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那一年，岳母把出租的一间房子要了回来，让我们住进去。
这是一个局促在嘉义市铁路后站的古老聚落，零零落落的居住了几十户人家，曲弄小巷蜿蜒缠绕，每家每户前门后院随意错落，外人来到这里铁定找不到出去的路，十足是个哄乱的大杂院，一般人都叫这里“北港车头”，正式的名称是长安里，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我们搬进来那天已经接近中午，我进进出出忙着指挥工人时，听到大脚婶在巷子转脚处远远的拉高嗓子，斥喝着一群横冲直撞的孩子：“人家在搬东西，不要乱跑。”待整理就绪以后，我站在低矮的屋檐下擦着汗水，看到坐在菜担子旁的大脚婶，歪着脖子打盹，一片石灰墙遮挡了斜射的阳光。
原来大脚婶一年到头总是赤着脚到处幌荡，才得到这个称号的，这是隔壁卖粉圆的阿勇告诉我的。阿勇住在我的隔壁，家里只有一个七十几岁的老母，早晨天未亮，他就乒乒乓乓的把我吵醒，我总是惺忪着睡眼走到门口，会看到他弯着腰正在往手推车里的炉子添加木炭，锅里冒出来的烟雾，贯满整条巷弄，一阵阵粉圆的香味飘荡在空气中。
晨曦悄悄的攀上大脚婶家褪了色的门联，这时她也拉开了门板，大剌剌的咳了两声，一只蹲在檐下瞌睡的公鸡咕咕的飞了起来，兀自阑珊的走开。大脚婶跨出门来，踮起脚跟把两柱香插在门楣上；天渐渐亮了，一群戴黄色小帽背著书包的小学生，唧唧喳喳的从阿勇的推车前跑过去。阿勇推起车子，拉开喉咙：“烧粉圆。”老母急急忙忙从屋里赶了出来，把一件厚衣衫披在阿勇背脊上。
阿勇快三十了还找不到老婆，可急坏了老母，当着老母的面，大脚婶常数说阿勇：“我隔壁摊卖布那个阿枝仔，人家长得也不错，个性乖乖的，只是你们阿勇没有意思。”阿勇一天到晚总是推着车子大街小巷叫卖粉圆，平常不大讲话，晚上吃过了饭，他会独自躺在门前的藤椅里听收音机，我问他听什么节目，他告诉我说：“听讲古啦，廖添丁传奇。”
记得有一次我跟妻子在屋里看电视，忽然灯暗了，阿勇抱着收音机探进头来：“变压器坏了，我去庙口电器行买，马上回来。”阿勇两下子就把日光灯弄好了，屋子里恢复了光明，这时，我看到他手里揣着一瓶啤酒，转身钻进屋里去了。
黄昏时，阳光从西边妈祖庙屋脊上那对剪黏飞龙铺过来，小巷里好像穿上了金黄色的衣裳，阿火伯面东那堵砖墙更显得褚红，墙上竹竿晾晒的衣衫在晚风里飘荡着，放了学的学生一队队从巷口蹦了进来，各自回家去了。
点了灯以后，孩子一个个端着碗跑到巷子里，一面扒饭一面嘻闹着，这时大人尽管自己在屋里忙着煮饭或做家事，可不管他们了，阿火伯有时会站在砖墙边端着烟斗，在烟雾里看着这群活蹦乱跳的孩子。
在这里住了一年多之后，一晚，妻子肚子痛了起来，我搀着她准备去医院，在巷子里给大脚婶撞上了，她瞧着妻子的肚子说：“肚子这么大了，要小心一点，需要什么就叫我。”我们在巷口等计程车时，大脚婶还站在巷子里望着我们。
我在医院产房外待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太阳还没出来孩子就出生了。我飞奔回去，气喘吁吁的敲着大脚婶的门，她慌张着脸问我：“生了？”我喘着气：“生了。”她吆喝了两声，一群人都跑出来了，她们围着炉子，一会儿工夫就弄好了一锅什锦面，里面还浮着两个荷包蛋。我提起锅子要上医院时，大脚婶才拉着我的手问我：“是男的还是女的。”
孩子出生没多久，我向银行申请贷款买了房子，就离开了北港车头。
去年岳母因为退还公家宿舍，自己搬进去住，还是满热闹的，她在电话里告诉我：“大脚婶在问你啊。”
那天我跟妻子提着一篓苹果去看岳母，在巷子口就看到了大脚婶，阳光里一个人坐在矮凳上，皤白的头发飞散着。我正要赶过去招呼，她还是原来的个性，眯着眼先开口了：“你找谁啊？”
大脚婶已经不认得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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