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准睡觉

　　7月27日，也是我们到劳教所二十天后，楼道大乱。原来是人员要调动，人心惶惶。包括王可在内的九个被视为特别“顽固”的法轮功学员要调往一中队，其余包括我在内的人，则分到二中队。各班吸毒的班组长基本都留了下来，警察要重用她们当头目，“管”下一批从调遣处来的法轮功学员。

　　名单公布不久，我们立刻收拾行李，夹着铺盖卷搬到二楼的二中队。我和王蓉、张青、赵英、程兰等五人被分到五班。

　　张青二十九岁，瘦得像个小男孩，人民大学毕业；赵英是五十多岁的小老太太，退休前是大国营工厂的技术员；程兰三十九岁，是幼儿园老师。

　　劳教所每个班正常的编制最多十二人，床位、物品柜、食堂座位，都是按这个数设计的。五班原有的七个人，班长古荣是“贩黄”进来的，张凤是卖淫进来的，“老毛”是非法轮功学员当中年龄最大的，五十多岁，介绍她人卖淫进来的，四十多岁的邵红和质检员崔芬都是因盗窃进来，其余两个不到二十岁的小姑娘则是抢劫进来。

　　指定床位、物品柜，铺床、放东西就绪后，古荣问：“你们五个写保证了吗？”

　　我们摇摇头。王蓉写完“认罪认错”经过一段痛不欲生的时间，又将保证书和认罪认错书收了回来。

　　崔芬长叹一口气，说：“走要走得了，又赶上睡不了觉！”

　　我莫名其妙看着她，不明白她在说什么，但她们七人似乎都心领神会。古荣说：“排班吧，从我开始。”

　　到了晚上，终于明白崔芬叹气的原因，也懂得“排班”作什么。二中队的规矩，法轮功学员不写保证不让睡觉，由“其他罪错”（指非法轮功学员）劳教人员轮流值班监视，古荣她们对执行这套“政策”显然很熟，用不着警察吩咐，自己就“上岗”了。崔芬说的“走要走得了”则是指如果按常规八月初上半年的“奖”能评下来，她能得到减期的话，待不了几天就该走了。

　　劳教所有一套严密的记分和“奖惩”体系，每人每天完成劳动定量有固定的分数；当了班组长、小哨、炊事员、质量检查员每天有固定加分；超额完成生产定量、向警察告密有功的能机动加分；犯错误的则扣分。每半年评一次奖，按分数高低排队，前三成的人有减期机会。

　　过去劳教所全靠这套东西管理劳教人员。每个被判劳教的人一进来，很快就可算计出自己有无评奖可能。如有希望评上奖，就会好好表现，拚命干活，争取当班长之类；如觉评奖无望，可能就破罐子破摔，天天混，小错误不断，大错误不犯，不好好干活，反正到期你就得让我走人。这种状态，一直到法轮功学员进来后，起了重大改变。

　　其他人都上床后，古荣搬个小凳子往门口一坐，让我们五个在班里站成一排。值夜班的小哨耿秀一会探头来看。

　　站到半夜，耿秀走进房间，诡秘地笑说：“就你们傻，人家七班的都写了保证睡了，就你们五个还在这儿站着。不信你们派个人，我带过去看看。”

　　她将张青带出去，两分钟就回来了。耿秀说：“怎么样，你们问问张青，七班的人是不是都睡了？”

　　我们谁也没问，一动不动继续站着，耿秀皮笑肉不笑地走了。好多天以后才明白她为什么怪笑。原来她先让七班的睡，骗五班的人说她们写了保证；过几天五班的人睡时，再去骗七班。

　　我们连续站了两晚，第三天被押到礼堂去开第一次“揭批‘法轮功’现身说法大会”。这时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大概共有八十人，按中队坐在不同位置，带队警察和护卫队男警跟“系列讲座”一样，手持电棍将我们围在中间。

