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2日讯】
前言
为什么中共暴政历经了那么多次危机，却还不崩溃？中国的自由民主，何时才能踏平万里艰难，迎来属于自己的盛大凯旋？
无数人千万次地问过这个问题――有多少政治犯在被押上刑场之前，昂首怒目，逼问苍天；有多少思想犯，在漫漫无尽的苦役和劳改之路上，泪干血滴，逼问干裂的大地；又有多少良心犯，在黑牢的铁门之内，用干枯的心去追问那似乎永远不会消散的黑暗；又有多少被迫流亡国外的中华儿女，时常悲愤如漫天飘飞的红叶，去追问那涌向我可爱祖国的万里长风！
是的，中共暴政历尽危机，为什么还不崩溃？中国的自由民主何时才能赢得属于自己的盛大凯旋？今天，我将回答这个问题。
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很可能只是为中国的民主革命书写一篇墓志铭；当然也可能，我的回答会和其他智慧之士的思想一起，撞响中国民主革命的晨钟。而结果如何，完全取决于我们这个民族还有没有能力理解真理，并崛起于危难之际；完全取决于我们这个民族还有没有潜力，孕育出如同戊戌六君子到辛亥的英烈那样一群英俊秀丽、国色天香的中华儿女，他们愿意为自己国家、自己民族的命运去浴血奋战。但是，无论结果如何，我都必须首先把我所理解的关于革命的真理告诉天下。
当改良主义思潮仍然像滚滚阴云笼罩在中国民主运动上空的时刻，当许许多多自称是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的人们还在以百种妖娆、千般媚态、万种风情，向中国兜售改良主义幻想的时刻，我，作为一个独立而自由的知识份子有责任向历史讲述革命的真理。
一、 政治改良主义是海外民运凋敝的政治意志原因
纵观海外民运思想史，可以发现改良主义思潮始终是造成政治思想混乱的潜流。因此，为使海外民运能形成足以同中共暴政决战的政治意志，首先就必须对改良主义思潮进行思想的清理。
政治改良主义已经被过多的学者进行了过多的诠释。庸人学者们的主要能力之一就是把简单的问题繁琐化，当繁琐到上帝都厌倦的时候，便很少有人会愿意对之进行讨论。于是，庸人学者就会以对繁琐的独占而宣称他们的渊博。为了避免除皓首穷经的腐儒外无人感兴趣的繁琐，为了能够对问题作简要、明快的讨论，本文所谓的政治改良主义只限于当代中共的政治范畴之内。
当代中共政治范畴内的改良主义思潮可表述如下：即使在“六四”事件之后，中共仍然有意愿和能力，通过由其主导的渐进的政治改革，最终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因此，一切其他社会力量都应当以推进中共实现其民主政治改革的意愿，作为决定自己政治活动的前提。
当代中国，改良主义思潮的人格承载者，主要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被“六四”一阵狂风，由中共官僚体制内，吹到了海外民运中的人；另一部分为现在仍处于中共体制内的学者和官员，其中还包括某些结成朋党、互相吹捧自己是自由主义者的文人。
当代中国的改良主义者对于中共暴政乃是一分情仇，二分怒意，三分郁闷，四分失望，五分责怪，六分哀怨，七分苦恋，八分怜爱，九分宽容，十分幻想。改良主义者对中共暴政具有弃妇怀旧似的幻想，那种愁肠千回、幽怨万般的依恋，可以令石人垂泪，只可惜中共暴政在政治改良的意义上毫无怜香惜玉之意。
八九“六四”，中共用铁血手段向历史声明：它决不允许通过体制内的政治改良和平演进到民主政治――它决不允许用任何方式改变一党专制的极权政治。
尽管改良主义的文人制造或引进了诸如新权威主义、威权政治、后极权政治等等一系列伪概念，试图说明中共专制已经软化，因而有改良的实际可能，但是，“六四”对和平情愿学生和市民的血腥大屠杀，胜于雄辩地证明，中国仍然处于典型的极权政治之下；中共暴政乃是人类历史上最泯灭良知的极权政治。
“六四”之后，中共暴政被彻底剥去了政治道德的遮羞布。它沦落到只能靠肮脏的物欲收买人心、维持专制的可怜境地。它要全体中国人的良知都在物欲的追求中腐烂，以便所有的人都忘却它在“六四”中犯下的反人类罪行。中共暴政在这个意义上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付出的代价是，当它希望全体中国人都腐烂时，它自己首先腐烂了，而且腐烂到无可挽救的程度――事实上也没有谁真正想要挽救。
当前的中共“上层一万家”，乃是贪官污吏、奸商恶贾和无耻文人共同构成的黑帮集团。这个政治黑帮唯一的政治意志只在于，用一切方式强化极权专制。而强化极权专制的作用有二：一是中共官僚集团可以继续藏匿于暴政铁幕之后，规避历史对其反人类罪行的大审判；一是权贵阶层能够利用国家权力，在受到专制法律保护的条件下，继续肆无忌惮地掠夺国家、社会和人民的财富。通过政治改革实现民主，对于中共权贵阶层乃是自杀行为，因此，中共政治黑帮集团根本不可能有政治改革的意志和激情――它没有自杀的意志和激情。
正如当年戊戌六君子的血洗去了近代史改良和革命的界限一样，“六四”之血也洗去了现代中国改良和革命的界限。
在已经丧失任何可能性的情况下，改良主义的“弃妇”们依然或者呼天抢地，或者媚态百出地召唤中共暴政的自我改良，结果必然是让人们在思想混乱中迷惘于改良的幻想，从而掩盖只能用民主大革命开辟中国未来命运之路的真理。
