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17日讯】想起林山，不能不想起李门。
林山远在一千公里之遥的汕头，受尽折磨，李门则与我同在‘干校’，享受‘干、死、埋’的煎熬。林山南人北相，性格爽直粗犷，离开‘不好工作’的广州，到北京工作了几年，又带着妻子儿女，回到老家汕头，有点躲避‘漩涡’的意思，结果还是给‘抛’了出来，悲惨地走了。李门是三十年代广州话剧界‘三大小生’之一，性格温和儒雅，迷恋戏剧艺术，把生命和艺术融为一体，但也逃不过‘网中之鱼’的命运。
林山离开省文化局以后，李门仍然担任副局长，分工管专业艺术表演团体的工作。当时广东粤剧团演出一个大戏《山东响马》，在文艺界引起广泛的争论。许多人认为戏的主题不外是‘除暴安良’的路子，以平常心看待，也有人认为‘提倡糟粕，鼓动造反’，有‘严重政治错误’。李门、丁波（广州市文化局长）、黄宁婴（省粤剧院党支部书记）三人并未参与这一剧目的整理创作，只是跟据社会上长期争论，由李门执笔，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一方面指出指出这个剧目的瑕疵，一方面就传统剧目整理的态度，说了些‘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套话。文章的结论是：‘《山东响马》并不是一个坏戏，但也不能说是一个思想性、艺术性都很高的好戏。’不料，因言获罪，三人在党内被严厉批判打击，定性为‘反党小集团’。李门的态度被认为‘最顽固’，因此被流放到海南岛铁矿场劳动惩罚，历时三年。恰好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思想上的压力，生活上的艰难，可想而知。
然而，更严重的打击接踵而来。一九五九年，海南区党委为了向建国十周年献礼，调集李门、杨嘉（下放海南劳动的省文化局社会文化科科长）与当地琼剧院合作，创作了一部新编历史剧：《海瑞回朝》。塑造了海南人海瑞刚直敢言、忠心反贪的艺术形象，演出效果甚佳，给人印象深刻，受到各界观众好评。
不料，北京吴唅的《海瑞罢官》被拿去文革祭旗，上海的《海瑞上疏》、海南岛的《海瑞回朝》也相继受到严厉抨击。广东省、广州市的党报，发表了黄东文的整版长文：《（海瑞回朝）是周扬黑帮反党的“海瑞”戏中的一面黑旗》，把李门和杨嘉都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及周扬喽啰’等大帽子，指控“海瑞”戏的黑风，是‘从广东刮到上海，又从上海刮到北京，都是周扬一伙反党黑帮一手策划、亲自炮制出来的。’北京的《光明日报》摘要转载，形成了全国性大批判。
李门本来就有‘反党’案底，这次更与周扬黑帮连在一起，不被斗死、打死，也要脱去几层皮。不出一个月，内伤外伤严重损害了李门的健康，尤其令人担心的是，他因此患上了自罪型的精神分裂症：造反派批斗他，他无不一一认错，过后，又幻觉自己在接受批斗的会上‘喊了反动口号’﹔他被押着去看批判自己的大字报，过后，又幻觉自己刚刚读过党内秘密文件，走在街上把‘文件丢失’了。惶惶不可终日，那种痛苦，非常人能够忍受。李门自己写过一首诗，题为《挨斗》：‘《海瑞回朝》迎国庆，一朝化作害人花。茶山批斗头难起，认罪违心哭晚霞！’
早在一九三六年，李门就在广州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领导广州锋社救亡剧团，从事抗战宣传戏剧活动。李门和他的伙伴们投入满腔爱国热情，日以继夜地演出话剧、街头活报剧、唱救亡歌曲，即使是六月大轰炸，滚滚硝烟下也一直坚持宣传工作。日军从大鹏湾登陆，直攻广州前夕，李门领导的锋社救亡剧团，以抗日先锋队的名义，加入政府的动员委员会，集体撤退到粤北，并随军开展抗日宣传。从一五四师、六十三军辗转到七战区艺宣大队，大部分时间都在前线活动，参加了几次较大的战役，备受战争的洗礼，同时创作了《良口烽烟曲》，在曲江排演了《黄河大合唱》、《忠王李秀成》、《天国春秋》等大型剧目，还协助第七战区演剧宣传队（简称剧宣七队）演出了冼星海最早的一部歌剧《军民进行曲》。
在所有这些艺术活动中，李门展现了为人生而艺术的感人魅力。 有一次，李门和他最小的妹妹李惠连合演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李惠连那时才不过十一岁，饰演卖艺的小女孩，李门饰演艺的老汉，两人的角色是父女关系，戏中的女儿已经多天没有饭吃，饿得无法动弹，奄奄一息，老汉还要鞭打她，逼她当场卖艺求生。当鞭子高高举起，就要抽打在女儿身上，扮演老汉的李门，竟然禁不住痛哭失声，戏几乎演不下去。当时许多人大受感动，简直分不清李门到底是戏中的老汉，还是戏外的李门。
