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8日讯】陶铸治粤，从一九五一年春开始，至一九六六年窜升为中共中央第四把手，可谓官运亨通，风光了得。不料三年后，即被打成“叛徒”、“保皇党”，死于非命。
中共建政后治粤， 不乏中央级大人物，最早有叶剑英，后来有习仲勋、杨尚昆，但治粤时间最长，党内外政绩最显着的，当推陶铸。
挟霸气而长粤
一九五0年夏，粤东区党委的几位主要负责人，就如何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发生了一场严重的争论。一方坚持“潮汕是著名侨乡”，必须制定具体政策，以适当照顾本地区这一特殊情况。另一方坚持“天下乌鸦一般黑”，强调“特殊”，必然模糊阶级路线，保护地主，损害贫雇农的利益。争论没有结果，提升到上级党委。
不料，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也有相同的争议。广东﹝甚至两广﹞的土改应如何进行，一时成为具有全局性影响的大问题。中共中央派出一个调查小组，仔细听取各方的申辩。问题是粤东区党委提出来，双方的争辩尤为激烈，拍桌子摔凳子的，断章取义、挖老底的，差一点没演出动武抓人的闹剧。最后，中央做了结论：“特殊派”坚持地主富农路线，犯了严重的右倾路线错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犯错的主要负责人开除党籍，发配海南岛军垦农场劳动改造。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也做出人事调动，第一书记叶剑英调中央军委，书记方方调中央侨务委员会主任。同时，中央任命陶铸为华南分局第一书记。
陶铸当时是第四野战军政治部主任。他走马上任，立即提出一个口号：“依靠大军搞土改！”三年解放战争，消灭了蒋介石反动派八百万军队，解放大军所向披靡。如今，又“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一定能够“打败美帝野心狼”！所以，口号一提出来，党内党外，国内国外，自然产生一种无比的威吓作用。
当时我还不知道陶铸是谁，但闻解放军威名，如雷贯耳。一九五一年四月，我被调往南方大学二部学习土改政策。第一天开会，先由华南分局宣传部长萧向荣做大报告，我第一次听到“陶铸”这个名字，也第一次听到“依靠大军搞土改”这个新口号。萧向荣是一位军人，站在讲台上一讲三小时，上千人的会场，鸦雀无声。
宣布班、组名单，我才知道自己是一个学习组的副组长。我们这个学习组有二十来人，一半是高等院校的师生，另一半是解放军，其中最高职务是连长，最低职务是班长。组长是一位姓邓的连长，披一件破旧军棉袄，斜挂着一支驳壳枪。
邓组长第一次主持学习会，是各人自报家门。邓组长首先自报：四川人，出身雇农，参军后从东北打到广东，现任连长。“雇农”证明苦大仇深，“连长”说明身经百战，凭这两点就足以令我们这些知识份子感到自卑。大家自报完毕，邓组长当众宣布：从现在起，由副组长负责主持学习。我好像被黄蜂螫了一下，不由自主地站起来，连连摇头：“不──不敢。”
邓组长也站了起来，瞪着我说：“你先坐下。我告诉你，我是共产党员，你是青年团员，我是组长，你是副组长，我是雇农，你是大学生，不管怎说，你都得服从我。”
秀才遇着兵，有理无理都说不清。我硬着头皮主持学习，解放军组员个个热烈发言，一套一套的新名词，“清匪反霸”、“阶级仇民族恨”、“地主恶霸”、“蒋匪帮”、“美帝国主义”、“和平土改”、“右倾主义”、“坚决斗争”、“无情打击”，最后总是邓组长三言两语就结束学习会。我的同学私下取笑我：“你像生炉子用的刨花，开个头完事。”
有一天上午，阅读学习资料。大家围坐在一张长方形木桌子，邓组长就坐在我的正对面。和往常有些不同，解放军组员不像往日那么情绪昂扬，只有少数人阅读，有的还念念有词，断断续续，十分困难。多数人显得有些烦躁不安，有的不停抽烟，有的大声咳嗽、打哈欠，邓组长更是肆无忌惮，抽出他那把驳壳枪，摆在桌子上，一边拆卸一边擦。
我是学习主持人，公然在我面前擦枪，别说走火，起码对我不尊重，影响全组学习，也是很不应该的。我无法再忍受下去，就向邓组长摆摆手，小声地说：“大家都在阅读文件，你快收起来吧！”
“快完了，快完了。”他连忙收拾枪械组件，最后装上弹匣。
砰！突如其来的一声枪响，大家都吓了一跳。我立即站起来，活动一下胸部，没有感觉不妥。紧挨着我右手边座位的一位李姓同学，也跟着我站了起来，全身摇摇晃晃。
我转过头一看，李同学两眼发直，左胸冒出一片鲜血，不禁惊叫一声：“流血！”
听到我的叫声，李同学低头看了一眼，就昏迷不醒。我连忙抱住李同学，大声叫起来：“快！送医院！”
令我不解的是，直到送走李同学，身经百战的解放军英雄邓连长，脸无血色，呆若木鸡。后来听说，邓连长是个目不识丁的文盲。这次擦枪走火，虽伤人并未殒命，罚关禁闭之后，就解甲归田去了。
广东的土改工作团，按建制负责一个县的土改运动。团长兼任县委书记，第一把手，通由解放军的团级干部担任。土改团下设土改队，每队包干一个乡。队长由解放军连级干部担任。土改最后一个阶段，是建设新政权。所以，县、区、乡三级党委和政府的第一把手，全部是军人。团上面设地区土改委员会，主任兼同级党委书记，由一名师级干部担任。省一级的土委会，大权当然在陶铸手里。
