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13日讯】“一个人的真正价值首先取决于他在何种程度上和什么意义上把自己解放出来”。──—爱因斯坦
个人权利作为人的社会评价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中常常被蓄意误读为生物学前提下的生存权，能否‘确保活命’成为中国人普遍的价值诉求和政权博弈中屡试不爽的道义符号，谁‘养活’了中国人往往被寄生集团颠倒主客关系、盗用法理资源以彰显统治正确的说词。由此生成的专权文化暴力不断挤压，导致在中国做人的风险成本一路飙升并最终引发人们普遍奉行阴阳道术和功法修炼以回避现世重轭、抵消生命创造欲求造成的心理困境，从而内化为牧民和防民的社会统摄与管理路径，让体制依附和权力影像始终纠结在中国人的公共生活形态之中，把服从国家和效忠权力视为当然的社会义务。正因为如此，蔑视思想和践踏自由、否认个人自决权成为中国社会民众集体无意识的本能，最终导致人们的价值判断不是基于法理原则和程式正义，而是看其在权争角力中较量的结果，意志和力量崇拜合成出特别适于养育权力霸道和权力臣服的政治伦理，也成为专权者借民族素质问题拒斥普世价值和人民自决的阴谋和托辞，让‘国家正确’泛化成人们无须证伪的假命题。
曾几何时，只要是秉承国家意志，无论其表述清晰与否，真理抑或谬误，只要目标明确，其所具有的崇高感都能激发出众多圣徒般的殉道精神和冒死效忠的勇气。伴随着众多扣人心弦的信念和理想，政治光荣的冲动即便是在传统乡俗和血缘结构的熟人与亲情社会中也可以肆无忌惮地从事骨肉相煎、构陷坑害的残酷游戏，致使‘人民’被政治朝圣的迷狂一次次分化组合为只有政治评判正确与否的不真实符号，造成社会整体碎片化为互不关涉、相互排斥的沙化无粘合力的国家组织细胞。如此则生存资源、信仰取向在一次次社会性政治经济文化的改造运动中单级流向国家，落入无主体归宿的‘公家人’建构的权力体系之中，成为权力持有人撑控民心、建构法统和道统的刚性硬器，国家便理所当然领受了仲裁信仰价值、发放活命资源、‘供养’人民的雇主和终极裁判，进而构筑起超强严密的资源分配格局和社会动员体制，把人简约化为唯国家马首是瞻，并着力于培养人勤劳、奉献、毫不利已专门利‘国’以及以国家名义圈定划界的爱恨情仇等政治品质，将人的价值虚设为国家兴衰荣辱的力量符号。于是，劳动模范、雷锋精神、舍小家保大家；刘英俊、蔡永祥、赖宁等一批批虚假莫辨的英雄烈士被制造出来并薪火不断谬种流传；没有国哪有家、没有家哪有我，将活生生的个人剥皮抽筋层层消解灭失在国家主题宏大叙事的伟大光荣正确之中；于是，凡举国家民族‘利益’，一段朽木、一根稻草、乃至一种想法都能激发出善恶不辨、从者如流的精神与行为冒险并被名其为‘神圣不可侵犯’，这样才有潘冬子挥刀杀人、喜儿撕裂亲子的血腥恐怖的暴力美学吸引眼球并合成出国人偏好残忍娱悦的趣味；小铁锤、王二小、刘文学……仇恨意识形态主导的攻心术不断教唆和驱策，将人性扭曲变异为人鬼不分、狼性大发、怨恨弥弥的‘主旋律’，使得政治性臆想所向披靡将人们导向集体无意识、无动机杀人与自宫的妄念之中。
