县工商联副主任委员身份将李藏在自家地窖中，还给他开了个路条，使之逃出生天。李弥到青岛后，《民言报》登出大标题消息“潍县民心不死，送李将军回青”，事为青岛的中共地下党侦悉底细，于省初遂遇难。徐蚌战役中，国军被俘将领尚未祭刀，于省初却因庇护一位国军将领而被杀，可见共产党之草菅人命！
镇反运动枪杀了国府军政人员三百万，据叶少华《红尘白浪》一书记载，在他福建宁化县故乡，一个土改队长就是一个具有生杀予夺大权的土皇帝，连一个普通民兵也可以随便把一个得罪过他的地主拉到后山岗去枪毙。行刑时，学校还停课强迫学生去观看“受教育”。起初是用枪射击受刑人的后脑，使用开花弹；后来愈杀愈多，一个个枪毙已来不及，便排成队用轻重机枪扫射。宁化县的上坝体育场，一次就杀了一百多人，叶少华亲见一位死者身上打穿了七八个血洞，穿着学生服，年龄至多十五岁，背上插着竹标签“现行反革命份子”。国军宁化县县长兼保安团团长谢某，率领部下与共军血战，六出六进县城，在一个阴雨天被围，宁死不屈，杀身成仁。共产党把谢县长遗体钉在床板上，用绳子吊在L形支架上，竖到县城大坝的体育场曝尸十日，其侄儿被诛连杀害，连侄孙都被诬为“暴动集团司令”，险些处死。另一位王县长被枪决后，其妻被共军轮奸致死，儿子打成右派判刑十三年。
战俘揭露苏军介入国共内战
这一套《黑色文库》的作者，都是大时代的亲历者，所以他们以血泪写成的口述历史，往往填补了海峡两岸官修史籍的缺失。例如叶少华在沙溪农场服刑时，一位平时沉默寡言的难友向他讲述了一项鲜为人知的史实：他原是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警卫营的一名亲兵。辽沈会战结束后，林彪四野长驱入关围攻平津，率卅万精兵的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悄悄与共方洽降，天津成了孤城。陈长捷率天津守军死守不降，战斗极为惨烈，共军廿四小时分三班不停地攻城，除了伪满关东军改编的凶悍共军与充当人海战术肉弹的民伕，还有红须蓝眼的苏联红军。由于久攻不下，共军掘地道直达天津城墙脚下，用超量炸药在半夜炸破城墙，然后发起人海蜂拥进城。守军经壮烈巷战，天津终于弃守。他且战且退，本可跟随副司令官秋宗鼎在跑马场临时跑道登上飞机撤走，因协助两位战友逃生，跑到离飞机五十米处，屁股上挨了一枪，不幸被俘。由于死人太多，城门堵住了打不开，只好被押着爬上城墙顶——从城墙下踏着死尸攀上城墙顶。一路上，他惊奇地看到很多穿着共军军服的苏联和东欧士兵尸体。他说“怪不得，仗这样难打，又输了，原来有共产国际的支援。”可是一般老百姓都是以为国军不堪一击，兵败如山倒，谁也不知道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都有苏军官兵，尤其是技术兵种——炮兵、工兵、通讯兵参战。后来的韩战与抗法、抗美援越战争也有苏联和东欧军队参加。
二十世纪的凌迟处死
一九七二年陈奉孝在内蒙扎赉特旗乌兰农场就业时，有个当过海上反共游击队员的闽籍同伴，因多次请假回家探亲得不到允许，错手杀了一名干部。他临枪毙之前，眼睛、耳朵、舌头都被共干割去，腿肚子上的肉全被削掉，整得奄奄一息后，绑到汽车上开宣判大会。提出去枪毙前发觉他早已被折磨死了，所谓宣判大会只是用以杀鸡儆猴而已。深圳海天出版社编辑尚建国在他所撰《从诗人到囚徒》一书中也有类似的记录：九十年代中期，有一名犯人从湖北省沙河市东郊的江南监狱脱逃。狱警在武汉蹲点布阵一个多月，终于在街边撞见逃犯，一枪击毙。狱警将尸体运回监狱犹不罢休，还到各中队巡回批斗——汽车开到各中队田边地头亮相示众，那尸体动弹不得，就命令同案犯把尸体扶起来给众犯人看以儆效尤。