　　我朝一中队的队伍望去，才两天不见，王可的小脸已憔悴得不成样，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尽是迷蒙。我想跟她交换眼色，她却梦游似的看不见我，显然她也快被熬成“白痴”了。听说她们到一中队后，晚上不但不能睡觉，还得头顶一碗水在楼道站着，碗里的水洒出来一点就得挨打。这个办法据说是那些吸毒的想出来的。

　　凡是进劳教所的吸毒人员都是强制戒毒无效才进来的。在戒毒所，所有人一进去都得先“走板儿”，五十盆凉水或五十个耳光“起步”，即至少被同监室的人泼五十盆凉水或挨五十个耳光。许多人从戒毒所出来后心理都很变态，要把自己受过的虐待加倍“奉送”别人。

　　有一次在锅炉房打水，我碰到入所队管我的队长。她一见我就说：“曾铮，我真是错看你了！早知你这么顽固，还不如当初将你弄到一中队那些吸毒的手下，早将你治过来了！你这样顽固下去，就等着‘七毛四’吧！”

　　“什么叫‘七毛四’？”

　　“什么叫‘七毛四’？子弹！七毛四一发。你就等枪毙吧！”

　　相思泪

　　八月初一天，班里突然一早就激动起来。今天是一月一次的“接见日”，直系亲属可来会面。

　　从八点多开始，楼道就一次次响起点名声。点到名的人都像箭一样冲到楼道排队，等着警察领去会见家属。没点到名的人心急如焚地张望，明知看不见大门外等候的家属，还是忍不住伸头。

　　接见回来，有哭的，有笑的，有不动声色的。关系密切的人互相打听见面情形、家属带了什么东西。没有家属接见的人就很难过，一整天不说话或动不动跟人找碴吵架。这种兴奋和混乱持续一两天，才会渐渐平息。

　　我早听说法轮功学员不“转化”是不许接见的，只能像局外人看着其他人进来出去。到了下午，楼道突然响起我的名字，让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原来是不让见家属这招对“转化”贡献不大，劳教所又改换策略，允许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也见家属，好通过家属来实现“亲情转化”。

会见通知书（作者提供）

　　厚厚的玻璃后面，是先生那张苍白急切的脸。我们只能隔着两层玻璃用电话机对话，警察可以随时戴上耳机监听。

　　四个多月了，我不知他是怎么熬过来的。我从拘留所被送走后他千辛万苦打听到调遣处所在，开车去了好几趟，他们却不让他见我。

　　他将家中我所有的照片都收起来，免得睹物思人，徒增伤感。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公司还有员工，都靠着他，他哪能不坚强？眼不见心不烦。这招颇有效，他很长时间都挺过来了，直到有一天他给一个朋友打电话。

　　翻开电话本找号码，他突然从自己的笔迹中间看到几个我写的字。在他流畅的字体中，这几个歪歪扭扭的字显得很幼稚。他瞬间几乎全军覆没。他防了又防，想不被思念和痛切打垮，哪想得到，这几个字竟带着我所有的讯息，在他最意想不到的时候攻进他最软弱的地方……

　　好容易见面了。我看到他心里攒了一万年的话争先恐后奔向喉头，噎得他半天瞪着两眼说不出话来。

　　他咽了口唾沫，强行将那些话排好队，对着话筒说，他这些天正在看一本关于文革的书，里面记载张志新（注）宁死不屈，临被杀害前连喉管都被割开。在监狱里，什么事不会发生啊！到了关键时刻，千万别死拧到底啊！我最担心的就是你这性子！你修炼的目的不是做“革命烈士”吧？！

　　说完这些，他生怕忘了似的，虽知警察可能监听，还是硬着头皮暗示我：他正在找“关系”争取将我“弄出去”，要我千万配合，千万要配合！哪怕松点口！千万别让他的努力付诸东流！

　　在那段期间，他把能想的办法都想尽了，上下打点，四处托关系找门路，想将我早点“弄出去”。一个高干子弟拍着胸脯对他说：“兄弟，放心，包在我身上！”

