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心洗脑
“天堂河”是个地名，位于北京市大兴县。劳教所建在这里，所以“天堂河”荒诞地也成了劳教所的名称。
“天堂河”的入门程序跟调遣处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在一间水房进行搜身，这让我有机会用满是污渍的手捧几大口自来水喝。
等一切就绪，天已黑透。我们五十一个新来的被编做四个班，每班十几个人。四个班组成一个新中队，叫“入所队”，意即新进劳教所的队。我和王可被编进三班。
镇压法轮功前，北京市女子劳教所一共只有两中队：一中队和二中队。一中队全是吸毒的，叫“粉儿队”，意即都吸“白粉”；二中队，主要是卖淫、盗窃、抢劫、卖黄色光盘的组成。
劳教所第一个法轮功学员是1999年10月进来的，第二个是11月，第三批是2000年新年进来的，然后就是5月26日进来的一大批，共三十多人。这批人跟我们同时被判劳教，不同的是她们没先待过调遣处，而是在原来的“北京市犯罪人员遣送处”短暂停留后，就直接送进劳教所，分散编进原有的两中队。
紧闭的大门东边有幢小楼，叫“团聚楼”，医务室和家属会见室都在这里。西边是“监狱中的监狱”──集训队和禁闭室所在地。据说是新盖的，一看就比劳教所其他房子新，外表呈蜂窝状的六边形，有说不出的怪异和诡秘。
“入所队”和一、二中队同住东面那幢楼，每队各占一层，互不相干；西面那座关着“少教队”四十多个十几岁的少年男犯。男、女劳教所互换时，他们没跟着其他成年男犯搬走，大概那边地方不够吧。
来之前就听春玲说，到了劳教所就可洗澡了，就寝前小哨终于来领我们到水房，给我们二十分钟。
水房没有淋浴设施，只有两排洗脸池，八个水龙头只有四个是好的，班里四个吸毒的一上来就占了三个，我们八个法轮功学员只有一个水龙头可用，只能轮流用最快的速度用脸盆接点水端到一边去洗，好将水龙头让给下一个人。
想在二十分钟内洗净三十多天攒下来的污垢可是大不易。我飞快擦著身子，生怕时间来不及。刚洗没几分钟，就听小哨在外边叫：“曾铮！队长找！快穿衣服！”
没容我将身上的水擦净，小哨就催促我进了警察值班室。
值班室只有一个年轻警察，她皱着眉嘟着嘴，像在跟谁生气似的。心不在焉问了我几句话，既同情又不理解：
“你们这样折腾有什么用呢？国家能听你们的吗？白白来受这个罪！”
我看看她那张年轻的脸，一时不知该怎么说，只说了一句：“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
她愣了半晌，似乎再想不出别的词儿，就生气地说：“回去吧！”
后来我才知道，劳教所漫长而残酷的“攻心”和“反攻心”、“洗脑”和“反洗脑”、“转化”和“反转化”这就算开始了。对其他类型的人来说，到劳教所就是干活挣分，攒分评奖，争取提前回家，或者到日子走人。而对法轮功学员来说，那完全是另一码事儿。
硬的不行来软的
回到班里，其他人都洗完了，在小凳子上枯坐着，不许睡。功友赶紧问我什么事，听说只是问了几句话，大家才放松。调遣处是动不动就把人叫出去电一通、揍一通，常看到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人。在那样的环境待久了，对那些事已见多不怪，这里没把我怎么样，大家反倒有点意外。
慢慢才知道，这是他们精心设计的陷阱。调遣处的警察先充当“恶人”，用电棍、不许说话、不许抬头、不许洗澡、不许洗衣服、长时间蹲、站…等高压手段，进行最残酷的“严管”，让你没有半点人格尊严和自由，让你心理上的承受超过极限；然后再由劳教所这边扮演“善人”，不再要求你“低头抱手”，每天洗漱时间延长到五分钟、甚至有套换洗衣服等。
