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体清透乾坤正”

　　 整个夏天到秋天，我基本上都是这种状态：偷偷地炼功，默默地忍受压力与痛苦。与其他法轮功学员的联系几乎完全中断，只偶尔跟为数极少的两三人打过电话。

　　 1999年10月25日，也就是“4.25”半周年这天，快下班时，功友安秀兰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她家一趟。

　　 我来到她家，发现已经有十来个人了，除了两个炼功点上的功友，其余的人我都不认识。他们正在交谈，话题都是面对镇压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坐下来，开始讲先生说的一个老农民的故事。他说有个老农民，家里有一把破旧的小提琴。有位提琴收藏家发现这把琴是价值连城的古董，就说要花多少多少钱买这把琴，几天后来拿。农民一听这把琴能卖这么多钱，心里虽然很高兴，但却越想越过意不去，觉得自己未免太占便宜了。想来想去，这位老农民终于下定决心，买一桶油漆将小提琴仔仔细细刷了一遍。他想：这下总算对得起买主一些了。

　　 几天后收藏家带钱来拿琴，看到这把油漆一新的提琴，哭都哭不出来；而老农民却怎么也不明白，我花了钱把琴刷得这么漂亮，为什么你反而不要了？

　　 先生给我讲这个故事的目的是，面对政府的打压，我们最好什么也别做，免得像老农民一样把事情做坏了。我一直很认同这个观点。

　　 我讲完后，一个穿着红毛衣，看起来只有二十多岁的重庆女孩笑笑说，我看到现在的你，就像看到一个月前的自己一样。然后她便开始讲她是怎样在一个月前改变想法，进而来到北京准备去为法轮功上访的。

　　 她说完后，其他人也开始谈自己的看法。一位长春来的当过警察的学员给我的印象最深，他是带着小孩一家三口进京来上访。

　　 我坐在他们当中听着，似乎既听不清也记不住他们具体在说什么，只努力试图跟上他们的思路。后来我唯一能记住的是，一个个镇压后发生在他们或其他修炼人身上的故事。

　　 我听着听着，突然全身一震，脑子像炸了一下似的，一眼就看到我和他们之间的区别。

　　 不管在此之前我的自我感觉如何不错，我对法轮功的信仰没有动摇过、我还在修炼、我没有屈服于外界的压力、在那么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我还在坚持炼功，一天也没断过……等，然而所有这些，都只不过是“我”而已；而他们却早已没有了“我”，他们已经与自己所信仰的大法融在一起。这就是我和他们之间的最大区别。

　　 看到这点，我立刻认识到我那个保证写错了。作为一个政府，怎么可以那样颠倒黑白、为所欲为呢？难道仅仅因为它手中有权，就可以做任何事吗？法轮功的传出，是国家的幸事，人民的幸事，修炼的人都从中受益，有的甚至获得第二次生命。当法轮功遭受这样的恶毒攻击和不白之冤，我们这些受益之人都不站出来说句公道话，还等着谁去说？公安部的所谓六不准通告，完全违背了《宪法》关于保障公民有信仰、结社、言论、集会、游行、示威、出版等自由的条款，它的制定基础就是以思想定罪，只要沾上“法轮功”的就全部禁止，不许任何人在任何场合挂法轮图形这样的禁令，无异将中国又拉回“焚书坑儒”的时代。《宪法》才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公安部的通告违反《宪法》，是不能成立的。我怎能去保证遵守一个违法的东西呢？修来修去，怎么连这点道理都忘了？

　　 说到底，还是因为“私”。大难当前，人本能地就是想保全自己和自己的生活环境。就像老师所说：“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老师要求我们：“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至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我自以为自己很“坚定”，离这个要求却还差得太远。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整体社会的道德水准严重下滑，现在“真善忍”的原则被这样恶毒地诽谤和攻击，我们都不出来说句话，又能指望社会怎样呢？修炼人不是讲“善”、讲“普度众生”吗？大难当头，我们一个个都只顾保全自己，“善”在何方？“普度众生”又从何谈起？

　　 我突然明白老师曾讲过的“我能最大限度地放弃我所有的一切”（《法轮佛法——在瑞士法会上讲法》）是一种什么境界。如果我们都能把自我完完全全地放弃掉，完完全全地把自己“溶于法中”，还会有什么磨难和压力呢？前段时间，我之所以感到有压力、有磨难、有痛楚，就是因为我不肯“放下自我”、“溶于法中”，才会感到压力和磨难；如果我们能真正“放下自我”、“溶于法中”，情况会怎样呢？宇宙的大法“是宇宙产生的原因所在”，他给宇宙不同层次的众生开创了不同的生命和生存环境，是不败不灭、永恒存在的，我们能把自己融于这样的法中，那还有什么力量能动得了我们？

