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30日讯】在纪念胡耀邦同志逝世90周年之前，我写了两篇文章，都是着重写耀邦担任中央领导职务以后的思想和贡献，没有写耀邦在“文革”前主政陕西时所进行的政治经济改革。当时，我以为：在耀邦90诞辰，陕西省免不了会有小型的纪念活动，应该让参与过耀邦在陕西“百日维新”的其他朋友去讲。不料，陕西省几个学术团体举行的座谈会遇到阻力，许多参与过耀邦“百日维新”的朋友没有发言和发表文章的机会。翻回来再看《百年潮》2005年第十期发表的《胡耀邦主政陕西纠“左”》那篇作为《胡耀邦传》一部分的文章，虽然作者煞费苦心和气力，文笔也不错，但是为了适应审查通过的要求，不得不缩小那一场政治、经济改革的范围和意义。
关于那一场政治经济改革的全过程，我在2001年曾经写了《胡耀邦主政陕西二百天》的长文，收入香港亚太国际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怀念耀邦第四册》。现在，简单讲一讲那一场改革的意义。
胡耀邦在陕西省进行的那一场改革，是他后来在全国进行“拔乱返正”和“改革开放”的雏形。
第一，两者均以解放思想和解放人为先导。
1965年1月18日，耀邦在中共陕西省委工作会议和大学师生、中学教师、新闻界、文艺界、军队、民主党派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后来又在陕南和关中西部各个地区发表讲话。这些讲话，第一条就是“解放思想”，同时提出“不强求统一”的要求。他说：“情况这样复杂，总的工作原则必须一致，方针政策上统一于《二十三条》，具体做法，允许各地、各单位参差不齐。”邓小平也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但是他又要求：“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同党中央完全保持一致”。可见，邓小平和胡耀邦提倡的“解放思想”是不完全一样的。
耀邦还把解放思想同解放人结合起来。他一到陕西就针对乱捕、乱斗、乱批判、乱处分的极左倾向，提出“捕人暂停”、“双开（既开除党籍又开除公职）暂停”、“面上夺权暂停”和“文艺批判、学术批判暂停”、“打击投机倒把暂停”，他又提出解放干部的“四条政策”，要求把社教运动以来处分过重和处分错了的干部和群众改正过来。1977年到1978年，耀邦在全国范围组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反对两个“双是”，平反“冤、假、错案”，同在陕西一样，仍然是把解放思想解放人结合起来的。
第二，缓和以至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
1965年1月耀邦在陕西的多次讲话中都讲到“对阶级斗争形势，要进行具体分析，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有多少说多少。”1965年2月，耀邦从陕西安康地区发出的《电话通讯》中，提出“摆正革命与生产的关系，把生产摆在首要地位》。1978年，邓小平和胡耀邦提出“废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把党和国家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同耀邦1965年在陕西提出的观点，一脉相承。
第三，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蜕化变质、做官当老爷”和不反群众。
耀邦在陕西时，不能不讲“重点是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他给“走资本主义道路”下了一个定义，就是“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蜕化变质、做官当老爷”；同时提出“不反社员，不反工人，不反学生，不反一般干部”，和“不查一般阶级成分，不查一般男女关系，不查一般工作作风，不查农民中的集体瞒产私分和小偷小摸，不查市场上的小额交易”。这样就把斗争矛头指向领导干部中的贪污腐化和官僚特权分子，既不反领导干部中的所谓“修正主义路线”，又不反普通老百姓。后来，耀邦在领导全国整党时，着重整顿党内以权谋私和贪污腐化的不正之风，不搞“清除精神污染”，不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同他在陕西实行的政策，如出一辙。
第四，耀邦在陕西提出的“党组织能否听坏话、反对的话，就是民主能不能过得硬的标志。”“要树立这样一个榜样，对于敢讲反面意见的加以奖励。”耀邦反对“到处搞隔离”，要求“现在集中训练的人，不要虐待他们，不要搞监视，不要当犯人对待。”“严禁打人，严防逼供信，也不能用简单精暴的做法和其他形式的体罚。”耀邦主张用“正面教育和自由讨论”来代替文艺批判和学术批判。这些思想和政策，后来发展成为在全国范围倡导言论自由、人身自由、创作自由、学术自由、讨论自由、批评与反批评自由的政策。
第五，耀邦在陕西提倡“政令公开”，反对神秘化。这比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公开性”要早十年。
第六，耀邦在陕西提倡“一手抓粮食，一手抓林、牧、副、渔等多种经营”，提倡修建山区道路，“允许短途运输”，“活跃集市贸易”，“发展乡镇工业”。80年代，他在中共中央主持制定五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档，提出改变农村产业结构，解决农副产品流通问题。两相比较，前者是后者的萌芽和试验。
胡耀邦在陕西省所进行的改革，并不是孤立的。他受到全省人民和干部、知识份子的拥护，也得到叶剑英、张爱萍、罗瑞卿、余秋里的支持和邓小平的保护。所以，正确评价胡耀邦在陕西所进行的政治、经济改革不仅可以说明胡耀邦思想发展的源流和脉络，也可以说明，在毛泽东制造的极左思想思潮甚嚣尘上的时候，叶剑英、邓小平、张爱萍、罗瑞卿、余秋里等领导人是持有不同意见的。不仅对胡耀邦的思想和作为应该进行从地方到中央的全面评价。对于赵紫阳、万里、习仲勋等领导人，也应该作这样的全面评价。他们在地方工作和中央工作中，都有创造性的思维和贡献。改革开放并不是“总设计师”一人设计出来的；相反，“总设计师”还压抑了胡、赵、万、习等在第一线工作的领导人的不少正确的思想和行动。
转自《民主论坛》(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