鉴于此，本应安居乐业的人民被绑定在国家的各种需要和理想之中开始了与天斗、与地斗和与人斗的集体主义大会战；人民战争、：超英赶美、改天换地、阶级斗争、保家卫国跨世纪工程……。凡举国家冠名领袖首肯，即便是阴谋诡计、胡作非为的谵妄之举，也定是吆喝奉承、欢声雷动一团活气，并催发出众多赴汤蹈火舍身忘死、堵枪眼当炮灰的壮士烈女。这时候，国家意志已然结构成人们普遍奉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作为个人的社会存在已不具有意义，国家圈定的‘我们’（札米亚京式）成为个人赖以存活的唯一依靠，于是，‘我们’集体步调一致、言谈举止喜怒哀乐、同呼吸共命运、国家兴衰荣辱成为‘我们’命运际遇的唯一确认实体，个人的生存状态、尊严和自决权被纳入国家计划并定期定量按指标分发，‘人口’而不是具体的个人成为权力中枢施政和决策的重要关系项，能否维持生计和保障社会稳定，并消解权力颠覆成为政策制定和运作的首选方案。然而，仅止于活命诉求的制度安排和执政理念由于受制于资源有限供给的硬约束，当创生系统能力萎缩而不能按序列进行有效分配时，其疏导社会怨怒的策略便是：除却不断加强社会等级序列和体制依附，淡化民间权利意识并着力于资讯的过虑性供给，让民间尽量离散化、扁平化，碎裂成各人自保、无心他顾从而难于形成组织化、集团化的体制外游说和议价力量外；再依此路径将个人权利逐出国家视野而让其仅存劳动力价值，从而培育出一种‘残忍待人’的社会意识，如此一来，无论上达国家元首、地方诸侯，下至底层草民，只要是被权力讨厌并淘汰而成‘无用’的人，纵然权倾朝野、位尊德馨的人间翘楚，其命运都只能是卑躬屈膝、生死不保、惶惶若丧家之犬，任何维权抗争的努力都只能是一卯击石自取灭亡。所以，‘人民’作为一个分散而又缺乏阶级认同和国家身份的群体，历来都只能作为离乱治平中改造换代和体制维持的‘物力’供给者而有条件地被看顾和使用，在国家权力结构中只有‘劳动力’的用处而被边缘化，“人”的意义在国家意志中没有认识价值而只有可用的功能，所以，农民抑或工人乃至知识份子作为阶级除却政治上需要时被策略性赋予其某种临时性‘身份’之外，权力集团总是致力于让其分化而成不了阶级。
然而，随着后毛泽东时代大国寡民荣誉性玄想和意识形态‘乌托邦’的破产，国家同盟的神话被改革开放的实利交易全方位渗透瓦解，并腐化蜕变为掠民掘利的赋敛集团，最终造成其权威性应付阙如，而乡土中国赓续的古老文明中所有积极因数和内在节律被几近根绝，民间社会自发形成的社团（如绅商行帮宗法等）约束机制和本土文化资源中善恶因果禁忌也被彻底从内心放逐。唯物主义和渎神教化滋养成的虚妄一旦直面无所依皈、家园荒芜的精神场域，长期性政治图谋煽情制售的斗争哲学和意识形态主导的仇恨教育、以及不宽容的原教旨主义思想转基因式的精神重构必然演变为无所禁忌的胡作非为和蛮不讲理的实利争夺、，这不仅扭曲畸变了本该健康的人性，也严重败坏并恶质化本土文化积淀的原生伦理和人情生态，使得国人在门洞开启，争眼看世界的同时仅止于诅咒谎言和对权力阴谋的控诉，却始终无法超越个人冤情直抵制度和人性原罪进行‘我也不例外’的忏悔式反思与内审，从而导致社会集体作恶因人数众多而淡出个人行为，在功能上消解了人的罪孽感，从而虚化人们的道德反省能力。正是因为如此历久的肉体恐怖和精神异化反复配置，用虚假信念和制度谎言胁迫编制的约束网路一旦失效，报复性反诉必然将政治迷狂蕴积的压抑和偏执导向弃置真信的破坏性妄想和纵欲主义的渲泄。‘我不相信’告别理想的现世狂欢从此一路攻伐将数十年虚置的‘光荣与梦想’辗碎分解，圣像破坏伴随着无节制泄愤为利益崇拜和贪婪成性预留出广阔的心理空间。
