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5日讯】巴 凌，原名林拔，祖籍广东揭阳，一九二九年出生于钱坑乡。高中肄业，即加入闽粤赣边区纵队第二支队政治部艺宣队，一九五一年于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戏剧系本科毕业。先后在《工农兵》文艺半月刊、《广东文艺》月刊、《珠江》文学月刊等杂志社任编辑、编辑部主任、副主编，一九八六年获国家副编审职称。工作之余，喜欢读书和写作，发表过多篇诗歌、散文、歌剧文学剧本及文学评论，著有长篇小说《夜遁香港》。
一九九二年旅居美国，即为《现代人》报撰写专栏‘美游心影录’，后结集出版。又在海内外华文报刊经常发表作品。当美国成为作者生命中最后游荡放逐的乐园，寻找文字中的故国之梦，就是夕阳旅途上最快乐的追求。今年完成的两个系列﹕《浮生琐忆》和《荒诞岁月》，记述个人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经历和遭遇，缩影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真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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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看过广东粤剧《拉郎配》，觉得很有点意思。戏的情节很简单﹕皇上发下黄榜，限期挑选宫女，一下子天下大乱。民间有闺女的人家，都骇怕自己的闺女被官府挑中，送入深宫后院，永世不见爹娘，永世不见天日。于是，慌忙择婿，或拉或抢，或骗或枴，急于把闺女嫁出去，或把女婿拉进来。一场笑料百出的人间喜剧，就这样色彩缤纷的呈现在观众面前。
这出戏反映了一个历史真相﹕皇上的圣旨虽然只有极少的人能够见到，但圣旨落实到民间所呈现出来的生活，是如此多彩多姿，老百姓对圣旨的感受，刻骨铭心，远远超出各级官员，甚至朝廷大臣，也未必有老百姓那么深刻的理解。
由此，或许可以推断，人类的社会历史，是由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共同创造的。‘治人’和‘治于人’，就是史学研究的基本范畴。在这个意义上说，史学也可说是人学。研究‘治人’的人，固然重要，研究‘治于人’的人，更为重要。‘治人’者毕竟是少数，他们制定的方针、路线、政策、法律，如果没有‘治于人’的众多老百姓，哪怕是皇上的圣旨，也是一纸空文。仅仅因为有了老百姓，所有从上而下的法令的‘受体’，生动活泼的历史就形成了。
老百姓所处的历史地位，往往是被动的。但老百姓所展现的生活，有血有泪，又往往成为史发展的主流。可惜，这个极其丰富的历史主流，长期以来被忽视了。圣旨在形式上已经发生很大变化，皇上变成主席，圣旨也变成‘红头文件’，有一个时期做‘最高指示’。名称改变了，受体依然没有变，还是‘吾土吾民’的老百姓。
就拿中国的人口大爆炸来说，历来的说法是，‘批了一个马寅初，多了人口好几亿。’这是一种太过轻松的看法，有意无意传达了官方向来‘避重就轻’或是‘故意掩盖真相’的观点。
毛泽东的确批判过当时的北大校长、著名社会学家马寅初，说他的人口论是马尔萨斯的资产阶级人口论，马寅初也‘豁出老命’，公开应战，捍卫自己的学术观点。这一场小小的论战，仅限于极小的范围，在社会上没有发生多大的影响，与‘人口爆炸’没有多大关系。
人口大爆炸的最主要原因，是农业集体化、尤其是公社化实行一种新的分配制度。这个新的分配制度，或可简化为‘七二一’分配制。以公社、大队、生产小队三级核算制为基础，扣除公粮、余粮、各项生产成本、各项派购任务，留足下年度必须的生产资料，剩下来的这部分生产果实，才是可分配的果实。
那么，这可分配的部分，又是如何分配的呢﹖‘按劳取酬’当然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但真要按这一原则实行分配，老人小孩和其他伤病残不能劳动的人怎么办﹖总不能真的让他们‘不劳动不得食’吧。基于这些现实情况，一个‘平均主义’的分配方案就在实践中产生了。公社的‘章程’规定﹕可分配部分，七成按人口平均分配，（用农民的话说，只要是一张活着的嘴，不论大小，都有一份相等的口粮）二成按劳动工分多少分配，一成按交缴农家肥多少分配。
