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狱绝食
4月12日我回到旧居。这套房子除了没有人住，其他一切还是原样。在功友家东住一天、西住一天流浪一个星期后，我想回去休整换换衣服。
那晚我睡得特别沉，过去一星期我几乎每天都与功友谈得很晚，睡眠严重不足。半夜有一瞬间我迷迷糊糊觉得有人在使劲打门，翻了个身又睡着了。
过了一会，我的呼机响起来。看是先生呼我，我费力从床上爬起来给他回电话，问他半夜两点有什么要紧事。
先生说是派出所的牛军找我，要我立刻给他回手机电话。我睡得迷迷糊糊也没多想，抓起电话就拨通牛军的手机。
牛军一边跟我扯一些无意义的事情，一边让片警吴兵立即开警车杀到我的楼下。
电话还没打完，吴兵就到门外。原来刚才打门的也是他，没人应门他以为屋里没人就走了。那一星期我居无定所，如果不是通过先生，他们根本找不到我。先生不愿跟警察撕破脸，也万万没料到让我给牛军打个电话的后果。
我被带到派出所，关在一个只有一张小床的屋里。床上堆着几件防弹背心，我实在太困，倒下去枕着硬邦邦的防弹背心又睡着了。
第二天一整日，牛军、吴兵和另一个没见过的警察轮番盘问我这些天的行踪。我没回答，只问他们要了一张纸，写了一份声明，声明我以前给派出所写的“保证书”作废。牛军气得直哼，咬牙切齿说：“你不说！你不说我照样送你！”
就这样，我第三次被送进了崇文区看守所。
这次被捕是始料不及，也是心所不甘的。上次被关在拘留所，我就想去天安门打横幅。这个想法已是深思熟虑产生的。其实思考过程很简单，我想我们有那么多的炼功人，如果大家都能站出来，他们是没有足够的监狱来关我们的，那这场镇压不就可以早点结束？可惜我们站出来的人还是太少了；但如果我盼望别人都能站出来，为什么不从自己做起呢？
这回我已经与功友相约“4.25”周年纪念日那天去天安门打横幅，到时人家都去了，我却被关着不能去，这算什么？因此我一进拘留所就决定绝食，想争取在25日之前出去。
绝食头两天，我没有太大反应，跟其他人一样坐板、值班、干活。管教只在巡筒时漫不经心问我一句：“你在绝食？”
到了第三天，我出现乏力和心慌的症状，张管教这才将我带到医务室。
医务室只有一个医务人员，桌上放着一套弯弯曲曲的褐色胶皮管，胶皮管旁边有个大玻璃烧杯，装着满满一杯不知什么液体。
张管教瞥瞥那堆胶皮管，又对着冷冰冰的水泥地努努嘴，说：“曾铮，你说我找几个彪形大汉来把你按在地上灌吧，也怪没意思的。你要自己喝了呢，大家都省事。”
我看着那堆胶皮管，想起几年前陪先生去做胃镜检查的情形。那天先生好容易直着脖子将胃镜的管子吞进胃里，谁知一个病人跑来找医生扯皮，医生扔下先生跑到走廊跟那个病人吵架，越吵越来劲，把先生忘到九霄云外。
先生躺在床上，管子塞在嘴里、胃里，咽不下，吐不出，耳朵听着他们争吵，嘴里喊不出话来，多少次憋得要晕死过去，在候诊处等待的我却一无所知。
等我再见到先生，他的脸惨白得像死人一样，额上冒着虚汗，好长时间都走不了路，也讲不出话来。
我犹豫了几秒钟，还没来得及想象那堆胶皮管从我鼻子里插进去是什么滋味前，就默默端起烧杯喝了。杯里的液体非常难喝，呛得我直想流泪。
后来的统计资料显示，在800多名迫害致死案例中，有10%的人死于强制灌食。在许多拘留所或劳教所，灌食成了折磨人的另一种方法，灌食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你生存，而是为了让你难受、让你放弃。让毫无医学知识的犯人将粗大的胶皮管从你的鼻腔任意拔出插进，或者干脆将管子一直插在你鼻子里，什么时候想灌就灌你一家伙。王俭就曾被灌得鼻腔破裂，流血不止。
广州黄埔戒毒所为了逼法轮功学员放弃，甚至把洗洁精、洗发水等刺激性的化学物品强制灌入法轮功学员的胃里，造成被灌者不停呕吐，痛苦无比。
610办公室
办完手续，我们一人卷着一床铺盖，拎着一包随身衣物，被塞进囚车，除了四个法轮功学员外，还有五六个其他犯人同车。
囚车呼啸着出了拘留所，向着郊外驶去。大约一小时后，我们来到戒备森严的“北京市犯罪人员遣送处”。 不管是判刑的还是劳教的，都要经过遣送处，再分流到各个监狱或劳教所。
触目惊心的“犯罪”二字，让我十分不舒服，阴森森的气氛，比恐怖电影还让人压抑。如果说人间有地狱，那么应该就是这里。从小到大，一路当着“三好学生”、“优秀团员”、“党员”、“保送研究生”，我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无产阶级人民专政”的对象。
经过重重关卡后，囚车在一座大楼前停下来。押送我们的警察拿着厚厚一摞资料进楼，我们被责令原地待命。
十几分钟后进楼的警察出来了，让判大刑的下车，劳教的留下。
“判大刑”指的是触犯刑法，经过法律程序，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的人，是刑事犯，按中国大陆的话讲，属于“敌我矛盾”，被判“大刑”的人要“劳动改造”，简称“劳改”。
而劳教只是一种行政处罚，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劳教理论上是由隶属于市政府的“劳教管理委员会”决定，实际上则是由隶属于区党委的“政法办”下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同样是被强制劳动，名词却叫“劳动教养”，简称“劳教”。而对法轮功学员的劳教决定，实际上是由“610办公室”作出的。
