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教会领袖作证联合国呼求公义 (二)

酷刑折磨用具和劳教产品首次展示

刘先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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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3月29日讯】在漫长的等待中,我们没有放松灵修的生活。为了叫看守所的弟兄姊妹们都能够度过这段死荫的幽谷。所以在礼拜天,特别是在女号室,我们都是四个姊妹在一个号室,照常地禁食祷告、回顾圣经,有时间回顾一段教会的历史。对别个号室里的弟兄姊妹,有时给他们传传经文,以及那些神的话语。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或者他们的生日,就给他们做生日卡片。就是别人丢的那些烟盒纸,还有擦脸的香香盒子纸,拿来画点画在上面,再写些祝福的话语。每次在他们生日的时候,都给他们定菜,就是给他们定生日菜。虽然这些都很平常,但是做为在那种环境中的我们来说,真是一种很大的激励,是我们能够走出这段死荫幽谷的力量。

我记得是在于2002年5月27日,那天早晨,我们刚早饭过后,我就接到了1号室的李英姊妹以及肖艳丽还有她们几个人给我做的生日卡,那时我高兴坏了,因为在这种受压的环境中,从来还没有想到记得自己的生日,或者在生日的时候,还有谁给自己祝生日喜乐,没有想到这些。或许自己的父母家人,都已经把自己的生日忘记,也没有说那一天特地赶来看望。当收到生日卡的时候,叫我们想到了神的恩典,想到弟兄姊妹之间那种人间没有的那种真情,叫我们心里不觉得空。所以我们号室里的孙明华姊妹、曹红梅姊妹、孟喜存姊妹,她们都提议简简单单地给我聚个生日会。当时我们在里面什么都没有,有的仅仅是快餐面,很平淡的那些饼干,还有咸菜、花生米。她们说我们就用这些很简单地来过一个生日。当时,我们就列了几项过生日的程序,首先就是唱诗,唱诗之后就是低头闭目默祷,默祷之后,主持人讲点话。然后,当时参加生日的人都跟那个过生日的人送礼物,说几句知心的话,或者唱一首生日的歌。我们当时都邀请那些号友们(就是外邦人)也参加。当时她们也很愿意。虽然没得桌子没得凳子,我们就在那风场里把这些东西都摆在水泥地上,围着坐一圈。特别是送礼物的时候,孙明华姊妹,曹红梅姊妹,孟喜存姊妹,她们都跟我说几句心里话。特别是我们一同经过了这场患难,一同经过了这场被压,想到以后的路虽然还更艰难,还有更多的风雨等着我们。她们说:“以后,我们还是肩并肩,手拉手,同滚战壕。”这些话在我心里是个很大的激励、鼓励。

在生日快要结束的时候,那些号友们都起来给我们唱一首歌,也是她们自己觉得最喜欢的歌,献于我。她们边唱都哭了,觉得这世上她们也参加了很多朋友或自己的生日会,但是没有像我们那一场生日会那么激动人心。到末了的时候,曹红梅姊妹、孙明华姊妹、孟喜存姊妹趁我不注意的时候,把牙膏当生日蛋糕抹在我的脸上、鼻子上,到处都抹的是。并且把洗发水当作香膏把我的头上到处都淋的是的。当时我们在院子里你追我赶的,你抹我的身上,我抹你的身上,你追我赶的,就这样过了个生日。在看守所里,那种很受压的心灵又很受压制的环境当中过那个生日,可以说在我的一生都不会忘记,也可以说以后在这条道路上,都觉得只有我们弟兄姊妹们之间的这种情份最真诚最可贵了。那一天过了生日之后,其实在别个号室里弟兄姊妹们,我们只能说借着卡片、借着祝福的话语鼓励他们、安慰他们。哪个号室里有我们的弟兄,还有我们龚老师的那个号室里,并且给他们号室里的号友们送了卡片,送好多祝福的话语,所以整个看守所号室都知道华南教会,并且这一班人特别愿意交结朋友的那种情。我们给他们送进去了之后,他们在各方面对我们的弟兄们或龚老师的心灵上不再制造别的什么压力。所以这段时间,有时间我们还接到外面教会的弟兄姊妹送给我们的消息。真的,那时在我们的心中不知道外面的弟兄姊妹们是怎么在过日子。在我们想像当中,总以为他们天天都无家可归,天天没有地方去,甚至想到他们在乞讨要饭。觉得这次暴风雨的洗礼把华南教会冲打得一块瓦片都不在了,一想到这心里都凄凉的没办法。所以在他们给我们递信来说,还在为教案奔波,竭力的努力,甚至还要给我们请律师团,要改变这种教案,并且说现在中国的教会要将上一个新的台阶。听到这些话使我们的心里特别感谢主,说:“主啊,你虽然把我们压到最低,压到死荫的幽谷,但是你的杖和你的杆还与我们同在,还在安慰我们,你并不是要丢弃我们。”想到这些,我们边过自己属灵的生活,另一方面切切为教案禁食祷告,有时候,有的禁食两天、三天,甚至禁食七天、十天,就这样轮流禁食的祷告。特别是在过节的时候,别人都在享受着节日快乐的时候,我们都特别喜欢唱歌,唱《同路人》、《虽然我们相隔千里》,还唱《不是没有家》……《不是没有家》,这首歌可以说在荆门看守所的每个号室那些外邦人都会唱,有时间我们不唱他们都唱。所以我们每天早晨醒了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唱一首歌,我们是五号室的,我们唱一遍,唱一首歌,一号室里,她们听见之后,她们也赶紧唱一首歌。别个号室里都安静地听,听了之后都鼓掌。我记得特别是过年的时候,各个干部都说叫我们都安静不准吵闹,不准怎样,但是那一天我们都唱歌。干部来了之后,干部把门一踢,把窗子一打开,说你们谁在唱歌,唱歌拉出来带脚镣。当时我们就说,脚镣要带你们就带,歌我们是要唱的。干部一走我们又唱。

