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气入侵

　　到二中队第二天，我们在楼道靠墙排队上食堂时，对面队伍一人突然对我瞪眼道：“抓紧转化！”

　　在入所队开“座谈会”时，胡秀英坐在我左边，这人就坐在我右边。那天她没有发言，只在底下悄悄告诉我她刚写了“认罪认错”书，又觉不妥，想把它撤回来，我告诉她确实不妥，赶快撤回来。

　　没想到再次见面，她却对我说这个。更吃惊的是，听了她这四个字，我的心竟不由自主狂跳，似乎遇到什么最可怕的事。之前，一个新来的警察曾拎着电棍到我们班里说：“我听说这班邪气挺重，我的电棍专门治邪！”然后她挥舞着电棍在房里来回走动，将电棍放在我们脸前几公分比划，电棍“劈劈啪啪”响，放着鬼火般幽蓝的闪电。我当时连眼睛都没眨一下，心也平静得很，甚至还觉得她很可笑。

　　可是“抓紧转化”这四字却将我的心一揪，莫名其妙狂跳。我说不出原因，也说不出地难过，只觉一种比电棍更可怕、比魔鬼更邪恶的东西无处不在、无孔不入，时时刻刻将我压在其中。

　　终于，我听说古华“转化”了！几天后，夏靖也“转化”了！一些别的什么人也“转化”了！……。

　　如果说胡秀英的背叛曾像一把刀似捅在我的心窝，但我毕竟跟她没什么交情。而古华不同，夏靖不同，她们曾是我心有灵犀、生死与共的刎颈之交，是我心中那么无畏的同修。为什么一夜之间就会被“转化”呢？

　　一种空茫凄凉之感压挤过来，似乎我灵魂的最深处都要被挤得变形。《人民日报》的谣言我可以不理会，但熟悉的功友“转化”，却让我的心往下坠。

　　我强力撑着，每天奋力低头织毛衣，谁也不理会，什么也不想听。但那些人“转化”后的兴奋表情，以及转化很正确、转化是“提高”、是进一步的修炼等议论，似乎不需要什么媒介就躲也躲不过地浮现在我眼前和耳边。这些话像毒箭一支支向我射来，让我左支右绌，不堪应对。

　　恍惚中，我开始问自己：“难道‘转化’真是对的？难道真是人家悟到什么我没悟到的？我就一定比人家都高明吗？”

　　刚这么一动念，就觉得有只看不见的大手从虚空中一把伸进我的大脑，抓住我的思想和意念，要将它们强行拽走。

　　我吓出一身冷汗，急忙咬紧牙关，拚命稳住不被拽走，再集中全部意志，勉力与这只可怕的大手对峙僵持。我如醉汉摇摇摆摆，力不从心。仅存的最后一分清醒告诉我，如果我稍微放松，瞬间就会被这只大手拉过拔河分界线──那个地方有一个名字，就叫“自心生魔”。

　　我怎么也没想到，在这最困难的时刻，是两个谁也瞧不上的“小偷”帮了我。每当那只大手又来跟我拔河，我感到快要不行时，我就看着李春和封玉兰，使劲想：“我要是转化了，她们会怎么想？她们会怎么样？”

　　封玉兰是李文和宋梅被调往四中队那天，从调遣处送过来的。她四十多岁，也是盗窃罪进来的。她到调遣处第一天，警察搜到她行李里的法轮功文章，二话不说将她乱电一通，她一声没吭就“抗”过去了。

　　几天后，警察问她：“你不是炼法轮功的，带着法轮功的经文干什么？找死啊？可你不是炼法轮功的为什么不早说？早说也不至于挨电呀！”

　　她不紧不慢地说：“队长，我跟你说个实话吧。行李里很多东西是我们同号的法轮功送给我的，我不知道里面有经文，其实我也不认识字。我在拘留所见过好多炼法轮功的，觉得她们挺好的，也想跟她们学，所以你当我是炼法轮功的也可以，拿我当法轮功电我也不怨你。”

　　而李春呢？宋梅走后，我自然而然填补了她在李春心中的位置，李春跟封玉兰一样已将我视为知己和依靠，有什么事总跟我商量。我的一言一行，甚至一思一念都逃不过她们的眼睛。我所说所行，对她们来说可能就代表着法轮功的全部──她们没有机会读到法轮功的书，只能看我的言行。我相信那些“转化”的人所说的转化如何正确、如何“提高”，她们都不会懂。她们的逻辑很简单，你转化了就是不炼了，那你以前说的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偷人家东西会失德、会给自己带来不好的后果全是骗人的，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天理，现在连你们自己都不信了嘛！那我们该偷东西还得偷东西！

　　尽管恍惚中我的意识已有些迷糊，但我仍十分清醒地知道，对一个人来讲，最可怕的事是不信天理，最可喜的是有了正信。如果一个生命愿意开始走进修炼，那他可能就永生永世获救了！我能把她们害了、毁了吗？