土改运动结束，新政权正式建立起来，全省一百多个县，一千多个区、乡，以及主要部门的第一把手，都是由四野调出来的军队干部。至此，人们似乎才认识到，陶铸提出“依靠大军搞土改”的真正意义。
消灭所有乌鸦
“天下乌鸦一般黑，世上地主一样毒。”乌鸦是不吉利的，把地主与乌鸦相提并论，更把乌鸦的“黑”，形同地主的“毒和罪”，的确深入浅出，打动贫穷农民的心。
我参加过一次土改工作队，并担任副队长，还参加过一次土改复查，负责区法庭的工作。可以说，经历了广东三年土改运动的全过程。“乌鸦黑，地主毒”的概念，灌输到我的思想，并成为我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后来我想，如果我丢弃这一标准，绝不可能通过陶铸设下的这个“土改关”，那么，我会是另一种不堪设想的命运。
陶铸四十来岁，中等身材，留着小平头，穿一套略嫌肥大的旧军服，永远无法改变的是他一口湖南腔。在中山纪念堂听他做大报告，非常吃力，几千名听众，不得不交头接耳，会场常有一阵嗡嗡声。陶铸也有幽默，他说：“不要说你们是我的下级，就是见到毛主席，我还是这副腔调。听不懂怎办？硬着头皮听下去就是了。”他也采取一些变通，某一些他认为重要的，就临时叫秘书翻译一下。印象最深刻的，是说到“阶级路线”。他重复好几遍“坚决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有步骤、有计划地消灭地主阶级。”然后再叫秘书逐句翻译。
随着土改运动的不断深入，我越来越感觉到“阶级路线”的恐惧。
按照陶铸的说法，全省的干部群众，都要过“土改关”，无一例外。解放战争期间，你如果坚决站在共产党解放军一边，那怕只是口头上表示拥护支持，你就算过了“解放战争关”。如果站在“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一边，就要把你打倒，过不了“关”。现在过“土改关”，就看你是否拥护“阶级路线”。所以，历次“整顿阶级队伍”，都要查家庭出身、阶级成分、社会关系、是否参加反动党团、反动会道门、立场是否坚定、思想作风是否正派、劳动是否吃得苦、工作是否任劳任怨，等等。
有一位土改队副队长，姓黄，高等院校中文系教授，解放前加入共产党，解放后奉命从香港回国参加工作。下乡土改，访贫问苦，扎根串联，与穷苦贫雇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不到半年，形销骨立，白天不敢穿鞋，赤脚下地劳动，感染了“香港脚”，十只脚趾烂得一塌糊涂。乡下缺医缺药，就用生切烟丝，敷在烂处，谁知更糟，两只脚都肿了起来，痛苦万状。一日无聊，口占一阕﹝虞美人﹞，词曰：“诉苦扎根何时了，眼泪流多少？感冒鼻塞又伤风，往事不堪回首迷濛中。地主阶级今犹在，只是地位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黄教授个人情绪的渲泄，被上纲上线，说是地主阶级垂死挣扎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反映。在土改队内部，由一名解放军营长主持，一气开了五场批判会。黄教授试图作一些解释，更被视为态度顽固，一些激进队员，甚至掴他耳光，撕破他的衣领，和农民斗地主差不多。最后，撤销副队长职务，留队察看。
广东的地方干部，包括省、地、县、区、乡的领导干部，多半在土改运动中被整肃，处分。并在解放军干部、包括外来干部中，形成一种看法：地方干部和地主富农划不清界线，过不好土改关。地方干部﹝尤其是知识份子干部﹞一直处于被歧视、受压制的地位。特别是党内由陶铸主导的“反地方主义”斗争，把古大存、冯白驹等一批老干部打下马，种下了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长期不团结，闹对立的祸根。
土改消灭了地主阶级，也消灭了富农阶级，严重伤害了海外华侨的利益。两千多年的农业社会，由于地主﹝传统的土地经营者，有的还兼营工商业﹞被消灭，突然间失去平均，如同一场大地震，一场浩劫，社会生命和财富，遭致极严重损毁。用暴烈的革命手段，摧毁传统的社会生产关系，引起长期的社会动乱，不可避免。
著名侨乡广东，华侨在土改中也遭受严厉清算，后遗症至今无法治愈。可见，当年主张侨乡应制定“特殊政策”的意见，不是没有道理的。党内没有民主可言，又以军队的暴力，打击不同见解，革命政党招牌，永远无法掩盖军阀面目。
吃饭不要钱
一九五八年初，陶铸指示创办了一份理论杂志，并亲自题写刊名“上游”，作为省委机关刊物。这是一个向毛主席党中央表忠的行动。反右派斗争，党内外几十万知识份子遭殃，百鸟争鸣变成鸦雀无声。紧接着，“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就提上全党全国议事日程。“上游”杂志的出版发行，就成为“总路线”在广东最高级、最响亮的吹鼓手。
