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30日讯】隔离审查解除之后，沈天心又回到车木组做会计。隔离前后他都没有和沈师傅见过面，一天，他走在城中大桥上，沈师傅从他身后走上前来。“你没什么事吧？”沈师傅和他擦肩而过时轻声问道。
“没事。”沈天心说，他没有停步，甚至没有向沈师傅转过头去。沈师傅也径自越过他，继续往前走。
几天后，沈师傅出现在车木店小棚屋门口，其时是中餐时间，组内其他工人都回家吃饭，天心一个人在店里值班。天心迎出来，沈师傅拿起放在店门口一条已经车好的床脚，装样子比划着。
“开始看到揭发你的那句话，我担心问题会比较严重。”沈师傅说，眼睛却看着那只床脚。
“除了那句话，对我没有任何进一步揭发，这句话是孤立的，最后也被我否定了。”天心说。
“还不能大意，可能会有人在暗中注意你。”
“我知道。反正我不在店里，就在家里，随他们怎样好了。”天心说。
“你自己当心，我有事会来找你的。”沈师傅说。
“好。”天心说。
沈师傅把手里的床脚放回原处，用较大的声音说：“就这样，我要车的时候就拿过来。”说着便离开了。
这种仍然明显受到注意的事确实发生过几次。一天半夜，忽然外面人声大作，随之便响起疯狂的敲门声与喊叫声：“开门！开门！”那天正好弟弟他们在家，睡在后房。睡在中间房的母亲将门打开后，七、八个治安队员一涌而入。
“沈天心呢，人在哪里？”为头那个男青年恶狠狠地嚷道，并径直要冲往后房去。
睡在厢房里的沈天心赶快说：“别去里面，我在这儿！”
“起来！快起来！”那人回过身来，更拿出凶神恶煞的声气吼叫着。
“你们要做什么？”母亲惊恐地问。
“妈，你再睡吧，没什么事的。”天心宽慰她说。
“跟我们走！”
天心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一直跟他们走进街道大厅，才看到里面已经有了不少有政治问题的人。那天夜晚余下的时间，沈天心就是和这些人一起站在大厅里度过的。台上有人声色俱厉地训话，并责令最近有反动言行的人主动上台交待；台下的人都默不作声呆呆地站着，没有一个主动上台的。这么折腾到天上透出光亮，最终才让所有的人回家。原来那天夜晚全国同时开展彻底清查阶级敌人的统一行动。
一天卫东街道派出所一个民警来到车木组，叫沈天心跟他到所里去一次。到所后，他给天心一块钢板，叫他在蜡纸上刻一段文字。后来听说，关城发现了油印的反革命传单，他们把沈天心也列为嫌疑对象之一。
如果在民主国家，这种对于个人人格构成极大侮辱的行为是不可容忍的。在一个对这种行为非忍不可的国家里，如果忍受者缺乏必要的精神力量，那就会使自身受到无法治愈的心理伤害。天心对这种受“注意”是完全蔑视的，因为那只是一种低级的非专业特工式的注意，他压根儿不把这种拙劣的把戏放在心上。
需要忍受的东西太多了，可以说，他离开学校之后的整个生活都只有靠一个忍字来度过，他已经成了一个忍功特别强的人，除了他自己，几乎没有人明显感觉到他是在忍。
那天在天亮时分回家后，他只对询问的母亲说了句“一点事也没有。”就继续睡觉了，弟弟他们连一句话也没有问他。至于那次取笔迹，他根本没向家人提过一个字。
他在车木组工作，何尚不是在捺着性子？那时候，他家前门外面的市河里还有家养的鸭子在戏水，钻进水里的鸭子一出水面，背上的水珠就纷纷滚落，他看到这种现象就会生出许多联想。要是他的心能够象鸭背那样，全然不受贫乏的现实生活之水的侵入，永远保持它的清新与强健，那就好了。一只鸭子又在他眼前快乐地一下钻进水中，是的，他想，越是能大胆地进入水中，越是能快乐地进入水中，就越是能使自己免受水的侵害。