　　 当我悟及此理，突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自镇压以来一直都能感到的那种压力瞬间不复存在，环境也变了，变得不再让我窒息。我从心底到身体都真真切切感觉到什么是“天清体透乾坤正，兆劫已过宙宇明”，是一种那么美好、那么纯净、那么清新的状态，我的身体似乎也化作老师所说的那种“无形的生命”，扩展、弥散到无穷无穷的大，与整个苍宇合在一起。

　　 我知道，这是我修炼路上的一次重大突破，也是“小我”的突破；从这刻起，我不再把自己视为一个单独的个体，而是将自己的生命与大法融在一起。真能把自我完全放下后，感到的就是一种自在轻松。无私以后，才能无畏。我明白我该如何去做了，我也要站出来维护真理和原则。

　　 那天我们谈到很晚，直到没有公共交通。我开车将三个住在偏远郊区的功友送回住处。他们在北京郊外昌平县的一个农家小院租了一处房子，好几十人都住在这里。从他们那里，我才了解原来北京附近住着很多外地来的准备去上访的功友。 1999年8月，有关部门曾根据北京市每天卖出的馒头数量，推算当时滞留北京的外地法轮功学员至少有200万之多。平时北京市流动人口的数量大约是400 万。走到信访局上访的平均一天好几十人。只是上访的人都悄无声息地被抓了，然后押回原籍关起来。消息封锁得很严，连我这个北京人都没听说过。后来国务院信访办干脆将门口的牌子摘了，各地警察就在那里守候，来一个抓一个，抓了问明原籍就由那里来的警察负责押回去。

　　定性升级

　　 从安秀兰家出来后的第二天一早，我来到公园门口，两眼一闭就在人来人往的马路边炼功。

　　 头天晚上刚悟到应该站出来捍卫真理，但并不知道具体该做什么，怎样去捍卫，于是就选择到公园门口炼功——这是我的第一步，至少表示我不怕禁令，不向强权妥协吧。

　　 说是不怕，我的两腿却控制不住地哆嗦，脑里不断地想象自己被抓的场面。我想起老师说过，怕心也是一种物质存在，那么在那种物质去掉之前，还是免不住要怕吧。

　　 令我惊异的是，我的心很快就定下来。等到十几分钟做第二套功法时，我已经完全平静下来，跟镇压之前一样平静做完四套动功，脑海也不再出现被抓的场面。从此以后，不管我走到哪里，经历再大的事情，再也没有怕到要两腿哆嗦的地步。那种物质就那样去掉了。

　　 炼完功，我前往北京市第二传染病医院，也就是佑安医院——我以前患肝炎就在此住院，病历厚厚的好几本。头一天晚上在安秀兰家，我听说原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几位成员被关押三个多月后，终于给家人带话让请律师，可能要开庭审理。律师想收集一些修炼法轮功确实有益身体健康的证据，于是我自告奋勇到医院验血，想提供一份修炼后我的肝炎已经痊愈的医学证据给律师。

　　 我来得太早，医院刚上班，护士还没准备好抽血的工具。我坐在走廊的椅子等着，无意间瞥见旁边一位中年人手里的《北京晨报》，头版头条赫然是江泽民在法国接受《费加罗时报》记者采访的讲话，大标题是《法轮功就是邪教》。

　　 头天晚上我隐隐地听功友说，政府对法轮功的打压可能还要升级，他们要将我们定为邪教，一旦真的公布这条消息，他们立刻就去天安门请愿。

　　 没想到传言这么快就不幸成为事实。我向中年人借报纸来读，眼泪扑簌簌掉了下来，再也看不清下面的内容，心里钻心地痛。

　　 我将报纸还了，眼泪却停不下来。过往的病人和医生同情地看着我，以为我刚得知患了绝症。其实疾病早已与我无缘，但这一份痛却无人可告。

　　投书捍卫真理

　　 当晚，吴兵再次敲开我们的房门。我知道他肯定“无事不登三宝殿”，一定跟对法轮功定性的“升级”有关。

　　 一见吴兵又上门，婆母忙将孩子拉到另一间屋，自己也避开。

　　 吴兵又恢复训斥犯人的口气，皱着眉凶神恶煞地问：“还炼着功吗？”