纵观历史，可以发现一个基本的政治铁律：改良总是以强化改良运动主导者的政治地位作为目的；专制的改良，不是为了否定专制，而是为了给专制注入新的政治活力。当代中国的改良主义苦恋者们实际上对“政治改良”寄以超出其能力的过分希求。由专制政治的最高核心主动启动并主导否定专制政治的政治改革――这种希求不仅违背政治逻辑和人性的逻辑，在人类历史上也很难找到实际例证。
改良主义苦恋者们最喜欢以台湾民主转型为例，来论证改良主义的合理性。在此，他们忘掉了一个基本事实：作为中华民国立国之本的精神价值，是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即中华民国从政治理论基础到法律制度本体，都与民主共和理念一致。蒋介石的威权只是以军阀割据、日本入侵、国共内战等国内国际形势的具体背景为根据。蒋经国的民主措施，只是在新的情况下，向中华民国立国之本的理念的回归。所以，所谓台湾经验根本不适用于分析中共暴政――这个人类历史上最成熟、最典型、最残凶、最狡诈、最虚伪的极权政治的走向。
改良主义苦恋者们喋喋不休、津津乐道的另一个例证就是“戈巴契夫现象”。但是，这种现象并不能为当代中国的改良主义思潮提供辩护。中共的“戈巴契夫”胡耀邦和赵紫阳，均被中共自己的专制铁手扼杀。这一事实表明，中国专制之兽性绝非原苏东地区的共产党统治可比。这且不论，问题的实质在于，东欧和前苏联的历史性变革的主要动力，并非来自共产党统治集团主动启动和主导的改良，而是来自经过长期积累并最终爆发的全民大反抗和人民大起义。戈巴契夫、谢瓦尔德那泽、叶利钦等人物的出现，使东欧和苏联的民主进程比中国少了许多艰难，这是他们伟大的历史功绩。不过，只有共产党官僚体制之外的全民大反抗和人民大起义，才是东欧和前苏联的民主政治之父。
在中国的社会危机呼唤革命的时刻，在中国的苦难和艰难渴望革命的时刻――当中国的命运问题必须用坚硬的革命加以解决的时刻，改良主义的温柔小夜曲，听起来就显得格外冷酷。
苦恋政治改良主义的深情，与仇视革命的恨意同生共长。革命，这个曾经引导人类杀出中世纪专制重围的具有英雄情怀的概念，现在却受到极不公正的侮辱和贬低。攻击革命的思想最初或许来自西方，但是，对革命表现出激烈怨恨的，却是当代中国散布改良主义幻想的文人。
革命意味着什么？
就近现代专制和民主政治的范畴而言，在近代，革命意味着彻底否定中世纪的封建专制，建立以主权在民为原则的宪政民主制；在现代，革命主要意味着彻底否定共产党的极权专制，建立宪政民主制。
无论近代还是现代，革命的一个明确特征在于，发动和主导社会大变革的力量均起自于统治集团以外的各个社会阶层；尽管革命并不拒绝同专制统治集团内部的某些派别作策略上的妥协或联合，但是，革命之魂总在民间，而不在专制统治集团之内。
回顾近现代史，可以毫无困难地发现，革命是宪政民主制的主要铸造者。没有革命的狂飙突起，就没有《独立宣言》，就没有《人权宣言》，就没有封建专制的崩溃，也没有东欧和前苏联共产专制阵营的土崩瓦解，烟消云散；革命如果被近代史否定，巴士底狱直至今天还会屹立不到，人类可能还在中世纪的黑暗中，戴着专制的铁链蹒跚而行；革命如果被现代史否定，东欧和前苏联地区的人民就将仍然在专制铁幕的阴影中承受苦难的命运。
许多改良主义的苦恋者，正是在利用革命赐予的言论自由权利，忘恩负义地诅咒革命。他们把革命等同于暴力，诬指革命就是以暴易暴；断言革命必定导致暴力的无限制使用，导致暴民政治。他们所能举出的主要例证，便是法国大革命和共产党的所谓革命。
在文人杀害“革命”的思想刑场上，法国大革命竟被描绘为暴力、罪恶的象征；罗曼. 罗兰夫人的一句话――“自由、自由，有多少罪恶假汝而行。”――成为某些文人心目中对法国大革命的有罪判决。
但是，当改良主义苦恋者以无限制暴力和暴民政治的名义彻底否定法国大革命时，他们忘记了《人权宣言》乃是法国大革命的思想之子，直到今天，人类在争取人权的过程中，仍然在相当程度上执行着《人权宣言》的遗嘱；当改良主义苦恋者对滚落于巴黎街头的贵夫人那美丽的头颅怜香惜玉，并因此彻底诅咒法国大革命时，他们忘记了，正是法国大革命摧毁了中世纪黑暗的象征巴士底狱，从而使在铁牢中囚禁了数百年的政治犯和思想犯的冤魂，得以重见白日。
法国大革命的过度暴力确实深刻地伤害了它的道德价值。之所以出现这种过度暴力，大体有两个原因。
其一，法国大革命爆发于欧洲――这中世纪黑暗最沉重的地方，它当然要比英国和美国的民主革命更艰难，也当然要受到专制势力的更残酷无情的反击。正是专制势力反击的残酷无情，刺激法国革命趋于极端化，从而导致暴力的过分使用。
其二，法国革命的主导者们最初犯了一个属于理想主义者的致命错误――他们寄予政治革命太多的期待。他们不懂，政治革命的目标应当以政治体制的变革为限度，而其他属于精神领域的变革，只能在民主政治建立之后，在人们普遍享有思想和言论自由之后，通过文化或宗教的方式来进行。凡是企图用政治革命的方式解决价值观念和思想领域问题的地方，一定会有超过理性限度的暴力；凡是人们能够用包括“革命”在内的任何神圣的名义，对思想进行强制的时候，就是兽性战胜人性之日。
上帝才不会犯错误，如果有上帝的话。法国大革命的英雄们把自己当成拯救人类的上帝，并由此铸成大错。法国大革命因为他们的错误而蒙受耻辱。但是，无论如何，法国大革命都是人类走向民主政治的伟大里程碑，尽管，它沐浴在过度暴力的血腥之中。