天心生性讨厌计算，见了那个爱到下面来摆架子，说话哼哼哈哈的税务专管员心里就不是滋味。每到街道或税务局参加例行的会计会议，他还会对会上那种小题大作、枯燥透顶、套话连篇的讲话感到浑身不舒服。他宁可学着干点手工活，和单纯的工人们在一起。他到组不久，组里就收进了几名竹工，大部分竹工活是坐在小矮凳上做的，他即开始学竹工。后来车木车床带了电动机，不用脚踩就能干活了，于是他又学起了车木。说他是个白面书生，那话是丝毫不假的，但他并没有为此背上包袱。他穿着当工作服的打了补钉的旧衣裤出门，满身沾着木屑、竹屑回来，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不以为苦，反以为乐。他与工人们相处融洽，毫无隔阂。一位竹工师傅看他站在车木车床前干活很费劲，就对他说：“天心师傅，我来给你做只高竹凳，你可以半站半坐地干活，这样就不吃力了。”高竹凳当天就做成了，他半个屁股挨着高竹凳，一只好脚站在地上，打开车床上的电动机，手里拿起车刀，一试果然不错。此后，他干上一天车木活就完全不觉累了。一位有三个儿子的老竹工王妈妈将他当儿子那样喜爱，过年请他去吃饭，让他与自己的三个儿子相识。王妈妈有次边干活边问他：“天心师傅，你的腿是怎么坏的？”天心说：“小时候出痧子。”她惊讶地说：“出痧子怎么会把腿出坏？”天心说：“我妈说一场高热之后，两条腿就软了，站不起来了。出痧子前我已经会走路了。”王妈妈十分惋惜地说：“啊呀，那准是痧子没有出透，憋在里面了。”天心说：“是啊，我妈是说痧子没出透。有人说把生鲫鱼绑在肚子上就能使痧子发出来，所以给我绑了生鲫鱼。”王妈妈跌足惊叫道：“啊？！你妈真不懂！出痧子的孩子着不得半点凉，绑生鲫鱼，那不是送孩子的命吗？我的三个儿子，出痧子全是我自己照料的。一时发不出不要紧的，只要把自己的衣服解开，将孩子窝在自己胸口，不让他见一丝风，窝上一天半夜保证就发透了。啊呀！……”她叹息不已。天心笑着说：“我妈见孩子出痧子就害怕。我上面本来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都四、五岁了，因为出痧子，在同一天里一个死在医院，一个死在家里。”王妈妈眼睛都瞪出来了：“什么？有这种事？喔唷，那还了得？！你妈怎么受得了？”王妈妈眼睛里已经含着泪了。后来，她又说：“有钱人家的孩子多娇贵，象我们那样的人家，孩子丢来掼去都会长。我的大儿子是日本人来的时候生的，我们逃难在乡下，连收生婆都找不到一个。临生时，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硬是自己给自己接生，照样把孩子生下来了。”王妈妈生得很难看，矮矮的个子，扁塌塌、黑乎乎的脸，胸前垂着一对晃晃荡荡的大乳房，可是天心此时觉得，她是天底下最可敬可爱的母亲，她所具有的伟大母性力量感天地而泣鬼神，从她身上，他可以无比鲜明地感受到生命和道德的真谛。与这个没有文化却具有强健的心灵、纯真的天性的老妈妈相比，那些貌似伟大，实际上已扭曲得不象人样的东西势必黯然失色！这是存在于中国普通老百姓之中的一股强大的潜流，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未能将整个民族彻底摧毁，这也是一个原因。对王妈妈而言，象沈天心这样的人被说成是反革命，那简直是不屑一顾的笑话。王妈妈又对天心说：“天心师傅，不是妈妈咒你，你这个人还是破点相好，否则养不大的。腿坏了有什么要紧？不要紧的！”这话使他想起自己的奶奶。她有次甚至当着工场里这么多人的面说：“可惜我没有女儿，要是有，定归要天心师傅做女婿。”
会做各种手工活之后，沈天心就放弃了会计这个轻便差使，做起百分之百的工人来了。可恨的是那个创办车木组的老头是个巴尔扎克小说中的抠门鬼，他对沈天心说，若不做会计，就得象其他工人那样每天完成定额指标。这种使劳动带有明显强制性的措施，会将劳动所具有的乐趣剥夺殆尽。过了10多年，深深体会到这一点的沈天心设法挣脱约束之后，还经常梦见那个老头硬把定额指标压在他身上的讨厌情景。
竹工班开始加工纸扇扇骨，那是一种比较不用力气，但较为精细的活儿。因此，新招了一位将近50岁的家庭妇女来学这个活。沈天心和她搭档，亲切地叫她妈妈，关城人将母亲叫姆妈，因而发成去声的妈妈二字已非母亲之意也，那只是对与母亲同辈女人的尊称。沈天心用原竹劈出带柄的扇骨坯，那个妈妈则将扇柄上部的那段竹片分劈成可以散开的薄条，两人干活是面对面挨得很近的。她与王妈妈不一样，细皮白肉，人也生得福相，不象是艰困家庭出来的，而且一双眼睛光闪闪的，脸上时而泛起充满甜意的微笑，表明她在家享有良好的感情生活。“老头子不让我出来做事，可我一个人在家觉得太闷气，还是出来动动好。”她对天心说。“完全闷在家里不好，做得太累也不好。反正是讲产量的，妈妈适可而止就行了。”天心说。“劈扇子骨不吃力，还很有趣，我倒蛮喜欢的。”