在你全神贯注准备应对更残酷的折磨时，环境骤然松弛，反过来“和颜悦色”地待你，“无微不至”地“关怀”你，用一“紧”一“轻”的强烈对比，在你的心理造成巨大落差，然后问你：“你看，法轮功好还是劳教所好啊？你炼法轮功炼进劳教所了，李洪志在国外好吃好喝的，也不来救你；可是队长们对你们怎么样啊？我们没有拿你们当犯人，只要思想上转过弯来，国家照样还当你们是人民……。”
有人一下子就从心理上被击垮了。硬的不吃，软的总吃吧？软的不吃，再上硬的也不迟，反正有的是时间慢慢整治你。
十二月来的一个学员就是这样被“转化”的。北京十二月的天很冷，温度早降到零下。我们在调遣处是热得受不了，她们在那里则天天冻得直哆嗦。搜完行李，有棉袄、厚毛衣也不让穿，一律打包放到库房，每人只许穿件薄毛衣坐在班里，门成天开着，嗖嗖的冷风不断灌进来，洗脸巾都冻得硬梆梆。她们白天黑夜都被冻得牙齿打颤，从没暖和过。有个学员脚趾被冻出好多像烫伤的大水泡，连鞋都穿不进去，走路也很困难，一到晚上还奇痒无比。
赌气写保证
枯坐到半夜，大队长又找我谈话。她姓侯，四十多岁，黑瘦干瘪，没有半分女人味，也毫无个人的思想与判断。党成功地将她培养成一个只知执行命令的工具，只不过她不自知。
她劈头盖脸训了我一通，看我丝毫没有“悔意”，将火气压了又压，没做更大的发作就叫我回去了。
回去不久，“所领导”又来。这时已凌晨一两点。被折腾一天，我已到心力交瘁的边缘。
“所领导”也是个工具，不过更阴险、更“高级”。他的“高级”在于他充当工具的“高度自觉性”，而由工具上升为工具的操纵者。
因为他的“高级”，他比侯队长更“自重身份”，更有“耐心”，在说了一句他有百分之百把握“转化”我以后，就不再提“转化”二字，只问我认识不认识杨静。他说杨静也是研究生，很能干，很“明白”，来了不久就“转化”，六月份就被“所外执行”释放。他说过几天杨静要回劳教所与学员们座谈，问我愿不愿意参加。
我想起在调遣处曾看过一份劳教所的内部报纸，报导两个法轮功学员因为“转化”已被释放，其中一个就是杨静。
我说我不愿意，“所领导”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不再多说，只是很“客气”地叫我写份遵守劳教所纪律、在劳教所期间不炼功的保证。
我脑里突然有一种赌气式的想法。心想不就是写保证吗？你以为我写了保证就等于放弃修炼吗？门也没有！再说你们说的不炼功不就是不做动作？不做动作有啥了不起？修炼是修心，你们懂不懂？保证就保证好了。
于是我立即写下保证，他很满意地让我回去了。也许我的“赌气”只是表象，实质的原因是我本能觉得他“客气”得可怕。也可能是经过一整天折腾，我实在太疲倦，疲倦到没有正常的思维和意志。
经过楼道时，看到十几个功友“面壁”而站。班里吸毒的人告诉我，这是因为她们拒写保证。我筋疲力尽地想，她们是对的，我应该出去和她们站在一起。但这念一闪而过，我又筋疲力尽对自己说：明天吧。然后我一头倒在床上睡死过去。
种草
第二天早上五点半准时起床。这是劳教所雷打不动的起床时间。不管前晚睡得再晚，甚至根本没睡，每天都得这时起床。遇到什么领导、来宾要来检查工作或参观之类，那我们更得四点钟就被叫起来，“掘地三尺”地打扫卫生。
过了几天，我才搞清楚宿舍的“地形”。楼的中间是楼道，楼道南北两边各有一排房间，包含宿舍、水房、厕所。楼道左右两道铁栅栏门，东边的那道将劳教人员与队长的宿舍、值班室分开，西面的那道门后有个房间挂着“集训队”牌子，有三个人正被“集训”。这时新盖的蜂窝状的“集训队”专房还未启用。
