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3日讯】邓小平在谈到毛泽东功绩时说，“没有毛泽东，中国至少要在黑暗中探索更长的时间”。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这句话的真是意思应该是，没有毛泽东中国人民不会在追求民主和法制的道路上享受更多的痛苦和磨难。
赵紫阳就是这种痛苦和磨难的典型代表。
“民主和法制”，是全人类的追求，也是人类真正的康庄大道，就是中共在口头上也不能不承认这一点。
吴国光先生在《赵紫阳与政治改革》的前言中所说：“我不是这本书的作者，真正的作者是赵紫阳、鲍彤和参加了八十年代中国政治改革设计与实践的人们。”这是对赵紫阳先生充分的肯定，也是对任何贬低赵紫阳先生伟大历史作用的一种有力的回答。
在王扬生《叩访富强胡同六号》的一文中说道：赵紫阳在访谈中指出：“其实现在的领导人也明白，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改变现状。现在的领导人没有理想，没有信念，他们不知道要把中国带到哪里去。”赵紫阳甚至愤怒地说：“中国现在搞的是最坏的资本主义！西方早期资本主义也坏，但可以逐渐走向进步，走向文明，而中国这个最坏的资本主义不可能走向进步！”
这篇访谈的真实性如何，本人不好判断，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赵紫阳是真正希望并实践了铺设“民主和法制的轨道”的第一人，是中国的第一人，更是中共的第一人。赵紫阳大大突破了邓小平的局限，把中国的改革事业从经济领域切实地推向政治领域：（郭罗基在《论赵紫阳的意义 》把它归纳为三个方面）党政分开，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以及开党中央不讨论法院案件的风气，不以理论是非整人的风气，不审查文艺作品的风气，能够证明这一点；一九八七年七月一日，纪念中共成立六十六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日程上来》，更能够证明这一点。那种把赵紫阳在89年“六四”事件中，表现出来的壮举，仅仅看作赵紫阳先生“更加开明一些、更加务实一些、更加人性化一些”是不正确的，也是不全面的，它根本不符合历史的实际。
正如谁也夸大不了毛泽东的历史作用一样，谁也贬低不了赵紫阳先生的历史作用，历史走到现在，谁都应当清楚，改变中国，真正把中国引向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依靠的是制度，不是个人，更不是智慧和魅力。
毛泽东和赵紫阳比起来，更有智慧，也更有魅力，但毛泽东不会启动政治改革，更不会铺设“民主和法制的轨道”。尽管毛泽东对此有一些认识，据邓小平所讲：“史达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3页）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大喊出了“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的口号，路透社记者问，“自由民主的中国”如何界说？毛泽东回答：“‘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27页）
历史的实践证明，毛泽东不论具有多高的智慧，多大的权威，多强的个人魅力，也不论他曾喊出多么动听的口号，都不能保证他喜欢民主，更不能保证他愿意推进民主。从这一点上看，毛泽东不是一个言行一致的人，应当是一个政客，更是一个阴谋家。
赵紫阳和毛泽东不同，尽管他是在邓小平的框架下工作，也不管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多么艰难，也不管个人要冒多大的风险，他一直身体力行。据鲍彤《检验中国宪法的有效性的试金石》透露：十三大后，赵紫阳正式就任中共党的总书记，在接受采访时，一位外国记者问：上任后准备干什么？他脱口而出：“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并且身体力行到各地考察，大讲改革的必要性。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在决定赵紫阳政治生命的关键时刻，赵紫阳面对民主，面对法制，也面对党性和体制，赵紫阳没有选择退缩，戈巴契夫回忆录记叙了他同赵紫阳的会谈：“赵紫阳问，一党制能够保证民主发展吗？它能够有效地克服消极现象和党内政府内的腐败问题吗？赵紫阳说，如果不行的话，就势必要提出多党制问题。”（Memoir,pp.489-491,DoubledayPress,NewYork,1996.）郭罗基分析道：“具有新思维的戈巴契夫对他的开放态度都感到惊诧。赵紫阳所主张的‘民主和法制的轨道’就是包括多党制在内的现代文明国家的共同道路。民主政治起源于西方，几个世纪以来发展成为全球的汹涌潮流。拒绝西方民主也就没有任何民主。”（郭罗基《论赵紫阳的意义 》）
这就是赵紫阳，这也是赵紫阳和毛泽东之流的根本的不同。
对比毛泽东的七大报告及其实践，对比赵紫阳的十三大报告及其实践，我们不难得出结论，赵紫阳是中共推行民主法制的第一人，毛泽东也不是什么人民的救星，而是专制的救星。