改良主义苦恋者们如同孔雀喜欢炫耀尾巴一样，喜欢炫耀他们的“理性”，他们的“冷静”，他们的“非极端化”。然而，在否定革命的问题上，他们却毫不理性，毫不冷静，并且非常情绪化，非常极端――他们完全无视《人权宣言》和攻克巴士底狱对整个人类历史的无可取代的贡献，只以过度暴力的名义，就彻底否定了法国大革命；他们还不经任何逻辑的过渡，就进而断言所有的革命都一定会导致以暴易暴，导致暴民政治。改良主义苦恋者们在彻底否定革命过程中表现出的激烈情绪，颇似假作单纯的妓女声称自己看见一滴血就会晕倒时的矫揉造作。
如果说对法国大革命的彻底否定是一种非理性的极端主义情绪，对共产主义革命的态度，就是改良主义苦恋者们精心设计的思想陷阱。
且让我们看改良主义苦恋者们对待共产主义革命的思想逻辑：共产主义革命是暴力神圣化的过程；共产主义革命表明，革命就是以暴易暴，就是暴力滥用；所以，今天对共产党的统治绝对不能采用革命的方式，否则，就是暴力的轮回，革命之后上台的暴民，说不定比共产党还坏。
上述思想逻辑是由错误的概念、错误的类比和无端的推定构成的思想阴谋，阴谋的目的在于，以反暴力的名义，要求人民在中共暴政前放弃革命的权利。
从文艺复兴开始，直到现代，人类命运的政治主题一直是革命――由专制，通过民主革命，进入民主法治时代。这个历史进程的前一时期革命的对象，是中世纪的封建专制；而后一时期的革命对象则是共产极权专制。就民主革命的范畴而言，所谓的“共产主义革命”根本就不是革命，而是专制主义的借尸还魂，是对中世纪专制的否定之否定，是专制主义的复辟。理由很简单，共产主义运动在众多国家内建立起的政治制度，全都是人类历史上最暴虐的极端专制主义统治。所以，历史已经作出结论：“共产主义革命”乃是伪革命，真专制；是反革命。
改良主义的苦恋者用共产主义伪革命的血腥和暴力，来否定对中共暴政的革命，是由错误的类比得到的错误结论。共产主义伪革命的血腥和暴力，是由它的灵魂，即它的理论所决定的。共产主义理论断言，阶级仇恨，以及由这种仇恨催生的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共产主义伪革命要实现的第一个政治目标，就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且共产主义理论认为，国家就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工具。可以看出，正是由于暴力和仇恨这两个概念在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互相激发，才创造出了恐怖的历史。
民主革命在理念上与共产主义革命不可同日而语。民主革命的目标，乃是建立保障公民自由权利的政治制度，和每个公民拥有平等法律权利为原则的社会公正。在理论中，暴力和仇恨并不是民主革命的图腾。尽管也出过法国大革命过程中过度暴力的现象，但民主革命本质上与人性一致。前苏联和东欧上世纪九十年代发生了民主大革命，而革命过程中暴力的运用完全被限制在人类的理性和良知能够接受的范畴之内，并没有出现过度暴力和血腥的恐怖。这表明，民主革命已经成熟到不被仇恨所诱惑，并能有效而人道地驾驭历史命运的程度。
讨论进行到此，应当得出结论：在中国没有改良可能的情况下，散布改良主义幻想；在中国需要政治大革命的艰难时刻，侮辱并否定革命――这正是造成包括海外民运在内的中国民主运动思想混乱的根源。混乱的思想，无法熔铸出明确而坚定的政治意志。没有明确、坚定的政治意志，民主政治运动就不可能形成强大的政治能量，去挑战，去震撼中共暴政。
二、 政治改良主义也是海外民运颓败的组织原因
政治意志是政治组织的灵魂；政治组织是体现政治意志实效性的机构。海外民运组织林立，但是，却没有任何一个组织真正具备同中共极权专制作政治决战的素质和能力。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海外民运的各组织均没有形成具有高度理性并与现代人类道德意识相一致的民主革命的政治意志。相反，在改良主义思潮的严重毒害之下，各民运组织政治结构软弱涣散，政治纪律荡然无存，政治能量如风中之烛。
最经典地表现出改良主义思潮毒害的政治组织观念，莫过于声称要把民运组织构建成具有建设性的“反对党”，或者要按照外国“议会党”的模式组建民运政治组织。
上述政治组织观念乃大荒谬。这种荒谬是建立在对政治范畴基本认知的错误之上。
在宪政民主制度的政治范畴之内，才会有同“执政党”相对应的“反对党”的概念。中共极权专制之下根本没有“反对党”生存的任何空间。现代之中国，只有老子党和儿子党――共产党是老子党，政治协商会议内的各政党都是由共产党发薪水养活的儿子党。老子党与儿子党之间实行的是“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的专制伦理关系。所以，中国的儿子党必须通过比共产党自我吹嘘更卖力地吹捧共产党，作为自己生存的政治前提。
不知要在中共极权体制内组建“反对党”的诸君，是否要让民主运动步中国儿子党的后尘？更不知具有建设性之“反对党”之“建设性”要如何体现？因为，有利于中共极权的“建设性”才被中共专制之法允许；有利于否定中共极权、实现民主政治的建设性，则一概被中共之法以“颠覆国家罪”予以镇压。以为用“建设性”一词的掩护，“反对党”的生存权就可以得到中共的肯定，乃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之举。如果是在中国大陆，出于斗争策略的考虑，提出建设性“反对党”的概念，或许还应当被理解。来到海外，依然传播这种概念，实在令人齿冷。