叶少华在襄樊沙洋农场服刑时，有个陈姓难友常说梦话，内容无非是白天劳动细节，却被人密告“每晚狂呼反动口号”，旋被枪杀，同时被杀的有一百八十多人，其中不乏精神失常 ，因自言自语而被诬为呼喊反动口号，糊里糊涂拉去杀掉。
老毛死时几万人殉葬
滇缅公路的设计师黄湛，经三十年冤狱后，写了《永远的北大荒》一书，披露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死后，华国锋接班还兼公安部长，悍然下达命令“全国处于非常时期，在全国监狱和劳改队中的犯人，有不稳定者按1%的比例镇压一批”当时全国的在押犯人至少有几百万，按1%计，约有几万人被杀。这样庞大的殉葬队伍，真是前无古人，也后无来者。这位辛亥元勋的后裔怒道：“革命以如此残酷的手段革掉了敌人、无辜者、朋友及自己人的命，这样的成功，正是它的失败。人们的遭遇越悲惨，就越是证明这个革命失败得越彻底！”
共产党在它治下的监狱中惨无人道、草菅人命是罄竹难书、擢发难数的。叶少华在湖北定安监狱关押时，因政治运动频繁，监狱人满为患，狱方就地扩建大型机械车间。投产开工不久，犯人发现因狱方偷工减料，大梁和楼面出现裂缝，乃报告干部，却被斥为扰乱人心，并以加刑威胁。最后梁断楼塌，砸死一些人，余众夺窗逃命。共干怕死，只是喝令犯人抢运机器设备。谁知车床、刨床是铁制笨重，由地脚螺丝固定。众犯人刚进入危楼，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厂房全部崩塌，两百多个血肉之躯呜呼哀哉。事后共干严密封锁消息，只是悄悄派部队挖掘尸体，将碎肢残骸用大卡车拉走。一名陈姓犯人直言“那二百多人是被干部强迫进去才压死的”，遂被指为“恶毒攻击干部”，斗得头破血流。
良心作家廖亦武前年访问了纳西族世袭土司的后代李邸，他诉说在云南华坪劳教所被迫开矿，长年累月在十几米深的矿坑冒着摄氏40度高温刨矿石，每次点炮炸石后，众犯人要在呛鼻烟雾中抢着拉车运石，每天定额九十趟，来回二百米坡路，完不成任务要挨打、禁闭、戴背铐甚至加刑。一个分队每年被石头砸死的有三份之一，旧人去了，总会有新人补充进来，坐牢的铺位永不空缺，砸死、呛死的冤鬼，统统被狱吏定为“毒发身亡”；小小一个分队长，月薪就五千多元，年终奖金两万，还不计平时敲骨吸髓纳贿的油水。
三年灾荒时坟场尸满为患
陈奉孝回忆他在北大荒兴凯湖农场劳改时遇上三年灾荒，不少犯人因肚饿而挖野菜充饥，误食狼毒与毒芹，十五分钟就毒毙在田野，还有人抢着抓食别人的粪便，常常有人在收工的路上倒毙。死了的犯人就埋在菜园旁的一块荒地里，用一张破席卷了下葬。到一九六一年，饿死人越来越多，挖坑时发现下面已有死人，因天寒地冻，尸体尚未腐烂，只得把两人合埋一穴。
