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3日讯】人人都知道，这一天迟早要到来。公元2005年1月17日，一个普通的日子，中共中央前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前总理赵紫阳先生大行。在春天来临之前，他离去了。从此，这个日子有了历史意义。
虽然不是人人，但至少是相当多的人都希望，在这个日子之前，另一个日子先来。那个日子人人心中有，个个嘴上无，无论是期盼它的人，还是恐惧它的人，心里都明白，那个日子像这个日子一样，无法躲避。洗雪沉冤的日子的到来速度，与一个国家进步的速度成正比。看来，中国的在政治上的进步还是慢于自然规律，社会心理的阴雨期还是长过一个伟人的余生，信息时代的赵紫阳还得怀抱农耕时代陆游式的遗憾长眠。不知道他临行前是否也遗诗后人：“王者重整乾坤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赵紫阳先生与我并无多少个人交往，我并非他的什么“智囊”，更不是他的秘书。我作为一个政策研究人员和讲稿写作组成员，主要为胡耀邦先生工作，在胡先生被贬后，我们的工作单位被赵先生慰留。当时被慰留的还有为胡先生工作的中共十三大报告起草组。我们组的负责人郑先生把报告草稿和办公室的钥匙同时移交给赵先生的班子，不久，赵先生让我们继续工作，郑先生说，“我们关门了。”赵先生说，“门关了还可以开嘛。”
他不把胡先生的人当外人，他知道胡先生的门和他的门是相通的，所以不用关。但六四后，他被某些人描绘为胡先生的构陷者，这成为他晚年的一块心病。有朋友建议我为赵先生作传，在他的联络人征求他的意见时，他有点迟疑，说先要征询他的前大秘鲍彤先生的看法。这不是不信任，他可能是担心，作为胡先生的前外围工作人员，我能否在处理他与胡先生的关系时保持公允。为避嫌疑，我没有考虑做那件事。其实，他是胡先生的战友，不愿意被误解为胡先生的对手。在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和政治事件中，赵先生都是胡先生的坚定支持者。在1986年的学潮中，赵先生在书记处会议上支持胡耀邦的开明立场，明确表示，“学生闹点事并不可怕，是对我们执政能力的考验。我们要学会在中小动乱中建设现代化。”据我所知，捅进胡先生后背的第一把刀子，来自另一手，那只手是胡先生从未防备过的。
但并不是说我与赵先生从未有过直接工作接触。1987年至1988年，赵先生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我是该组的工作班子──秘书组的三名副组长之一。每次小组开会，对于我都是一次洗礼，赵先生的睿智、洞察力和简化复杂问题、深化简单问题的能力令我叹服。在我看来，他比当时某些名经济学家们有更深的理论功底，更不用说现实透悟力了。当时的经济改革正进入价格改革的攻坚阶段，农副产品市场出现价格波动。某些反改革的经济学家与政策研究人员认为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要暂停价格改革，进行治理整顿。赵先生在一次小组会议上驳斥了这种观点，指出农副产品价格不稳定与总供给无关，根源是农副产品生产规模过小。他其实领悟到了经济学上的一个著名定理──蛛网定理。根据他的思想，我与他的办公室主任张岳琦先生到天津调查生猪与蔬菜生产，他的思想得到证实。
毫不夸张地说，如果说邓小平是中国经济改革工程的总设计师，赵紫阳便是它的总工程师。没有他，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是不可想像的。这样一个改革功臣为何没有被绘入凌烟阁，反而成了阶下囚？据说，他犯了某种很难找到恰当称呼的“罪”。说他“分裂党中央”，有点勉强，一个党的总书记还会分裂自己的党？不如说他犯了奥地利小说家斯蒂芬•茨威格（StefanZweig，1881-1942年）所说的“同情的罪”。在那篇同名小说里，一位奥匈帝国轻骑兵少尉偶然认识了一位下肢瘫痪的贵族少女。出于同情，少尉经常去看望她，安慰她。不料少女却爱上了他，少尉却对她却只有同情没有爱情，最终导致被同情者自杀的悲剧。
