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8日讯】在新世纪整顿阵脚喧嚣前行的时刻，刘宾雁先生不幸因病逝世，标志了一种时代精神和一种特定人格向中文世界的告别，格外令人神伤，也格外令人追思向往。
美国哈佛大学柯文教授在他三十多年前研究王韬的经典著作中曾经这样评价这位晚清新闻界先驱：“他除了喜欢冒险和对所有人和一切主题都感兴趣外，还具有报业人员的典型素质──既有理想主义又有怀疑主义、既有革新精神又有精明的商业头脑。”我和刘宾雁先生接触有限，难以判断他的商业头脑是否精明，但他人生中历数十载而不变的理想主义、怀疑主义和革新精神，他对所有人和一切主题都怀有的深刻的探究兴趣，则在在体现于他孜孜不倦的思考与写作中，使后生如我者受益匪浅而难以忘怀。
刘宾雁先生一生中最为令人惊叹的是，他倾心相与的读者从来都是植根于中国大陆的基层群众，可是他和这些读者声气相通的年月却由于政治迫害，局限在极为有限的时段中。就是在这些有限时段里，他的思考和笔墨远远走在了大多数国人之先，在人心浮躁尚不明所往的时机，他的作品最早为亿万人道出了他们心中已有但笔下尚无的关键性问题。《本报内部消息》和《在桥梁工地上》是如此，《人妖之间》、《艰难的起飞》还有《第二种忠诚》等等同样如此。
网络上有刘宾雁先生自传摘抄，读一读他对八十年代写作经历的夫子自道，那里绝对没有自满和炫耀。相反，文中充满的是“欲奋蹄”的激情，是按捺不住的急切，希望能找到可行的方式和渠道，能为具体而活生生的人民提供帮助，并能由此为民族开辟出复兴向上之路。正是这种源于内心的理想主义精神，使他的报告文学创作从来不是将目标设在仅仅“为历史留下记录”上面。也因此，我们恐怕并不能仅仅用“说真话”和“反映真实”一类的赞词来概括他的文字生涯。用张朗朗的话来说，刘宾雁先生的理想主义和革新精神是生命萌发期种下的“牛痘”，那痕迹永远抹不掉。用手中的笔和自己的写作来干涉生活、参与现实、建设未来，始终是他燃烧般文字的精神火种，也是他毕生写作的根本特征。他的文章因此得以走在时代之前，发掘时症根源，激励社会人文精神的底蕴，并造成巨大反响。
到了写作这样的回忆时，他当然已经失去了八十年代初曾拥有过的直接参与的机会和可能，于是，我们可以同时读出他急切之情后面的一丝不安。但这里绝没有“心理面子”的问题，有的只是不甘认输。他确实也在回忆中提到那些曾经向他寻求帮助而他未能施以援手的人们，他对这些人大方而坦率地表达了歉疚。他的诚恳携带着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坦然，使人难以将其与坊间流行的“忏悔”写作相提并论。原因就在于，他并不是在怀旧。他的目光永远指向“将来”，始终在考虑自己还能做什么，还可以怎样做。很多人提到他见到国内来人时总会不停提问的情形，我本人也曾有机会见证，在他两次癌症手术之间，我们去看望时，他仍然保持着智识的机敏，向来客询问有关中国现状的各种问题。同样的，从朱洪夫人在刘宾雁先生弥留之际所做的访谈可以得知，一直到生命的最后时日，他仍孜孜于收集各种资料，为更多的计划做着准备。这样精神不老的大脑，他该有多少尚未完成的课题仍在探究过程中啊！不难想见，回忆文字里流露出的急切和不安，面对的是生命可能要终结的现实，是他在承认这个现实的同时，拒绝放弃抗争也拒绝与命运妥协的性格反映。
刘宾雁先生的理想主义和革新精神，突出表现在他对独立思考的崇尚和坚持。他身上理想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凝聚，代表着他那一代人智性的高峰。我们在海外的流亡者，大多数都会承认他在面对中共当局时的尖锐锋利，为民伸张时的不遗余力，以及疾恶如仇的不妥协。比较容易忽略的，是他流亡海外近二十年中的思路历程。我以为，正是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他为自己的理想主义和怀疑主义注入了更丰富的内涵。