　　几天后，这高干子弟找到他，垂头丧气说：“兄弟，恕我不知深浅了。你爱人就是杀了人进去的，我都能把她弄出来，可唯独就是炼法轮功的不转化绝对不行。你让她写个保证，哪怕口气松点，我也好想办法。”

　　听到先生这么说，我忙对他说，如果你真想帮我，请帮我请个律师，我要起诉劳教所。他们打我、电我，让我做苦役……，说着我扭转脖子给他看后面被电得起水泡的地方。

　　他两眼往我脖子方向匆匆一瞥，什么都没看见就象被烫了似的急忙转开，死也不肯再往回看，泪花开始在眼里闪烁；然而他的心为了看我，却又顽强地生出另一双眼，这双眼透过胸腔朝我望来，一眼就看见我曾受过的一切而开始一滴滴地泣血……

　　我连忙转移话题，问他：“孩子好吗？”

　　他勉力回转目光说：“好……。”

　　“她知道我被劳教了吗？”

　　“知道……我没告诉她，但她不知怎么就知道了。”

　　“那你一定要告诉她妈妈是好人，是被冤枉的；告诉她张志新的事情，千万千万不要让她以我被劳教为耻，那样会影响孩子心理健康的……。”

　　说到这，我终于也流下泪。才七岁多的孩子，从小到大在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的百般呵护中长大，心中从没有半丝阴霾，怎么一下子装得下张志新的事情！……可是，不跟她讲，她又怎能明白妈妈的无辜……。

　　二十分钟的接见时间很快就到了，警察吆喝家属们离开。先生站起身来，眼光却一直停留在我的脸上，全身所有的力量、爱意和痛切都集中和裸露在他双眼里，似乎他恨不能将我“看”进他的眼睛中带走，又恨不能将他的双眼“看”到我的身上，好留下来永远跟我在一起……。

　　从劳教所出去后，他盲目地驾着车，一口气开出城一百多公里，直到觉得脑袋发懵，再也开不下去。他将车靠到路边，把收音机的音量开到最大，躺倒在后排座上，欲哭，却无泪……。

　　顽固分子

　　8月9日这天，警车呼啸着，又送来一车人，这批就是大夏天穿秋装的，过来时身上的气味能将八丈外的人都熏倒。

　　她们来后，入所队改编成三中队，原来入所队的一些人被分到二中队。劳教所开始严重超员，每班人数增到十六人，床是新加的，巴掌大的物品柜得两人合用，吃饭时十六人挤在十二人的座位，还得二中队吃完再换三中队。调遣处那边则一直在打地铺，进来的人总是比送走的多。

　　这天，二中队人员也做了调动，我被调三班，张青、王蓉和赵英被调往七班，一星期后也被调到三班。警察将她们调到七班，本想让她们去受那些已“转化”的人影响；一星期不见效，又怕她们将已“转化”的又转化回来，所以又匆匆将她们调到三班。程兰则被视为“转化”有望，被调到专放已转化人员的二班去“培养”。

　　三班据说是专门装“顽固派”的班，原有的三个“顽固分子”是上批来的，一个是当时劳教所年龄最大的李文，六十三岁，原是一间大学的实验员；另两个是三十多岁的周杰和二十多岁刚大学毕业的宋梅。

　　李文在儿子两岁时就失去丈夫，多年独自将孩子拉拔长大。她自己身体不好不说，儿子也从小到大净闹病，不知让她受过多少惊吓。后来母子俩都炼了法轮功，什么病痛都没了，所以她对法轮功的感激和坚定之心无以言表。什么转化不转化，提也别在她面前提。