这一年死得人多，荒地尸满为患。黄湛在北大荒海伦农场，专职搬运与埋葬饿毙的囚犯，起初是将尸体搬到一座仓库。到六一年时，一个压一个都爆满，乃奉令移尸至河心岛的露天停尸场，在两个篮球场大的小岛上挤满各式饿尸，各人表情迥异，有龇牙咧嘴的、有圆睁怒目的、有狞笑的、有号哭状的、有鼻耳手指脚趾被饿鼠啃掉的，尽皆面目全非，令人胆颤心惊魂不附体。春暖冰融时，尸体腐烂，恶臭难挡，每个人都是肚子先坏，发紫绿黑色，活人只能在死人空隙里挖坑，冻土只化了一尺，泥土不够就由旁边向阳处挖来加盖，挖坑者沾上的尸臭味几天都不消散。
据叶少华回忆，一九五九年他亲见武汉城郊某监狱将饿死的囚犯扔入水泥池中沤肥，池里浸满了不成形的人手人脚和头颅，睹后恶梦缠绕数月之久。
共产党的干部视人命如草芥。据黄湛回忆，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他带领十四名有文化的犯人冒着严寒为水库测量引水大干渠时，天气突变，刮起了暴风雪。荒原上没有通电，更无处收听广播，配给测量队的一台直流收音机又被基建大队长张史奋拿到自己家玩新鲜。暴风雪夜这个贪婪的共干正躺在热炕头上舒服，测量队却因讯息不灵有三个犯人被暴风雪活埋冻毙，其中一位哈工大毕业生小白，死时距刑满只差三个月，五岁的儿子从未见过爸爸，初次见面却是尸首；另外冻伤六人，其中两人成了残废。在张某看来，死伤几个犯人算什么，上报除名完事。
留场就业连条狗都不如
叶少华在定安监狱印刷厂服刑时，有一天一台日式旧印刷机突然不规则跳动，原因不明，共干诬陷档车的一名国军团长与一位教授之子是“搞破坏的反革命集团”，经过许多折磨后，把他俩枪毙了。
在劳改厂矿刑满留场的就业工人，待遇也不比犯人好。据陈奉孝回忆。一九七三年在内蒙乌兰农场，有个刚释放不久的哈尔滨人范汝愚，因为跟干部顶嘴被吊了半夜，第二天他就喝拌稻种的农药自杀了。同伙见他躺在炕上吐白沫，报告了共干。残忍的共干派人将范拖到院子里，撬开嘴巴用大勺子往嘴里灌大粪汤，很快就死了，蛆虫还在他脸上爬。其实宿舍离医务室仅五十米远，硬是被共干误了抢救的时效。在万恶的共产党眼中，刑满留场的“二劳改”简直连一条狗、一只鸡都不如！
共产党是特殊材料做成的，此言不虚。叶少华在看守所中遇见一个心理变态的看守所长，此人手上总是拿着一根藤条，无缘无故地用藤条抽犯人，随心所欲地左右开弓，见到放风晒太阳的犯人，就乱抽一顿，还故意去厕所用藤条挑上粪便涂在蹲厕犯人的头发、脸上或身上。这样的虐待狂，在狱吏中大有人在。
男性狱吏奸淫女犯是司空见惯的，还有女性共干逼奸男犯的。叶少华在荆门沙洋农场服刑时，从沿海解来几千名政治犯，其中不乏廿岁上下的英俊青年，致使一些从未试过闽南菜色者想入非非。监狱中一个庶务长的老婆，同厨房一个劳改犯暗渡陈仓；有个女会计逼迫一名年青犯人共作枕上鸳鸯，她还用大口盅盛肉，慰劳那位精力逐渐欠佳的面首；有个队长太太，胁迫一个在监外服役的囚犯侍寝；男女干部之间实行共妻、换妻，也时有所闻，端的是一窝猪狗。这一类共干占主动的桃色事件，是从来不公布的，一旦东窗事发，就把涉案干部调走了事，被逼奸的犯人则往往被扣上“反改造言论”“破坏生产”等罪名，用加刑来杀一儆百。
一九九五年尚建国在湖北沙河市东郊江南监狱服刑时，一名徐姓中队长告诉他：“现在无论干什么事情都可以使用经济手段。我给你算一笔账吧：如果一次抓六个人，派出所可以放一个人，公安局可以放一个人，检察院可以放一个人，法院可以放一个人，只要有关系有门路有钱，每一道司法程序上都可以放一个人，剩下两个条件差一点的，好不容易送到监狱来了，其中还有一个能在监狱上层找到关系。于是，那个有关系的人就可以被安排到相对要好一些的单位，剩下这个最差的，才送到条件艰苦的农业中队。 ”
