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18日讯】一九七一年九月中旬，我在茶山干校听到两项决定：一是今年不举办国庆节的一切庆祝活动，天安门广场的庆祝大会和阅兵式都取消了；一是指定我为炊事班班长。不办国庆当然是国家大事，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有这么一条：‘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问题是这个‘你们’，不知指的谁。就算包括像你我这样的小人物，让你‘关心’，你敢‘关心’么？你又‘关心’得了么？我当时的感受，就和突然宣布‘不过年了’一样怪怪的，无从琢磨，直接的反应是，伙房不加菜，少吃大约二两肉。指定我当炊事班长，兹事体大，足够我琢磨三天三夜。
自从我被押来干校，三年来强制性的劳役和批斗，早已耗尽身体本已十分衰弱的精血，折磨皮肉，作贱人格，我怀疑自己还能不能恢复到正常人的生活状态。熬不过的，挖五尺土坑埋了；活着的，继续熬。直到半年前，还在背后抓我的‘五一六’。那可不是好玩的游戏，真要是让他们抓了个‘五一六’，那就是今年中央第一号文件指定的现行反革命。我本来并不知道他们在背后抓我，碰巧有一天，在广州治疗眼疾的海风突然回来干校，我悄悄问他，怎么又回干校来了？海风说：他们通知要我回来。我又说：不在广州治病，回来干什么？海风又说：他们要我揭发你的‘五一六’问题。我有点吃惊，故意问他：你知道我是‘五一六’吗？海风说：扯淡！还不是整人！我说：你再跟他们请假，回广州治病去，尽快走。曾几何时，如今又要我当官。虽说那不过是比芝麻还不如的伙头军，好歹还管着二百来口男女的饭碗。不管怎么说，吃饭应当是人生第一要命的大事吧！那么，我就是个新上任的、颇有点儿实权的灶君王爷。
其实，我不过是本地一名不大动脑的小知识分子。虽说不至于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但身体单薄，绝无半缕赘肉，骨架子勉强可以撑住，怎么看都不像个伙头军，更无大厨那肥头胖耳的气派，让我当炊事班长，大家不免暗暗担心，只怕不出三月，一个个都养成‘排骨’。不过，我自己倒也信心十足，既然当上大家的灶王爷，逼上梁山，也只好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让大家吃口饱饭，瞅机会再给加点儿油水。
伙房后面一块空地上，正在搭建一间茅草房，怕有一个月了，稀稀拉拉不知何时才能收尾。三年来我们这些‘五七佬’，陆陆续续也建过几十间砖瓦房，搭建这么一间小茅草房，不过小菜一碟。我知道，不是大家无能，而是心里的结还冰冻着，甚至有些性子比较刚烈的人，心头揣着个火药罐，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炸了，干活还有什么劲头？我忽然灵机一动，提出了一个无懈可击的理由：茅草房是用来堆放燃煤和柴草的，如果下雨把燃料打湿了，生不了火，烧不了灶，开不出饭来，只好请大家多多包含。不如大努把力，帮帮忙，把茅草房搭好，完工之日，伙房一定加菜。果然，就在国庆节前一天，一座整整齐齐、严严实实的茅草房就搭建了起来，连周围的排水沟也都挖好了。
国庆节当天一早，我安排好早餐，就对大家说：尽情去游山玩水观风景，晚饭记得早点回来，伙房有红烧肉等候大家光顾。然后，我和当班的同僚，七手八脚宰了一头百多斤的自养肉猪，熬了一大锅猪骨头莲藕红豆汤，再烧了两大镬油光闪闪、酱色诱人的红烧肉。看着大家兴高采烈，大口吃肉，少数一些豪气难抑的长者，还自备药酒‘冯了性’，大有一醉方休之势，我不禁鼻子一酸，眼泪就下来了，说不清是高兴，还是痛楚。
别看这二百来口男女，衣衫破旧，蓬首垢面，和一般的乡下人没有多大差别，他们多是本省有名的文化人。就我所知，其中一些年长者，还是闻名海内外的名人，仅仅因了‘莫须有’，都被赶到茶山干校来。经过严酷的‘斗、批、改’，身体累垮了，精神也崩溃了。长期以来，最难挨的是按定量吃饭，早餐二两，午饭、晚饭各四两。饿急了，有人偷偷托亲友买些‘牛黄解毒丸’，夜声难眠之时，悄悄吞咽两丸，聊充饥腹。军代表不管这些，只管在政治上逐批逐个进行严格审查，先后有许多人离开干校，回各单位去‘干革命’去了。剩下的这批‘五七佬’，背后还背着个污辱性的雅号，叫做‘箩底橙’。按广东话的意思，是不合格、被淘汰出来的次货。大家都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审查清楚，为什么不能回城‘干革命’，为什么不能与家人团聚？原来的恐惧情绪，慢慢也转化成无名怒气。‘莫谓书生皆弱质，头颅掷处血斑斑’，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哑巴也会大哭大叫的。