　　周杰不爱讲话，给人感觉非常实在。胳膊上有十几个黑黑的圆圈，问她怎么回事，她只淡淡一笑：“电得呗”，再不肯多说。

　　宋梅说，从我们进劳教所到搬到这里之前，一个多月，天天晚上都得在筒道脸朝墙壁站成一排，站到凌晨四点才让睡，五点又得起来，白天还得挖一人多深的大树坑，累得在地上爬着走。每晚都站在那儿就睡着，一睡着头就“咚”的磕在墙上又磕醒。一晚上楼道里“咚”、“咚”、“咚”的声音不断。

三班的法轮功学员连续一个月每晚“面壁”到凌晨四点（真人演示，明慧网）

三班的法轮功学员连续一个月每晚“面壁”到凌晨四点（真人演示，明慧网）

　　三班其余九人都是所谓“其他罪错”劳教人员，有卖淫的、赌博的、盗窃的，还有三个只有十几岁抢劫的和打架的。

　　班长郝英也是“贩黄”进来的。相处不久，我发现，就为人而言，她可算是天堂河最好的班长。警察虽然给班长无限的权力“看管”法轮功学员，但她不但没有滥权，反而不露声色照应班里的法轮功学员，尤其是年龄最大的李文。

　　三十二岁的李春有点像身怀绝技的落魄侠客。她进劳教所的次数创下劳教所之最，前后一共六次，六进劳教所都是因为偷钱包。从十三岁迄今十九年，在劳教所度过十年以上，织毛衣的技术早已炉火纯青，谁的花样织错一针，她隔八丈远就看出来；谁犯了再荒唐的技术错误，她都有本事不用全拆就纠正过来；至于她的速度，更是无人能比。但她太会算计，太占小便宜，技术虽高，干活总是唬弄，所以“贵族”们不大瞧得起她，其他人平时也不怎么搭理她，但一到花样不会织了，织错了需要剪了缝上，就不得不来求她。她心情好时，拍着胸脯说：“有困难，找‘组织’！”三两下就帮你弄好；心情不好时，你就是问她一个最简单的技术问题，她也让你先替她织一只袖子再说──等价交换，她绝不让人占半点便宜。

　　天罗地网 如坐针毡

　　现在回想刚进三班那段日子，有句话总在耳边：“两眼一扒就得开始杵”；有个场景总在眼前：高高的八张上床坐着三个人，身后是堆得小山高的线球，每人左手握着一个线球，右手同时攥着九股细线飞快往左手的线球绕，绕好后九股细线就合成一股粗线。九股细线从三人的手中呈放射状延伸，通向坐在地上的人的膝盖。地上的人一个挨一个坐在班里狭窄空地，每人手里都端着一副毛衣针低头快速织着，两个膝盖上一边挂一个线圈，线圈的线呼呼地往上床绕线人的手里飞去。唯一一个手里没针的是瞎眼的王蓉，只有她是举着两条胳膊撑着线圈。

　　三九二十七股线一头在上床的人手里，一头在地上埋头织活的人膝盖上。二十七股线在房里张开，就像布下天罗地网，蔚为壮观。

　　为什么非得要这么干呢？因为活太紧，不可能专门腾出时间和人手绕线。刚开始我不会一边织毛衣一边照顾膝盖的线圈，因为缠线的人拉得很快，弄不好就乱了，总是顾此失彼，狠狈不堪，后来慢慢长了本事，不但能应付自如，还会左右开弓，练就两手同时带着好几股不同颜色的线织花样的“绝活”。

　　“两眼一扒就得开始杵”的“扒”字用得特别妙，它贴切地形容每天起床时，我们的眼睛沉到不能自己“睁”开，而得靠外力将它们“扒”开。

　　连续三个多月，一直在织各种各样的毛衣。五点半一起床就开始坐在小凳子上，除了吃饭、上厕所和听“系列讲座”，其余时间都在织。后来上完厕所连洗手都免了，省得洗完手有好几分钟因手潮而带不动线。