“集训”在劳教所是种很严厉的惩罚手段。没有法轮功学员之前，这种手段被用来惩罚那些在劳教所内还敢违法犯错、顶撞队长、不服管教的人。集训期一般是三个月，在此期间，天天只许吃窝头、咸菜，不许采买、不许会见家属、不许写信、级别降到“严管”级、天天要比其他劳教人员起早睡晚等。如果被关禁闭，禁闭期多长，劳教期就延多长，关完禁闭还要集训三个月。
法轮功学员来了后，所有的规则都改了。打架斗殴、偷东西骂人都是小事，不“转化”才是大事。“转化率”达不到指定目标，警察就可能丢官、丢饭碗。从我们来了后，就再也没有其他类型的劳教人员下过集训。
入所队享受的“待遇”，介于正常和集训的待遇之间，除了不用天天吃窝头咸菜，其他都差不多。劳教所的四周原是烂坟场、垃圾堆，野草丛生。十月份天堂河劳教所要争创“部级文明劳教所”，这样的环境是不够格的，于是我们到劳教所的第一种苦役便是将烂坟场改造成绿草地。
北京的夏天，五点半天就已大亮，七月正是三伏天，一起床就闷热难当。
劳教人员要出门干活，手续就跟皇上起驾出宫一样繁多。出门前要事先报告人数、干什么活、多长时间等，所里还要安排“护卫队”“护驾”，以防有人逃跑。
出门的程序也很繁琐，先在楼道报数，出了楼门再次报数，列队开到大门口由带队警察将事先申请的“出门条”交给门卫，第三次报数清点人数，门卫验明无误后，电动大门才会带着刺耳响声缓缓打开。
出门后气氛更紧张，护卫队全副武装的男警骑着摩托车来回巡逻；小哨手持彩旗站在劳役地点四周，监视全场的人；带队警察更是眼睛都不敢眨一下，既要盯着干活的人，还要防着担任警戒任务的小哨──她们也是劳教人员，保不定也会起逃跑的心。
在护卫队、带队警察、小哨三重监视下，我们的苦役生涯开始了。劳教所地处郊区，人烟罕至，只偶尔有路过行人好奇停下来打量。
“种草”前，得先“拔草”。一人多高长得像树的野草得两三个人合力使劲，才能将它们从地里拔出。刚拔几棵，我的手就磨出大血泡。
将野草拔光，垃圾、石块清净，才能开始种草。要种的是一块块像地毯的草。我们将草皮从卡车卸下，一块块搬到地里，使劲掰成一棵一棵，再等距间隔十公分种下，种出来的草得像接受检阅的部队排得横平竖直。这是最难的，很多时候种着种着就歪了，还得一棵棵拔了重来。
我们没有种草工具，就是用手在地里刨坑。后来我们一到地里就低头四下看，在刚运走垃圾的地上寻找“漏网”的瓦片或木条。哪怕是一小块碎磁盘，也是可以拿来当工具的宝贝。
由于“宝贝”难寻，本想揣在兜里带回去，下次干活时接着使，但干完活回宿舍前须翻兜搜身，什么也不能带回去。据说这是免得你用它自杀或伤人。后来我们只好将“宝贝”埋在地里做上记号，运气好的话，下次干活说不定还能找到。
每天的劳役很重，要种草的野地有几千平方米大，有时我们一天要干十几个小时以上，最忙时早上五点半一起床就开到地里，干到吃饭时间，排队直接开到食堂，吃完饭马上回到地里接着干。
天天蹲在烈日下苦干，汗水浸透衣裤。但是不管出了多少汗，我们从没喝过水，只能不间断干活。水分都从汗腺蒸发，倒免去上厕所的麻烦。再说劳教所门外根本没有厕所，所以我们种了那么多天草，从没有人要求上厕所。
有一天入所队的中队长苏瑞带我们出工，有几个“二进宫”（第二次进劳教所）的吸毒人员认识她，干到半中午，她们壮着胆要求歇一会。
苏瑞同意了，我们一屁股坐在泥地，顾不得干净还是脏。天闷得让人喘不出气，这一歇倒觉得更累。远远的马路，有辆出租车经过。杨建萍满眼艳羡低声说：“真想坐上那辆车回家啊！”
另一个吸毒的问：“苏队长，我们能唱首歌吗？”
“唱吧。”
十几个吸毒的似乎也没商量，就唱起同一首歌。这是一首她们自编的歌，在戒毒所、拘留所都很流行，名叫“我要回家”：