在6月4号的时候,湖北省高院的郑博敏法官来提审来复审,他说复审我们的华南的教案。那一天都是轮流喊出去提审。当时把我喊出去了,把我叫出去之后,真的一想到提审,一坐到那提审室,以前那种刑讯逼供,那种被打那一幕又浮现在自己眼前,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心寒和寒颤。所以当时我就没有说话。那个郑法官说:“我是湖北省高院的法官,是来复审你们的这个案子的,你有什么话就直说。”但我一直还是害怕得不敢开口,他说:“你为什么不敢说话啊?”我说:“我害怕,因为以前他们提审我的时候,我都被打怕了。”当时,我就把我的伤,这胳膊上这腿上的伤我全部都刷起来说:“郑法官你先看看我这伤痕都还在。现在我走路都不方便。”当时荆门法院里有个司机,一同来的司机,在我面前晃来晃去。他看我用手提裤腿的时候,他就过来把我手一打说:“你瞎说么事(什么)!”我说:“这又不是你的事,是郑法官提审我。”当时我沉着一股气,就把我提审的前后的经过都给郑法官说了。说完之后,我就进去了。虽然高院是来复审,但我们也很渴望教案能够扭转。但是,我们还是在忍耐等候当中。特别是高院提审之后,我们心里似乎又抱着百分之百的希望,但似乎又百分之百的失望。抱有希望的是因为我们信的是神,神是信实的,他叫我们经历这一切,并不是要丢弃我们;我们失望的就是面对这些中国的法庭这些执法人员,这一切使我们真的不敢再抱希望了。记得有一次,干部把我们号室的门打开了,因为里面有个法轮功的好长时间都没吃饭,都已经快奄奄一息了。所以我们就帮忙抬到医务室里,一大早干部还没上班,把她一抬到医务室,我又赶紧转过身来,开了龚老师的那个窗子,正好他们都坐在那个铺板上面。当时我跟龚老师握了个手。最后龚老师说,高院已复审我们,我们还要为这事祷告,都不要失望,因为主是会负我们责任的。说了这点话,在我们心里面,真的是感到主带领我们走这条路,虽然是我们不愿意走的,我们没有想到要走这一步,然而借着龚老师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彼此的劝勉,我们也看到了教案的希望。

