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24日讯】7 饿罪难挨
一九五九年二月，钢铁师‘班师’回营。不计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好歹也还是炼出了钢铁，至于炼出多少，领导人语焉不详，大众又无法过问，好在有毛主席‘成积九个指头，缺点一个指头’的最终定论，就不必计较了。一月初，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电称：一九五八年全国钢产量‘跃升’为一千零七十万吨，比一九五七年翻了一番。不管如何，这个数字起码符合‘大跃进’精神，皆大欢喜。我私下想，这一千多万吨钢，不知包不包括钢铁师三团小平炉炼出的那块低炭钢﹖那是技术员小祁鉴定的，锻成一把斧头一把镰刀之后，由我亲自送到省政府大院‘钢铁师成果展览会’上。
今年躬逢建国十周年，又兼大跃进热浪滚滚，各行各业，早早就定下了‘国庆献礼的计划’。我回到原机关，领导已经按照中央文化部下达的指标，规划全省文化工作的发展任务。我不过是一颗小小棋子，让你过河，只能‘勇往直前’，没有退路。
我见到‘指标’中有一项‘大搞民歌运动’的任务，提出‘人人大唱民歌，村村出个郭沫若’，并且规定‘全年每人要完成民歌五百首的写作任务’。‘村村出个郭沫若’，那是农村的事，与我关系不大。郭沫若是大诗人，家喻户晓。去年‘六一儿童节’，人民日报发表了郭老的一首诗《答小朋友问》，诗云：‘郭老不算老，诗多好的少。大家齐努力，学习毛主席。’有人说，写诗贵在真情实感，郭老这首诗可贵之处，就是说了大白话。‘人人大唱民歌’，对我来说，不算太难。小时候背诵过唐诗三百首，两年前，我还在古籍书店买了一部清代湘军首领曾国藩编纂的《十八家诗抄》，多少背下一些，早年还曾听过《粱山伯与祝英台》一类民间说唱，鲜活的民间语言令我折服。但是，要‘完成民歌五百首的写作任务’，我就觉得太难了。我一家四口，妻子原先是学舞蹈的，儿子三岁半，女儿半周岁，都不会‘唱民歌’，分派到我这个小家庭的任务，是两千首民歌，全落在我一人身上，我就算不吃不睡，恐怕也无法完成任务。
正式派给我的工作，是让我主持编选一部《广东民间故事选》。我拟定了一份工作计划，要求拨给一笔经费，设置了一间办公室。然后公开向全省征稿，同时要求全省各县（市）文化馆，凡是有条件的，都要选编当地流传较广的民间传说、故事，可以选编一辑，也可多辑。呈报省委宣传部，邀请各大学文学院（系）有关的民间文学教授，成立《广东民间故事选》编选委员会。有关的领导人和有名的大学教授，少不了在委员会里挂个名，实际干工作的，是我和几位大学的青年教师。
工作起步不久，就遇上东江发大水，惠州地区的潼湖一带，受灾比较严重。省委第一书记陶铸指示：当前的中心工作是抗洪救灾。结合批判罗翼群的‘农民饿死边缘论’，继续大鼓干劲，力争上游，大干社会主义，以空前的优异成积，迎接建国十周年。
抗灾是‘中心’，其它的工作自然是‘边缘’。‘中心’可以冲击‘边缘’，‘边缘’不能干扰‘中心’，这是人人必须遵守的政治原则。全国政协委员、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广东省副主委罗翼群，在一次民主党派人士座谈会上，当面提请陶书记了解一下，公共食堂是不是有浪费粮食的情况。他恳切又严肃地说：‘照目前这样吃法，不出三月，恐怕就把粮食吃光，农民怕要饿肚子。’谁料陶书记大动肝火，认为罗老先生故意‘干扰中心’，必须发动全省各界，大加批判。这时，全省以抗灾为中心，还要结合批判罗翼群。