　　 可是我没有被他吓倒，心中也没有敌意。那刻我的心境像个顽童，很自然就用小孩说一个天大秘密时的口吻，笑着对他说：“我在家偷偷炼。”

　　 他显然没料到我会这样。他本来预期，我要么说不炼了，要么说我就炼，你把我怎样？我这种态度倒让他一时不知该怎么响应。

　　 他愣了愣又问：“刚才的电视看了吗？”

　　 “没看。”那天先生出差刚回来，吴兵进来前几分钟我们刚进门。

　　 不用说，电视播的一定是定“邪教”的事。我说没看，他倒不能按他计划的那样，借电视的话来发挥一番。

　　 他有些泄气，也凶不起来了，绕着圈子说出此来目的，一是因为我在四川的家人也炼功，说不定会有四川来的功友找我，不许我接待他们，二是这几天去天安门的外地人很多，不许我们跟他们一起出去“闹事”。

　　 吴兵走后，他说的那句“这几天去天安门的外地人很多”一直冲撞着我的大脑。人家外地的都不远千里来北京，我从家里坐公共汽车到天安门只有五站地，我为什么没去？明天我要不要去？

　　 我问了自己一万次，还是做不了决定，下不了决心，心里像塞了好多烂棉花堵得出不了气。

　　 那天晚上北京刮着六七级大风，吹得鬼哭狼嚎。我在床上辗转反侧，思想做着激烈的斗争，快天亮才好不容易入睡。可是我睡得一点也不安稳，梦见自己在一间着火的屋子，惶急地拿着灭火器四处乱喷。

　　 醒来后我终于咬牙下了决心：去天安门！就是今天！

　　 我从床上爬起来，比平时多穿了些衣服，又找了一件白色T恤衫穿在最外面，放了一支毛笔在包里，准备先到办公室料理“后事”，然后在衣服前胸写上“真善忍”，后背写上“法轮功不是邪教”，再穿上这件T恤衫从办公室步行去天安门。我的思想像野马狂奔，边奔边想：“就是今天了！豁出去了！”

　　 先生看见我的神情，什么也没说。我们开着车一路无话，快到公司时，先生才开口道：“今天你最好别去。”

　　 “为什么？”

　　 “不为什么。你这样去不是去送死是什么？”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说到这里，我急得眼泪一下就流下来。我知道以我现在的心态被警察抓住时，我不是会跟他打起来，就是会哭鼻子，那我还能去吗？可是他们都把我们打为邪教了，我焉能不去？我恨不得一把将他揪过来，让他给我想一个万全之策。

　　 “哭！哭有什么用！还记得《白鹿原》里鹿兆鹏对白灵讲过的话吗？‘你什么时候修炼到能把刀子吞下肚再去做！’”

　　 听到他把我与干“革命”的女共产党员白灵类比，我一下子清醒过来，明白自己的问题在哪里。老师在《为谁而存在》这篇经文说过，“人在冲动的时候，支配人思想感情的不是理性，而是情感。”老师还说过，“只要你是一个修炼的人，无论在任何环境、任何情况下，所遇到的任何麻烦和不高兴的事，甚至于为了大法的工作，不管你们认为再好的事、再神圣的事，我都会利用来去你们的执着心，暴露你们的魔性，去掉它。因为你们的提高才是第一重要的。

　　 “真能这样提高上来，你们在纯净心态下所做的事才是最好的事，才是最神圣的。”（《再认识》）

　　 我此时的思想，充满了对于被定为邪教的委屈和不满，情绪也异常冲动。我这时去天安门，不是因为理性上认识到应该维护真理和正义而去的，而是因为感情的冲动。修炼人不应受情绪左右，不管做什么或不做什么，都应保持一个祥和慈悲的心态，因为修炼不是做事，它不同于常人的工作，说我做了就行了。以什么心态在做，这才是要紧的，修的就是人心。怀着不纯正的心去做，只是破坏大法。

　　 意识到这点，我打消去天安门的念头，我知道自己需要调整心态。先生终于松了口气。

　　 几天后，我的情绪平静下来，我决定以写信的方式表达我的意见，因为写信时思路不受打扰，我能从容说出我想说的。于是我给中央及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等单位的领导分别写了信，向他们呼吁和平解决法轮功问题。先生建议我不要在信上署名，可我没有听他的。我想，给政府写信，连真实姓名和地址都不落的话，焉能让人觉得你有诚意？再说电视广播在攻击法轮功的时候经常说“他们又写来大量匿名信件”如何如何的，我不想让他们这样说我。