　　每当这样一想，我的思想就会清晰许多，意念的力量就得到加强，我也才有跟那只看不见的大手拔河的能力。在那个似乎有千千万万个魔排队跟我拔河的时刻，如果我想自己、想自己的“提高”多了半分，想别人少了半分，那立刻就完。

　　上帝请别抛弃我

　　李文和宋梅走后没几天，周杰也被调走，班里的法轮功学员只剩四人。“分化瓦解”是他们的既定政策。

　　又不知从哪天起，每晚我们累死累活终于熬到上床时间，小哨就会走进班里，扒拉着刚躺下的张青说：“队长找你。”

　　她被带到队部办公室，警察要么让她抄污蔑法轮功的资料或“二十三号令”，要么干脆什么也不让她做，就是罚站。

　　每天她都要凌晨四点以后才回来，五点半起床时，眼圈总是青着。她本来就瘦，这下更显憔悴。

　　二班的程兰也天天晚上跟她一起罚站。有一天站到后半夜，程兰突然“哇”地一口将胃里的东西全吐出来，边吐边哭，哭完就在警察的“亲切关怀”下转化了。转化前一天，她还曾说：“加刑就加刑，加一百年我也不怕！”

　　张青站在一边目睹这一切。第二天她将这件事讲给我们听，讲完后她绝望地说：“再这样下去，我连自己都不敢相信了！”

　　赵英则坚决说：“就是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也要维护大法！”

　　我什么也没说，每晚小哨来叫张青时我都不由自主地想：“明天就轮到我了吧？明天就轮到我了吧？”

　　在困得死去活来时，我什么都不怕，就怕不让睡觉。在“明天就轮到我了”的恐惧反复出现心头时，我甚至期望每晚被叫去罚站的不是张青，而是我。

　　这种状态持续了十多天。白天我们都尽量照顾张青让她少干点活，但她还是努力保持微笑，奋力干着她那份活。有一天我被叫出去，回来就再也没见到她──她突然被送进集训队。

　　望着她和李文、宋梅、周杰走后的空床，我的心孤苦无比。三班是出了名的“顽固”班，可留下来的顽固分子，只见少，不见多；“明天就轮到我了”的压力总在心头。排队去食堂的路上，我望着高墙外那排枝叶繁茂的大杨树，模模糊糊问自己：“我将在这里看几度花开花落、叶荣叶枯？”

　　我不知道答案，却深深体会到耶稣临上十字架前大喊三声：“上帝！别抛弃我！”的心境……。

　　荒漠甘泉

　　苦到极限时，中秋节来临。按往年惯例，这时奖早该下来了，评上奖的“正常人”就能回家跟亲人团聚了。随着中秋节一天天接近，这些人的情绪越来越骚动。为了“平民愤”，劳教所紧急决定给一部分能评上奖的人放假两天，回家过完中秋再回来。

　　这下人心更浮动了。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打听、议论、角逐，尘埃终于落定。我们班只有郝英和李彬能享此待遇。已“转化”的法轮功人员却出乎意料无一人获此“殊荣”，据说劳教所还是不信任她们。“正常人”的心里总算得到一点平衡。

　　能回家过节的人毕竟寥寥无几，剩下的人日子还得过。下午楼下的操场开始有动静，警察带着一些人在装音响、搭主席台，晚上要开一个中秋联欢会。

　　“正常人”都很兴奋，早就无心干活，好容易盼到小哨在楼道喊集合。

　　大家搬着凳子排着队，每中队一个方块在操场团团坐下，中间空出的地方就是表演场地。

　　记得那天好象请了几个附近的武警和一些退休的老干部来表演节目，水平不敢恭维。在高墙大院、警察环视下，被要求像军人一样端坐不动看节目，能否放松和享受更不得而知。

　　晚会最后一项节目，是警察和劳教人员一起“翩翩起舞”，“共享中秋美好时光”。

　　音乐响了好几分钟，二中队还没有一人站起来跳舞，场面有些冷落。

　　“救场如救火”，侯大队长急急走到我面前，“笑容可掬”问我会不会跳舞。我看见半个多月不见的宋梅已跟着音乐跳到空地中央，正朝我们这边张望，好象有什么话说。

　　机不可失。我站起来对候队长说，我不但会跳，还会跳男步呢，我带你跳吧。

　　我拥着侯队长干瘦的身躯，随着快三步的节奏几个大圈就转到宋梅身边。

　　她什么也没说，继续踏着舞步。等我感到手里突然多了个纸团时，她已转着圈子离开了。

　　晚上我躺在床上，拚命瞪着双眼，勉强自己不跟其他人一起睡过去。

　　我的床正对着开着的门，值夜班的小哨和警察随时都会经过，她们一般二十分钟巡逻一次。所里护卫队的人也会随机巡逻，除了检查劳教人员有无异动，也监督值班的警察和小哨有没有坚守岗位。