对于龚老师他在里面一直带着脚镣,因为在那里面脚镣戴时间长了,看守所干部都按时间给换一种脚镣。别人去喊他换脚镣的时候,他说:“我戴的这个脚镣,跟着我日日夜夜,已经411天了,所以跟我已经产生了感情。”他不愿意换,并且他跟随干部亲自要求,要求搬到禁闭室去住。因为他什么苦都吃过了,什么苦刑都受过了,就是没有坐过禁闭。当时干部说:“只有违犯监规的人才能关禁闭,如果我们把你关禁闭的话,那么我们不就违法了。”所以不答应他。龚老师叫我们都向干部要求看圣经,在里面可以用圣经来装备自己。他自己也要求,干部拒绝。后来他又书面申请,写成文字向看守所的领导申请要圣经,所以在他一而再三的要求下,给了他一本圣经。但是没有多长时间,清监的时候又给他搜走了。我们也向看守所的关所长要求看圣经,但是要了几次,关所长都当面拒绝了。龚老师在那里面,因为是重刑犯可以偶尔有一顿稀饭,就是隔好长时间了,就给你一顿稀饭吃。因为一天三顿都是干饭,所以有一顿稀饭吃在里面是蛮稀少的。有几次外劳的打饭都给我们打稀饭吃,问我们吃不吃稀饭。我们都感到希奇,问这稀饭从哪里来的。打饭的就说是你们的老师舍不得吃,叫我们把稀饭打给你们吃。我想到我们的老师,真是一口稀饭也想到学生,他心里所装的是神的计划,神所托付的使命,装的是我们这些学生。在那种环境当中,他还把这一碗稀饭舍不得吃,递给我们吃。叫我们感觉到这种师生情都是在患难当中,在受压当中,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而产生的,一个这样的老师怎么不让学生去爱他呢?当时接到这稀饭我们都哭了,甚至不忍心吃。每当我们给龚老师制作那许多小卡片,他过生的时候,我们也给他订生日菜。他接到这些的时候,他就说你们给我的这些都很多很多了,你们要再送的话就送给董道来弟兄、夷传福弟兄,以及和我同戴锁链的胡勇弟兄、徐福明弟兄,还有那些没有家人来看,并且在里面很缺乏衣食的弟兄们,你们做在他们的身上就是做在老师的身上了,也了了老师的一个心愿。老师都觉得弟兄姊妹们出来传福音跟随老师,他觉得师生在监狱中走到这一步,在他的心灵中他觉得很欠这些学生们的。当时在我们很受感动。我们觉得这些年间,若不是有一位这样老师给我们指一条信仰的路,指一条纯正的路,我们也跟那些外邦人一样的,还在罪恶里面沉沦。所以好几次他自己要求干部,能够把家人送他的衣服送的那些食物,上的帐(钱)要求干部转给弟兄们,但是干部不愿意帮他的忙。所以他实在没有办法,他就叫我们能把这些爱心都献在弟兄姊妹身上,这样叫他的心里也平衡,也得安慰。老师在那种环境中,没想到自己带脚镣可怜,也没有想到自己死呀活的,心里所牵挂的还是这班学生。在那种环境中产生的师生情好美、好真诚。

等到九月,一直到九月23日,也是晚上,我们都已经睡了,干部又来喊我们起床。把我们有的喊到值班室,有的喊到医务室,有的喊到接见室。我被带到值班室里去了,一去原来是荆门中院来发重审通知单,当时叫我签字。因为重审通知单上写着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并且民事判决违法,所以发回重审。签字的时候,看守所的管教员说:“怎么你们每次给他们发材料都是到晚上来发?”所以就很诧异。荆门法院的吱吱唔唔说:“我们的工作太忙了。”就这样应付过去了。

我们接到这个重审通知单,是9月23号接到的,10月9号就要开庭。当时,我们都急的要请律师,因为经过第一次的开庭,我们想到他们给我们的援助律师,在庭上不但不给我们说句话,还把法庭都弄的乌烟瘴气,嘻嘻哈哈,走进走出的,简直不是我想像中的那种法庭。当时我们都急的没办法,跟干部要求跟家人联系请律师。看守所的干部说:“上面有规定,这些我们不管。既或你们请律师也没有用了。”我们说:“既或不让我们联系,但是我们也要写陈辩词。”虽然我们上一次也写陈辩词了,但是写的陈辩词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法官、法庭、法院根本没有采纳我们所陈辩的,甚至律师没有为我们陈辩。但这一次我们还要尽到人的本分,我们还要继续写陈辩词,哪怕再起不到作用,我们写了之后主会负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都要求写陈辩词。因为马上就是10月1号国庆长假,所以看守所的干部为了预备这个长假的休息,他们都忙得不管我们。要了两三天才要来了笔和纸。在那国庆长假期间,别人都沉浸在国庆的气氛当中,我们华南教会的这一班师生都在为华南教会能够生存下去而拚命的挣扎。虽然我们不懂法律,但是我们用我们的话将事实说清,不管法庭采不采纳,我们都要把事实说清。所以这期间呢,一直在写陈辩词,之后也递交给看守所里叫他们转到中院。
10月9号那天象第一次开庭一样,把我们都喊出来,站成两排,每个人后面都有两个法警,弟兄们是武警,姊妹们是法警,把我们押上四张(辆)车。一出看守所的大门上公路,我们看到从虎牙关看守所门口一直到法院门口,公路的两边都站满了我们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从车的窗户里看见了他们,但他们看不见我们,因为车开的很快。等我们到法院门口的时候,看见那些家属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他们早就围在法院门口等候了。等法警把法院的门一打开,车一进去,弟兄姊妹们也跟着进去了。进了内院之后,就把我们押上法庭了。这一次跟上一次一样有律师,律师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为我们请的律师团,这一次是我们自己请的律师团。并且还有法官和陪审员、民事原告、书记员都已经就位了。法警把我们押上法庭,这一次给我们这些被告人也有座位,可以坐着受审。上一次在法庭上骂骂咧咧的那个法警也没有看见了。在那个旁听席上仍没有我们的亲属。在开庭程序过了之后,我、向凤平姊妹、李应平姊妹、孟喜存姊妹都被押到候审室里去,一直这一天我们都没有上法庭。晚上我们回到看守所。