至于按照外国“议会党”的模式构建当今之中国民运组织的观念，流播更广，为害更甚，其荒谬性也更加明显。宪政民主体制之内运作的政党，同要与极权专制进行政治决战的民主政治组织，处于完全不同的政治范畴，面临完全不同的政治任务，因此，这两类政治组织必须各自具有与其所处政治范畴，和承担的政治任务相适应的完全不同的组织结构，而决不可以互相模仿。
按照外国“议会党”的模式组建民运组织，由于政治范畴的错位，使海外民运组织彻底丧失了向中共暴政挑战的锐利的政治意志，彻底丧失了同中共暴政政治决战所必须的迅速的决策能力和果断的行动能力。海外民运组织也因此变成“政治的自由市场”，成为小政客叫卖杂乱的政见，低智商的野心家炫耀小聪明的领域。而泼妇厮打般的内斗，毫无政治道德底线的阴谋，没有任何政治纪律约束的我行我素，更彻底剥夺了海外民运组织形成坚硬的组织构架，决战中共暴政的可能。
其实，构建具有建设性的“反对党”也好，组建“议会党”式的民运组织也好，其意识的深处都郁积着浓烈的改良主义气息。此类组织的构建者似乎并不把推动极权专制转化为宪政民主的历史进程当作自己的政治责任，他们只是满足于事先组建起在宪政民主制度下运作的“反对党”，或“议会党”，并通过“善意”或者“建设性”的呼唤，促使信奉极权专制的中共自动改良为遵守宪政民主原则的政党，然后，他们再与中共一起坐在“圆桌旁”，共商民主建设的大计。
思想至此，令人哭笑两难。只要想一想中共暴政五十六年间以国家恐怖主义为纸，以强权暴力为笔，蘸着中国人民无尽的血泪书写的罪恶史，便可以明白，希图组建“反对党“和“议会党”诸君对中共暴政的希求，完全是痴人梦话，醉汉癫语。
改良主义思潮束缚中国民主运动的另一条铁链，就是要求民运组织的行为具备以专制之法为标准的“合法性”。中共暴政有两类法律。一类法律是公开宣布的，一类是实际执行的。公开宣布的法律用来欺骗人民和国际社会；实际执行的法律是为了维护极权专制。不知改良主义思潮要求民主运动组织符合的哪一类法律？如果符合公开宣布的法律，只能是帮助中共暴政欺骗世界并自欺；如果符合实际执行的法律，民主运动组织就同中共暴政维护专制的意志一致。民主运动组织的天职只在于否定中共极权的法律制度，创建宪政民主的法律制度。要求民主运动组织的行为符合专制之法，同要求民主运动组织与中共暴政同流合污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民主运动组织一旦放弃彻底否定专制法律的努力，并去符合专制法律，也就否定了自己存在的全部政治价值。
有人竟十分自得地为海外民运组织内乱烽起、内斗不止、软弱涣散的状态辩解曰：追求民主的组织只能如此，像中共那样讲统一的政治意志，讲铁的纪律，讲严密的组织结构，就必然导致夺权后的独裁专制。
上述辩解的一个基本逻辑错误，就在于把两个不具可比性的概念加以类比――民主革命组织与共产党如云泥之别，不可同日而语。如果以民主革命是文艺复兴以来“永恒的政治主题”为大背景审视，共产党根本不是革命党，而是伪革命党，反革命党。因为，举凡共产党建政的制度全部是中世纪专制的否定之否定，全是中世纪黑暗更泯灭人性的复辟。民主革命组织与共产党在基本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共产党崇尚暴力和阶级仇恨，其政治目的就是为了用暴力夺取政权，并建立共产党一党独裁的阶级专政。民主革命的组织崇尚自由、民主、人权，其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了夺取政权，而是为了建立遵循“人民主权”原则的宪政民主制度，并把自己对权力的要求，置于人民公开、公正、自由的定期选举的选择之下。民主革命组织同共产党，这两类在理论基础，政治意志，政治目标都南辕北辙的政治组织，怎么可能产生同样的政治结果？那些为海外民运组织可悲的现状进行辩解的人，不是缺乏政治智慧的庸人，就是居心叵测者――他们希望海外民运组织永远处于缺乏政治决战能力的可悲状态。
政治命运就如同草原上的野马，只服从强者的驾驭。具备坚硬的政治意志、严密的组织结构、严明的政治纪律、迅速决策和果断行动能力的民主革命组织，才是驾驭政治命运的强者。使历史遗憾的是，目前海外民运组织不配称为强者，而弱者必定被命运轻蔑地抛弃。
要想扼住命运的咽喉，就只有成为强者。革命和革命党，乃是中国民主运动走向强者之路。而且是唯一的路。
三、为革命正名
革命，是近现代历史的政治主题。近代，革命的目的是否定中世纪君主专制；现代，革命的目的是否定共产极权专制；当前，革命的目标是攻克专制主义最后的巴士底狱――中共暴政。
从历史事实的角度审视，否定革命，就是肯定中世纪的千年黑暗，就是肯定前苏联和东欧的共产极权专制。然而，改良主义苦恋者们正在否定革命。
为了砸碎改良主义苦恋者们用污蔑和谎言铸成的囚禁“革命”的铁牢，让“革命”重新如英雄般走上与人类最后的专制暴政――中共暴政决战的战场，我们必须为革命正名。