　　我将衣服搭在床头遮挡一下小哨和警察的视线，然后在被窝里展开宋梅给我的纸团。

　　皱巴巴的纸已有些破损，显然经过多人之手。纸很小，正反两面都用圆珠笔密密麻麻写满了字，没有标题，也看不出头尾。

　　我就着昏暗的灯光随便找个开头读了下去：“作为大法弟子，你们今天的表现是伟大的，你们这一切善的表现、就是邪恶最害怕的。因为打击善的一定是邪恶的。目前它们迫害学员与大法，所有采用的行为都是极其邪恶的、见不得人的、怕曝光的。一定要将它们的邪恶叫世人知道，也是在救度世人，……”

　　还没读完，我就明白：这是师父的新经文。一年多了，我终于又听到师父的声音！更关键的是，我终于了解师父在怎样看待和评价我们走出来澄清真相的行为。

　　镇压后，李洪志先生沉默了整整十个月没有讲话。法轮功学员之间对于走出去上访、以各种方式澄清法轮功的真相算不算参与政治、算不算干涉常人社会的问题，曾有过很大的意见分歧。看到师父这段新近的话，我感到温暖又踏实。

　　接下来的三天，每晚当所有人入睡后，我都躺在床上与睡魔搏斗，还要兼内防本班的人醒来，外防巡逻的警察和小哨。不管如何，我终于硬生生将这段连标题都不知道的经文背了下来。劳教所随时都可能大搜查，任何东西藏在任何地方都是不安全的。

　　我将背下来的经文默写了好几份，伺机传到一些功友手中。

　　毒药

　　我的心安定下来，虽然还是有丝苦涩。有时再看见高墙外的景色，就会想起密勒日巴佛的修炼故事。密勒日巴佛跟着他师父多少年，天天一个人背着大石头到山上替他师父造房子，背上磨出好多大疮。刚修到一半或好不容易修好了，师父却暴跳如雷，骂他蠢，骂他造错了，让他拆了重来……。多少次他都痛苦得要自杀了，师父却还是不传他法。好容易他才得到法，得法后他一个人在山洞里待了多年，饿了只吃点荨麻，皮肤变成绿色，都不肯下山去找吃的而耽误修炼的时间。我们今天这么容易就得到这么大的法，有大法在指导我们修炼，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呢？不管眼前的局势多么黑暗，我也决不相信我们会像警察说的那样“将牢底坐穿”。

　　渐渐地，“转化”的人多到可以组成“帮教小组”，来代替警察的谈话工作，对尚未“转化”的人进行帮教。有一天，我被叫到队部办公室，“帮教小组”将我团团围住，夏靖也在其中。

　　她们给我讲“转化”的好处，又互相议论“转化”的好处。她们所使用的语言、名词、概念乍听都是法轮功原有的，想表达的意思只有一个：“转化”是对的；“转化”并不意味放弃法轮功，只是修炼的继续、甚至提高。然而她们对于法轮功的歪曲却非常隐晦，隐晦到你不倾尽全力就分辨不出。

　　我被这样“帮教”了许多次。每被帮教一次回去，都感到浑身说不出地难受。这种难受在警察找我谈完话时从来没有过。有如武侠小说中被灌了毒药的人一样，得用多年苦修的功力硬生生将这些毒药化解掉。

　　有一次劳教所有贵宾来参观，为掩盖劳教所严重超员的事实，我们被带到车间外的一片空地，等来宾走了再回去。

　　带队的警察发出“原地坐下！不许交头接耳！”的指令。我往地上一坐，无比困乏，双手抱膝将头埋在两腿中间，想趁机打个盹儿。刚要入睡，听见旁边两个已“转化”的法轮功人员开始“切磋”。她们将声音压得很低，我听不清她们在说什么，但是“师父”、“真善忍”、“修炼”、“圆满”等字眼却一个接一个蹦进我耳中。

　　我说不出地难过，仿佛看见世上最丑怪却自以为最美丽的人，还硬要戴上一朵花去招摇。我忍了又忍，想不去理会她们对法轮功的歪曲和亵渎，可又无法堵住她们的嘴或自己的耳朵。

　　她们一直在说，断断续续钻进我耳中的话像毒药，一碗一碗向我强行灌来，让我咽不下也吐不出，加上想睡又不能睡的极度困倦，脑子简直要痛裂了。

　　我又一次感到一种极限，一个人能够忍受的折磨到了头、大脑要炸裂、精神要崩溃的极限……。

　　情急下，我不知怎么想起一招，扬起头高声叫：“报告队长！你刚才说不许交头接耳，可这儿有两个人一直在说话！”

　　所有人都向我望来，带着惊诧。在那时期，“转化”的人员都是警察的宝贝，全靠她们来达到转化更多人的目的，这些人也觉得自己了不起，耀武扬威，成了劳教所的特殊阶层，地位超过原来的“贵族”很多倍，警察甚至对她们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正常人”在她们面前已黯然失色；而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在很多人的想法，就该像小媳妇一样夹着尾巴做人，受气活该。