政府制定如此重大的分配政策，关系到老百姓天字第一号大事，使大家都有饭吃，自然是十分聪明的。不过，作为分配政策的直接受体，农民也不愚蠢。其实道理很简单﹕天天下地干活，按劳动力等级记工分，年终分配，只能在‘二成’里获得自己的劳动报酬，而多生一个小孩，就可以在‘七成’里，无偿得到一份果实。两者一比较，农民立即明白了，不管如何卖力劳动，实际收入都比在家生小孩少。于是，一种奇特的生活形态就出现了﹕白天下地一条虫，晚上上床一条龙。
不到十年，中国农村人口暴增了一倍。
七十年代初，中央发现人口猛增已经成为无法承受的沉重包袱，于是，又采取断然措施，在农村掀起一个‘节育运动’，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了办实事的‘计划生育办公室’，主要的工作任务，就是统一很抓‘结扎’（用农民的话说，就是阉人）。那种壮观的场面，是古代皇宫阉割太监远不能相匹的。凡是生过一名子女的男人，被集中送到县的医院，排着队，高声朗诵最高指示﹕‘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然后，一个挨一个进入手术室，医生管阉割，护士管缝合，流水作业，十分钟阉完一个，比农村传统的阉猪阉鸡还快。
三天后，问题来了。手术成功的，固然高兴，手术失败的，可就惨了。有的起不了床，有的迈不出门，丧失正常劳动能力不算，连对妻子应尽的人道也无能了。这一下支部书记的头可大了，劳动力减少，农业生产受损失，那些守活寡的妇女，家庭收入和正常生活都严重受害。阉男人的政策，是古代皇帝阉太监历史遗产的继承和发扬，可惜在实践中失败了。官方的决策，又从阉男人转为阉女人，凡是生育过一个孩子的妇女，不论怀孕与否，一律照阉。这一来，躲的躲，逃的逃，到处鸡飞狗跳。
农民不论男女，口粮全掌握在党支部书记手里，给不给饭吃，全凭支部书记一句话，看你往哪里躲，哪里逃。抵死不就的，就派出民兵，一条绳子捆了，推上卫生院的手术台。许多妇女被阉了，都有被人强奸的羞辱感，痛不欲生。有个妇女生过一个女儿，再怀孕已经八个月，全家苦苦哀求都没有用。民兵乘她丈夫不在家，把她捆了送入医院。丈夫闻讯追到手术室，发现妻子人工流产大失血已经丧命，又见那打下来的胎儿是个男婴，一气之下，头撞石柱，顷刻毙命。
到了八十年代，改革开放，计划生育更升格为‘国策’，新的口号是‘一生只生一个孩子’。不论官民人等，凡‘超生’的，干部一律开除公职，老百姓一律重罚。强制堕胎和结扎，双管齐下，毫不留情。堕胎采用新法，在孕妇脐下一寸处，用针注射２０CC奴佛雷尔液体（消毒药），这地方正是胎儿头部，胎儿受药后会抽搐、躁动，产出。许多已经足月的胎儿，都用此法打掉。人们大骂‘杀人’，‘不人道’。上头的政策以肚皮为界，肚皮外的是人，要让婴儿成长﹔肚皮内的要实行计划生育，超生怀孕，一律打掉。许多乡镇基层干部，又视‘超生罚款’为一项新财路，又演出一幕幕‘杀猪拆屋’的惨剧。许多人交不起罚款，就千方百计外逃，流窜在城郊一带，拾荒或打散工度日，成为闻名于世的‘超生游击队’。
即便如此，全国人口每年仍然净增一千多万，同时，新生人口男多女少，比例失调高达百分之二十左右。现在，‘一孩化’出生的孩子，已到了结婚年龄，每百人中，就有二十人找不到老婆。如果引用《十日谈》里的故事，就是百万‘魔鬼’，找不到‘地狱’。灾难性的后果，已经逐步显示出来。
由此可见，仅仅注重官方的红头文件，未必能够揭示历史的全部真相，只有把红头文件落实到民间所产生的种种影响，原原本本揭露出来，才有可能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在这个意义上，提倡一种新的史学观，很有必要。
历史研究不仅是史学家的专业，同时也是大众‘业余’可以从事的事业。因此，提倡大众史学观，开辟一条大众都可以参予的史学研究之路，让大众明了自己走过来的历史真相，让大众真正有知情权，非但不是一句空话，而且是实际的行动。
6/22/03(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