李门视艺术与人生为一体，同时也把锋社看成生活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尽管时局千变万化，一些同伴因各种原因先后离去，但李门却千方百计维护这个团体，坚持了整整七个年头。直到日寇进攻曲江，锋社的部分成员，在战乱中千辛万苦转进，到了东江，参加了东江抗日游击队（又称东江纵队），继续坚持工作，锋社才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这期间，李门曾到香港《华商报》工作，并参与主持香港中原剧社的活动，为香港的文化艺术天地，做出自己一份贡献。大陆解放前夕，李门受命团结了大批在港的文艺界精英，绕道东江，转战闽粤赣边区，建立了华南文工团，并任政委。四九年底，与团长丁波一起，率领全团随军接管广州，随后即被任命为省文化局副局长。
李门当了行政官员以后，仍然保持一惯温和儒雅的风度，关心广东戏曲艺术，广交戏曲艺术界的老艺人、表演艺术家，鼓励戏曲界‘推陈出新’，多演出一些好剧目。一九五五年亲自带着广东粤剧团，和马师曾、红线女上北京首演《搜书院》，受到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和梅兰芳、欧阳予倩等戏剧家的赞扬和鼓励。《山东响马》事件后，转任广东戏剧家协会主席，仍然一心一意为广东的戏剧艺术事业贡献力量，直到红卫兵运动兴起，包括李门在内的文艺界，都被打成‘黑线人物’，军管以后，又一锅端，全押到茶山干校。
李门在‘干校’的劳动惩罚中，也很吃了一些苦头。他写过一首题为《挑粪》的诗：‘牛老难当清粪夫，几多膊力汝知无？画家信是聪明甚，暗里扶持过险途！’那是因为有一次挑着近百斤的粪便下田，路滑粪重育，倾跌堪虞，提心吊胆。幸好带班的画家王立，暗中照料和安抚，才得以咬紧牙关，勉强完成劳动定额。而另一次被派出去远途搬运竹子，差点弄到车毁人亡。推着大板车到了目的地，把刚刚砍伐下来的青竹子扎成捆，装好车再推回来，每车都有几百斤。本来，这种劳动需要相当健壮的体力和耐力，年老体弱的李门，竟然也被连长挑选出来，担负这一重任。途中，美术家陈吾是推车的主力，把握住车尾取正方向前行，李门与另一文化工作者在两边使力推车，过一处斜坡时，李门气力不足，车子的重心向李门的一边倾斜，并向旁边低谷冲去，险象横生。幸好陈吾精壮有力，及时扭转方向，避免了一场车祸。李门也有《运竹》诗为证：‘精壮人儿好运竹，生产连长够醒目。花甲将临竟入围，几乎误事一镬熟！’
‘触及皮肉’的惩罚，固然难以忍受，‘触及灵魂’的折磨，不是使人麻木，就是使人发疯。李门已经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想不到在解除‘审查’（当时叫‘解放’）之后，荣升为‘干校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军代表还是不放过他。
先说说何物为‘革命委员会’？原来在全国各省（区）实行军管已后，在军管会把持下，按照中央统帅部排定的次序，各省分别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代行党和政府的行政、立法、司法等职权。革命委员会主任，当然是当地军区司令员，下面分别设置办事组、政工组、政法组等部门，各组又依不同行业设置了许多‘办公室’，各组、各室的头头都是军人，副手才从原行业中物色。军管会变成革委会，其实只换了招牌。但各省成立革委会都非常隆重，每成立一个革委会，《人民日报》必发表一篇社论，以示郑重其事。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社论的题目是引用毛主席的诗句：‘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由于实行简体字多年，‘郁郁葱葱’自然就简化为‘郁郁葱葱’，一些文化水平有限的军队干部，拿起报纸就读：‘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都都忽忽’。知道的笑得前仰后合，更有人故意‘造事’，说是‘篡改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罪该万死’，吓得那个军队干部屁滚尿流。