统战部与宗教局无休无止敲诈勒索寺庙教堂
坐牢被敲诈勒索，出了监狱，共产党的魔爪仍然无往不及。成都远郊六十公里凤栖山有一座隋代建造的千年佛寺光严禅院，其住持灯宽法师一九五O年被划为寺庙大地主和四类份子，寺产近千亩原始森林和几百亩土地被没收，他本人十一年内被批斗吊打几百次，打得右臂脱臼，白天还要下地监督劳动。一九八四年他从农村被迎回光严禅院重继香火，万余民众放鞭炮久聚不散。他在残垣断壁中，向万千信徒募款重塑菩萨，重建接引殿与韦陀庙。不料共产党连和尚都不放过，大小贪官都要到和尚脑壳上拔毛。当局说寺庙属宗教局管，而宗教局又归统战部管，大小官员无休无止敲诈勒索，稍有怠慢便威胁要开除你的和尚资格；不少规模小的寺庙就被共干以十几万的价格承包给私人。连统战部的轿车都是和尚出钱买的，一座寺庙至少捐五千元。有一次崇庆县宗教局长驾到，入了客堂就拍桌子，指头都戳到和尚鼻尖，他吼道：“你马上给我拿十万元出来修路！”其实修公路的钱国家早已拨了二百万，被高官们分掉一大半，如今填不满亏空便来打和尚的主意。统战部和宗教局一伙贪官常常开车到寺里打麻将，输了钱就找一百零三岁的灯宽法师借，千儿八百从来不还，临走还对他双手合十，念声“阿弥陀佛”。那个混账的宗教局管佛庙、道观、清真寺、基督教堂，一手遮天，局长自称是“所有神仙的父母官。”灯宽法师气得对记者说：历代官吏再贪，皇帝再昏，也没听说过要在和尚脑壳上拔毛！
劳改、劳教犯处在水深火热，一般平民百姓也在劫难逃。良心作家廖亦武访问了七十二岁的县团级离休干部郑大军。三年灾荒时，他担任崇庆县委农村工作组副组长，在放高产卫星的第一线——东阳公社二大队蹲点。他说，东阳五大队第一生产队共八十二户四百九十一口，仅一九五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六O年十一月期间，就因饥饿而虐杀煮食了七岁以下的女童四十八名，占全队同一年龄线女童人数的百份之九十，队里83%的爱庭有吃人史。党员干部克扣社员的春荒救命粮，社员只好满山遍野找树叶、树枝、草根、野菜、地菌，最后连整张草皮也争先恐后铲回家。蚯蚓、地蚕刨完后，观音土都挖净，接着便人吃人。郑大军亲眼见社员莫二娃煮食自己亲生的幺女，干部撞入莫家拿绳捆绑莫二娃时，他抓了一砣幺女的小腿肉塞进口里，莫二娃全家五口人都争先撕肉吃，郑大军用武力将此长幼五人绑成一串送到大队，因为此类案件几乎家家都有，次日就释放了。还有些地方贫下中农围剿地主和富农，当场宰杀，扔入露天大锅内煮熟分肉，相比之下，煮食亲生女儿，还只是小巫见大巫，见怪莫怪哟！
嗜杀者被仇家活活打死
多行不义必自毙，残忍暴戾的共干，多半没有好下场。黄湛回忆他被捕时，一个云南顺宁口音的张姓主审法官一见面就打耳光，还叫几个兵又踢又打，完了钉上卅五斤重的脚镣、又卡上背铐，半个月后取下背铐，双手已血肉模糊。在大屠杀的一九五一年六月，提人上刑场时，张匪念错番号，差点将黄湛冤杀。直至八十年代初黄湛平反回到昆明，才从幸存者和亲友口中知道，张匪是边纵(滇桂黔边区共军游击队)某级负责人，在文革中被仇家活活打死，冥冥之中，似有天谴。