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刘宾雁先生仍密切关注拉丁美洲的发展，其中原因，可以从他讨论阿根廷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文章中略窥端倪。他反复质疑的，不仅是民族发展的道路，而且是他自己从早年就笃信不疑的社会正义原则和理想：偏向资本而压制劳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道路，真的是第三世界国家摆脱贫困的福音吗？如果我们坚定地支持劳工权益，是不是也必须要同时拷问我们自己对待资本的态度呢？与此类似，他一方面坚决反对中共镇压民主运动、反对当局政治上独裁专制经济上压榨贪腐，并坚决支持底层要求社会正义的抗争；另一方面，他又不赞成对中国革命的历史一笔抹杀，在周围多半是全然否定中共不加区别地支持白宫的氛围里，坦诚地摆出疑问，探讨应当如何看待1949年以后的中国，如何看待在中共虚伪和罪恶统治的同时，人民群众生活中（包括政治生活中）曾经因中共意识形态需求而获得的某些进步，也探讨美国制度中的优越之处和美国具体政策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陷阱。他的坦率，他的开放，他对自己早年理想具有深刻怀疑精神的坚守，在在表现出人格和智性的高贵，也是对我们的警醒，告诫我们不要将自以为是者推向极端，不要以己之是轻易断定他人之非，更不要在这样断定他人一点之非的基础上全盘抹杀他人的所有观点和全部人格。
王丹在前不久洛杉矶举行的一次文学讲座上，曾经提到雨果的《九三年》，借以表达对超越政见的人性完美的追求。刘宾雁先生的人生恰恰为我们揭示了，人格与智性的高贵，有可能超越具体观点立场的不同。中国大陆文化中对这种超越性高贵的尊重，已失落多年，如今政治压迫和市场扩张的社会环境，更为培育新一代人的高贵品格增加了难度。每个人或与刘宾雁先生有不同意见，刘宾雁先生作品中也或曾有细节的出入，但正如鲁迅所说，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再完美的苍蝇也不过是苍蝇。刘宾雁先生已经以他大写的人格形象为自己在历史上留下了清晰的印迹，我们能否同样清晰地认识到他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呢？
在我识字伊始的年代，刘宾雁先生已被打入“右派”另册。所幸我父母收藏甚广，又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居然让我有机会看到不少右派作品，其中就有他那两篇当年的成名致祸之作。七十年代末《人妖之间》发表时，我刚刚从外地调回北京，激动不已的阅读之后，还曾在新街口礼堂听过他的演讲，当时听众热烈反响的景象，至今记忆犹新。此后每逢有他的作品问世，全家人也必定都是个个争抢，先睹为快。还记得1987年他被开除出党时，愤愤不平怅然若失之感，是北京朋友们的共同反应。
不过，真正和刘宾雁先生见面，是在1990年流亡洛杉矶之后。当时他是《新闻自由导报》新建理事会的理事长，我因就在本地，又有那时一些积极支持民运的留学生推荐，得以忝列其间。当时同列理事会的记得还有方励之先生，管惟言先生，陆铿先生等人，他们和刘宾雁先生一样，并不住在洛杉矶，可是都非常认真地介入一应事务，不到一年时间，已来回数次，也使我有机会与这些极可尊敬的前辈们合作。不料后来发生意见冲突，理事会人事大规模变动，以往的合作也告一段落，竟至将近十年没有再见过面，也成为当时我心中对于刘宾雁先生持久难去的歉疚。略可安慰的，是曾有机会在他病中探望，终于表达了晚辈的一点心意。
如今先生已去，谨以此文告慰。愿刘宾雁先生正气长存，愿他理想与怀疑并重的精神与我们同在，也愿他在天之灵继续守望我们追求正义追求革旧鼎新的不懈努力。
2005年12月6日凌晨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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