　　我这么一叫，那两人终于不说话。回到班里，郝英像报了深仇大恨对我说：“曾铮，你今天干得好！这帮人，太张狂了，早该有人治治她们！”

　　我心中却毫无“得胜”感。想起一个作家曾说过，悲剧就是将美好的东西毁给你看。听到我心中最珍贵的信仰被那样肆意歪曲时，我觉得我正在看世上最令人心痛的一幕悲剧，我的心苦不堪言。

　　走出困境

　　正当我苦得又要过不去了时，一个转机出现了。

　　一天，我正和其他人蹲在院子里拔杂草，二中队副中队长程翠从宿舍的窗户探出头来，大喊带队的警察，让她派个人押我回去。

　　我被押回警察值班室，程翠说，你看看谁来了──我从四中队请来的贵客！

　　值班室里有两个跟我一样着劳教人员服装的人，她们是程翠从四中队搬来的两个“帮教高手”，其中一个叫肖雨。

　　在此之前，我虽然多次被“帮教”，但一听到那些人说话我就无比难受，生命的最深处都在抵制，所以她们到底都说了些什么，我其实并没有太多概念，只觉心里很苦、很难受，意志也有些消沉。

　　可那天当肖雨开口讲话，我思想深处某个地方却一下子警觉和精神起来，像是长时间没打过仗的武士遇到真正可堪一搏的对手，全身每个细胞都调整到备战状态。

　　我打理好精神对她说：“好吧，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转化。”

　　只听她旁征博引、妙口生花、滔滔不绝，整本《转法轮》几乎都让她引用和分析到了。就“转化”的理论水平而言，她显然是当时劳教所中最高的，也可以说她将那些“先行者”的理论发展到了极致。

　　我静静听着，她每讲一条，我就用我对《转法轮》的理解去衡量、对照，有时她的话还没说完，我就已经看出这条是错在哪、在什么地方走偏、为什么会走偏、是起了什么执着心才走偏……，她讲了一万条，我“见招拆招”在心里驳了一万条，像武士对招，层次清楚，脉胳分明，虽快不急，虽繁不乱。等她讲到她“著名”的“识破多大的谜团、成就多大的觉者”的结论时，我对自己点头道：今天终于见识了什么是师父讲的“自心生魔”！

　　我豁然开朗，一直压在我心上的苦刹那消失无踪，我轻快得想要歌唱。在万分之一秒的瞬间，我意识到心中一直被其他种种苦压制和掩盖的另一种苦，一种我没有发现或不愿对自己承认的苦，那就是，我整个信仰的大厦，已因为那么多人被“转化”的残酷现实而晃动了。这种晃动虽然轻微，轻微到我自己在此之前都没有觉察，但它却足以将我毁灭。

　　当我察觉这些，当我的心念顿时翻转，我信仰的大厦停止晃动，心中的苦消失殆尽，因为我终于知道：不管她们有多少人，不管有多少人被“转化”了，她们全是错的，她们“转化”的理由，没有一条站得住脚。

　　我无法形容那一刻的幸福。警察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她们找来的“转化”高手，反而帮我走出心中的困境。

　　一个人的抉择

　　此后，那些“转化”人员的话对我就起不了毒药的作用。不管她们再讲什么，是专门来“帮教”我的还是我无意中听见的，都像雨水打到玻璃一样挂不住，也进不到我心里，再无法让我难受了。

　　那时是我最频繁被叫出去做额外苦工的时候。掏垃圾、扫院子、搬砖头、运土、锄地、种草、浇花、浇草等，什么都干过。这期间劳教所里地位和权力仅次于所长的“管教科”科长田永又找过我一次。

　　田永矮矮墩墩的，黑脸大嘴，走起路来一摇一摆，自我感觉良好。

　　他是我在入所队时最后一个找我谈话的警察。一见面我便认出，他是“座谈会”那天我问劳教人员可不可以打人时，面无表情打量我的那个男警。到了二中队，他也是唯一找我谈过话的警察。

　　这人非常自负，他说他专找文化程度在大学本科以上的人谈。因为他的自负，他总想“文文明明”只用他的“学问”和心理战术将我收拾下来，因此找过我无数次，到后来只要他一出现在二中队的楼道，就有人向我报信：“曾铮，田科长又来了！”

　　每次谈话前他都做了精心的设计和安排。怎样打好壁垒保护自己、怎样进攻、怎样挖个大坑再想办法将我带到坑边推下去；局势不利于他时又怎样迂回找我的弱点；怎样制定对他最有利的“谈话规则”……等。跟他“谈话”是很累的事，不过多次交锋，终于还是他先失去风度，敲着脑门对我咆哮：“你知道什么人最难转化吗？大老粗！你白念了这么多书，还是个大老粗！何止大老粗，简直是滚刀肉！”