第二天(10月10号),又把我们押到法庭去。上午我们十七人都在庭,刚开始叫我们陈述,为自己陈辩。为自己陈辩的时候,像龚老师、李英姊妹、孙明华姊妹和其他的弟兄姊妹,都为我们的教会不是邪教以及龚老师、李英姊妹、孙明华姊妹他们与伤害无关都做了陈辩。并且凡在庭的弟兄姊妹也都当庭做了见证,说这个伤害罪与龚老师、李英姊妹、孙明华姊妹无关。并且法官也没有问我起诉书上起诉你与龚圣亮有性关系属不属实,因为上一次的庭审上,他们问过了,这次连问也没有问。当时公诉方,公诉我们华南教会是犯罪集团,公诉犯罪集团的时候,肖艳丽姊妹为犯罪集团做了辩护。她说犯罪集团是专门一个团体或一班人以犯罪为目的、为生存。但是华南教会她是有信仰的,是因着基督救人的爱在一起传福音,而并不是存着犯罪的目的和心而聚在一起的。做了这些辩护,还有弟兄姊妹们也都为这是不是犯罪集团做了辩护。当他们一提我们华南教会是犯罪集团的时候,律师们当时都感到很惊讶,因为起诉书上定我们是故意(报复)伤害罪,马上他们又控诉我们是犯罪集团,所以律师都知道控诉方这样控诉我们这些是不对的。接下来律师们都为我们这些被告们做辩护,特别是龚老师的律师扬敦先和李英姊妹的律师陈之恺,还有孙明华的律师钱列阳,他们都做的是无罪辩护。提到龚老师的时候,说伤害罪:一、他自己不知道,二、在庭同案的人都做证说与他无关,没有什么证据和事实来定他有伤害罪。并且杨敦先律师还辩到,定他强奸罪没有一个原告,也没有一个证人,也没有什么书面的证据,没证据定他强奸罪。当时还有其他的律师们都为自己的当事人做从轻辩护。律师们辩了之后,最后叫我们每个被告都用一句话来陈述一下这次的庭审。每个人都开口说了一句话,就是要求法庭能给我们公正合理的判决。特别是轮到夷传福弟兄的时候,夷传福当时把他的膀子刷起来,他的膀子上黑点点一个挨一个,一个挨一个,那些伤口还在溃烂,又刷起他的腿,把腿一刷起来,这腿上一片接一片的都是一片乌紫还在溃烂,还在流水。所以当时那些律师们一看,都震惊了。夷传福弟兄就哭着说:“请法官大人先看看,我所受的刑讯逼供。”当时法官就赶紧叫夷传福赶紧把衣服放下。别的姊妹都做了陈辩。轮到我的时候,我当时觉得想到提审的过程中,那些公安人员一直的问说跟龚老师有性关系,这不是事实的话。这在法庭上第一次法官也问了这事,这一次法官没有问到这事,在我心中觉得这不是事实的事,在法庭上我一定要把事实真像说出来。当时我就说:“尊敬的法官大人,我只想说起诉书起诉我与龚圣亮有性关系不是事实,因为他们所得到的这种口供是在他们刑讯逼供,并且几天几夜的那种困乏、饥饿、酷刑当中。当时那些提审的人把我的衣服也拉开了,甚至拉开了我的胸罩,在这种情形下,他们所得到的假证伪供。”当我说了这句话,当时律师们都惊讶的发出了叹息,钱列阳律师当庭就提出,说:“请法庭重视这个小姑娘所说的话,高度重视刑讯逼供的问题。”这整个上午已经要吃午饭了,又把我们押回了看守所。进了看守所我们还在想,这庭审的程序好像就已经要结束了,那么下午的时间要作什么呢?也不知道他们下午的时间要做什么,也不知道他们是怎样安排程序的。

等到下午两三点的时候,才带我们上庭,又把我们押到庭上,当时我的心里都是都在彼此的猜疑,不知下一道程序将要进行什么。突然法官大喊一声:“全体起立!”我们都站起来了,安静的、紧张得只听到彼此的呼吸声。不知当时要说什么,当时法官当庭宣布判决书:“被告人龚大力因伤害罪,判无期徒刑,因强奸罪判十年,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徐福明伤害罪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胡勇伤害罪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李英犯故意伤害罪判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被告人龚邦坤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被告人孙明华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被告人肖艳丽犯故意伤害罪判有期徒刑十年;被告人董道来犯故意伤害罪判有期徒十年;被告人夷传福犯故意伤害罪判有期徒刑十年;被告人邱春毅犯故意伤害罪判有期徒刑三年;被告人杜青峰犯故意伤害罪判有期徒刑三年;被告人曹红梅犯故意伤害罪判有期徒刑二年;被告人付士军犯故意伤害罪判有期徒刑二年;对被告人孟喜存、刘先枝、李应平、向凤平予以释放。”当法官将这些宣布完的时候,当时我看到律师们脸上还是满了疑惑。当时我一听到说我被释放,我当时就当庭哭了。我哭的是做为一个信耶稣的人来说,在中国好艰难哪,仅仅是因为信耶稣把我们封闭提审,一年多都没有让我们与家人接见,家人也不知道我们的消息,教会弟兄姊妹们也打听不到我们的下落。并且提审的时候都对我们采取了这种酷刑,死一般的折磨。经过几次的开庭,最后还是要释放。难道我们今天信耶稣在中国真的是无路可走了吗?所以想到这一连串一年多的经历,一年多我们师生们在专案组提审所受的酷刑和第一次开庭所判那种重刑、极刑,真的心里真是想痛痛的大哭一场。宣判完毕了,庭审就结束了。