抗着批着，到了五月初，机关食堂突然宣布‘恢复正常供应’，并按月发给菜牌，凭菜牌领取饭菜。我开头并不在意。因为在机关食堂搭食，从来没有出现过什么麻烦。华南歌舞团的食堂办得相当出色，五八年我下放去连山上草以前，除正常供应外，再花一块钱，可以加个‘和菜’（一盘猪排或牛排、一盘清蒸鲩鱼、一盘炒杂烩），临时有客人在家吃饭，向食堂要个‘和菜’就解决问题，非常方便。现在‘恢复正常供应’，‘和菜’取消了。我很快发现，‘正常供应’的饭菜，日益‘不正常’。饭量不足，菜色也差。不到一个月，饭里的水分加大了，菜里的鱼、肉减少了，经常是水泡饭和水煮蕹菜。
有一天，我用一斤粮票买回五个馒头，作为全家人的早餐。我拿起一个馒头咬了一口，发现里面藏着两只蟑螂腿，只好喝了一杯开水就去上班。我非常担心，这样下去，我那才三岁的儿子和不满周岁的女儿可怎么办！很快，担心就变成恐慌。我后悔离开上草村，不然的话，我可以在‘桃花源’里养鸡种菜，起码孩子不至于挨饿。
挨饿的记忆，如同刀砍斧劈，永远不会消除。一九四三年，韩江三角洲发生春旱，到了夏天就酿成饥荒。我的奶奶是个乡下妇女，饥荒一开始，她就嘱咐全家人，见到龙眼核荔枝核，都要拾回来，浸泡在缶罐里。到了最艰难的时候，她就向我的母亲传授了渡过难关的秘诀。母亲推石磨，奶奶一勺一勺喂料，把浸泡着的几罐荔枝核龙眼核，全都磨成浆。沉淀后，就成为暗红色的淀粉，奶奶又羼了一些木薯粉，放一点土红糖，和母亲一起，制作出当时独一无二、空前绝后的糕点。我吃在嘴里，有点甜味，又黏又腻，半天咽不下去。奶奶怕我噎着，一边替我搓背脊，一边老泪纵横地说：‘奶奶知道这龙眼核糕不好吃，不吃又躲不过，老天爷要收人命啊！’
两个不识字的乡下妇女，在饥荒年月，为了全家人能够活命，殚精极虑，把平常视为废物的东西都利用了。而我，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知识份子，在突如其来的饥饿袭击下，竟然束手无策，眼看着自己的妻子，日渐消瘦，一双年幼儿女，争吃母乳，哀叫之声，令人心碎。
到了这种时候，就顾不得其他了。我的工资是九十二元五角，妻子的工资是六十三元五角，付给保姆的工资是二十八元，剩下一百二十八元，就是大小五口的伙食费和日用品费，平均每人只有二十五元六角。当时的食品和日用品，全部限量配给，例如火柴、洗衣皂、卫生纸，每月供应一次，每次都要在户口簿上，盖上印章，不得重买。粮食定量，也明写在户口簿上，到指定的食品店购买食品，都要在户口簿上一一登记，不得多购。中秋节前后，国营食品店有一种‘高级饼’，可以不限量供应。我知道消息，急忙前去购买。所谓‘高级饼’，外形与普通月饼无异，但内里乾坤却无法捉摸。听说用蕃薯渣作皮，蕃薯泥加糖作馅，不需粮票，一饼一元，任买无忌。不过，我还是顾忌重重。我和妻子的工资，倾囊而出，最多也只能买一百二十几个‘高级饼’，每人每天还摊不到一个饼，我如何下得了手﹖