　　我不明白“滚刀肉”是什么意思，回去问李春，她说是那种切也切不动、煮也煮不烂的肉，用来骂人的。

　　之后他有好些天不曾找过我，再次找我，只是问我：如果所有的人都转化了，你又怎样？

　　其实，他不知道，类似的问题我早就问过自己。刚开始修炼那几个月，我非常精进，时时处处以一个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内心深处感到前所未有的幸福和安宁。几个月后，我的思想深处突然出现一个细微的声音反问：你现在这么投入地相信这一切，万一这些都是假的怎么办？

　　这可不是个小问题，我现在全副身心都投入修炼，万一是假的，那种幻灭的痛苦岂不是能毁了我？

　　于是我在脑海又把《转法轮》等书的内容从头到尾仔细回想一遍。书中都讲了什么呢？这时我又觉得，似乎什么也没讲，只不过说了天理还在，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仅此而已。如果说这一切都是假的，那也就等于说天理不在，善无善报，恶无恶报，人想要怎样都可以，只要有权、有钱、有势，或只要不被抓到，怎样都可以。那这个世界不可怕吗？许多人都以为只要加强法制建设，社会秩序就会好起来，其实并不见得。从古到今，法律条文是不是越来越多？但犯罪率是不是逐年上升？法律起作用了吗？法律不过就是人的道德衰败后没有办法的办法。同样的，我也不大相信科学和经济发展就一定能给人类带来幸福。如果这一切都是假的，那这个世界就太丑陋了，在这么丑陋的世界，生命还有什么价值？

　　这番反省让我得出一个简单的公式：如果这一切都是假的，那我宁可不要这个生命。就这么简单。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对法的质疑。

　　修炼后头一个冬天，有一天下班，天已全黑，先生出差不在家，我一人骑车走在杳无人烟的路上，突然感到莫名的凄凉孤苦。想起老师讲过，以前在深山老林修炼的人所受最大的苦，就是难耐的寂寞，世人都在享受人间的乐趣，而他一人在山洞里一待几十年，那是什么滋味？

　　我也感到这种寂寞。虽然我们没有跑到深山老林，周围有的是人，但如果这些人没有一个和你有共同的语言，那和在深山老林有何区别？

　　然而，就是在这种孤苦中，我还是对自己说：这是我自己选择的，我愿意。我早已无法再退回去当一个常人。当年我被病痛折磨得生不如死时，我曾想，有谁能治好我的病，我为他倾家荡产，给他磕一万个响头都甘愿。可怜我四处求医，冤枉钱花了无数，也没找到一个可以给他磕头的人。而修炼却让我分文未花，一个头未磕，就彻底摆脱一切病苦。

　　因病痛而丧失事业上的企图心后，爱情几乎成为我唯一的支柱。先生在我的眼中几近完美，是可以放心托付终身的人，他也非常爱我。照理我应该没有什么不满了，可是，在那些长长的等待他的日子，尤其是后来他越来越忙后，我时常觉得自己是在和这个社会争夺他，我盼望和他长相厮守，这个社会却用事业、工作、金钱、应酬、卡拉ＯＫ……来诱惑他，我却无能为力。就连我心中曾那么浓烈的爱情居然也会在某些时候变得淡远，我惶恐不已，但我挽不住逝去的一切。爱情几乎变成我的宗教，我的心却没在爱情的港湾里得到真正的安宁。当他在外面应酬到很晚都不回家时，我会时刻张着耳朵听他的脚步，担心他出车祸，甚至想象血淋淋的场面吓自己──我太想他、太怕失去他了。当他终于回家，我幽幽向他诉说，弄得他也不得安宁，觉得欠我良多。

　　修炼后，我才明白，以前我自认有多爱他，其实根本不是无条件的爱，而是认为只有他能像我希望的那样来爱我，我才爱他，一旦他不能满足我的需求，我就会不自觉地令他难受。如果真的爱他，能在修炼中生出了解慈悲，就对他没有要求了。

　　修炼了几个月，有一天我突然有个困扰问他：“我们师父说你不能因为修炼闹得两口子离婚，可是我觉得自己已判若两人，那你不是失去那个我了？这跟离婚有什么区别？”

　　他说，你怎么那么想不开呀，我失去了原来那个你，还得到现在这个你呢。

　　我恍然一乐，感念他的豁达，终于从为情所困中跳脱出来。我们的家庭生活达到一个新的平衡，一种宁静的快乐。

　　不过，这些基本上都还是感性的认识。我对法轮大法的真正信念，来自“理性与实践的升华” （＜再论迷信＞，李洪志）。我知道法轮大法是宇宙的真理，明白了更高真理的修炼人，怎能再轻言放弃？镇压后不久，当我看到一个功友为了今天有人坚定而欢喜，明天形势险峻而心神不定时，曾请他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世界上其他的人都不修了，我还修不修？”

　　问他的同时，我自己已在心中做出选择。

　　所以，当田永再度这样问我，我想也不想便看着他的眼睛，诚恳地对他说：“我当初决定要修炼时，没跟任何人商量过，我自己一个人就决定了。在修炼这个问题上，我不看别人。”