廖亦武访问千年古寺光严禅院时，得悉土改时，村里民兵队长举起日本制三八枪刺刀，向灵塔中悟空祖师——明太祖朱元璋的么叔肉身捅过去，连戳了了几十下，留下一堆碎白骨才扬长而去。说也奇怪，民兵连长头一刀戳在胯根，几个月后连长本人胯根同一地方长了一个大疮，奇臭无比，且愈烂越深，他求遍天下名医没治，整个下身都烂掉了，人也死得很难受。又过了几年，连长的老婆孩子也接二连三死去，最后亲戚舅子都死光，成了绝户。
叶少华回忆说，他在狱中有位难友本是富豪，大陆变色前同情中共，还出钱资助叛乱活动，将自己的大宅充当匪类的避难所。共党对他许愿，保证日后不动他的财产，还会给他官当。然而土改运动时，他不但家财被没收，还被划为大恶霸地主，共党枪毙了他父亲，又抓他入狱。此人在狱中不服，常常被斗挨打。他散尽万贯家财，换来囚徒生涯。一张空头支票与贪婪心理，毁了他一生。这是日后亲共媚共者的前车之鉴。
强迫劳动不可能改变思想
莎士比亚有一句名言：“放弃追求自由将不仅祸及自身，还将祸延子孙”。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选择了放弃自由，我们付出的代价会比选择追求自由更为高昂。不是吗？一九五五年反胡风运动时卖友求荣者，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报应立见；一九五七年漏网偷生者，一九六六年文革一网打尽。真可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一九五一年轰轰烈烈镇压反革命时，打击面仅占全大陆人口的百份之一，其余百姓都抱有“事不关己，己不劳心”的态度；六十年代文革风暴迫害了两亿人，也只占全国人口的四份之一；到世纪末中共当权派在城市里圈地建房夺人祖居扫地出门、在农村圈地建立开发区把农民世代藉以为生的土地连根拔起，危及全国六、七成人的生命财产，到这时，人们方悟出姑息养奸的道理，可惜悔之晚矣。
陈奉孝有一句至理名言：一个人对事物的认识、思想的变化，是随着事物的变化、随着社会的变化而改变的，要想通过强迫劳动来改变人的思想认识，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具体的例子是：一九四七年在泰(安)蒙(阴)战役中被俘的整编七十二师中将师长杨文瑔，在战犯管理所表面上百依百顺，但他弥留时再也不怕斧钺之诛终于高呼“蒋委员长万岁！”张学良的特务总管陈旭东被打得跪在地上一连两星期，逼出的口供是“听到国民党是如何罪恶滔天，我就不服。若没有国民党，中国不会有今天。国民党对国家和人民之功是不朽的，不容歪曲！”中共出于丑化国民党的心态，剪辑拼凑了一部黑白纪录片，拿到战犯管理所放映。当片子映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蒋总统扶持蒋夫人下飞机和检阅军队分列式这两个镜头时，不少在押“战犯”热泪不禁夺眶而出。散场时，众“战犯”们挤在门道中，忽有人情不自禁道：“好容易见到一次，心里真是热辣辣的。”中共对台湾的消息一向封锁得密密实实，在狱中的国府文官武将忽然再睹最高领袖的容颜与威仪，内心之钦敬绝非中共的丑化剪接所能压抑的。这就难怪中共公安部长期从事改造战犯工作的预审局办公室主任任海生在《国民党重要将领改造纪实》一书中坦承：“近几年(按：指九十年代) 与他们健在的几位扯谈时，他们对过去学习、劳动、治病、通信、参观等等……与过去的说法完全相反”，因而哀叹：想摧毁他们的旧思想，谈何容易！所谓“改造战犯工作的伟大成就”云乎哉，纯系自吹自擂。