我们都被法警一个一个押出法庭。押老师那个法警说:“龚大力,你看你的队伍好长哦!”当时龚老师说:“这是耶和华的队伍!这是耶和华的军队!”我们被押出来准备要上车的时候,就看到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和还有我们那些家属们,都已经进到院里去了,他们已看到我们,我们也看到他们,他们都跑过来都扑过来,想要见见我们。所以,我们就站在车门口不想上车,因为一年多都没有见过他们,我看见龚老师站在车门口,因为他看到有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在院子里面,还有他的家人,他的姊妹,还有他的姑娘(女儿)都在那里。他停在车门口,想多看一眼他们。结果当时那个法警就是押他的那个法警就把他的头往底下一按,把他两个手一拧,往车上一推,他的鞋也推掉了,就跪在那个车门口上,强行把他押上了车。当时我们家人都知道会有我们四个姊妹被释放,所以弟兄姊妹和家人们都扑过来找我们,要接我们走,因为我们是被释放的。但看到那些法警们拿着电棍在那门口乱打乱触的。即使我们上了车之后不准开窗户,并且不准我们看外面,经过出院门口的时候,我们都看到那法警都拿着电棒,把我们的家人遣散了,赶散了。车飞快地开往看守所。在回看守所的路上,那个法警又给我们被释放的四个姊妹把手铐重新又戴上了。因为当时我们在法庭上的时候,被释放的当时就没有戴上,所以在回看守所的半路上又给我们戴上了。我们当时都想这是为什么呀,他们说我们只是执行公务。他说这句话时我想起我们在庭上快要结束的时候,法庭有一个人喊押我们四个的法警到外面说了一阵话才进来。所以我知道这一切都是他们安排好的。既然我们是被释放的,半路上为什么又给手铐我们戴起来。他们到底还要给我们怎么样呢?当时我们回到看守所,因为我们想到看守所还有我们的龚老师,还有弟兄姊妹说几句话然后再走。

一回看守所,说我们有四个被释放的,看守所的干部他们脸上都满了狐疑。我们一进到号室里面那号友们都为我们高兴,说:“从来没有碰到像你们这种案子,怎么还有当庭释放的人。也是的,看你们个个进来,其实从你们的言行上,从你们的各方面上,真的看不出你们是做坏事的人,一点就看不出你们是做坏事的,把你们打那么狠,结果经过法庭一开庭,最后还是没事呀,还是把你们释放了。所以那些号友们都纷纷的议论开了。

当时我和李应平姊妹是在一个号室里。孙明华姊妹和肖艳丽姊妹她们两个忙着给我们收东西。因为我们是释放的,我们准备马上出来。东西刚一收好,我们还在跟她们说话的时候,大概十分钟之后吧,荆门公安局的劳教办的把我们叫出来了,拿出一张劳教三年的通知书,叫我们签字。当时我怎么也想不通,我当庭释放了,为什么转身叫我签劳教通知书呢?怎么我也不会签这个劳教通知书,明明当时宣布的是释放,为什么叫我签劳教通知书。所以当时荆门劳教办说:“你签不签也要弄你去劳教,这是强制性的,你不签字,只能说你的态度不好。”我们就在那里争执了半天,都硬让我们签字了。签字之后进来了,虽然这次教案改判了,但是呢?还不是华南教案的本来面目。虽然我们有几个释放的,但是他们硬是把我们劳教了,所以我们还要写上诉状。龚老师,还有弟兄姊妹们也都决心还上诉。

直到10月11号那天,荆门中院的那法官来给我们发判决书的时候,我和李应平、曹红梅是在一个房间里签字,看那个判决书的内容。李应平姊妹问那个法官说:“龚老师那个强奸罪,又没有原告,又没有证人,为什么还定他强奸罪,又给他判那么重的刑呢?”当时那个法官就说:“我们也无可奈何,这些事是上面都规定好的。”我问法官说:“到底荆门中院宣判的结果,起不起功效,如果起功效的话,为什么荆门劳教办的又转身叫我们签劳教通知书呢?”当时那个法官说:“这些是公安局的事,我们法院管不了。”这次开庭从他们的话语中真的我们的心里有了更多的不解和谜团。因为我们这次的发回重审,在我们的心里是准备至少要开庭一个星期,结果一天半的时间,只走了一个法庭的程序,一个仪式,紧紧张张仓促的就把华南的教案了结了。在他们的口中他们常说华南教案是大案、重案、要案,竟在一天半的时间就草草了结了。所以一想到这些叫我们的心中更加的不踏实,有更多解不开的谜了。