　　他脸上又出现那种跟我谈话时经常出现的复杂表情。沉默半晌长叹：“其实你这种品质真难得啊！……可惜……”

　　攻坚

　　2000年10月1日前一个多星期，二中队发生大事。一天下午，楼道响起点名声：“点到名的收拾行李！下集训！”

　　赵英的名字被点到，王蓉的名字也被点到，我支着耳朵听了半晌，却没听到我的名字。

　　听来听去终于听明白，跟我一批来的、和在我们后面来的那批没“转化”的法轮功学员，除了我之外，统统被下集训，就我一个人被留下来！

　　我心里闪过一丝恐惧。还不如跟她们一起走，死活大家在一起。

　　从窗口看着王蓉她们被押往那个阴森森的蜂窝状的“集训队”，不想分析为什么单独将我留下，也不去想象她们将我留下，是不是要用更可怕的办法对付我。如果我允许自己去分析想象，可能不到一分钟就会立即崩溃。

　　一个多星期后，9月29日黄昏，一个警察押着我在楼前给花园浇水。我捏着塑料水管的出口，一株株往月季喷水，转眼瞥见一队人抱着被子从集训队那边走过来。押着这队人的是原来入所队的苏瑞，她不知何时调到集训队，经过楼门口看见正在劳动的我，漫不经心讽刺：“呵！天堂河一大景啊，研究生浇花、浇草、掏垃圾！”

　　我向她押着的那队人望去，发现是二中队被集训的人！一眼就看见王俭那张熟悉的脸，而她也同时看见我。

　　我永远忘不了刹那间她的表情。她的头发有些散乱，脸色一如往常像少女般红润，但这次的红润却没有以往的鲜亮无邪，似被玷污过的蒙着一层垢。她的表情、眼神正从蒙蒙的暮色中明明白白向我无声地哭诉：“亲人啊！亲人！我落到贼子手里、失了贞！我……”

　　我的心沉了下去。一秒钟内就读懂了她的故事：她一定是承受不了折磨写下了“保证”……

　　她拖着沉重的步子，带着少女失贞后的哀痛和绝望，无言从我眼前走过。紧接着我又看见赵英和王蓉。

　　赵英的脸上有一种我从没见过的神情，我无法描述这神情，只能说她完全变成一个陌生人，眼里闪着奇怪的光，使我不再认识她。在第二个一秒钟内，我也读懂了她的故事：她肯定是“转化”了！

　　她面无表情从我身边走过。不但我不再认识她，她也像完全不认识我，或是看不见我似的。从那以后，不管她看见我多少次，都是一副不曾认识我的表情。

　　王蓉自然更看不见我了，瞪着无神的双眼走过去──她本来就瞎嘛。她的表情平淡略有丝忧伤，我读不懂她的故事。

　　她们就这样一个个从我面前走过。我不禁问自己：这一个多星期里，那蜂窝状的房子里到底发生什么事？！

　　浇完水回到班里，李春已替我打听出来。这些下集训的人“转化”了一半，还剩下一半。整个“转化”行动是由几个“转化高手”策划执行的，除了不让这些被“转化”的人睡觉，再辅以殴打或是“飞”着、“撅”着还是蹲着等酷刑。王俭说她可以承受常人打她，却无论如何承受不了“转化”后的大法弟子打她。往日的“自己人”突然反目不说，用心和出手比那些“正常人”还要狠，这实在超出她的理解和承受力。

　　出人意料的是，在入所队第一个写“认罪认错书”的王蓉，这次却挺了过来；而口口声声说“哪怕就剩我一个人了，我也要维护大法”的赵英，“转化”后居然下得了狠手，反过头来殴打她以前小心关照的瞎子王蓉！

　　这消息让三班舆论大哗。王蓉在三班时，虽然眼睛看不见，却天天摸索着找活干，要么将线圈挂在膝盖，摸索着替大家绕线，要么洗漱早早回来，蹲在地上摸索着擦地板，要么替织得特别快的人预先从线球拉线堆在旁边……。大家都在忙时，只有她一人不织活，可以替大家干点杂活，加上她脸上一直笑咪咪的，说什么也不生气，到后来大家不但都很喜欢她，还觉得三班缺不了她。

　　所以听到王蓉挨打的消息，大家都愤愤不平，大骂赵英不是东西。

　　 “正常人”议论纷纷，我难过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她们还说，被“集训”的人回来后被重新编班，赵英被编进六班，王蓉去了五班。三班的法轮功学员只剩下我一人。

　　跳梁小丑

　　我还没有完全回过神来，程翠突然让全体搬着小凳子集合。我们被带到操场，一百多人围个大圈坐着。这种事以前没有过，谁也猜不出她葫芦里卖什么药。

　　在经过近两个月的望眼欲穿，郝英她们已经知道一个尚未公开的消息：明天劳教所终于要开评奖大会了！开完会评上奖的许多人当场就释放！警察已秘密让这些人跟家里打过电话，通知家属带衣服来接人。三班的“正常人”将一下子走掉四个。还有一批转化得“好”的法轮功人员也会当场获释。