“一进了监狱的门哪，才知道监狱的苦。吃的是窝窝头呀，睡的是光板床……我含着眼泪呀，叫一声爹和娘，点点滴滴伤心的泪水就挂在了儿的脸上……
“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我要回家看我的妈妈。我是妈妈的心肝宝贝，我不去看她，谁去看她……”
唱着唱着有人哭了起来，眼看就要“军心大乱”，苏队长急喝：“停！……”
那段日子对我来说，每天最苦、最难的不是在太阳下蹲得双腿发软，不是用磨出血泡的手在地里刨坑，也不是好容易将草种上又发现种歪要拔了重来，而是每天早上刚醒的一刹那。
虽然每天累得死去活来，但一睡觉还总做梦，一梦就是在牢里，从这个牢出来又进那个牢，似乎永无出头之日，梦中的我苦不堪言。醒来的第一念就是：天哪，原来我只是在做梦！太好了！但这种兴奋持续不到一秒就马上意识到：现实比恶梦更糟，我不但还身在劳教所，而且马上又是一天漫长的苦役……。
梦里梦外都是牢，无处可躲，无处可逃，心中的苦更甚于梦里。加上全身沉得像铅似的，多么想再睡一会。如果我不是以“修炼人”三个字来激励自己，用极大的意志咬牙从床上翻身而起，我很可能立刻全线崩溃，再也别想爬起来。
认罪认错 薄弱环节
进了劳教所，很多较敏感的人都说这地方阴森森，像有什么阴险的东西藏在看不见的地方，先不急着把你怎么样，因为它有的是时间，但它一定会慢慢来摆弄你。
刚开始我还没感觉，当警察让我们写“认罪认错书”时才感受到。可怕的不在于别的，而在于同来的法轮功学员第一次出现意见分歧。
主张写“认罪认错”的学员说，写个“认罪认错”也没什么，公安部的通告是说了不许在任何地方张贴、悬挂有法轮功字样的条幅等，我们上天安门去打横幅，不是违反这条么？认个罪认个错有什么，又不是说不修炼了。
这种说法让我某根神经警觉起来。我感到真正的问题来了，空气中似乎隐藏着什么不对劲的东西。但问题在哪里？到底多严重？却说不出，只是强烈感觉：这个什么“认罪认错”决不能写，这道防线一定要守住，决不能再退，否则就完了。
这个强烈的感觉让我意识到我那个保证也写错了。炼功是法轮功修炼的内容之一，我保证不炼功，不就跟保证不修炼一样吗？
意识到这点，我在“7.20”一周年那天正式写了一份声明，收回我的“保证”。我将声明交给苏瑞，她一脸愠怒，不过忍住没有发作，因为她们这时已制定“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策略，暂时还不到对付我。
有一天，同班一个名叫王蓉的法轮功学员被叫走，很久没有回来。王蓉二十岁出头，双眼几乎失明，看东西要拿到眼前三五公分才能勉强瞧见，走路没人扶就会跌跌撞撞。
她的行动不便常被警察和小哨讽刺：“瞧你那德性！还炼法轮功呢！炼了半天怎么没把你的瞎眼炼好啊？天天白吃饭不干活，除了造粪你还会干什么？还不赶快转化回家，给劳教所省点粮食！”
因为她看不见，我们种草时她只能蹲在草堆旁用手摸索着将大块的草掰成一棵一棵，再颤颤巍巍抱到我们身边。偶尔拌脚连人带草摔出去，我们都在低头干活，没人看见，她只好在地上一棵一棵摸索那些摔出去的草……。
但她从没可怜过自己，脸上总挂着笑，不管别人怎么羞辱她都不生气。
那天我没注意她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只觉哪里不对了，却又找不出缘由。
过了两天无意中瞥见她的胸口青了一大片，我才发现她脸上的笑意不见了！
“王蓉，你怎么啦？谁打你啦？”
她的泪扑簌簌掉下来，却死也不肯说她到底怎么了。
再过两天她被调到二班去，搬着铺盖卷走时，一直在哭。
