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14日讯】包尊信先生是中国重要的思想史学者，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群体中非常重要的一员。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为中国的民主启蒙做出了巨大贡献。可以这样说，“八九”一代青年是在公众积极阅读传诵《走向未来》丛书的氛围中长大的。“八九”民运期间，他参与了“首都各界人民联席会议”的决策工作，是首都知识份子群体的重要领导人。“六四”屠杀后，他因所谓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五年，是所有遭受刑事迫害者中最年长者。日前，笔者有幸拜会了包老。
理想青年
笔者的第一个问题是：“您以前是一名共产主义者吧？”包老坦承，读书时的确坚信共产主义理想一定会实现，但认识到那是在很远的未来，自己并没有受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不切实际的想法的影响。也正因为此，他下定决心要为实现最美好的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共与苏共交恶，中共发表“九评”进行论战。当时，包老正在北京大学读书。他说，那段时间腰杆子挺得特别直。因为社会主义的旗帜苏联已经变修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跟着它跑，只有我们中国起来与他们斗争。中国已经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这是多么令人骄傲呐！应该说，其行为基础不仅有意识形态色彩，还有浓厚的民族主义成分。尽管如此，其中毒之深，也可见一斑。
“九一三”惊雷
但是，无论共产主义的理想如何美丽诱人，中国落后贫穷的社会现实，尤其是全国民众饿肚子和同事朋友甚至亲人间无情斗争的事实，不能不令他深思。但他坦言，自己从未怀疑过毛泽东，从不认为根子出在共产主义理论上。当时在人们心目中，毛泽东是神，共产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笔者想像，包老当时可能也与大多数人一样，将中国的所有灾难归咎于国外的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封锁，以及国内阶级敌人的捣乱破坏。
“九一三”事件是转折点。包老说，林彪事件仿佛晴空霹雳，一下惊醒了梦中人。此前，林彪被吹捧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毛泽东亲手挑选的接班人，是中共党与国家的第二号领袖。但一夜之间，林彪成了十恶不赦的卖国贼。这种巨大的变化，让早已习惯于高喊“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人们无所适从。人们不能不深思，如果毛泽东真如宣传中所言那么英明伟大，怎么会将一个一直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卖国贼选为自己的接班人？结论是要么毛泽东并非那么英明伟大，要么林彪并非卖国贼；或者毛泽东并不伟大，林彪也不是卖国贼；绝不可能毛泽东英明伟大，同时林彪是卖国贼。
怀疑一旦开始，便不会停步。毛泽东以前还有错误吗？他选择的道路就一定正确吗？如此等等。毛泽东与共产主义理论的画皮慢慢剥开了。1975年，包老在石家庄干校学习，期间他对一位朋友首次提出了自己的疑问。通过进一步学习，他完成了思想从共产主义到自由主义的转变。
打“擦边球”
改革开放之初，长期的思想禁锢导致中国思想理论界一片荒芜，人们思想落后僵化，与改革开放的需要发生了巨大的矛盾。更重要的是，中国欲要走上自由民主的道路，就必须在思想上奠定坚实的基础，民主自由的启蒙工作是当务之急。为解决现存的一系列思想矛盾，满足社会变革的需要，包老考虑以打“擦边球”的方式，推出一套介绍西方现代思想的系列丛书。《走向未来》系列丛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走向未来》系列丛书原计划出版一百本，由于“六四”血腥屠杀未能完成。丛书的第一辑与第二辑由包尊信先生担任主编。他说，书籍刚一面市，柜台前就挤满了人，第一版很快销售一空，一时间洛阳纸贵。二十多年过去了，包老谈起当时的情景仍然兴致勃勃。
在笔者看来，《走向未来》系列丛书最伟大的功绩是培训了一大批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青年人。他们是“八九”民运的主力，很有可能，他们还将担当中国社会民主化转型的重任。在当代中国，惟有他们这一代人真正具有自由主义理念，而且正值年富力强。
“八九”民运
包尊信先生很客观地说，“八九”民运开始时他并没有打算走到风口浪尖上。包老说，他仍希望自己扮演“身在曹营心在汉”的角色，继续在体制内为民主事业推波助澜。他说，从根本上讲，自己并非战士，而是学者，并不长于冲锋陷阵。但形势的发展一步步将他逼到了第一线。