　　我们茫然坐在操场等着。蒯炜拉着第二天要离开的洪雪的手，轻轻唱起一首离别的歌，在互道珍重依依嘱咐中，她们都泪潸潸。

　　我心里也充塞着离情。近两个月的相处，三班已变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这下走掉这么多人，又会调什么人进来？像郝英那样的班长恐怕天堂河再也不会有第二个。要调来一个恶班长，日子就更难过了。

　　面对未知的明天，我没有抑制伤感，也跟着她们一起流下眼泪。

　　程翠向我们宣布紧急集合的目的，是要给我们一个“意外之喜”。一直关在集训队的几个老“顽固”法轮功学员“转化”了，现在要向大家奉献一台自编自演的小品！

　　第一个上场的叫向红，她是小品的主人公。第二个上场的便是第一个向李春介绍法轮功的、据说头都被电得变了形也没转化的王润，她演向红的丈夫，还有两人，分别演向红的母亲和女儿。

　　只见向红抑扬顿挫述说自己以前“痴迷”于法轮功、比谁都顽固、从一进劳教所就开始进集训队、将新老劳教所的集训队都住遍了也不转化，如何让丈夫、母亲、女儿伤透了心的经历，小品表现的是一次家属接见时，爹哭娘叫、让人撕心裂肺的情景。

　　台上四个“演员”哭作一团，流着的似乎是万般痛苦和悔恨的泪水。向红声嘶力竭叫喊着、忏悔着，将“转化”前的自己诠释成一个小丑和神经病。

　　我本来就在流泪，这下知道劳教所最“顽固”的几个学员统统“转化”了，再看到她们“转化”后用小丑般的表演，将佛法修炼神圣殊胜的内涵，歪曲和丑化得无以复加，心都痛裂了，汩汩淌血。我不想跟她们一起哭，却怎么也止不住伤心的泪水。

　　台下许多人都哭了起来，操场上一片悲声。在哭得昏天黑地中，我没注意小品何时结束，没听见程翠宣布即刻起因“转化”有功，向红等四人结束集训跟大家一起回二中队的消息，也不知自己是怎么跟着大家走上楼梯的。只记得走到楼梯一半时，突然听见身后有人“咕咚”一声摔倒了，我赶紧转身，和另一人使劲将她架起来。

　　摔倒的是李春。在自己的悲痛中，我忘了她，忘了是王润第一个向她介绍法轮功的，忘了她决心要做一个像王润那样的人，忘了王润在她心目中圣人一般的地位，更没来得及去想王润的突然反目，会给她什么样的打击。

　　她哭得比我还痛，像中医讲的“怒急攻心”，一口气上不来就晕过去。

　　扶着她的另一人刚好就是王润。她和我一起将李春架到床上躺下，李春很快就醒过来，睁眼看见王润又哭得气都喘不过来。王润喃喃嘟哝着什么，似想抚慰她，李春看了王润一眼便痛苦地扭头来看着我，哭得红红的鼻头可怜地翕动着，断断续续说：“我接受不了……我实在接受不了……。”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刻她脸上的表情。那是一个幼时就被人杀死的孤魂在漂泊多年刚找到归宿又被无情驱逐的表情。她所有的无辜无助、所受到最可怕的伤害、被最信赖的人欺骗出卖，最深层的痛苦、绝望和哀伤，一览无遗写在纵横交错的泪水里。

　　我逼视王润的双眼，悲愤诘问她：“你知不知道你以前对她说的一切她都听进心里了？你知不知道你今晚的表演对她意味着什么？你还不如杀了她！”

　　这时，我看清王润的脸上和脖子上，都还有电棍留下的焦痕。她整张脸都是黑的，只有两只大眼睛的白眼仁在一片漆黑中闪着刺眼的白光。

　　她低下头有气无力说：“以后你们就明白了……”就匆匆走了。

　　她刚出去，好几人连忙告诉我下集训前王润的脸不是这样的，她的脸已完全变了形，简直跟鬼一样！她们还说，集训队警察用好几根电棍长时间电她，连拿电棍的手也被电门按纽电得好几天都抬不起来。

　　死里逃生

　　我默默坐在李春床边，不知怎样才能分担一点她的痛苦。没过多久，小哨通知我搬着凳子到队部。

　　那真是一个纷乱的夜晚！二中队一下子多了好些人。刚从集训队回来的向红之流，飞扬跋扈不可一世，整个楼道都被她们搞得乌烟瘴气。

　　后来我得知，那晚的一切、包括之前整个“行动”都是精心策划的。她们说“十一”是国庆，是重要的日子，要在此之前打一个星期的“攻坚战”，将所有没转化的统统转化掉，我被叫到队部已是这次攻坚战的尾声。