取消国庆活动这样的大器，和指定我当炊事班长这样的芥末，固然风马牛不相及，也无任何瓜葛。但我琢磨再三，终于作出自己的判断：顶尖高层一定又出了什么大事。种种迹象表明，我的判断虽不中，也不远。因此，我才敢于利用手掌大勺的权力，杀猪加菜，给大家早已羞涩的胃囊，添些许油花。至于选择国庆节当天加菜吃红烧肉，纯粹是巧合。不料，第二天一早，不得了，许多人争先恐后如厕遗矢，坑位全部客满，个别等不及的，只好在近旁杂树丛里草草了事。我又十分内疚，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着！
经常杀猪加菜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总得想办法让大家吃得饱一点，吃得好一点。于是，我利用附近一个小水塘养鸭子。其实并不复杂，在水塘旁边搭起个矮矮的草寮，买回来二百多只小鸭苗，先用米饭喂养，小鸭子在水塘里游水，也吃些小浮萍和水中生物，间中也捞些田螺、蚬仔羼和着喂，小鸭子长得很快。许多人觉得有趣，也自动来帮忙。到了水稻田收割时候，就可以把鸭子赶到稻田去放养。不到三个月，伙房就开始挂出新的菜牌：烤鸭或炆鸭。
我还发现，这里的山涧小溪，有一种小鱼，当地人叫它油锥。样子像泥鳅，但头更长，嘴更尖，尾巴却是扁的，体态也比泥鳅大些肥些，肉质也更鲜美。通常的吃法，是将油锥养在小水桶里，烧热油锅，把鲜活的油锥放下锅，立即加盖，以防小鱼蹦了出来。然后，改用文火慢慢煎，千万不要翻动。小油锥没有鳞，肉质又极细嫩，在热锅里翻动几下，就会烂得一塌糊涂。等小鱼煎成金黄色，一条一条清清爽爽，再放些姜片，醮点酒，加水用大火滚汤。金黄小鱼，乳白汤汁，营养丰富，味道鲜美，绝不比家养的塘鱼或海鱼差。
记得念初中二年级，七十多岁的古文老师林香洲，教我们读《老子》第六十章，头一句就是；‘治大国，若烹小鲜。’林老师据说是前清秀才，‘治大国’没说出多少道理，倒是对‘烹小鲜’津津乐道。印象最深的是煎鱼一要文火，二不要翻动。小鱼经不起来回折腾，多翻两下就稀烂不堪。我的家乡是半山区，小溪小河能捞到的都是些小鱼小虾，从小就养成‘烹小鲜’的正确方法和习惯。只是‘烹小鲜’与‘治大国’有何关系，并不明白。长大些，听历史课老师讲历史，说是西汉初期，吕后和文帝采用黄老的学说来治理国家，清静无为，减轻赋税和劳役，让老百姓休养生息，使大乱之后得以大治。这就说明了‘治大国’，要像煎小鱼一样，不能翻来翻去瞎折腾。
当年似乎明白了，现在想起来，还是不明白。毛主席是中国人民大救星，打了许多仗，也读了许多古书，不会不知道‘治大国，若烹小鲜’的道理。毛主席‘枪杆子出政权’以来，高踞中南海，刮起一阵紧似一阵的龙卷风：土改消灭地主，三反五反肃反反右派，大跃进放万斤水稻卫星，大肆砍伐树木烧土高炉大炼钢铁，大办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四清运动大整农村基层干部，烤烧饼一般地翻来覆去，折腾得老百姓连一顿饱饭都吃不成，已经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更在古稀之年，力不从心地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内战，杀人如麻，并在打倒了‘亲密的同志’刘少奇之后，紧接着又打倒‘革命接班人’林彪。如此大翻大炒，弄得人人自危，百业凋蔽，国将不国，是何道理？
我历来都是‘驯服工具’，基本上做到林彪副统帅教导的那样：‘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而且，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里解的也要执行’，不但没有怀疑过，并以相当积极的态度，亲身参加各项政治运动。红卫兵运动兴起，对国家主席刘少奇等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那种非人的凌辱和毒打，逼上绝境，连‘出路’也不给，本就大感困惑。紧接着又发生林彪一家乘飞机外逃，摔死在蒙古草原上，同时对所谓‘林彪死党’，一网打尽！更觉得不可思议。
