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狼窝
我以为总算获得自由，旋即发现大错特错。
从先生手里接过鲜花不到一分钟，我便看见牛军、吴兵那两张熟识又衰老许多的脸。情况并非如我所想那样将坐着先生的车回家，而是被带到一辆面包车。
世事沧桑。一年未见，衰老的不仅是牛军、吴兵，还有我先生。他们的脸上都写满身心的疲惫。这一年我在劳教所中九死一生，他们看来日子也不好过。
面包车是派出所的。先生和秦教授都坐这辆车来，也必须跟我一起先回派出所“报到”。车上还有一张陌生面孔，这张脸“向上爬”的欲望比牛军的还多。
牛军向我介绍：“这是区政法委的戴主任，‘610办公室’负责人，现正主持抓法轮功问题。今日亲自来接你，给足了面子。”
戴主任“热情”地说：“你回来可好了，现在我们整个区的转化班只有古华一个人在做帮教，力量太薄弱，你年轻，有文化，这下我们区的力量加强了！希望你早日到转化班来工作，为政府尽力。”
我能去尽这种“力”吗？五天后我就不得不离开北京。
妹妹被捕
我先去新疆，辗转扺达成都，找到藏身于一间小酒吧的妹妹。
妹妹本来是家乡法院政策研究室主任，我最后一次被抓时她尚在家休产假，听到我被判劳教，就给单位领导写信，谈了对镇压法轮功的看法，然后前往北京想为我提供法律协助，却将法院“领导”吓得连夜开车追到北京，在她什么也没来得及做之前将她拦截。
法院“领导”为何那么紧张呢？因为妹妹多年工作太出色，连续九年都是先进工作者，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在单位人缘特别好，镇压法轮功后，他们为了“保”她，趁她在家休产假，往上呈报“法院无一人炼法轮功”。他们本以为妹妹会领情，谁知她不鸣则已，一鸣就“鸣”到北京！
他们星夜将妹妹找回去，让她写个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情，他们就将她的事按住不报。妹妹拒绝了，他们不敢再瞒。于是妹妹被开除工职、党藉，尽管刚产后五个月，孩子尚在哺乳期，还是被拘留一个月。
从拘留所出来半年后，妹妹痛感世人对镇压的麻木，决定再上北京表达心声，于是又与三位法轮功学员一起到天安门广场炼功，胳膊刚举起来两分钟就被抓，关到绵阳市驻京办事处。
她户口所在地的警察要求妹夫缴3500元“遣送费”，好去北京将她押回原藉。妹夫无钱可付，其他三学员的家属都如实缴钱，其中一人家属还缴了八千多元，警察飞机来飞机去，还在北京玩了一圈才押着那个学员回去。
妹妹一人被留在办事处，几天后伺机逃出去。
她刚逃走就上了公安部“部级通缉”黑名单，她家、我父母家、所有亲戚的电话统统被监听，警察动不动就上门搜查，以至于有段时间母亲每晚都赌气和衣睡在门口的沙发，以便给随时光临的警察开门。
妹妹逃到成都，找到一个在小酒吧当服务员的差事。小酒吧只有她一个服务员，配饮料、端盘子、洗碗、扫地、收钱、结账、听电话、放音乐、订原料……，每天忙到深更半夜，等所有客人走了才能将桌子挪开打地铺睡。
酒吧所在地的管区警察隔一段时间就来盘查，问她从哪里来，让她带身份证到警察局办暂住证。这时她就只好跑到其他城镇躲几天，老板电话中告诉她“风声”已过，才能回去。警察对她总不去办暂住证越来越起疑。
我到成都看她时，她已藏了四个多月。她没地方给我住，我们只好住到小旅馆。谈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一出门就碰到一个人，他看到妹妹后脸色一变扭头就走。
这人是妹妹十年前读警察学校的同学，正在成都当警察，显然知道公安部悬赏三万元通缉妹妹。
我们马上退房离开，在茶馆坐了一天。傍晚我坐着最后一班长途汽车回到距成都一百多公里的绵阳，妹妹只能再回小酒吧。
我花了几天好不容易联系到一个投奔的去处，约好妹妹从成都上火车，我在绵阳上车跟她会合，一起去山西太原中转。家里电话被监听不能使用，所有事情都得到街上打公用电话，多费不少周折。
到了那晚，约定的那列火车到站，妹妹却没有依约下车来接我。
我感觉不妙，还是硬着头皮用站台票上车，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在拥挤的火车上来回找她一个多小时，直到火车开到一百多里外的下一站，还是不见她的踪影。
万般无奈，我只好补张票下车。这时已是凌晨三点，陌生的小城一片漆黑，下着大雨。我无处可去，无计可施，心比铅还要沉。