政治有如爱情，不恰当的同情可能导致个人悲剧，这是同情之罪的道德含义；但如果对所谓同情之罪在法律上治罪，便会导致整个社会的悲剧，这是同情之罪的政治含义。作为一个政治家，在心中如果没有对街头学生的同情，那就不是情感高贵的伟大政治家；但如果错用了这种同情，那就可能酿成政治悲剧。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当年赵紫阳先生与邓小平先生采取同样立场（尽管心里不那样想），学生在广场上是否还会坚持那样久，坦克是否还会开进北京城，改革派的政治势力是否会遭到全面清洗？
不这样考虑问题，就不能深刻地理解政治；但如果因此要赵紫阳对六•四负责，要治他同情之罪，那就从根本上糟蹋了政治。马克斯•韦伯把政治理解为一种职业，他认为在政治中应当拒绝“绝对伦理”，奉行“责任伦理”。简单地说，责任伦理考虑而绝对伦理不考虑政治后果。可以认为，同情心产生于绝对伦理而非责任伦理，在韦伯看来，它是“一种懦夫的表现”，因为在伦理不合理的政治生活中，一个信奉绝对伦理的人难以持久。所以他认为，“凡是将自己置身于政治的人……都同恶魔的势力定了契约”，并且建议，“凡是想让灵魂得救的人……不应在政治这条路上有所追求”。赵紫阳先生肯定是不肯与恶魔立约，并且想让自己的灵魂得救，结果，他放弃了政治，拯救了灵魂。他没有想到的是，放弃政治居然成了他的一条罪状，让他在软禁中度过余生。这已经不是政治，而是暴政。
1990年5月5日，我在秦城监狱写了一则寓言，题目是“囚徒与鸟”，我想把它抄在这里，献给紫阳，愿他在天之灵安息。
一只黄胸脯黑脊背的小鸟飞到一扇向外开着的囚窗上，透过铁窗上的栅栏向里好奇地张望。她看见了囚徒，便叫了起来：
“哎呀，这位先生，为什么呆在笼子里不出去呀？”
“出不去。”囚徒说。
“咭，咭，咭——”鸟儿们是这样笑的，“我们有的同类被你们人类关在笼子里，让你们看。这会儿，你被关在笼子里让我看。你不觉得这有点幽默吗？”
“是的，很幽默。”
“请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被关了起来？”
“我犯了罪。”
“犯了什么罪？”小鸟向前探了探身子，十分感兴趣的样子。
“不知道。”
“那你是杀了人？”
“没有。杀人的不是我。况且，我又没有枪。”
“你放了火？”
“没有。”
“哦，我知道了，你一定是强奸了妇女。我看你挺年轻的。”
“没有。除了我的妻子，我没有和任何别的女人发生过性关系，不管是强迫的还是自愿的。其实，高龄并不妨碍强奸；而且，能被强奸的也不只是女人。”
“难道你犯了盗窃、抢劫罪？”
“也不是。真正的大盗窃犯都不住在这里。”
“住在哪里？”
“宫殿里。”
“你是说你没有罪？”
“为了让你满意，我只好说，我的罪行是同情。”
“同情？同情什么？”
“同情可怜的人。”
“我不懂。我们鸟儿喜欢同情。”
“我知道。”
“那么是谁把你关在这儿的呢，是比你们人类强大得多的动物吗，它们关你们就像你们关我们那样轻松吗？”
“不。关我的是我的同类。他们关我更轻松。”
“哎呀，真叫我吃惊！”鸟儿差点从窗口上掉下来，晃动了一下翅膀才站稳：“我们鸟儿从来不关自己的同类，而且从来也没有同情罪。这你知道。”
“我知道。”
那鸟儿悲哀地转了转乌黑的小眼睛，然后说：
“我该走了。我们鸟儿的脑袋太小，理解不了你们人类的事。你要是孤独，我每天夜里唱歌给你听。”
“谢谢你。”
小鸟飞走了。每天夜里，囚徒都听见一只鸟儿在窗外不远处唱着一支忧伤的歌。
－－转自《新世纪》(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