我只有‘自力更生’。在窗户外面墙脚搭起两个竹笼，一个养鸡，一个养兔，半年后就有鸡和蛋可以救济。我还在大院里一小块空地上，翻土施肥，点豆栽瓜，三个月以后，就开始有蔬菜可以收获。最有趣的是，中秋节每户可以买一只鸭。妻子高兴地把一只活鸭子买了回来，我一看是一只不满一斤重的麻花小母鸭，宰了太可惜，不如放到小水塘里去养，将来养大了养肥了再说。我户外的这个小水塘，据说当年曾经是苏东坡的洗砚池。如今水面上长满了水浮莲和浮萍，四周石壁缝隙还有小螺小虾，小母鸭放到水塘去，饲料充足，环境适宜，三个月后，丑小鸭没有变成天鹅，却变成一只羽毛亮丽，体态丰腴的大母鸭。出乎意外的是，大母鸭白天在水塘里吃喝玩乐，傍晚就自动回窝，第二天早晨，呱呱呱地叫了几声，又自动下水塘去了。我出门一看，哈哈，窝里留下一个大鸭蛋。妻子每天一早就去捡鸭蛋，一连捡了八十多个，全家有蛋吃，还增添一些乐趣。
不幸，我的种种努力，暂时可以抵挡饥饿的袭击，却经不住小女儿突然害病的沉重打击。八月中旬的一个深夜，刚满周岁的小女儿，在睡梦中突然全身抽搐。听到保姆喊叫，我和妻子急忙起身。看到小女儿手脚抽筋，小嘴歪斜，眼皮跳动，小小的身躯都弯曲僵硬了。我没有救急的常识，脑子里第一个反应是，赶快上医院。我立即抱起小女儿往外走，妻子紧跟着，在灯光昏暗的大马路急走了约二十多分钟，直接冲进市儿童医院急诊室。我把刚才的情形告诉了值班的女医生，妻子连忙从我手里接过孩子，我才发现孩子的脸色苍白，四肢柔软，沉沉昏睡。医生倒是不慌不忙，照常规给孩子探热、把脉，看看瞳孔，捏一捏小手小脚。然后对妻子说，孩子不发烧，脉搏也正常，没什么事。开些药片，再有不舒服，研碎一颗药片，用冷水吞服，让孩子多睡觉。
听医生说‘没什么事’，我很不高兴。我无端端深更半夜抱着孩子到医院里来玩的﹖孩子刚才全身抽搐十分吓人，我跑了二十分钟大马路急忙上医院，现在却说‘没什么事’！我想把孩子刚才发病的情形再重复一遍，又想医生不是聋子，说了也是白说。就和妻子抱着孩子，返回家里。
几天后的一个清晨，小女儿又突然发病了，情形和上次完全一样。我又急急忙忙抱起孩子冲进医院急诊室。这一回是一位男医生，但诊断结果与前一次类同：不发烧，脉搏正常，没什么事。我忍不住了，没什么事我抱着孩子来医院干什么﹖我把孩子两次发病的情形再说了一遍，医生沉吟片刻，说：可能是小儿惊风，先吃点镇定剂试试。
我相信我的女儿是无辜的。一年前，她碰巧和人民公社同时诞生，但没有吃过公共食堂一口饭，她只吃妈妈的奶。不要钱的公共食堂突然不开饭了，要钱的机关食堂也开不出多少饭来，妈妈挨饿，哪里有足够的奶水喂养你﹖饥荒连续三年，你也总算熬过来了，但你不幸害了癫痫病，越发作越厉害，每次发病，都像遭受一场酷刑，最凶的时候，一天发作二十几次，每次发作过后，都要昏睡大半天，全家人都陷入无尽的痛苦。你失去听觉，失去学说话的能力，也失去智力，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你不认识自己的妈妈，自己的爸爸，也不认识比你大两岁的小哥哥。失去所有正常儿童的快乐，整天让保姆背着，不是上菜市场排队买菜，就是上医院求医。早知道你来到这个世界，受尽折磨，还不如不要出生。
我和妻子双方的家庭，都没有这种病的遗传，为什么飞来的横祸，偏偏落到我这个小家庭﹖若干年后，民间流传着一段顺口溜：出生就挨饿，上学就停课，毕业就下乡，工作没着落。我在最痛苦的时候曾经想过，如果人可以不吃饭，世界就太平得多了。