又过了好些天，我们才辗转打听到，原来三班的管班队长看准王蓉是个“薄弱环节”，决定从她下手，打开让我们“认罪认错”的突破口。她将王蓉交给吸毒的小哨，将她弄到集训队旁的空房毒打，让她“骑摩托”、“壁虎爬墙”、“飞着”等。
“骑摩托”、“壁虎爬墙”、“飞着”分别是三种刑罚，前两种望文生义，就是长时间保持“骑摩托”或“壁虎爬墙”的姿式不许动。“飞着”则是让你先面朝墙站着，再使劲低头冲下，身体从腰部打弯，成为一个U字形，整个背部贴在墙上，再将两条胳膊上举，也贴于墙上，就这样待着不许动。一般人“飞”上几分钟就不行了，有人最高记录坚持了四十多分钟。
故旧变标兵
过了几天，“所领导”又找我，旧话重提：那个座谈会机会难得，不去参加太可惜。
我没再坚持不去，没多久小哨就叫我名字，让我到楼道集合。同去的还有两人，其中一个是我第一次被关在派出所时认识的古华，她与我和王俭同属崇文区第一批被判劳教。
三人排成纵队，在苏队长押送下，来到大门外的所部办公楼。
一进座谈室，迎面就看到一张熟识的脸。这人三十多岁，我被抓前在一个功友家见过她，那天很多人都说要在“4.25”一周年时去天安门，只有她说她不想等到“4.25”，一天也不想等，13日就要去。她的决心大得谁也拦不住，我当时很佩服她的勇气和坚决。
这时再见到她，颇有“他乡遇故知”的温暖，我向她点点头，她认出我，也向我点点头。
我三步并作两步走到她身边，抢在警察给我指定座位前坐在她旁边，琢磨着怎么找机会跟她说话。看到她戴着的胸卡，才知她的名字叫胡秀英。
椭圆形的大会议桌已坐满人，有十几人穿着劳教人员的衣服，另十几人是警察。桌上摆着切好的西瓜，墙上有块黑板，花花绿绿写着一些字，好象是“欢迎某某某回所座谈”之类。
主持会议的“所领导”说，本来是请六月份得到“所外执行”已“转化”的原法轮功学员杨静和唐淑贞一起回来，但很遗憾杨静工作忙，来不了，只请回唐淑贞。谈之前我先说两句，唐淑贞文化不高，不善言辞，大家要遵守纪律，不要打断她。有什么不同意见下来再讲，尤其是入所队的三名新生。说到这里，他有意无意看我一眼。
“久闻大名”的杨静不来了，倒让我有些意外。一个多月后，我才知道惊人消息：劳教所头号“转化”“标兵”杨静并不是因工作来不了，而是当时就在劳教所的禁闭室关着。！原来她被放出去后，警察请她到派出所去“转化”其他法轮功学员，谁知她没把那些人“转化”过去，那些人却将她“转化”回来。她“转化”后马上又到地铁站去发法轮功传单，再度被抓。这等于给天堂河一个响亮的耳光，劳教所严密封锁此消息，一直将她秘密关在禁闭室。
唐淑贞四十多岁，是在场唯一着便装的人，看起来确实老实不善言辞。
她怯怯开了场，大约谈的是“转化”如何好、回家团圆一家人如何安定团结、以前如何因炼法轮功坐牢而伤害家人之类。
我听了一会，举手问“所领导”：“对不起，我有一个问题，可以问问她吗？”
“所领导”有点意外，又不愿破坏精心营造的“已转化法轮功学员与我所新生亲切交谈”的“良好”气氛，压着火气说：“你问吧。”
我看着唐淑贞的眼睛问她：“你想不想修了，是你个人的问题，但你炼过功，也看过老师的书。我只想请你摸着良心回答我一个问题：老师宣扬过地球爆炸吗？”
她被问住了，说不出话来。“所领导”紧张地盘算怎么收拾“残局”，我也赶紧想下面该怎么说。这时，最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坐在我身边的胡秀英突然开口：“《转法轮》第18页，李洪志说……”
她哇啦哇啦叫嚷起码半个多小时，将《人民日报》社论远远比了下去。因为社论只是“粗笨”地造谣，她却是“精细”地偷换概念，混淆视听。她将《转法轮》谈到的史前文明歪曲为鼓吹地球爆炸，从这里开始扭曲《转法轮》，进而大骂法轮功如何如何地“邪”，李洪志如何“不真”、“不善”、“不忍”。她言辞中的阴险和凶残，都隐藏在让人意想不到的地方。