贯彻“总路线”以大批判开路。全省城乡立即掀起一场群众性大批判运动。农村显得特别热闹，男男女女，随时随地，在党支部书记主持下，田头辩论会说开就开。批判词翻来覆去不外那几句，“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打倒观潮派”、“拆掉独木桥”、“单干是绝路”、“集体幸福长”、“放卫星，夺高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超英赶美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天堂”，全部抄自报刊或文件，没有一句发自人们的内心。
正当全党上下发高烧，血压水银柱窜出三百度，陶铸在一次高层会议上，喜孜孜地提出：粮食高产又丰收，当今吃饱饭，不必发愁了。经过秀才们修饰，最后陶铸拍板定案，成为南方日报头版头条新闻大字标题：“三餐大米饭，尽肚子吃饱”。
消息一经发出，层层传达落实，岭南六千万人民，欢天喜地进食堂，吃饭不要钱。
有的地方，敢想敢干，公共食堂也“放卫星”：比谁吃得最多。海南岛一位姓杜的文教处长告诉我：“全岛吃得最多的是一个黎族汉子，经过县委书记验收，证明一顿吃了三十六碗大米饭。正好中央电影新闻纪录制片厂来拍“新人新事”，煮大锅白米饭拍一镜头，大口扒饭拍一个镜头，当然都是特写镜头，三十多个碗叠起来像座塔，又拍一个镜头，最后是对着圆鼓鼓的大肚子，再来个大特写。”处长说完哈哈大笑。有的食堂，还制定五年计划，逐年增加肉鱼蛋奶苹果香蕉，力争超过英国，赶上美国的水平。
正当报刊电台大唱“公共食堂万年春，米缸拿来做花盆”的颂歌，广东还是有人头脑比较清醒。这个人姓罗，名翼群，官拜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广东省分会副主任委员。在一次民主党派人士座谈会上，罗翼群老先生开诚布公，当面提请陶书记了解一下，公共食堂是不是有浪费粮食的情况。他恳切而又严肃地说：“照目前这样吃法，不出三个月，恐怕就把粮食吃光，农民怕要饿肚子。”
罗老先生的普通话，带着浓重的粤西口音，说“饿肚子”听起来好像说“饿肚死”。陶铸听到这里，勃然大怒，厉声说：“危言耸听！在共产党领导下，我不相信农民会饿死！”罗翼群试图解释：“我没有说饿死，我是说饿肚子。”陶铸哪里听得进去，继续大声说：“这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要不要搞社会主义？要不要大跃进？广东人民和你有绝然不同的态度，人民是拥护的，你罗先生，是反对的，因为你站在右派的立场上，不愿意改变！”
在场各民主党派负责人，都有反右派的经验教训，刚才也没很在意听罗委员说话，更没想到陶书记会发这么大脾气，一时间，你看我，我看你，都不知说什么好。罗翼群受不了这么大的委屈，更不堪当面受辱，胀红着脸说：“官不小，器度不大。”站起来拂袖而去。场面十分尴尬，大家不欢而散。
几天后，南方日报头版发出一条消息和一篇评论，号召全省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立即行动起来，彻底批判罗翼群的“农民饿死边缘”论，粉碎右派势力向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猖狂进攻。接着，省委派出一部小汽车，给予罗老先生专用，接送他老先生到各地，与干部群众进行面对面“大辩论”。南方日报还派出一名高级记者随行，每天都有“大辩论”的特别报来导。
不到三个月，对罗的批判尚未结束，农村就开始出现罗老先生不幸言中的情况。如果，陶铸这时头脑比较冷静，只要有一点实事求是的精神，认真调查一下，农村的真实情况是不难了解的。
全省各地纷纷告急，粮食缺少，公共食堂难以为继。陶铸一听大动肝火，你们报产量，争放卫星，亩产超千斤、超万斤，甚至几万斤。现在又说粮食短缺，你们把粮食藏到哪里去了？陶铸感到受骗的耻辱，不假思索，立即雷厉风行，在农村掀起一场“反瞒产”斗争。层层打压层层斗争，最后连农民剩下不多的口粮，几乎刮光。
至此，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饥荒，已经无法避免。这是陶铸的不幸，更是南粤六千万人民的大不幸！
十年后，陶铸已经从封疆大吏，跃升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文革小组顾问，排名于毛、林、周之后，居第四把手。他仅仅不能同意极左派江青等的言行，对刘少奇、邓小平时有宽恕之辞，成为不识时务的俊杰。文痞姚文元奉旨写了一篇批陶文章《评陶铸两本书》，即将陶铸打成“叛徒”、“保皇党”。
陶铸所受的委屈和污辱，与当年罗翼群老先生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受打击郤千百倍于罗。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十日，陶铸被发现死在安徽合肥，终年六十一。
3/15/2000
﹝刊登于 传记文学 第七十六卷 第六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