　　 写完这些信，我又想起公公婆婆对我修炼法轮功态度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他们本来是亲眼看见我炼功的好效果，可是现在造谣的宣传和污蔑居然能让他们不再相信亲眼见到的事实！这谣言的作用有多可怕？而编造假新闻的新闻从业者在其中又扮演了多可耻的角色？想到这些，我胸中的痛切喷薄而出，一口气写下了这封致全国新闻工作者的公开信：

　　 总编及全体员工：你们好！

　　 近一个时期以来，报纸、电台、电视台刊登、转载或播放了大量关于法轮功的文章或报导，在此我想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

　　 我猜想你们中的很多人对于这些文章或报导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是不曾做过调查或思考的，刊登它们，无非是完成任务而已。也就是说，你们做这种事情时，是作为工具而存在的。但我这封信不是写给你们作为工具的那一面的，而是写给你们作为人的那一面的。

　　 现在报纸、电台、电视台千篇同声，说“法轮功就是邪教”。这不禁让人想起文化大革命时一首著名的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嘿！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就是好！……”现在想来，这首歌是多么滑稽，但当时有多少人在虔诚地唱它！现在媒体上的局面，难道不是已经很象那灾难深重的十年了吗？中国人民有能力抵挡又一次“文革”吗？也许有，也许没有！

　　 ……

　　 人类社会在进入本世纪前的几千年中，之所以能够保持社会的相对稳定和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原始正教在人类社会的流传。正是由于人们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才使人类社会的道德水平维持在一定的高度之上，才使人间没有变得象地狱一样。

　　 进入本世纪以来，由于社会的变迁，原始的教义已逐渐不能被人理解，宗教也发生了很大变异，人们即使保留着宗教的形式，但却没有多少人真正信佛、信神，真正地按照宗教原始的教义在做。

　　 正是由于失去了信仰，今天的社会才会变得如此可怕。在这种人类道德濒于全面崩溃的情况下，法轮大法的弘传使人们又重新找到了信仰，恢复了对于世界的信心。真正修炼法轮大法的人们相信“真、善、忍”是宇宙的最高特性，也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而修炼的人要想达到修炼的最终目标，必须使自己的思想和行为都符合“真、善、忍”的要求，要放弃过去所有不好的思想和行为，要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要时时处处先考虑别人，再考虑自己，在生活中遇到任何磨难或与他人发生矛盾时，都要首先找自己的原因；他们相信“心性多高，功多高”，因而把提高心性、提高道德水平看作是修炼的首位，而炼动作只是辅助手段而已。

　　 请问这样的人会对社会有害吗？可悲的是，在人类道德衰败的今天，当我们听到什么儿子杀害母亲、父亲谋害女儿的恶行时，不再耸然动容；而当人类社会出现许多不谋私利、一心向善、在自己获得内心深处真正的安宁和幸福后还想去帮助别人的人时，却无论如何也不肯相信这些人并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和野心，也不会那么容易就被谁利用了。这真是人类莫大的悲哀啊！

　　 其实世界上为什么会有邪教呢？根本的原因不在于别的，就是因为人们心中没有了正信正念，才会去相信那些邪的东西。而法轮大法在世间的传播，却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这真的是国家的幸事、民族的幸事、人类的幸事啊！为什么要正邪不分、诽谤天法呢？

　　 我是1966年出生的。我上小学的时候，正赶上“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虽然我那时连林彪、“孔老二”是谁也没有十分搞清楚，却在学校老师的带领下积极地投身于这场运动，从报纸上抄了许多批判文章作发言稿，还写过几首象模象样的打油诗。为此，我得了一张“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积极分子的奖状，挂在家里许多年。当我上大学时第一次读到《三字经》时，我才在心里感叹：天哪！原来《三字经》写得这么好！我小时候却在天天批判它！多么荒谬！所以，我在此想请问各位女士、先生的是：你们自己读过《转法轮》吗？知道里面究竟讲了些什么、为什么这么多人信奉他吗？你们可曾对哪怕是一个真正修炼法轮大法的学员做过哪怕是深入一点的采访？世间有许多成语，如“众口铄金”、“欲加之罪，何患无词”、“颠倒黑白”、“肆意歪曲”、“以讹传讹”、“断章取义”，“百口莫辩”等等，似乎都是为今日的情形而造的。作为法轮大法学员，他们什么都不怕，就怕世人不了解法轮大法啊！因此我想在此请求各位：自己找一本《转法轮》来读一读，或者自己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谈一谈，看看他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千万不要用别人的结论，来代替自己的思考啊！