我的生命像突然被分成至少三个层次。第一层次的我惊呆了，似乎是我正张开双臂，满腔热忱向“他乡故知”跑去，她却掏出匕首，朝着我的心窝就是一刀。这个三个月前不顾一切要上天安门，为了法轮功死都不怕的人，怎会一下子“反”到这种程度，变成一个恶魔呢？是我神经错乱，还是她神经错乱？！这一惊让我差点从椅上摔下来。
第二层次的我却纹丝未动，似乎这一切早在我预料中。我恬淡望着窗外的天空和田野，好象根本没听见她在说什么。
第三层次的我说：真正的、最严峻的考验来了。我回去一定要马上把她的情况讲给其他学员听，好让她们有心理准备，给她们打个“预防针”。
等她终于讲完，我再次举手对“所领导”说：“我能谈谈听了她的发言的体会吗？我只说三句。”
“所领导”这时心情好极了，胡秀英的发言在他看来是“力挽狂澜”，将唐淑贞和座谈会的局面都“解救”了。
得到他的同意，我说：“我的第一句话是，我感到很惊讶：她‘转化’得这么彻底，为什么还没有得到‘所外执行’？”
“所领导”还没来得及讲话，急性子的侯大队长就先开口解释。胡秀英也抢着说：“今天上午我先生来看我，我还对他说，你先别高兴，我还不回去呢，我要留在这里帮队长做其他法轮功学员的转化工作。”
我在心里问她：你刚才发言说你以前为了法轮功去坐牢，你先生头发都急白了你也不管，也不回家尽你作妻子的责任，真自私等，那你现在明明可以回家却不回家，怎不说自己自私了呢？
但我知道这时的她已不可理喻，因此没有去接她的话，只继续说：“我的第二句话是，我要感谢胡秀英……。”
我的话还没讲完，侯大队长又插进来。她以为胡秀英的一番话已将我转化过来，让我从法轮功的“精神枷锁”跳出来，我才要“感谢”她。
好容易等她讲完，我才接着说：“对不起，刚才我第二句话还没有讲完，现在接着说。东方人修炼讲‘悟’，西方人修炼讲‘信’。我要感谢胡秀英帮我修了一把‘信’，这是第二句话。第三句话是，我修炼法轮功的体会是，我相信‘真、善、忍’是宇宙的最高特性，不管别人有没有做到‘真、善、忍’，我都要做到‘真、善、忍’。就这三句话。谢谢。”
最后一句是针对胡秀英对李洪志先生的个人攻击说的。我不愿意在那样的场合去为师父的品行跟她们纠缠，“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所以我选择那样讲，堵住她们的嘴，表明自己的心。
讲完这三句话，我很舒畅，顺手拿起面前的西瓜吃了起来（这是我在劳教所唯一一次吃到西瓜）。其他人也开始发言，才知来的大部分都是已经“转化”的人。最后“所领导”满意地总结，今天的会开得很好，为了把劳教所的工作做好，大家今后有什么问题意见只管提；现在准备散会……
我突然想起王蓉胸口的伤，第三次举手说：“既然如此，我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可以提吗？”
“所领导”楞愣了楞愣，勉强说道：“提吧。”
“请问，调遣处也好，劳教所也好，允许劳教人员打其他人吗？”
我的问题像一颗小手榴弹扔在已经站起来准备离去的警察中间，一下子炸出好多不同的反应。有人吃惊，有人尴尬，有人愠怒，还有一男一女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只定定盯着我看。