‘干校’也成立‘革委会’，但不设主任，只由直属的上级（省文艺战线办公室）派来一名军队干部任政委，是干校革委会的第一把手，执行贯彻战线办公室的革项指示。李门就在这种情况下，被指定为干校革委会副主任。用李门自己的话说，从‘牛栏’解放出来，成为‘五七战士’，再从副班长、副指导员逐级升到干校革委会副主任。为什么李门能升到这样高级呢？
因为这时的干校，已经时过境迁。几年前的军管会主任黄永胜，窜升为军委参谋总长。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林彪副主席作为毛主席的指定接班人，写入新的党章。黄永胜和军队的几个高级将领使，也成为新的政治局常委，进入毛主席的领导核心集团。没想到庐山会议上，毛又发动了一场批判陈伯达的斗争，矛头暗指林彪。更想不到，林彪一家忽然乘坐一架三叉戟专机起飞，据说飞机摔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大草原上，无一生还。接着，又掀起一场震惊全国的声讨‘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黄永胜等四大金刚，据说都是林彪的死党，全都抓了起来。至此，干校就不得不面临关门的命运。
这时的干校，多数人已陆续调回广州，安排在原单位工作，也有一部分人被调到各地区各县去。干校只剩下百来人，都是省文艺战线办公室的烫手山芋，摔又摔不掉，捧着又不行。本来打算干校长期办下去，直到我们这些人‘干、死、埋’为止。现在不行了，既然审查不出什么问题，就没有什么理由再把我们关在劳改场。在这种十分微妙的时刻，李门被挑选出来担任干校革委会副主任，主任依然是上头派来的一位军队政委。
有趣的是这位姓王的政委，来到干校以后，生活上竟然与我们‘打成一片’。并公开表示：现在还在干校的同志，都是好同志，并不像上头有些人所说的那样，不能再用。王政委还说：只要我在干校一天，就要安排好大家的工作。大概因为王政委坚持这种态度，不久就被调走，听说到了广西，脱了军装转业到地方工作去了。
李门的遭遇依然不妙。他接到一份通知，要他宣布一份名单，名单上的人都是被贬去各县，而名单上的第一名，就是李门自己。这时的李门，是干校的‘指标性’人物，资历最老，级别最高，领导能力最强，如果连李门都不能用，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李门当然十分难堪，又很不服气，于是，就给省文艺办公室的领导回了个电话，以自己不能给自己宣布‘工作职务任命’为由，请领导另外派人前来干校宣布此项名单。
省文艺办公室的领导发现这样做的确不妥，但又认为李门是‘周扬文艺黑线’上的人物，不能再用，于是，又‘居高临下’找李门‘谈话’，要李门在干校办好手续，就地退休。这是一步更加毒辣的棋，如果得逞，李门将被迫在茶山终老一生。李门当然看穿这着棋的险恶，即四处说项，据理力争。最后，才不得不同意将他调回省文艺办公室属下的文艺创作室。但有个条件，必须等到干校最后结束的那一天。
在这段日子里，李门依然忧心忡忡，饱尝‘政治迫害’的苦涩滋味。直到全国的‘五七干校’再也无法办下去了，省革委会决定撤销茶山文艺干校，省文化部门才派了一位女干部（军队一位政工干部的妻子），带着一名现役军人，到茶山来办理结束事宜。李门作为干校的‘末代’副主任，只能处于‘协助’位置，把干校的全部固定资产，名义上借给知识青年茶场，实际上是无偿移交给了他们，并在‘借据’上盖章认可。这场闹了整整五年的荒诞剧，才以‘伤亡惨重’告终。这时已是一九七四年初，春寒料峭之际。
李门在一篇短文里写道：‘我是最早到达和最后离开茶山的干部之一。历经艰苦曲折，包括赶回广州看望病危的母亲，匆匆办了母亲的丧事即赶返干校作结束的总结报告等等使人思之泪下的事，我毕竟是返回广州了。’文章还附有一首题为《撤校》的诗：‘老牛有幸竟当官，只为同僚选择难。面对退休威胁处，危舟力过万重山！’
我也是‘最早到达和最后离开茶山的干部之一’，与李门‘同窗’五年，学龄比普通大学还要长。不同的是，李门‘毕竟是返回广州了’，我呢，‘历经艰苦曲折’，还是被贬到康有为的老家去，依然妻离子散。‘来到茶山’和‘离开茶山’，对我来说，没有两样，一直走的都是‘夜路’，没有尽头，没有黎明的夜路。
8/14/03(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