当时我们看了法官送来的判决书,看了判决书我们出来准备进号室的时候,看到龚老师和看守所的胡所长正站在那里谈话。当时我和李应平姊妹、曹红梅姊妹,我们几个也都走过和他们在一起说话,说话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跟龚老师握握手,并且嘱咐他一定要保重身体。虽然只短短的一年多,看到他的头发,几乎大多数都白了,只夹了几根黑发,并且他的身体也显得很削瘦,他走路脚步也不像从前那么灵便。但是从他那一副饱经风霜的脸上,仍掩饰不住他里面那一种基督生命的气质和为中华福音事工的那一种负担感。当时我们说了一点话之后,老师也嘱咐我们:以后如果下队了的话,还是要求看圣经,纵然我们现在好多事情叫我们想不通,但是等有一天到基督台前,这些都会叫我们明白的,主带领我们走的路都没有错,刚说这些鼓励的话,干部都催我们各回各的号室,当时我们每人都跟龚老师握握手,握手的时候,我们都嘱托他要保重身体。

进到号室之后,我们想的是,如果送我们下劳教队的话,大概要等我们的判决(裁决)书发到我们手中了,或者是等我们的上诉期过了,再送我们下队。谁知道,等到10月15日,那看守所的干部喊我们,喊我和李应平以及孟喜存姊妹、向凤平姊妹赶紧收东西。我们心里没有什么准备,当时都手忙脚乱的,幸亏那些号友们赶紧帮我们收东西。我们把东西收好,想到弟兄姊妹们和龚老师的窗口去给他们告个别,让他们知道我们已经下劳教队了。干部和那些送我们的荆门公安局的都不准我们去,硬强行的把我们往外面拉。只有向凤平姊妹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赶紧跑到龚老师的窗口,跟龚老师说一声,说“我们已经要下劳教队了,你们要保重身体。”说了之后,又赶紧跑来了。我们就被带到沙洋劳教所。

一进那个沙洋劳教所,就把我们带到了干部值班室门口。当时,有一个叫刘琴干部就被送我们的公安局的人叫过去了,他们在一旁嘀咕了一阵。然后,刘琴干部就喊几个安全员(就是吸毒的劳教学员),出来给我们剪头发,要搜身。她们一出来 ,就把我们的衣服什么都撒了一地,并且把我们的头发剪得又短又丑。那个安全员搜我的身的时候,从我的身上搜出了一张纸写着复议书。就是虽然我们是劳教了,我们还可以上诉,还可以复议,我打的一个草稿,当时那个安全员把那复议书一撕丢在地上说:“是邪教就是邪教,还不服气呀?”搜了身之后,那个刘琴干部就把我们带到值班室门口,说:“凡来到这里的人都要学会三问三答。第一问是:你是什么人?答:我是劳教学员。二问是:这是什么地方?答:这是劳教场所。三问是:你到这里干什么的?答:我在这里是接受劳动教育改造的。”并且说:“你们进门出门都要打报告。进去之后不准祷告,不准传经文、纸条,不准与华南教会的那些学员讲话。”说了这几个不准之后呢,就让我们进去了。进去之后,其实已经是吃中午饭的时候了,车间工作的学员们都回来吃中午饭。我们华南教会的有些姊妹们都看见我们四个来了。饭后,她们都出工了。我们四个刚来的一人分在一个班上,让我们背监规就是所规队纪劳教所的“五十五条”,什么“老三篇”,背这些。