镇压法轮功前夕的1999年6月10日，中共中央成立一个“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由李岚清、罗干等人负责，其下设立“610办公室”，专门对付法轮功。“610”便是6月10日之意，这个不具法律依据的“办公室”，最高机构常设于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镇压后升级为正部级单位，性质上与德国纳粹的“盖世太保”、前苏联的“克格勃”和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革小组”十分相似，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都有。
各级“610”机构数以万计，专职兼职工作人员达百万人。它的权力和运作跨越各级党政、法律系统而自成体系，职能是“指导和协调公、检、法、司法、安全各部门侦查、抓捕、起诉、审判等处理法轮功工作的一切活动”，直接掌握法轮功学员的生杀大权，法轮功学员从此被打入另类，只归“610”管，完全丧失宪法和其他律法所保障的基本公民权利。
中国的劳教体系建于解放初期的五十年代，当时是想强制解放前那些游手好闲的“剥削阶级残余”进行劳动，将他们改造成“社会主义新人”。马克思主义理论云：“劳动创造了人”，故而“劳改”和“劳教”体系都是依据“强制人服苦役能将人改造成好人”的理论基础所建立。
后来劳教系统渐发展为处罚那些尚构不成犯罪的小偷小摸、打架斗殴、卖淫、吸毒等轻微罪行的体系。镇压法轮功后，这种劳教体系便成为迫害法轮功的主要工具，因为各大省市都有劳教所，又不须经过任何正常的法律程序，“方便”得很。
现行反革命
其实“改革开放”后，为了跟国际社会接轨，中国大陆的刑法已经用“危害国家安全罪”代替原来的“反革命罪”，但在许多人的意识中，“反革命罪”仍是存在的。劳教所的一个警察就曾对我们咆哮：“像你们这样的，要在文化大革命，就是现行反革命！起码判十五年大刑！现在才判你们一年劳教！够便宜你们的了！”
最后这次在拘留所，张强曾按程序问我：“国家取缔了法轮功你知道吗？”“国家把法轮功定为邪教了你知道吗？”
我说：“不知道。”他拍着桌子跳脚，以为我在故意气他。
等他情绪稍微平复，我告诉他，第一，民政部取缔的是“法轮大法研究会”，而非法轮功。法轮功只是一种功法，一种思想，而非一种组织，如何取缔？第二，宪法规定公民有结社的自由，法轮大法研究会从中国气功科研会退出后，有关学员曾多方奔走，向民政部、统战部、人大、宗教事务管理局、国家体委、国家体育总局等机构都提出登记申请，但没有一个地方受理，那宪法赋予公民的结社自由从何体现呢？
至于国家把法轮功定为邪教，更是无稽之谈，“邪教”云云，是江泽民说的，是《人民日报》社论说的，若干年前《人民日报》不是还登过＜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样的社论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了吗？没有；江泽民的讲话和《人民日报》的社论是法律吗？不是。
他不同意，非说定邪教有法律依据，我请他找出来。他和马英两人在提审室翻箱倒柜，急得一头汗，好容易才将“两高”（注2） 惩治邪教的细则找出来。这个“细则”我早已仔细研究过，我请他从头到尾仔细读这细则，面出现过一次“法轮功”三个字吗？没有。他惩治邪教跟我们法轮功有什么关系？
可悲的是，中国有太多人不懂法律，当权者利用这点堂而皇之玩了一次偷天换日的把戏。他们先是用《人民日报》来发个社论，说“法轮功就是邪教”，然后再由人大通过一个惩治邪教的法律实施细则，这样一来，很多人都误以为镇压法轮功已有法律依据。
也难怪，在中国这样一个党指挥一切的国度，老百姓早知法律没有多大用处；以前共产党号召大家一切要听从党时，曾喊一句口号：“党指到哪儿，咱打到哪儿”，五六十年代的许多党员和群众真是这样做的。八十年代后，人们渐对共产党失去信任，这句口号不知被哪个天才改成“党打到哪儿，咱指到哪儿”。
以前还有一个故事，说有个人射箭，回回都是十环。旁人请教他诀窍何在，他答曰：“先将箭射出，然后再画靶心。”
今天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不就是这样的吗？先决定要整治法轮功，再一个一个去制定所谓的“法律”。从某种意义上讲，许多老百姓“不懂”法律很明智，这样的法律，懂它何益？
等判大刑的都下车后，囚车调头往回开。押送的警察解释，这里要进行改革，从现在起要将大刑的和劳教的分开，等新建的劳教人员调遣处筹备好，再送我们下去。
就这样，我们又回到拘留所待了六天。
后来我才知，因为北京市那次判了太多的法轮功学员劳教，原有的调遣处装不下，不得不新建一个，专门用来对付法轮功。残酷的镇压进一步升级。
（待续）
注：
1、倒卖：利用职权在“计划体制”内低价购买紧俏物质，再高价在“市场体制”内出售。
2、 两高：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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