　　 说到此，我又想起了小时候的一件事。那时候家里的墙破旧了，用了很多报纸来糊，这些报纸上登的恰好是对76年“四五”“反革命暴乱”的报导。我时常躺在床上，阅读这些“反革命”的暴行，什么冲击人民大会堂啦，什么烧毁军车啦等等，这些文章让我小小的心灵里充满了对这些“反革命暴徒”的仇恨。可是过了没多久，报纸上又突然说，这不是什么反革命暴乱，是一次人民群众自发纪念总理周恩来的行为了。

　　 这件事情让我对于这世间的险恶有了最初的认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与许多人一样，学会了怎样看我们国家的报纸：要反着看、侧着看、从字里行间看……等等、等等，反正是不能正着看。这难道不是我们所有新闻工作者的莫大的悲哀吗？！而如今，当我不满七岁的女儿不解地问我：妈妈，他们为什么说李洪志是坏人，而我却因为怕刺激家里的老人而不敢对自己的女儿讲真话时，我的心里充满了怎样的痛啊！因为我只要告诉女儿，她就一定会告诉老人，而老人就一定会为了我还在坚持与党不同的思想（请注意：是思想，而不是行为）而夜夜不得安寝！我们究竟做错了什么，要承受如此的痛？

　　 我本人是学自然科学的，是毕业于北京大学的理学硕士，下面想从科学的角度再来谈一谈法轮大法。

　　 诚然，今天的科学并不能证实神的存在；但同时，我们大家所忽略的是：它也不能证实神不存在。茫茫的宇宙中，人是多么渺小，难道人类真的就会是生命存在的唯一方式吗？为什么我们连探讨一下的勇气都没有呢？所谓的神，也不过就是智慧、能力、生存方式都要高于人的生命存在的另一种形式而已，有什么可怕的呢？其实，自然科学的各个学科，都没有说神存在抑或是不存在的问题。比如，数学说，1＋1＝2,神存在或神不存在，它都成立；物理说，距离＝时间×速度，神存在不存在，它也都成立；化学说，氢＋氧＝水，神存在不存在，它也还是成立，……等等。

　　 唯一对神的存在提出否定的，也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这是我们在中学课堂上就当作定论而接受了的一种学说，思想上一旦接受了以后，也就不再对其置疑了，也就把它当作真理了。其实达尔文的学说只是一种假说，他唯一的证据就是找到了一些各个时期的化石，然后把这些化石按照时间序列摆在一起，再提出进化的假说而已。无论是他的证据还是他的假说，都存在着若干重大缺陷。从证据上来说，人们迄今为止，尚未找到400万年前至800万年前的人类进化序列中的化石，也没有找到猴与猿、猿与人之间过渡的物种存在，等等；从理论上讲，也同样存在着许多无法解释的问题，如：为什么猴子、猿的眼泪是淡的，而人类的眼泪是咸的？为什么世界各地的猴子和猴子之间相差甚微，却进化出如此众多的民族，而这些民族还拥有如此不同的文化和语言？根据进化论的原理，所有物种的各个器官都存在着“用进废退”现象，而今天的科学已经证实了人的大脑有70－90％是没有被用起来的。那么这些闲置的大脑为什么没有退化？或者说，当初猴子进化成人的时候，为什么多进化出那么多没用的大脑？而且今天搞基因工作的科学家已经发现了事实上猴子的基因是永远也不可能进化为人的基因的……等等等等。其实世界上有许多科学家早就开始对达尔文的进化论提出置疑了，只不过是现在的人赚钱要紧，已经没有多少人肯去真正动脑筋想一些问题罢了。

　　 从科学的道理上讲，任何一种理论，只要它能自圆其说，并且能得到实践的检验，我们就应该承认它。法轮大法中所讲的法理，固然思路、名词术语、方法上与现代科学有很大不同，但正象中医与西医在思想和方法上都绝不相同，却同样是一门科学一样，法轮大法不但在理论上绝对地能够自圆其说，还能够比现存的很多理论都更加圆满地解释自然、生命、社会、宇宙中的种种现象；在实践上，也已经被千千万万修炼者的修炼实践所证实。从这两点上讲，他绝对绝对地是一门科学，而且比我们现在的实证科学还要高。因为实证科学所不能解释的，他解释了；实证科学所不能做到的，他做到了。只可惜还没有被更多的人认识而已。