　　我刚在警察的宿舍坐下，一堆人就围了上来。小品中演向红女儿的那人首先发难，据说王俭就是她“转化”过来的。

　　我什么也没去想，低头若无其事织着毛衣，似有十足把握她不敢对我动手。

　　她真没有对我动手，语气还越来越“温柔”。说到最后，她蹲在我面前，抚着我的腿，低下头将她的脸伸进我的视线，耐心问我：“怎么样？你觉得我说的怎么样？”

　　我停下手中的活计看着小小的她，不敢相信她真的能够动手打人，心里对她也恨不起来，只是慢慢说：“我不想说，但我脑子想到四个字。既然想到了，也就跟说了一样，所以我还是告诉你吧──‘一派胡言’。”

　　说完，我继续低头织毛衣。有人提议不许我织毛衣，因为我不好好听她们讲话；又有人说别看她没抬头，每个字都听着。

　　没过多久，警察要休息了，我被带到另一间大办公室，一大堆人继续围着我。我看见周杰和另一名叫白莲的法轮功学员也被两堆人围着。白莲跟周杰一样也是上批来的，已经五十多岁了。

　　过了不知多久，我手里的毛衣织完了，手一闲下来，困倦立即爬上来，一分钟也支持不住地想睡觉。她们却换了一个“生力军”上场。

　　我将头趴在旁边椅子上。从看见王俭脸上被强奸的表情，看小品哭得昏天黑地，将昏倒在地的李春弄回宿舍，再到用尽全力去诘问王润为止，我所经历的一切，和长时间的劳作负荷及严重睡眠不足，已使我的身体和精神都疲惫虚弱到了极点，我甚至支撑不了自己的头。

　　相反的，围攻我的那些人却像吃了兴奋剂或被什么东西操控着一样亢奋，一直高声叫嚣着，用尽了天上地下最可怕的语言，我再不转化，就是“破坏大法”、“戕害师父”、“邪教徒”、“地狱之鬼”、“自私”、“执著圆满”、“胆小鬼”、“贪婪”、“为一己圆满伤害亲人”、“遗臭万年”、“肮脏”、“死无葬身之地”……，连骂几个小时居然不重复，声调也不衰减，将所有这些罪名穿插得头头是道，仿佛我真的已成了全世界最邪最坏的人。

　　我疲惫不堪趴在椅上，在狂风暴雨的进攻中，自己仿若是十二级海啸中的一只小舟，随时都有被掀翻的可能。但在极度疲惫和暴风骤雨的狂袭中，我能感觉灵台有一盏小小的明灯，始终发着柔和的光芒，没有被暴风雨扑灭。

　　夜渐深了，越来越冷，从里到外都是逼人的寒气。正当我觉得连骨头都被寒气浸透时，郝英的头从门中探了进来，她手里拿着我的外衣。原来她因为要回家了，兴奋得睡不着，临别前夕一直在楼道里跟好友小哨张蕾聊天。本来这是不允许的，但她第二天就要走了，警察就由她去了。

　　聊到半夜，她觉得冷，想起我出来时只穿着薄短袖衫，一定会冷，就回宿舍取来我的外衣。

　　她略带蔑视扫了一眼围攻我的人，径自走进来将外衣递给我。

　　我穿上外衣，感动难以言说。在邪恶最猖獗的时刻，善就是这样穿越了重围。

　　半夜三点左右，程翠睡醒一觉，蓬乱着头发前来观战，看我还没有出现快要被转化的迹象，大发脾气：“这样子怎么行！将她们三个分开、不要在同一间屋！不许她坐！你们辛苦地帮教她，她倒好，趴在椅上睡觉！”

　　我又被带到另一间屋，不许坐，不许趴，必须站在原地专心听她们叫嚣和攻击。

　　这时我已知道她们在叫嚣什么并不重要，真正的战斗正发生在别的空间。在那里，操纵着这些人的邪魔正与我的性灵决一死战，它们的利器就是它的魔性，它们的战术便是发了疯似的寻找我心中有无可下手的漏。

　　我没有理会她们的禁令，弯腰将头趴在屋里仅有的一张桌上，勉强借力支撑身体。在极度的疲乏和虚弱中，我已没有力气去照顾这个物质身体，必须将仅剩的精力和意志用来护卫灵台的那盏明灯。

　　那真是一个漫长的夜！比几个世纪还要漫长。当东方透出曙光，邪魔的能量才终于耗尽。程翠又一次蓬乱着头发带着满脸的希望出现在“帮教”现场，当她看见“帮教”人员一颗颗能量枯竭低垂的头时，失望至极，似不能理解、不能接受她的“高参”向红这次不灵光的现实。

　　我死里逃生一般从桌上抬起头来，虽然仍疲惫不堪，心里却清楚自己又过了惊心动魄的生死一关。在那个漫长而疯狂的夜晚，我本来随时都可能被那十二级的海啸掀翻。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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