就现代中国而言，革命的涵义应当明确表述如下：通过全民大反抗和人民大起义，实施政治大变革，否定中共一党专政的极权统治，否定中央极权的国家结构，实现以“主权在民”为理论原则，以多党制为政治基础的宪政民主，建立联邦中国。
革命同不受限制的暴力之间，并不具有改良主义苦恋者断言的那种必然联系。明确即将来临的民主政治大革命同暴力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最紧迫的理论要求。
否定中共极权专制的民主政治大革命同暴力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三项原则：
第一原则，民主政治革命的基本政治目的，就在于彻底否定中共极权专制的体现为国家恐怖主义的暴力，因此，民主政治革命在本质上是政治暴力的天敌，是政治暴力的彻底否定者。
第二原则，民主政治革命将运用现代人类理性和良知所能允许的一切方式，结束中共暴政的专制统治。这些方式包括前苏联东欧地区人民反抗共产专制的各种运作方式，也包括中国人民抗争暴政过程已经使用和正在使用的各种方式。革命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之一，就是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将孤立、分散而又广泛发生的维权抗暴的活动组织起来，最终形成统一意志指导下的全民大抗争和全民大起义。
第三原则，民主政治革命绝不崇拜暴力，绝不提倡暴力，但也不否定在反抗专制暴力镇压时，人民拥有采用适度政治和法律强制力，维护自己天赋人权的权利。
首先，对于中共极权专制利用国家恐怖主义，以专制恶法的名义和暴力方式，摧残、剥夺公民权利的犯罪行为，人民有权按照现代法治精神，进行正当防卫。
其次，在人民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维护人权、抗争暴政的活动时，如果中共专制当局利用国家暴力进行镇压，人民有举行全民大起义的权利。当然，人民会根据具体条件下是否有利于民主革命成功，来决定是否以及何时行使这项权利。
再次，当形势发展到民主革命与中共极权专制决战的关键时刻，如果必须使用适度政治强制力，才能取得决定性胜利，民主革命即当果断采用适度政治强制力，以推动历史进程。罗马尼亚人民在革命过程中，果断处决齐奥赛斯库，阻止专制力量重新集结反扑，加快革命成功的步伐，就是合理采用适度政治强制力的典范。在这种情况下采用适度政治强制力，恰恰是为早日结束专制暴力，实现社会的非政治暴力化所必须的。
“非暴力”是改良主义苦恋者们最卖力炫耀的一块道德遮羞布。不过，即使是真理，一旦被吹嘘到令人肉麻的程度，人民也有理由怀疑吹嘘者的真诚。甘地和马丁. 路德金发起的“非暴力反抗运动”，是改良主义苦恋者们要求中国人民学习的经典之作。但是，如果真的学习了，中国人民将进入更加苦难深重的命运。
甘地和马丁. 路德金及其领导的运动面对的是什么？是以自由、民主、人权理念为立国之本的政治体制。这样的政治体制本质上符合人性，因此，它可能被人性所感动，被非暴力运动的道义力量说服。这是甘地和马丁. 路德金成功的根本政治原因。
中国人民面对的是什么？是崇拜国家暴力的极权政治。中共暴政不会被人性所感动，也不会被道义力量说服。“杀二十万学生，换二十年稳定”，就是独夫民贼暴力意志的宣示――中共暴政只能被革命的意志所征服。让中国学习甘地或马丁. 路德金，实质上就是要求中国人民在维护人权、抗争暴政时，也要任由专制政治随意摧残虐杀。试想，如果“六四”之夜学生们不是撤退，而是学习甘地，继续在天安门广场上“非暴力”地反抗，结果会如何――结果定然是坦克群从学生的血肉之躯上压过，将“非暴力”抵抗压成动荡的血海。
改良主义苦恋者们不经过任何逻辑的推演，就将人民革命等同于暴民政治，并以此为由声讨革命。但是，值此人民革命尚只是政治设计，而中共极权专制已经将国家恐怖主义运用到极致之时；值此中共暴政利用国家暴力，贪婪地攫取社会财富，肆无忌惮地践踏人权之日；值此权利被剥夺的民众可怜到只能用跳楼、服毒、自爆、自焚、无望的上访等方式，表现一腔悲愤之际，不去谴责中共暴政――这个暴力的根源，却以反暴力的名义，唾液四溅地诬蔑否定中共暴政的、尚未发生的人民革命，这是多么无耻的伪善！有文人曰：伪善也可能是善意的开始；我说，伪善比公开的罪恶更接近罪恶，因为，伪善除了罪恶之外，还有无耻的欺骗。
改良主义苦恋者另一个最能表现他们苦恋的观点，便是宣称“街头民主”没有真正的社会历史价值，因此应当推动“议会民主”。
愚昧到何种程度才会不明白，中国的所谓“议会”――人民代表大会，不过是中共暴政的一个橡皮图章。如果在这个橡皮图章上能够雕刻出民主，那么“小虾也会吹口哨了”。人民代表大会的存在只有一种实质性政治价值，那就是作为中共极权专制的“民主”修饰物，来欺骗国际社会和中国人民。
崇尚“议会民主”者所蔑视的“街头民主”，实质上是公民的各种维护权利，抗争暴政的活动。这种活动在相当时期内是积累政治大变革能量的主要方式。因此，否定了“街头民主”，就意味着否定了当前中国公民维权抗暴可能采取的主要方式，就意味着否定了政治大变革的可能性。
崇尚“议会民主”者，在八九年“六四”期间，以为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有成功的可能，曾一度投机他们鄙夷不屑的“街头民主”，试图充当学生运动同当局之间的政治掮客。殊不知，以正义的激情为底蕴的学生运动，根本不受政客式的理性利益权衡的控制，终使政治掮客的努力，成为一枕黄粱。而崇尚“议会民主”者也被中共顽固派视为学生运动的“幕后黑手”，被迫流亡海外。这真可谓造化弄人。