正是从这时开始，我才忽然动了心思，‘关心国家大事’。坦白地说，妻离子散的家事，还关心不过来，又被逼着去‘关心国家大事’，那种困扰、艰难与痛苦，是难以想像的。我手头没有任何可供参考的资料，只好从自身的经历中，试着去理出某些头绪。
我首先想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这次文化大革命要坚决打倒的唯一对象。奇怪的是，早在一九六四年参加农村‘四清运动’时，我就在中央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来的一些问题’（即所谓‘二十三条’）中，第一次见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奇怪的新名词。结合当时‘四清运动’的实际情况，反复思考，‘走资派’指的是谁？是某个人或是某些人？都得不到合理的解释。连当时‘四清运动’的直接领导人陶铸、赵紫阳，也无法或不敢作出解释。
又连想到，运动的重点，是要整‘那些还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是史大林的继任者，苏共中央总书记。毛主席为什么要‘整’他，据说是这个‘大哥大’背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邪路。那么，什么是‘修正主义’和‘修正主义路线’呢？中苏论战中，中方发表了洋洋洒洒数十万言的《九评》，据说已经把‘苏修’批駮得体无完肤了。也因此，苏修头子赫鲁晓夫内外交迫，不得不下台。既然苏修打了败仗，赫鲁晓夫也已下台，为什么还揪住不放，还要发动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加以彻夜清算？
是不是赫鲁晓夫除了‘走修正主义路线’之外，还有更加不可告人的严重罪行？啊，是了。赫鲁晓夫担任苏共总书记后不久，曾在苏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作了一个不是秘密的‘秘密报告’，指责领袖史大林是‘暴君’，借‘革命的名义’，剪除异已，杀害了无数的‘革命同志’。接着，史大林的遗体被从红场陵墓的水晶棺中移出，火化后将骨灰葬于克里姆林宫的宫墙下。这一震惊世界的‘赫鲁晓夫鞭尸’事件，对各国共产党的领袖们，无疑是刻骨的当头一棒！
自此，各国许多不可一世的领袖们，一下子将注意力集中到‘鞭尸’事件上来。千方百计要除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或叫做‘当权的赫鲁晓夫’。中华大帝国是个具有悠久文明史的国家，政治文化特别发达，像统治集团内部发生的所谓‘掘墓鞭尸’事件，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发生过了，而且在后来的史书上，有了公平的记载。读过《资治通鉴》的人，大概不会不知道，公元前五○六年，伍子胥把楚平王的坟墓掘开，拖出了尸体，鞭打了一顿。那是中华民族文明史上最光辉的一页，展示了被奴役的人们，记住了暴君的罪恶，终于有机会伸张正义，显示威力。
不可否认，历朝历代的帝王，越是残暴，就越不会承认自己的暴行。一方面指责伍子胥鞭尸事件是大逆不道，一方面又无可奈何患上了‘伍子胥恐惧症’，两者相辅相成，演变成不可救药的迫害狂。
早就有所传闻，毛主席喜欢阅读古书，床头一部《资治通鉴》，据说披阅过好多遍，晚年眼力衰退，还特别印刷了大字体版本。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也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好，只怕都是遮人耳目的烟雾，真正的目的，未曾不是无法摆脱的伍子胥鞭尸后遗症。
不然，作为大国领袖，弃‘烹小鲜’而大翻大炒，灭了党内第二号人物之后，又毫不手软的灭了自己的接班人，将作何解释？
8/22/03(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