当人民畏惧政府，你得到暴政
既然共产党这样腐败这样残忍为什么统治中国大陆半个多世纪稳若磐石呢？这是因为共产党手中掌握的国家机器——警察、法院、监狱、户籍、计生委暴戾恣睢、如狼似虎，它对自己的百姓一毛不拔、竭泽而渔，在国际上却挥金如土、出手惊人；而中国的知识份子一贯自命清高、自以为是、派系林立，殊难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然今日中国并不需要太多的政治评论家与纵横捭阖的策士，急需的乃是自由的斗士——不计个人得失与一己沉浮，却倾全力投身于光复中华大地的神圣事业。这一事业的第一要务是甘冒斧钺之诛，顶住种种压力，把半个多世纪中国大陆人民的苦难，忠实地记录下来，让世人洞悉共产极权统治的邪恶本质，从而齐心协力铲除这一邪恶的制度。
六?四民运爆发十六年来，流亡海外的民运份子数以万计，以参与民运为理由申请入籍美、加、澳等国的中国人更数以十万计，可是他们多数沉迷于金钱游戏，忘却了君父之仇；更有一部分人“内斗内行、外斗外行”，不遗余力投入民运内部的派系斗争，唯独吴弘达先生远离民运内斗的战场，默默地为中国的自由与民主献身，他数十次出席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以无可否认的实证控诉中共屠戮自己子民的弥天大罪，游说美国国会拨款成立劳改基金会，以美国纳税人的金钱为苦难的中国人民伸张正义。自一九九二年以来，吴弘达先生与他的劳改基金会同事们一直锲而不舍地寻访与搜集劳改幸存者的事迹与证据，迄今已达五百余份，经整理、编辑后印成文集，称之为《黑色文库》，其中每一本书都是投向专制政权的致命匕首。为了搜证，他多次亲入虎穴，险些惹下杀身之祸。单凭这一点，吴先生就是高耸入云的雄鹰，而那些成日搬弄是非唯恐天下不乱的来路不明者，只能算是鼠虫，如此而已！
劳改基金会应得诺贝尔和平奖
吴弘达与他的同事们一本接一本推出的《黑色文库》力作，显示了他们对铁蹄蹂躏下的亿万同胞无私无畏的人文关怀，也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慷慨悲壮永不磨灭的文献记载。2003年新版的《牛津英语短语俚语词典》和《简明牛津英语字典》分别收录了Laogai一词，并且引用吴弘达先生1996年对劳改制度的论述作为该词的语源，他特别强调“劳改”是存在于中国大陆的一种劳动营(Labour Camp)，很多囚犯是政治犯。《牛津英语短语俚语词典》将吴弘达先生的呼吁“我希望看到Laogai(劳改)出现在每一种语言的字典里，我希望劳改制度得到世界关注，劳改制度早日结束”也编入词典。这一丰功伟迹足以让吴弘达先生及其劳改基金会荣膺诺贝尔和平奖，迟早有这一天。
从已出版的十二本《黑色文库》来看，缺点还是有的。如把国军第六兵团司令官卢濬泉印成卢富泉，云南省省长周钟岳印成周中获，滇军二十师师长王世高印成顾视高，等等。当然，大醇小疵，白璧微瑕，这部《黑色文库》与《人权系列》仍然是我们这个大时代中闪闪发光的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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