　　一天十几二十个小时坐下来，臀部与小硬板凳接触部位的肉都被挤到旁边去，只剩下两个尖骨头透过一层皮直接刺到凳子上，上半身重量全压在这两个尖股骨，像针刺一般痛。后来与板凳结合处的皮肤不知何时长了好些湿疹，一边一片，怎么在小板凳上挪动臀部也躲不开。我敢打赌，发明“如坐针毡”这个成语的人只知肉臀坐在针毡的感觉，绝不知道股骨和臀部的湿疹都变得像针一样尖利，扎在硬凳子上是什么滋味。

　　很长一段时间，我对生活唯一的感觉就是困，唯一的期盼就是睡觉。困得迷迷糊糊织出来的东西准有错，最后还不够拆的，有一晚我实在困得织不下去，便自告奋勇爬到上床去绕线。绕线不计工作量，很多人都不愿干。绕着绕着，我有阵子像是睡着了。猛地一惊，感觉手中的线好象不是九股了，这一惊把我的瞌睡虫吓走一大半，要是因为我绕错线而害人白织，有人非跟我拼命不可。

　　我停下，开始数线。第一遍数下来，八股。眼看另两个绕线的都还在呼呼地绕着，我们这组却全体停了下来，我急忙再数一遍──十股！怎么搞的？我咬咬牙，又数第三遍──十一股！放下手中的线球，我绝望得想哭。微积分我都做过，这时怎么就从一数不到九！

　　驯服野马

　　在劳教所，警察管非法轮功人员叫“其他罪错劳教人员”，这些人却自称“正常人”，以便和法轮功学员区分。一个吸毒的曾说：“要是让我写个保证就放我回家，写一万个我都写给他！”因而我们这些半个保证也不肯写的人，在她们眼里就很不“正常”。

　　从我们调到二中队起，所有“正常人”关心的问题只有一个：奖什么时候下来？三班九个“正常人”有五个都有评奖资格，奖一下来，除了李春以外，其他四人都能当场获释回家，怎能不关心？

　　她们从八月等到九月，奖就是不下来。警察都在忙什么呢？找法轮功学员“谈话”、整理法轮功学员档案、培养“转化”典型、上报资料，准备“十一”国庆前提前释放一批“转化”的，以“激励”其他不“转化”的人。

　　最后能评奖的“正常人”再也忍不住了，委派郝英去质问中队长：法轮功是人，我们就不是人吗？法轮功一来，为转化她们，我们天天熬着不能睡，连十六岁的蒯炜都得天天值班看她们，困得坐在地上都睡着。好容易有人转化了，立刻成宝贝，我们一点功劳都没有！没功劳就算了，我们自从进劳教所以来就拚死干活，别人睡了我们自愿加班加点地干，为什么？就为多挣点分早点回家！政府说了给我们奖！队长也说自己头顶国徽（警察帽子上有国徽）代表政府，为什么骗我们？

　　警察安抚他们：政府没有欺骗，奖一定会下来，我们也没办法，现在法轮功的问题是劳教所重点，她们的事有国际影响，对国家特别重要，队长当然得先顾她们，希望你们忍耐。

　　郝英满眼是泪回来。可怜的“正常人”，她们差不多都是镇压法轮功以前就进了劳教所，只以为分数排在前面就可以评奖回家，怎么也搞不明白，就这几个天天被她们吆喝来吆喝去的人，怎么会有什么“国际影响”！

　　蒯炜愤愤说：“哼！看吧！等我解教那天，一出劳教所大门我就坐在地上练法轮功！一抓进来我就转化！”

　　一天中午，班里两个人激烈争吵，其中一人猛一下推床，将李春的手挤在两个床架子中间，李春疼得眼泪都掉出来，破口大骂，刚骂两句，突然看了宋梅一眼不做声。

　　过了一会，李春走到宋梅的凳子前半跪，一边将挤得红肿的手伸给宋梅看，一边撒娇：“怎么样？我今天表现还可以吧？要照以前，我早将她祖宗十八代都骂完了！我是什么都吃就不吃亏的人，绝不会这么让她压了就算了！”