从我们到劳教所来,劳教所里一共有十七个华南教会的姊妹。在这种场合当中,也就是说在劳教所这种强制性的环境当中,我们的信仰要面临着更大的检验和考验。既然神把我们这么多弟兄姊妹们,把我们都放在劳教所,我们有十七个姊妹都在一个院子里面,我们中间成立了一个福音小组。成立一个福音小组不管是在交通上,在凡物公用上,好些事情我们都有个中心。十七个姊妹我们都轮流安排,每天早晨都禁食祷告,都安排落实。并且我们中间哪个缺什么,需要什么,我们都特别的彼此照应。那时候我是分在五班,在五班里面有张秀英姊妹、冉秀红姊妹、谢泽信姊妹,我们都分在五班里。虽然在一个班上,但是并不允许彼此说话或者在一起吃饭。因为班上都有班长(安全员),特别监视我们这些信耶稣,所以说话也不方便,每天都是繁重的劳动。到进劳教所第三天的时候,我们刚来的几个都被带到车间里做耳机,做小喇叭。一共有十四道工序,每道工序都是细活。我安排在第二道工序,就是那个贴膜片,跟徐宗英安排在一个组。刚一掌握这个技术,干部和安全员每天都给我加任务,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比那干了一年多的任务都还要重。每天加任务,每天都只有摸到晚上最晚才回去,最晚一批才收工,有时候十一点多呀!有时候到十二点哪才能够收工。一回去又不能睡觉,还得背“老三篇”,还得背里面的好多那些劳教所里规定的叫你背的那些书。所以在那种压力下,觉得身体、心灵都特别受煎熬。有时徐宗英姊妹、池发玲姊妹、杨池娇姊妹她们把任务完成后,都赶紧帮我完成任务。完成任务能早一点回去。但是那些劳教学员多数是吸毒的,所以她们一看到我们彼此帮助,她们都特别地恨。有一次,徐宗英姊妹把任务完成了就帮我贴两三百个膜片递给我,吸毒学员顺手就抢过去了,说:“你帮哪个都可以,就是不准帮刘先枝,干部不准你们说话。”当时徐宗英姊妹很恼火,她就说:“我哪个都帮,就是不帮你!”这吸毒学员就怀恨在心,一直找机会报复我们。所以在那种环境当中,其实我们心里也清楚,好多时候我们弟兄姊妹真诚相爱,彼此相爱,这是在外邦人中找不到的,她们一方面是羡慕,另一方面她们是嫉妒。

11月25号,荆门中院的法官又给我们送来了裁决书。我看那个裁决书结果最后说是维持原判。“孟喜存、刘先枝、向凤平、李应平已释放回家。”所以当时我们都感到很气愤,明明当庭宣布释放又把我们劳教,明明已经把我们送下劳教队了,为什么判决书上又写着已经把我们释放回家。这种种的这些事,在我们的心里真的是接受不了中国的这种法律,这些执法人员所作的。当时我们都当面问他们说:“既然是已经把我们释放回家,为什么现在却不让我们走,还把我们关在劳教所里?”当时,那个法官和那个劳教所的干部都劝我们:“你们既然来了,就安心地在这里改造,不过是两三年嘛,你们只还有一年多了,一年多好过得很,过完了就回家了。”我们真是心里很受委屈,但是面对这种现实,中国的这种法制,我们又能怎么样呢?在那里面,干部、学员对信基督教的是百般的不理解,凡信基督教的进去了非叫你与你所在的教会以及你所信仰的耶稣决裂,也就是说不叫你信,不准你信了。有一次我在车间里干活,劳教所里的汪队长专门喊我去谈话,她就问到我有关信仰的事。我就说到中国是信仰自由,况且我们信耶稣不干什么坏事,并且给社会带来好多的好处。既或我们现在已经在劳教队里,从我们的言行上也看得出来。我们干活又踏实也不违反什么纪律,并且都是诚诚实实。汪队长说:“这些事我们看在眼里了,你们为什么都不愿意和我们干部谈话呢?为什么不愿意走近我们干部呢?”我说:“不是我们不愿意和你们谈话,不愿意走近你们,而是在公安机关经过提审,他们对我残忍的那种酷刑,甚至现在我脚上的伤都还在。所以我每想起每回顾的时候,我的心都是寒酸的,我的心都是害怕的,我以前一看到那些公安人员、那些穿制服的人员,心里都羡慕、都佩服。但是现在一看到那种人我都感到害怕,都感到毛骨悚然的。”汪队长说:“其实他们那样对待你们是不对的。但是我们跟他们不是一个系统,你们来劳教这么长时间,你们看我们干警哪个打你们了?”我说:“以后或许经过慢慢地谈心,这样我们会与你们距离越拉越近。”

在那里面白天就是繁重的劳动,任务不断地增长。什么都是集体化的,不管你上厕所,不管你是出工、洗碗,什么都是集体的。都是有时间规定的,都是连走带跑。特别是一天等到晚上躺到床上的时候,真的是腿都是酸的,全身都酸软。但我们想到我们是为了信仰,为信仰心里还是满了平安,满了喜乐。再加上教会的弟兄姊妹们经常冒着危险去看望我们,给我们送衣服,送吃的,给我们上钱,叫我们在这里面保重身体。虽然坐在监中,但教会并没有忘记我们。纵然他们在外面遭难受压,甚至连自己吃了上顿不知道下顿,但他们还想到我们在劳教所里面需要那些衣服,需要那些食物,叫我们一点没有缺乏。所以凡送进来的那些衣服、食物、钱,劳教所里这些姊妹们,我们都彼此公用,也就是说都在一起,大家一起用,一起分享教会的恩典。