“六四”学生运动引发的民主大到潮退去之后，这部分改良主义苦恋者伤感之余，又重弹贬低“街头民主”之老调，希翼得专制者之怜爱。只可惜他们已经人老珠黄，而中共贪官们却只喜欢搂着年轻貌美的三陪小姐，伤感地唱“迟到得爱”。崇尚“议会民主”者，不过是一小群热衷于充当客厅英雄的文人，这就注定了他们的政治愿望不可能在历史大舞台上实现。但是，他们的观念却加剧了海外民运思想的混乱，加深了如北京初冬之雾般朦胧但浓重的改良主义幻想。
“民主革命”，是近现代史政治领域的“永恒主题”。命运已经注定，以英国革命为起点的政治历史进程，将以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作为最后一幕。唯有自由民主在中国成为现实，整个人类历史才可能走进另一个主题时代，人类的心灵也才可能开始新的精神探索过程。如果任由改良主义苦恋者在思想领域谋杀了革命，人类的历史就将继续在专制的最后铁幕下徘徊；如果中国人民放弃了革命的权利，中国的命运就将凋残于对民主的绝望之中。
四、中国呼唤革命
中国的政治现实呼唤革命；中国的社会大危机呼唤革命；中国的伟大命运呼唤革命。
胡耀邦、赵紫阳时代，命运曾赐给中共以政治改良的机遇。然而，中共通过对胡耀邦、赵紫阳的政治迫害，以“六四”屠城的方式，最终拒绝了命运的恩赐。历史的机遇并不像太阳，每天都会从东方升起――抓住了它，历史的机遇就如同插在心上的利刃一样真实；没有抓住它，历史的机遇就如同飘忽的时间，一旦逝去，便无可追回。有必要再说一次：如同六君子的血洗去了中国近代改良和革命的界限一样，“六四”之血，也洗去了现代中共改良与革命的界限。
“六四”之后，邓小平以及官僚集团基于掩埋反人类罪行的阴暗心理，指令专制权力教唆整个社会去疯狂追求物欲，以使中国人的心灵在物欲中腐烂，从而忘却道德和良知，忘却“六四”之血的精神价值。阴险的中共官僚集团把两个最具社会能量的群体――商人和知识份子纳入官僚特权阶层的范畴，从而形成了由腐败的官权、肮脏的金钱和堕落的知识共同构成的政治黑手党。
政治改良需要以执政集团具有崇高的政治意志为基础。中共，这个犯有重重反人类罪行的政治黑手党，它尚存的唯一政治意志，就在于利用国家恐怖主义、谎言和利益收买，毫不妥协地维持极权专制。因为，唯有依靠专制的国家权力，中共官僚集团才能继续垄断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唯有躲藏在专制的国家权力之后，中共官僚集团才可能规避人民对其反人类罪行的大审判。
我们相信中共内部存在众多良知未泯的人士，但是，在政治大腐败的背景下，他们不足以形成政治改良的政治意志。中共官僚集团从整体上已经丧失了政治改良所必须的政治道德素质。这就是中国最重要的政治现实之一。中国或者同中共官僚集团一同腐烂下去，直至万劫不复之境；或者超越改良的幻想，以政治大革命，赢得自由民主的未来――中国有史以来面临的最冷峻的命运抉择就在于此。
长期以来，种种自以为是的庸人之见广泛流播，已成革命昂视阔步踏入现实的思想障碍。今日，且择其要者破除之。
其一曰，中共当局控制着强大的现代化军队，控制着强大的国家权力，垄断着中国一切政治资源，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因此，以结束中共专制为目标的革命根本就没有发生的可能，遑论成功。
持此类观点的人没有理解一个基本的事实：中共致命的危机并非来自物资力量的匮乏，而是源于精神和政治意志的腐烂。
人类的历史是由心灵，由意志走向现实物性世界的。人类历史本质上是心灵史，意志史。虽然在现实物性世界中，中共目前还表现出强势存在，但是，在心灵和意志范畴内，中共早已一败千里，溃不成军。“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和“六四”血案，使中共变成政治道德的破落户；苏东地区社会主义阵营颓然崩溃，又使中共变成思想理论的破落户。当今之中共既无能力重建政治道德，也无能力再创思想理论之基础，唯有靠“即得利益”来换取党的凝聚力。然而，当利益成为唯一的价值取向时，政治组织必然黑社会化。黑社会化的结果又必然是政治组织内部以私利为驱动力的组织帮派化，以及各帮派之间的权力和利益搏战。当今中共不断惩罚贪官，无非是在权力争夺中取得强势的帮派，对弱势帮派的清洗。从清洗的残酷性可以发现，黑手党化的中共内部权力和利益的争夺，正在血淋淋地撕裂中共自身。
通过以上讨论，可得出一个结论：中共已经是魂销魄散之党，而建立在私利基础上的党的统一性，正由于遍布党内各级组织的残酷的权力斗争趋向瓦解。因此，一旦出现重大社会事变，处于精神分裂和组织瓦解状态下的中共，很难有效地使用名义上被它掌握的军队和其他政治社会资源，来体现统一的政治意志。而丧失了统一意志的物质力量的强大，乃是泥足巨人。
否定革命可能性的第二种典型的庸人之见，可以如此表述：中共主导的经济改革使国民经济高速增长，而经济的高速增长，必然产生保障中共统治稳定的政治效应。