包老激动地说：学生已经上街游行了，你能不声援？学生们都在绝食了，你还能不积极行动起来，难道还能继续四平八稳地坐下去？于是他利用各种机会发表演讲，支持学生民主运动。他参加了 “首都各界人民联席会议”，参与了全部会议与决策。他与严家祺等人一起组织了首都知识份子“5.15”大游行。那天他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胸前挂着写有他名字的大纸牌。事后，这成为他重要的罪状。
按照包老所说，前一天他与严家祺等人到戴晴那儿开会，决定要劝说学生停止绝食，撤离广场，以给党内改革派留下转圜空间。很遗憾，一直到很晚，他们的劝说行动始终没有奏效。包老想，既然劝说学生停止抗议，那知识份子第二天的游行就应该取消。他的意见得到了严家祺等人的支持。但是通知早已传达下去，以当时的通讯条件，一个晚上根本无法将最新决定知会大家。
怎么办？最后包老想到，预先通知来不及，就现场通知。他设想第二天到集合点，当场向大家说明原委，解散游行队伍。他说，自己把问题想简单了。第二天他刚到游行地点，人们便蜂涌而上，不由分说将他推到游行队伍的第一排，并为他挂上了早已准备好的纸牌。就这样他由告知大家解散的传令人，变成了领导游行的急先锋。这大概也是所谓广场效应之一吧！
任何一场社会运动，如同生活中一样，理性派总是极少数。大多数人不是保守派，就是激进派。理性派不仅要与对立面的保守派斗争，还要应付内部激进派的攻击。如果变革以和平方式进行，理性派还勉强能够应付保守派与激进派的两面夹击，如果变革以疾风暴雨的形式展开，理性派必然会被边缘化。最终不论是保守派战胜激进派，还是相反，社会变革都将以失败而告终。从这个意义上说，“八九”民运的失败并非保守派战胜了改革派，而是理性改革派在保守派与激进改革派的联合进攻下失败了。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激进派并非变革者，而是保守势力的同盟军。从客观效果来看，它是保守势力打入变革队伍中的力量。就对变革的破坏力而言，激进变革派往往较作为变革反对者的保守派高出许多。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激进派来自变革力量内部，其破坏性往往不易引起人们注意，甚至常常被大多数人错误地看作最坚定的革命力量。这当是最为可怕的。
监狱生涯
“六四”血腥屠杀后，面对日益严峻的社会环境，包老不得不暂避其锋，开始了艰辛的逃难生涯。他与王军涛、王丹一起，先北上哈尔滨。他们只呆了几天，便感觉到暗中涌动的巨大凶险。他们三人立刻南下上海，但此处同样不是久留之地。他们三人于是到包老的家乡安徽暂避一时。刚到安徽，便传来了公开通缉的消息，经过慎重考虑，三人决定化整为零，分开躲藏。
包老来到安徽乡下他舅舅家里。时间不长，村里便有一些陌生面孔四处活动。他感到自己可能已经暴露，于是准备当晚转移。不想当局抢先下了手。
押回北京后，当局直接将包老投入了秦城监狱。他作了最坏的打算。然而一度形势有所缓和。他被从秦城监狱转移到一家宾馆接受审查，案件也由公安部转到了北京市公安局。但好景不长，他很快便再次被投入秦城监狱。可笑的是，前后两次将包老关入秦城监狱的理由是接受审查，而非拘留逮捕等刑事措施。这就是当局所谓的“依法治国”，其实质恰好是他的对立面——枉法治国。
履行司法程序——逮捕——是包老第二次被关入秦城监狱几个月后的事了。检察院指控他犯有反革命颠覆政府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前一项指控非常严重，如果成立，必将面临十分严厉的刑罚。但最终他们没能如愿，包老被冠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五年。
1992年底，在巨大的国际压力下，包老假释出狱，结束了将近四年的牢狱生涯。即使在监狱中，包老也没有停止学习与思索。他阅读了大量史料和近现代西方政治思想著作，认识到中共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任何信仰，只不过是一支为攫取统治权的农民造反军，同时他更坚定了对自由民主的信仰。
分析中国政治现实
入狱后包老便失去了工作，十多年来他一直依靠妻子与女儿的微薄收入生活。去年他大病了一场，几乎不起。高额的医疗费都是朋友们帮他筹措的。他感激地说：如果没有大家的帮助，还真不知能不能过来呐！
尽管生活清贫，包老仍然很关心国家政治社会经济等多方面的发展，从没有放弃观察与思考。去年胡锦涛在中宣部文件上批示要学习古巴与朝鲜，包老认为此举十分丑陋，水平太低，但他对这位老乡仍抱有希望。胡锦涛上台后当局对待他的态度逐渐文明，他从中感觉到胡锦涛不同于前任的蛛丝马迹。他说，指望胡锦涛很快有民主化的举措不现实，他必须先坐稳了才能有所行动；也不能指望他会有多么大的举动，因为他毕竟是既得利益者。对于胡锦涛到底会不会在政治改革上有所作为，他与大多数不抱希望者不同，认为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2005年10月16日星期日于北京香山@
（──原载《开放》十一月号）(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