我不甘心一人离开，第二天中午又回父母家。一进门，看见地上扔着好多行李，母亲散乱着头发正在整理。
她呆呆地说：“你妹妹昨天被抓了，这是她的行李，你妹夫刚从拘留所取回来。这是在她身上搜出来东西的单据。”
单据上赫然写着：法轮功书籍若干本、去太原火车票两张、火车站行李寄存票一张等。
父亲一把拎起我的包，强行将我推出门外：“你快走！别等警察问出准备与她同车的人是谁！”
我望望母亲斑白的两鬓、干枯的双眼，和一年多来不知衰老了多少的脸，咬牙转身走了。
网吧惊魂
我坐长途车去到成都国内线机场。值五一劳动节前夕，出去旅游的人很多，深夜机场人满为患，候机楼连个座位都没有。
我找到附近一家网吧，花几块钱打发时间。
说起来难以置信，我因“利用‘国际互联网’为法轮功鸣冤叫屈”而坐了一年牢，却从没上过网，也没发过电子邮件。以前运用计算机，仅限于在办公室通过证券营业部的终端机看股市行情、下单交易和处理公文。
我知道我上不了我想看的网，随意点了别人刚看过的网址，出现的竟是不堪入目的色情网站。
网吧里人来人往，我尴尬得不知如何是好，却怎么也找不到退出的地方，正慌得不可开交，几个警察突然走进网吧。眼看就要走到我跟前，却还是关不掉那些画面，情急之下，只好“啪”一声将电源切断。
警察狐疑看看我就走了。我心力交瘁趴在计算机前，出离的悲愤，几乎将我胸腔撑破。劳教所的可怕、妹妹的被捕、她女儿一声声唤我“妈妈”的欢快表情、母亲头上新添的白发，父亲更是无言以对，似乎灵魂萎缩成风干橘皮……，短短几天所经历的一切，浓浓压在我心上，像要再次考验我的承受能力。
共产党养了几十万网络警察大军，花了无数民脂民膏，甚至收买大型跨国公司开发“防火墙”，封锁一切官方不愿看到的“敏感网站”，抓捕上这些网站或在网上发表“反动言论”的人，拦截民众的电子邮件，从网上下载资料的人处以十年以上重刑……而这种下流网站却一点就出现、退都退不出去！刚刚在我前面上网站的，是一个懵懂少年，还是花季少女？如果我的女儿看到这个网站，她乌黑无邪的双眸会有什么反应？
我终于赶在那列本该乘坐的火车之前，飞抵太原，没让接应的人空等。当我站在五台山上，看着千年古刹、国家级文物的大梁钉满俗不可耐“有求必应”的铜牌，以及满山遍野“人杂叫卖鞭炮鸣”的景象时，感受不到半点佛国世界的庄严；但商店录音机放出的诵经声，却穿过一切喧嚣，莫名触动我生命某处，让我百感交集，热泪潸潸。“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久远悲怆，妹妹将被送进魔窟的最新伤痛，一起翻腾在胸。神佛的殿堂和圣典被人用来做无数金钱交易，真正修行的人却在茫茫天地间找不到栖身之所。
回首
当我终于有条件开始写书，已是一个月以后的事。一位定居美国的大学同学知道我的经历和写书的愿望，不远万里托人捎来一台手提电脑。他说他虽不炼法轮功，但知道共产党的暴行。1989年“六四”那天他在木樨地，部队开枪时，一颗子弹穿破他的自行车链壳，他身边一个人倒了下去。他抱起这人拦了辆出租车赶到医院，人已死在他怀里。
我花了将近一星期才完成＜自序＞，心中的痛被牵动着，每每泪如泉涌，趴在电脑前不能竟书。
我夜以继日地写着，在网络管制下，找到阅读法轮功网站“明慧网”的办法，联系上一位国外的功友，读到师父在镇压后发表的所有新经文。
每天几乎都能在明慧网上看到谁又被迫害致死、谁又被抓的消息，我也知道，我一离开劳教所就有人说我是“假转化”，我不去洗脑班“尽力”，我躲着警察不见，网上出现关于妹妹的报导（确实是我所写）……这些都让警察开始怀疑我，而且开始找我。我知道警察随时可能出现在我面前，这次就只不是一年劳教了，很可能像王兆说的被送到女监。
然而，我无法不写。我做好再次被抓的心理准备，每天都小心地将写好的稿复制到磁盘藏起来，将硬盘里的记录删去。
我还从网上印出一本英文《转法轮》，以便复习毕业后十年都没再用过的英语，为出国后能用英语向媒体揭露劳教所的黑暗做准备。
同时，我也为自己准备了“后事”。我写了一份严正声明、一封致劳教所警察的公开信，发给那位国外的功友，也将书一边写一边发给她，让她在确认我被抓后立即公开，如此我就无后顾之忧。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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