上述观点的致命错误在于，对中国现代经济性质缺乏基本了解。中共主导的经济改革造就的，并不是以公平竞争为原则的自由市场经济，而是“权贵市场经济”。“权贵市场经济”以腐败的专制官权为轴心，以权钱交易为动力，以堕落的知识界廉价的“合理性”论证为遮羞布。“权贵市场经济”的天性决定了，经济的发展必然要以权力腐败的深化，权贵阶层对人民和社会财富的疯狂攫取，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源的毁灭性破坏为补充。“权贵市场经济”已经成为社会不公正的根源之一。因此，经济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是社会矛盾的积累过程，而且经济发展的速度越快，社会矛盾积累的速度也就越快。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正预示着，社会大危机高速接近导致社会崩溃的临界点。
马克思曾从黑格尔那里抄来历史发展的宿命论，然后又以必然规律的名义，将宿命论植入共产党的社会发展观。如果真有宿命的话，“权贵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财富和权利的极度两极分化，便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宿命。而财富和权利两极分化的极端发展，又必然撕裂社会的稳定。在特定意义上，正是中共建立的“权贵市场经济”，在为否定中共暴政的社会大变革准备了充分的条件――黑手党化的中共乃是自己的掘墓人。
但是，革命的社会条件并不等于革命；革命的崛起除了社会条件之外，尚须具备政治条件，即革命党的横空出世。
没有民主革命的引导，一旦出现中共统治危机导致社会自然崩溃的现象，那对于中国将意味着社会的大动乱，民族的大分裂――中国将陷入前所未有的大灾难之中。唯有以宪政民主和联邦中国的理念为引导，通过民主大革命，中国才能踏过重重社会危机，艰难但成功地开拓民主建政的新纪元。
中国面临严峻的命运抉择。如果人民放弃革命的权利，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将失去美好的前途，并堕入万劫不复的社会悲剧；如果仁人志士放弃了组建民主革命党的努力，就等于放弃了革命。
五、革命党兴，共产党亡
中共暴政丧失了坚定的政治信念和具有逻辑说服力的理论，因此，在精神的领域内它已经失败了；中共暴政丧失了道德的感召力，全凭暴力、谎言和物欲利诱维持统治，因此，它执政的道德基础已经崩溃。但是，中共暴政却依然是一个如刑场般真实的存在――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何在？
历史的逻辑一再表明，即便是完全丧失了存在理由的宿命，如果没有受到另一种意志的强有力挑战，也会在历史运行的惯性中，继续保持其存在。尽管那是腐朽的存在。中共暴政面临的局面就是如此。没有强有力的政治意志和政治能量对其实施剧烈的震撼，中共暴政虽然尸居余气，却也要依恃历史运行的惯性，保持其现实存在性，并将中国拖入难以预测的大灾难的地狱。
革命党就是斩断历史惯性的锐利的政治意志；革命党就是以雷霆万钧之势，对中共暴政作最后震撼，并使之骤然崩塌的政治能量。革命党不起，共产党不销；革命党兴，共产党亡――这必将是历史的结论。
在现代之中国，应当如何理解革命党？
革命党的基本政治目标，就是通过全民的政治大革命，彻底否定中共极权专制，建立以主权在民原则为灵魂的现代宪政民主政治；彻底否定与极权专制意志一致的现行国家结构，组建联邦中国。
革命党运用革命的方式所要达到的基本政治目标，首先在于否定极权专制制度，实现宪政民主，而决不运用革命方式，谋求执掌国家权力――这是革命党为自己设定的首要的政治纪律。任何政党执政的权力，都必须在宪政民主政治制度建立之后，由全体公民通过公开、公正、自由的定期选举来决定。而革命党在宪政民主实现之后，重要的政治任务之一，便是使自己由革命党转化为按照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运作的议会。
与基本的政治目标相一致，革命党把彻底否定一切形式的国家恐怖主义和国家暴力，作为自己的重大政治职责。革命党将运用现代人类理性和良知允许的一切方式，发动民主革命。革命党不提倡暴力。但是，革命党确认，当公民的人权受到中共暴政的国家暴力侵犯时，公民有按照现代法治精神进行正当防卫的权利；当人民维护人权、抗争暴政的和平运动受到中共当局的国家暴力镇压的时刻，人民拥有起义的权利。革命党还确认，在民主革命与中共暴政进行政治决战的时刻，为防止中共当局聚集国家暴力，镇压民主革命，人民有权采用适当政治强制力，剥夺中共当局运用国家暴力镇压民主革命的能力。
要依据同人类历史上最成熟、最凶残、最狡诈的极权专制进行政治决战的要求，来构建革命党的组织结构。革命党的所有组织构建，都必须符合“迅速决策，果断行动，纪律严明，生存力顽强”的原则；都必须有利于高效地凝聚和发挥强大政治能量。