这一切我尽收眼底，又像什么都没看见，静静坐在原处望着“所领导”，等着他给我答案。“所领导”下意识搓着手，绕了八百多个弯子，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只说“具体问题要具体调查，有什么情况可以直接找本队队长反映，不要听信谣言。”座谈会就“圆满结束”了。
回到班里，我立刻将座谈会的情况讲给功友听，她们都非常震惊。我说这下子我知道我们在劳教所要修什么了：“坚定法”，就这三个字。
草种得刚有眉目，六讲十二课时的“系列讲座”就开始了──这是劳教所想出来“转化”我们的办法。“讲座”内容基本就是反复重复《人民日报》的社论。“主讲人”除了警察，还有大学哲学教授。听“课”礼堂四周还有手执电棍的男警“侍候”。
“第二讲”的女警是调遣处的管教科科长。我在调遣处没跟她讲过话，但对她印象深刻。有一天她路过我们窗边，瞪着她纹着粗黑眼线的双眼往里面随意一瞥，就这一眼让我记住了她。她的眼睛后面蕴藏的恶毒，甚至那一瞥之间就将眼光所扫过的地方全部覆盖，让人不寒而栗。
她先是将世界上的邪教所干过的令人发指的事条条罗列，接着强调《人民日报》关于炼法轮功“自杀”、“剖腹”、死了多少人等谣言。提到法轮功时，她的语气格外充满仇恨，音量大到极限，通过高音喇叭传出来，只觉整个礼堂都在跟她一起叫嚣。讲到最激动处，她几乎要用力过猛而从讲台上摔下来。
正当我努力约束自己，不让自己的情绪被布满礼堂的恶毒喧嚣带动，礼堂后面突然响起一个洪亮的声音：“法轮大法是正法！”
我转过头去，只见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太鹤立鸡群站起来，好几个警察疯狂向她扑过去，捂嘴的捂嘴，扭胳膊的扭胳膊，三下五除二就将她拖出礼堂。几个手持电棍的警察也跟过去，所有电棍一齐劈叭作响。
礼堂的秩序很快就恢复，“讲课”的警察面不改色继续叫着。几个月后，有人在劳教人员医院中见过这个老太太。她那天喊完那句话就被送进集训队。她在集训队的情形不清楚，只知她被送到医院时头上有好大的伤口，头盖骨可怕地露在外头。
织毛衣的白痴
“系列讲座”还没讲利落，毛衣活又来了。之前，我常看到二中队的人下楼去食堂吃饭时，手里抱着毛衣针，胳膊或衣服扣子上挂着盛线球的塑料袋，边走边织。我心想：这也太过分了吧，走路还织？
这天警察突然通知我们，二中队接了一批织活，时间很紧，我们队必须分担四十件。各班马上选一个“劳动员”到队部“学活”。
劳教所每班有一个“劳动员”，负责去学生产技术、工艺流程和质量要求，回来后教会班里其他人，再将分配到本班的任务分到每人手里，并保证本班所有产品的质量。
我被指定为三班的“劳动员”。到队部办公室时，看见里面坐着从二中队请来的“技术员”，几个人已围着她在学。她叫张蕾，脖上挂着一根皮尺，鼻尖冒着细密的汗珠，年龄只有二十多岁，可头发已经花白。“在劳教所，我就看这张床亲！比妈还亲！”这句话就是她说的。她是因贩卖黄色光盘进来的，好象判了两年。在劳教所三教九流中，“贩黄”的人有着贵族般的优越感，不大看得起其他人，她们和班长、小哨及“质检员”一起，组成劳教人员的“上流社会”。
张蕾教得很细心，我起的头太松，她替我拆了三次。西方社会一直在谴责中国的劳教所和监狱的强制劳动制，但许多劳教人员已接受这样的观念：被判劳教就该拚命干活，哪有犯了错误还让国家白养活的道理？
劳教所每年都有利润指标，不能不完成。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许多工厂都停业，“找活”不是易事。但劳教所的人工成本约等于零，这一竞争优势谁也比不上，所以当一般工厂都找不到活时，劳教所总是有“生意”。北京女子劳教所几个比较固定的主顾是附近几家乡镇企业，它们接了出口订单再以低价转包劳教所，从中渔利。我知道名字的有“顺华”和“凤凰”两家针织厂或毛衣厂。那几个加工厂的小师傅经常出入劳教所来教新工艺、把关质量，张蕾等“质检员”跟她们混得很熟。