　　令人痛心的是，今日的许多科学家过于陶醉于科学已经取得的成就而丧失了勇于探索未知领域的精神，有的固守已有的理论而拒绝接受客观现实，有的甚至参与政治，变成了政治家手里“一根打人的棍子”！这真是科学莫大的悲哀与耻辱！

　　 这封信写到这里，我已没有更多要说的了，只是想与各位交换一下看法而已。不妥之处，敬请原谅。
　　
　　 读者
　　 观众：曾铮
　　 听众

　　 1999年11月8日

　　 我将这封信通过传真机和邮局发给全国各大省报、电视台，一共发了好几十份。

　　 发完这些信头几天，每当家里响起敲门声，我的心就难免跳几下，心想：来抓我了吧。过了几天没动静，我慢慢将这事淡忘了。

　　 一个多月后，吴兵打来电话，命令我去一趟。我到了派出所，他又一次拿出“问讯笔录”问我：“你给朱镕基写了封信？”

　　 “是呀。你怎么知道？”

　　 “我怎么知道？”他脸上的表情半是气恼半是好笑。“你当你写了信真能到朱镕基手里啊？第十八级秘书那儿就给你卡下来了！你的信现在在哪儿知道不？”

　　 我摇摇头，他拿出一份东西晃了晃：“在这儿呢！这回可好，你倒是没去天安门呢，捅的娄子不比那小，连局里都知道了。一会儿局领导、派出所的领导都要来。”

　　 然后他告诉我，我写信的行为被视为与去天安门的性质一样严重，所以要录“笔录”。

　　 “笔录”没录完，“局领导”和“所领导”就来了。我刚写了那么多长信，胸中的话多得很，便从头到尾告诉他们。我的话句句是实，句句发自肺腑，句句堂堂正正。他们似乎被震住了，从头听到尾，什么话也没说，中途还替我倒杯水。我说完后，他们还是什么也没说，就那么让我回家了。

　　险陷囹圄

　　 1999年12月3日早晨，安秀兰打电话给我，说今天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可能开庭审理原法轮大法研究会成员李昌、姚洁、王治文和纪烈武，问我想不想去旁听。这几个人的名字我都是镇压以后才从喋喋不休的宣传中知道的，以前根本没听过。

　　 他们被关押已好几个月。因为法轮功的问题没有先例，也没有法律可以对照，法院根本不知该怎么判，就一直将他们关着，等着党的“政策”。照理说拘留期最多不能超过一个月。

　　 我决定请假去旁听。听说审判是九点开始，我提前二十多分钟到达，在法院附近蹓达等待。

　　 刚走几分钟，就碰上刚到达的安秀兰，我们便结伴往法院门口走去。

　　 走了没多远，迎面有些人从法院方向走过来。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是，法轮功学员虽然互不相识，可是在这种时候一见面，就知道对方也是炼法轮功的。遇见的功友告诉我们，他们已问过工作人员，今天根本没有什么审判。

　　 我们站在马路边，相互打听消息的来源和可靠性。一位六十来岁的功友说，告诉她今天会审理的人就是直接管这个案子的，应该没有错。后来我们分析这可能是当局使的一个伎俩，先放出风来说审案子，看看法轮功学员有什么反应、来的人多不多等。

　　 看到确实不像要审案的样子，很多人就走了。安秀兰提议说，大家凑在一起不容易，干脆找个地方互相交流。

　　 我想反正请了假，就跟他们一起去了。

　　 就在那天，我认识了肖雅和尤敏。

　　 肖雅是沈阳人，二十多岁，在北京一家歌厅唱歌，看起来很朴实，半点也不像我印象中的“歌厅小姐”。

　　 尤敏是最后一个到我们交流的地方的，她说她离开法院时已经开始抓人了，她亲眼看见两个“便衣”夹着一个老太太上了警车。她自己赶快叫了出租车跑掉。她也是二十多岁，跟我一样是四川人，本来在北京一所学校当老师，镇压法轮功后已失去工作。那天她胸口别着法轮章，包里背着所有法轮功的书籍，说是准备在法庭上念给法官听，让他们知道《转法轮》是怎样教人做好人的，可惜她没有这样的机会。

　　 后来我听说那天共有一千多人被抓，因为离开得早，我们算是侥幸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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