从此，国人不再作形而上的精神叩问，沉沦在实物期待和各种形而下的得失计较中透支作为人的全部智力和体能，蔑视信仰和践踏思想使人的处境关怀仅限于当下的利害盘算而走不出机会主义所设置的各种生存误区。朝野之间处心积虑的拜物迷狂不仅消蚀着人性中本应有的神采，也突显出‘美丽新时代’解构主义甚嚣尘上的浅薄、粗暴和势利，虚设的假像和专制谎言不断强化的升平世道将人心引向‘动物农庄’的口福之欲（奥威尔式）反复体验无思无念的身体快乐，将人本应该持守的尊严和信仰价值消解在无法突围的原欲性生存博弈之中，没有热情、没有超越性的精神远游和生命沉醉的大悲和大喜，活着，显示出的全部意义便只有现世逐利争名的挣扎和心力内耗，污淖悲辛的红尘情事不断合成出弥漫于人境的盲目和偏执，相互歧视、孤芳自赏、社会性等级壁垒层层剥蚀将人性中所有的惰性和恶质充分启动。所以，当人心的隔膜和敌意结构成一种普遍的社会意识并主宰着人们的行为时，那种信仰文化相互影响而结成的和谐社会伦理赖以存在的道德基础便被没有人情味、缺乏关怀和内心体恤的排斥化‘智力和体力交易市场’所取代。如此则所有人的日常行为都不是基于爱和道义自觉的善举，而是出自个人利益得失的打算；如此则面包师、三陪小姐、政客期许乃至制度安排和文化宣传都具有收益预期的策略性精神与物质‘放贷之嫌’，人与人之间的分化组合、即使是慈善的救助募捐、赈济义举都是基于人们利益预期的隐蔽或显性化市场行为，正如亚当•斯密所注意到的：“每个人都只盘算着自己的利益，但在这种场合下始终受一只看不见的手（市场）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他们并非本意要达到的目的”。在实物理性的驱使和胁迫下，根源于人的处境焦虑和现实缺陷的宗教和哲学冥思纷纷退场；田园牧歌、抒情浪漫的人间情事；滚滚红尘中彻骨的离合悲欢、恩怨情仇以及祸福荣辱都可以质换成有形可依的货币抚慰给予人以精神与肉体的拯救，‘唯物主义’和货币崇拜被植入人的精
神并结构成判断人生尊卑荣辱的普适性社会理性，成为人们抵制现实虚无和荒谬感，消解苦难和规避命运顿挫的唯一屏障。没有目的；没有值得认真确证的答案；没有对真理和正义受难的内心疼痛和焦虑；甚至没有清晰而需要持守的权利和义务边界，‘人人为我’成为‘我为人人’的必要前置，集体行动分化简约为个人利害的有效选择，人人都成为历史的旁观者而置现实恶浊为与己无关，从而将个人的不作为虚化成超然事外的冷酷和麻木，明哲保身、世故老滑的生存哲学把心魂结茧硬化成能抗拒各种人间悲情和世道阴暗的防火墙……。
有了这种务实理性垫底，个人或集团交易都只看到人作为劳动力资源供给所能产生的经济收益，而单边主义的权势资本垄断的交易由于劳方处于绝对下位而彻底丧失议价和博弈的条件从而只能服从和认命，致使资本与权力合谋共犯对劳动者剩余价值的榨取由于有权力‘保驾护航’从而淡出个人作恶的内疚和罪孽感的同时，还享有自由市场资本不可企及的政治与法理优势，这也是中国血酬政治连绵不绝；血汗资本长盛不衰的社会根源。正是这种仅限于‘人力使用价值’对于社会的意义确证，使得中国社会血汗工厂、无保障劳动、童工使用层出不穷，人力资源的无限供给在不断剥蚀劳动者尊严和社会价值的同时，也使中国人的生存质量一路走低。