我学了一晚，才知道大概程序。最难的部分在于尺寸的把握，因为是出口的统一产品，工艺要求很严，比如说100行织出来必须是50公分，长了短了都不行，误差不能大于1公分，否则就得拆了重来。这点最难，许多人曾拆得直哭鼻子。
从没织过毛衣的人更麻烦，就跟小孩刚学写字，连毛衣针都不知怎么拿，哆嗦半天也织不成片，一急手里还直出汗，白线都织成黑的。
记不得我们赶织了多少天，只记得天天都得从早上五点半一直熬到晚上一两点，困得死去活来，才能按时完成定量。这时我再也不觉得二中队的人走路都在织毛衣过分，只恨自己没有塑料袋盛线球效法她们。
这天终于将四十件毛衣交上去，晚上“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等着就寝通知，等到半夜，却等来入所队交上去的四十件毛衣有三十九件都不合格的消息！而毛衣明天就必须上飞机，不能延误交货期！
分管生产的小哨站在门口，看着我们一张张困得苦瓜似的脸，“仗义”地说：我知道现在就是打死你们也改不出活了，这样吧，我让集训队的张丽帮你们抢一下，你们每班出两人去给她打下手。明天白天我给你们请示让你们睡觉。
这时，我已困得想吐，但一想班里就我还算手快，我不去谁去？
我硬着头皮答应，小哨叫一声：“好！够意思！”，就将我和另一名法轮功学员带到临时辟作集中“抢活”的禁闭室。
禁闭室有三个铁笼子，每个只有半人高。想来被关禁闭的人只能猫着腰待在里头。三个铁笼子占了禁闭室一小半地方，其余地方则堆满打回来的毛衣，每件都缝着一张小纸条，标着不合格的原因，有的是袖子与身子缝合处不平整，有的是领子少织两行，有的是花样排错，有的是尺寸不合格。
张丽才二十岁，因吸毒进来的，很快就要到期走了。一年多的劳教期她的技术看来已老练得很。她有条不紊将毛衣上的纸条拿开，该剪的剪，该拆的拆，该缝的缝，然后将活一件件派给我们，指挥我们干这个干那个。她说，这算什么呀，以后这样的事多了，活最紧时，一个后片我们分成三人织，织出来将三截缝在一起，还不是照样上飞机？你们想在劳教所混，就得学会缝活，有织错的地方一刀剪了，改过来再缝上就是，都要拆了重织，哪有那功夫？
“缝活”是一项较难的工艺，就是将织物从中间剪开，将错的地方改织过来，再用针将被剪开的地方缝上，缝完要一点也看不出修改过的痕迹。我后来学会缝平针，但缝花样针的技术到底还是没有学会。
我抱着分给我的活，拚命瞪着眼睛织着，恨不得找两根火柴棒将眼皮撑起来。织着织着，只觉两眼白茫茫直犯晕，一阵阵恶心，意志稍一放松就会一头栽在那里。
渐渐的，我感觉自己像一个白痴在梦游，对一切都失去记忆和知觉，却还知道拚命织手中的毛衣……。
不知道天是什么时候亮的，也不知道任务抢完没有，或者什么时候抢完的，只知道当通知我们这些抢活的人去楼道排队到食堂吃早饭时，我心中空荡荡的，有种受骗感。答应向警察要求让我们睡觉的小哨不知去向，新接班的警察白天照样让我们开到地里去种草。漫漫长日，我每时每刻都在拚命集中意志，但每时每刻都像飘在梦中茫茫然，只有大脑深处无比遥远的某个地方有个模模糊糊的恐惧。一个意志要随风飘散，精神要分裂的恐惧，一个成为走到哪里双手都奋力织毛衣的白痴的恐惧……。
从这天起，我对“不让睡觉”恐怖，有了刻骨铭心的认知。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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