精神和意志是现实世界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因此，革命党在否定中共极权专制的革命过程中，将首先把精神和意志的领域作为战场，以具有创造性的有效方式，同中共暴政开展心战。心战的作战目标有三：1. 彻底摧毁中共军队、官员、员警、御用文人、奸商恶贾残存的专制意志，以及对专制政治生命力的信心；2. 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民主革命的大启蒙，让全体人民毫无疑义地明白，中共暴政是万恶之源，是人民苦难的根源，是社会不公正的根源；唯有全民的抗争和人民大起义――唯有民主革命，才能彻底否定中共暴政；3. 在全民范围内，特别是被中共暴政肆意摧残和践踏的农民、农民工、下岗工人、复员转业军人中，广泛传播宪政民主的理念，联邦中国的理念，使宪政民主和联邦中国，成为中国人民共同的政治理想。
可以预见，当民主革命在心战的战场上取得决定性胜利之时，她在现实中的凯旋就指日可待了。
中国大陆目前民怨沸腾，民怒冲天，民变烽起；中共暴政已是千夫所指，万人侧目。中共可悲地沦为政治黑手党，政治黑手党的天性就是践踏民权，掠取民财。所以，暴政之下，起自民间的维权抗暴活动，势将愈演愈烈，并成为一个时期内人民反抗暴政的主要形式。
革命党的最主要的作用之一，就是要通过自己的组织活动，使大量分散的人民维权抗暴活动，逐步形成互相配合、互相呼应、互相支持的具有统一政治意志的全民大抗争。
面对海外民运的颓势，一些没出息的“民运人士”不仅不思考如何重整征袍，再举义旗，反而满足于被称为“民运人士”的虚荣，并以不同方式散布“海外民运无用论”，为他们颓废的政治意志作合理性的诠释。今日，为创建革命党，不得不清除“海外民运无用论”。
海外民运对于中国大陆民主革命的兴起，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共暴政对人民实施员警和特务统治，建立了法西斯式的严格的社会监控体系。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党将自己的统率机构置于海外，可以确保革命党的统率机构不被中共摧毁，这对于革命党的持续存在和发展至关重要。
大陆内部的农民、农民工、复员转业军人、下岗工人和上访群体中，通过多年群体性维权抗暴活动，已经形成了准组织联系。各类群体中，也已经涌现出许多“天然”的领袖人物。这种情况是大陆发展革命党的组织基础。不过，大陆政治环境严酷，如果革命党在大陆各类群体，以及各地区间发生大规模的横向组织联系，则一处组织被中共秘密员警破获，就可能使革命党的整个组织网路都受到致命威胁。而由驻于海外的统率机构同大陆内各群体、各地区的革命党组织发生纵向联系，即便一处组织暴露，也不会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虞。
革命党的组织策略可表述如下：革命党创建在海外，统率机构在海外，大规模发展在国内 【至于在国内发展组织的有效的策略体系，属于革命党的最高思想秘密，不宜公开讨论】 ；国内各类群体、各地区的党组织之间不发生横向组织联系，唯有海外的统率机构同国内革命党各组织发生纵向联系；国内革命党各类群体和地区的组织之间的配合，不能通过横向的组织联络进行，而只通过由统率机构协调各项维护人权，争取民主的行动来实现。
海外民运另一重要作用表现在心战领域。在海外的各民主国家，革命党可以建立起直指中共暴政的安全的心战基地。精神和意志领域，是革命党选择的决战中共暴政的主要战场之一。
另外，在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民主运动的支持，为大陆革命党的运作筹措资金等诸多方面，海外民运也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
中国命运在召唤革命的同时，也在召唤革命党。革命党是革命之魂。唯有在革命党的引领之下，中国民主运动才能重返历史的中心。而组建民主革命党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重建中国民主运动的，特别是海外民运的道德形象。
多年来，狂悖荒谬的野心人格和诡诈百端的小政客心理，以及由此引发的民运内斗丑闻，早已撕碎了海外民运的道德形象。丧失了道德感召力的政治运动决不可能感动命运，并赢得光荣的未来。重建海外民运道德形象的关键之点，就在于重建海外民运的人格形象。
民主革命毫无疑问是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神圣事业，但是，民主革命党的中坚必须具备圣徒情怀，必须具有悲悯天下之心，必须愿把自己的生命作为祭品，献给中国的自由民主事业。历史是由人创造和书写的。庸人书写俗不可耐的、甚至卑鄙的历史；高贵的人格则创造高贵的历史。中国的前途端赖蕴涵不可抗拒的道德魅力的革命党；革命党的道德魅力首先取于革命党的领袖集团要由勇于献身的英雄人格，和悲悯天下、不谋私利的圣徒人格构成。
中共将政治变成血腥、肮脏的领域。但民主政治必须净洁。以高贵的政治道德净化政治――这是民主革命党必须承担的历史职责。
只因心灵已在物欲间腐烂，对于被称作中国人的茫茫人海而言，是否还有潜力创造出能驾驭命运的革命党，在今天已经成为问题。中国的前途，乃至人类的命运都在凝神屏息，等待着这个问题的答案。唯愿上天赐福中国，还能有中华好儿女，对此一问作出可以傲视千古的回答。
──原载《黄花岗》杂志。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