在那一年多的时间里,我深感到一个基督徒在中国为了持守信仰,为了坚持信仰是要付出代价的。每时每刻都在面临着信仰的挑战。尤其在我们每次在劳动的时候,车间的干部跟我们说话,说:“我并不是不喜欢你们,如果你们吸毒的话,我更喜欢你们。并且说现在是什么时代了,一个年青人不趁着年青的时候,赶紧穿点、玩点,等你老了后悔也晚了。”并且有一次,一个干部亲自跟我说:“你第一次来劳教是出于无知,第二次来劳教你是出于顽固,如果你第三次再来,你就是猪脑袋。”所以在那些学员的声音里也是说:“我们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信耶稣。”觉得信耶稣划不来。在这种声音当中,我想对我们每个人的信仰都是一种冲击。不过一年多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记得在六月份的时候,有一次安全员都喊到我们所有的华南教会的姊妹们,叫我们带上笔和纸叫我们到教室里集合。我们不知道干什么,一进去她们把桌子凳子摆好了,安全员抄了十七道题在黑板上,叫我们不准交头接耳,不准互相看,各做各的。当时我们一看那些题目都是针对我们信仰而出的题目,因为马上要面临半年减期。其实我们虽然遵守那里面的纪律,干活都很卖力、很踏实,比别的学员都强,各方面都好,每次给我们的安全奖都是最少的,减期却是与我们无份的。他们出这些题目就是看我们思想改造好了没有,看你还信不信耶稣,你承不承认华南教会是邪教?所以出了这些题目是针对这些而来的。我们都抱着不减期和加期的这种心理准备,答了这些题。当时大家都不约而同都否认了华南教会是邪教。并且说以后还要继续信耶稣。干部就对我们是彻底地失望,就说是改造不好了。

等到我们那些姊妹都陆陆续续地解教,最后都只剩下我和孟喜存姊妹、向凤平姊妹、张秀英姊妹,我们几个是一天解教,是2月1号解教。在别的学员解教的时候,干部们都提前通知她们,叫她们赶紧打电话回去。然而我们这是一天解教,她们一直不告诉我们,一直到元月31日的下午,汪队长才把我们四个人喊到值班室里,说:“我知道你们在一起相处得很融洽,你们明天同一天解教,你们出去后,如果不邀不请不喊不叫,都走到一个家庭里去了,后果你们是知道的。”当时我们才知道我们2月1号就要解教。第二天,2月1号早晨,我们就收拾我们简单的行李,迈出了满有战争的劳教所的大门。

迈出这个大门,就像诗篇上一二六篇所说的,我们满舌欢呼,满口嘻笑,因神为我们行了大事,使我们这些被掳的人归回,如同南地的河水复流一般,也就是说他虽然把我们放在那种苦难里、监狱中,但他还是把我们从这苦难中再带回来。我们一出这劳教所的大门,就看见了教会的弟兄姊妹早就等在那里接我们,所以我们的心更加地感动。因为在我们心里想,经过这次王权的逼迫和镇压,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就像犹太人被掳的那种光景一样。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那些弟兄姊妹都一批又一批地被掳进了监狱,好多弟兄姊妹们都被赶散了,赶得没有归家之处。谁知道,一见到弟兄姊妹,她们都跟我们说,这几年他们在外面生活得很艰难,但是都在为华南教案,为我们祷告,并且说:现在一切的聚会都在正常中,跟以往一样,都恢复正常。这是我们的心简直都没有想到的。我们当时心里真想说:“主啊!你剥夺我们的一切,但你还是用你的恩典,用你的好处,用你自己来代替。虽然你曾经把我们赶散,但是你又把我们召聚回来,所以我们回到教会还有落脚之处,还有个家可归。不像你在世上传道的时候没有枕头之地,没有家可归。”所以特别感恩。但是想到我们脚下的路的时候,心里满了辛酸,也感到了很艰辛,很负重。作为一个生长在中国,信主又在中国的基督徒来说,又经历了这一场王权的酷刑的逼迫的我来说,我真觉得在中国信主比下地狱还要难,感到那些杀人放火的比一个基督徒更讨人的喜欢。想到龚老师,还有我们的弟兄姊妹们都判着无期在狱中,现在我们教会又面临着内忧外患的这种光景,知道摆在脚下路的坎坷和泥泞,或许还有更大的苦难等待着我们。我好想对主说:主啊!我很软弱,我太需要歇歇,太需要停停脚,但是一想到龚老师还在狱中蒙冤,弟兄姊妹们为了救赎的使命还在狱中不得自由;想到我们的教会,父老母亲、弟兄姊妹们好多都把家破了,把家摆上了,在外面漂流着,为了这次的华南教案。所以,我又再次遥望各各它的山顶,也想到了龚老师多年来在救赎的战场上劳碌奔波的身影,我又对主说:“主啊!哪怕我再软弱,纵或我今后不能传福音了,但是为了见证你的名,为了中华的家庭教会,我也要把华南教案本来的面目告白于天下。”

刘先枝
二○○五年3月28日(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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