奴隶化管制和降低劳动成本不仅成为中土资本内部整改和效率盘算的常识理性，也作为优化投资环境、吸引内外资本合谋盘剥本土人力资源的政策获得‘行政许可’。建基于权力资本形成的胁迫型经济最大的特点在于劳方之间只能临时性地为自已能活着而与人合作，并集体养成讨好主子、相互排斥和贬损的内耗性‘阶级意识’，从而无法树立起共同维护劳动力本身价值的尊严和自信心，由于无自主选择和预留利益空间过于狭窄，导致劳动者之间对他人的死灭显示出无情的冷漠和起码的悲悯，最终内在地瓦解其结盟反抗压迫者的冲动。由此而生成的公共权力在功能上当然不可能是法理文明所定义的服务型管理，而是出自收割民利目的的圈地牧养、择其效用而定生死的制御术。
正因为如此，根源于权力来源非法和不当得利的政治组织除却倚重暴力看守之外，权争内耗的恐慌总是迫使‘侥幸拥有者’在比较优势中趋利避害、结成利益同盟，共同防守‘外人’介入分赃从而把持发牌权，而‘公共地带’由于无明确权利主体和制度看守虚置化又使得社会资源和国家构成元素‘人民’都异化为不真实，从而有效降低了分利集团中知情人集体分赃抑或各自掠夺的机会成本以及集体作恶、问责无主的权力腐败和体制压迫，如此道统和法统中合力构筑的权力防御体系，无路可逃的个人何以求诉权利并活出意义来呢？至此，势单力薄的个人基于生存理性便不得以主动或被动地捐身成为公家人和公家奴，从而获得体制授权并参与逐利分红。如此不断恶劣的生存环境不仅使社会文明指数每况愈下，民间利益纷争造成的骨肉相剪和庙堂内讧代代相传所产生的示范效应同向彰显，使得朝野合力互动演绎出国人无数道德沦丧、天怒人怨的现实活剧：并将其放大为整个民族相互敌视、互为寇仇的内耗和自残，至此，纵然噬血者寒光四射的刀锋上冒着热气的血腥也激发不出对生命戕害的星点怜悯，只留下引颈围观的冷眼和面无表情的死象。所以,鲁迅先生说：“我总以为自己所住的并非人间”；所以，亚理斯多德说：“人类一旦不讲道德，人间就成为地狱”。
基于这种现实，人被异化为经济伦理和政治统合霸权中的符号系统，其意义仅止于可用或有使用价值而被肯定，人和劳动力之间完全剥离，人的认识价值被挤出而仅存劳动的效率预期得到评价，其社会学价值于无处不在的专制力学语境中成为各种利益群体和政团寡头争锋中任意盗用的临时性资源，个人的能量被政治和商业机会主义者以权利和实物贿买的方式导向生物学的场域，原欲被传媒煽风点火挥发为拜物教的抒情状态，成为人们普遍奉行的当然性的生活方式，分析理性，信仰归宿、以及道德操守被彻底放逐并成为市井讥刺挖苦的愚顽和刻板，如此则寡廉鲜耻、背信弃义、社会“利必多”（佛洛伊德）被无限放大并受到无原则地宽囿和赞赏，成为所有社会成员集体或个人破坏公法、僭越伦常的“理论根据”。至此，声色犬马、感觉主义、身体幸福、超前消费和命运透支成为时尚；上至权力高端，下至黎民百姓，吃喝嫖赌、坑蒙拐骗无所顾忌；藏垢纳污黑白合流批发廉售出无穷的‘空心人’。文化学上的犬儒主义与权力系统的装腔作势将社会意识导向无原则、无正经的末世狂欢和颓废主义陷阱，不仅败坏了社会关系赖以存在的道德与信用基础，还让屡试不爽的利益拼抢不断强化着人们对体制力量的迷信和崇拜，从而为政治强人和专制新宠的轮番作践准备了剪除不尽的人力与精神资源。
二00四年十二月完稿于麻园(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