虽然大家都挨饿，所有的报刊、电台，都没有出现过‘饥饿’或‘饥荒’等字样。有的是‘经济生活暂时困难’、‘苏修逼债’、‘自然灾害’等统一的宣传口径，和内部严格控制的宣传纪律。有谁不识好歹，或无意间说了几句‘真情实感’的话，‘不满现状’、‘给社会主义抹黑’、‘观点立场有问题’、‘反对共产党的领导’等等罪名，就像一盆盆污水，当脸泼来。
尽管如此，民间流传的政治笑话，仍然时有所闻。例如：有一则笑话，说苏联修正主义头子赫鲁晓夫，和他的政治局委员们乘专机进行空中视察，见到下面一群群的苏联人在游行示威，大声喊叫：‘我们要吃饭！’赫鲁晓夫动情地说：‘如果我们有大量面包扔下去，苏联人民一定是拥护我们的。’其中一个政治委员说：‘如果把你扔下去，苏联人民一定是拥护我们的。’
有一则笑话说，毛主席当年领导红军长征，过雪山、草地的时候，粮食都吃光了，全部人马陷入绝境。毛主席登高一呼：‘为了共产主义理想，我们要不怕苦，不怕死。没有粮食，我们还有裤腰带。’于是，不论干部战士，人人解下腰间的皮带。全军就靠着吃皮带走到陕北的。我们现在就必须向红军学习，吃皮带，渡过经济生活困难时期。有人问：‘吃了皮带，裤子拴不住怎么办﹖’有人回：‘真蠢！你不过只有一条裤子，不穿算了！’
当时饥民逃亡去香港的风气极盛，而报纸上都说‘香港是资本主义的臭港，死港’。有一段顺口溜说：说香港，是臭港。臭港有如臭豆腐，说是臭，吃是香，人人趋之若鹜，纷纷逃出生天。
又有一则说‘粮食’的：东南亚靠出口，香港靠转口，中国靠进口。还有一则说‘饥民’的：中国靠出口，香港靠转口，东南亚靠进口。
另有一则：今年过新年，家家贴对联。上联是‘去年食堂一人多吃一碗饭’，下联是‘今岁殡葬两命不花半文钱’。
更有好事者，摹仿毛词《沁园春．咏雪》，也炮制了一首：《沁园春．饥荒》茫茫九州，千里炊绝，万里哀嚎。望长城内外，惟余恐惧﹔大河上下，顿发喧嚣。全面害病，名叫饥饿，声势如妖。俱怕矣，使饿殍遍野，独领风骚。灾祸如此糟糕，让中央大员全失招。竟瞒天过海，苏修捣蛋﹔天灾作孽，难以解套。民众激愤
虽然忍饥挨饿，我和大学的几位老师，还是认认真真的审稿、选稿，赶在九月中旬，完成了一部二十来万字的《广东民间故事选》的编选工作。作为这项工作的参予者和主持人，我对几位老师表示由衷的谢意和歉意。编选这样一部具有地方特色的口头文学书籍，在大跃进形势下，故事的搜集整理者不能署名，编选者也同样不能署名。如果有谁‘不识时务’，无疑就是‘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少不了要挨一顿批评。无名无利，就这样拍拍手散了，我心里总有些过意不去。
我请示了宣传部有关领导人，获得同意，在省文联专为名作家、名艺术家提供特种食品的俱乐部，请了几位参加编选故事的大学老师，吃了一顿五菜一汤的便饭。虽然饭菜不丰，大家吃得还挺高兴。这个俱乐部，只向少数名作家、名艺术家提供定量的肉、鱼、蛋，只限本人在此用餐。因此，能够来这里吃饭，名誉多于实惠。至于那一部《故事选》，因为纸张匮乏，草草印了一百本，作为‘内部参考’，就算完事。
大概挨饿不是什么好滋味，什么‘大唱民歌’，什么‘村村出个郭沫若’，什么‘国庆十周年献礼’，似乎再也无人提及。倒是民间应时应景的政治笑话，以其独特的方式，层出不穷，四处流传。
5/20/03(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