邓小平虽然纠正了毛泽东在文革中的错误，但他并没有摆脱毛泽东专制思想的束缚，相反邓小平是毛泽东专制思想的忠实继承者，六四大屠杀和对赵紫阳的迫害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邓小平虽然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和他在“六四”事件所犯的罪恶相比，和对民主法制的践踏相比，那是九牛一毛。
严家祺说得好，谁是“总设计师”：邓小平还是赵紫阳？严家祺认为：“长期以来，人们把邓小平称作‘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确实，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创导者，他一次又一次用智慧化解了陈云为代表的‘左派’势力对‘改革开放’的干扰，但邓小平只是一个‘大老板’，掌握‘大方向’，不想做，也做不了‘总设计师’，那类具体的、复杂的、辛劳的工作。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总设计师是赵紫阳，政治改革的总设计师也是赵紫阳。”（严家祺《谁是“总设计师”：邓小平还是赵紫阳？》）
赵紫阳就是赵紫阳，他是一个实干家，他虽然没有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但是不论是经济建设，还是在民主和法制方面，他比毛泽东更知道中国的矛盾所在，更知道怎样去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准，更知道怎样去实践民主和法制。
在民主和法制方面，毛泽东充其量是个叶公好龙者。
说毛泽东叶公好龙，其实说轻了，毛泽东应该是民主法制的践踏者和破坏者，是大闹民主法制天宫的美猴王。
毛泽东虽然才气、智慧中共政坛无人可及，但是他鄙视一切，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都入不了他的法眼。毛泽东崇尚的是曹操，他不会崇尚民主和法制。
毛泽东喜欢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斗争才能唤起他的智慧和激情。这一点他和赵紫阳有很大不同。
赵紫阳和毛泽东相比，赵紫阳真正喜欢民主和法制，赵紫阳尽管是毛泽东斗争哲学的受害者，但是赵紫阳对毛泽东的评价却非常之高，显示了赵紫阳宽广的胸怀。据常安在《赵紫阳论毛泽东与邓小平》中披露：赵紫阳认为毛泽东真心希望建设一个光明的中国，他说：“毛主席对国家发展是有想法的，他想建设一个比苏联更好的社会主义。他羡慕苏联的经济发展，但对史达林的肃反扩大化，造成国内的恐怖气氛，他是反对的。解放以后他搞三反五反，1956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是真心希望建设一个光明的中国。他说急风暴雨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了，以后要和风细雨了，我想这都是他当时的真实想法。当时苏联认为我们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修正主义呀！”
其实，赵紫阳还没有冲破对毛泽东体制内的认识，尽管毛泽东让他受尽迫害。
1949年毛泽东喊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其实站起来的是中共的政权，没有民主和法制作保障，人民永远也不可能站起来。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大救星”，这是一种愚昧的声音，这是对民主制度的蔑视；共产政权曾经信奉的《国际歌》说得好，从来没有什么神仙皇帝，要靠我们自己。是的，要靠我们自己，要靠社会制度，要靠民主和法制。没有民主和法制作保障，什么也拯救不了人民。
不过，有一句民谣的确反映了人民的心声，“要吃粮，找紫阳”，这和《东方红》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也的确间接反映了毛泽东和赵紫阳的不同。
毛泽东走了，但专制仍在，民主和法制并没有建立。
中国就是中国，毛泽东的智慧让他践踏民主潇洒地成为一种艺术，成为一门学问，对民主肆无忌惮地践踏，让毛泽东成为万民景仰的专制之王。
赵紫阳虽然暂时还没有毛泽东的影响，但是他将温和地影响着中国，影响着中共，也必将改变和影响着中国和中共的未来。
毛泽东已经结束，但赵紫阳不会结束。
毛泽东已经结束，中国再也不会出现这样的顶峰，毛泽东虽然不是专制的末日，但至少是中共专制大衰败的开始。
赵紫阳不会结束，正是民主和人性不会结束。
赵紫阳以制止屠杀表现人性，冲破体制的牢笼，以中共体制内残存的人性发出：“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内解决问题”，让中共的大员们知道：他们是人，他们不是钢铁，他们不是魔鬼，他们不应该成为钢铁一样的魔鬼。
2005年2月18日于山东
──转载自《议报》第18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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