　　宋梅年龄虽小过李春，却以一副大人对小孩说话的口吻说：“嗯，今天的表现还凑合，以后继续努力。”

　　我看得暗暗称奇，心想不知宋梅何时将李春这匹“野马”收伏，李春居然那么热切要“表现”给宋梅看。

　　后来相处久了，知道李春更多的事。她十二岁时不堪继父虐待离家出走。为了吃饭，只好偷钱包，十三岁第一次进劳教所。

　　十几年来，她也曾挣扎想学好，做过小生意，自学过文化，交过正经男友。第五次从劳教所出去后，她有好几年都未操旧业，一直在做服装买卖，辛辛苦苦攒了两万多元，却不小心被人全偷走了。她越想越火，我是干这个的老祖宗，今日却被人欺上头，这还了得？怎么也得补回来。于是她鬼使神差又摸了个钱包，就那么背，又被抓了，为了四百块钱判了三年──谁让她是惯犯？最后这次被抓，她曾想一头撞在暖气片上，又怕疼没勇气。

　　法轮功学员进来后，她作为劳教所的“老人”，当然也被责以“看管”法轮功学员的重任。她看管的第一批法轮功学员中，有那时已被下集训的王润，还有就是宋梅。她对王润及宋梅说，别看我是流氓，我对做人的标准要求挺高的，对朋友的标准更高。在我看来，今天社会上没几人配称是“人”。只要我觉得有谁配得上称“人”，我可以为他舍出半条命，有谁配得上做我的朋友，我可以为他舍整条命。像王润、宋梅这样电死都不写“保证”、敢跟警察“叫板”，反过来对待她这个“小偷”真心实意、不盛气凌人的人，十分合于她对“人”的理想。

　　后来李春跟宋梅说她也想修炼。嘴上不说什么，很多时候照样大大咧咧嘻嘻哈哈，但我看得出来，她在心中珍视宋梅及宋梅所讲给她的一切，到了不敢、不愿随意提起的地步，唯恐自己做得不好而让宋梅失望。三十多年了，她第一次遇到她心目中够做“人”的人，也第一次遇到把她当作人的人。

　　一日中午，劳教所又来一批调遣处的人。小哨通知宋梅和李文收拾行李，搬往新成立的四中队。楼道乱哄哄，好象每班都要调走一些人。

　　大家七手八脚帮她俩收拾东西，蒯炜拿出自己的衣架，非要她俩一人带走几个，平日负责“看管”李文的一个“正常人”，抱着她的被子默默垂泪。

　　我心中也涌起凄凉离情。那时三班的“正常人”与法轮功学员之间已非常融洽，在其他班还真没有达到过。大家在一起，好歹彼此有个照应、有个鼓励，分开来，再想说话都难了。

　　我没注意宋梅什么时候出去，回来时满脸是泪，几乎大放悲声。李春慌得不知所措，拉着她的手又不敢问。

　　好几分钟后，宋梅才缓过气来说：“他们竟把她折磨成这样！……”

　　“谁呀？”

　　“刘淑英！我以前认识她，我们一起去天安门，那时她多漂亮！现在成了这副样子！……我跟她说话她都不认得我……”

　　没等她说完，我就意识到她说的就是那个在调遣处跟不上队伍，瘦弱得吓人、浑身上下了无生气的人。原来她真是炼法轮功的，还是宋梅的朋友。这天她刚从调遣处送来，宋梅在水房遇见她。

　　宋梅低头流泪，我也黯然。没容宋梅哭够，小哨就在外面催开。我们站在窗边望着被调往四中队的人抱着被子排队被警察押往另一幢楼，心里很不是滋味。新成立的四中队被安排与少教队在一起。人一多起来，规矩也顾不上，男女开始混楼了。

(待续)

注：张志新：中共干部，因批评文革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判处死刑。行刑前被切断喉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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