她边说，手里那把刀边自上而下一条一条轻轻分劈着那段用另一只手抵在坫上的竹片。“没想到在这儿与你一起干活，我在家跟老头子说过几次了，老头子问我，沈天心心情怎样？我说你好象一点不在乎，干活高高兴兴，和大家有说有笑的。老头子说，嗯，不错。”妈妈家只与沈天心家隔了一个居民会，搞吴戚反革命集团声势这么大，她是早就知道沈天心的。然后，她停下手中的活，笑着对天心意味深长地眨了眨眼睛，压低声音说：“我家老头子也是个硬汉子。他以前是国民党军官，淮海战役中投诚起义的。清理阶级队伍时，单位里的造反派将他关起来，打啊弄啊，一定要他承认是假投降，真潜伏。可老头子自始至终一口否认，说你们要打就打，要关就关，可要他承认这一点，办不到！弄到最后，什么也弄不出来，只好将他放了。”
一个星期六，妈妈对天心说：“天心师傅，明天你到妈妈家吃晚
饭好吗？老凌伯伯请你去玩玩呢。”老凌伯伯就是她的“老头子”。
老凌伯伯是个身体健实的瘦高个子，已满头白发，但言谈举止之中透发出来的勃勃生气远胜于一般的年轻人。
“你妈妈天天跟我讲，天心师傅怎么好，怎么好，我就说，既然这么好，你何不请他来我们家玩玩，让我也见见呢。”老凌伯伯招呼天心在他家那张放在靠天井一侧窗口的方桌边坐好后，爽朗地笑着说。他自己坐在天心对面。
“妈妈也常常给我讲起伯伯，我早想来了。我喜欢军人气概，在伯伯身上，一眼就可以看出这种气概。”沈天心说。
“我一直这么认为：胜败乃兵家常事，一个人要经受得起失败。失败又有什么呢？你妈妈给你说过吧，那时候，我所在的部队被严密围困，除投降之外，根本没有其它出路。可我们师长腿都吓软了。解放军催我们派人去谈判，他却连路都走不动。那时，我是他的贴身副官，我对他说，师长，拿出气概来，就是败也要败得象条好汉。我陪你去谈判！可他想站还是站不起来。于是，我叫师长亲笔写了一份全权委托书，扔下枪，一个人挺直身子朝解放军阵地走去。和解放军商定好一切，再回自己阵地。师长问我解放军对你怎样？我说对我客气得很嘛。我坦坦荡荡，磊磊落落，有什么好怕的？在他们面前，我完全象平常一样，身体直挺挺的，办事干脆利落，根本没有想到要点头哈腰。这样解放军反对我有好感。后来，全师缴械过去之后，一个解放军首长把我找去，问我，老凌啊，你会不会使用那些重炮和重机枪？我说会啊，他们就请我做教练，教解放军战士如何使用这些新缴获的美式重武器。他们喜欢上我了，要我留在部队里，可我没有同意，我说我要赶回家安排妻子和老岳母的生活，她们没有其他亲人。最后，解放军给了我一张盖有部队大印的起义立功证明，还发了路费，让我回家。其实，我心里是瞧不上他们那股土气，拖里搭拉的，我可接受过美国教官的正规训练。”
妈妈在旁笑说：“到现在，你老凌伯伯走起路来还跟别人不一样。”
“是啊，”老凌伯伯点头笑道：“我一上街，前胸就挺起，双腿自然而然就迈开正步，快速前进。哪里象现在的军人，有在街上逛马路的！我们单位里的年轻人，凌晨拖一满车猪肉过城北大桥总得要人帮着推，没人推就上不去，可我总是一个人把三轮车拉过桥。他们抓我去隔离审查的第一天，晚上把我身上的皮带、鞋带全解走，我说，怎么，怕我自杀？老实告诉你们，要是我想死，你们今天还能这么打我？你们这几个鸟人一齐上，我都能把你们一个个打趴了。不信，你们试试！他们被我说得瞪出眼睛，话也说不出来了。人就要有股子气嘛。”老凌伯伯是食品公司职工，凌晨踏一车猪肉到销售点去是他的工作内容之一。
“伯伯是抗战期间入伍的？”天心饶有兴趣地问。
“是啊，你妈妈就是我在行军路上遇到的。那时……”
“那时我才17岁。”妈妈笑着接话说。
“她只有17岁，再加上她老娘，两个人夹在逃难的老百姓队伍中，别的亲人一个也没有。她老娘一双小脚，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这一老一小两个女人怎么活得下来？所以，我就在附近找了家老乡，将她们安顿下来，叫她们什么地方都别去，就在那老乡家等我，我说我会回来接她们的。”
“怪不得妈妈一说起伯伯就脸上笑眯眯的，原来伯伯是妈妈心目中的英雄。”天心高兴地说。
三人都出声大笑。妈妈笑着站起来说：“好了，好了，我要去烧菜了，不跟你们嚼舌头了。”
稍停后老凌伯伯又说：“我离开解放军部队之后，取道南京回家。在南京遇上了在国防部任高参的一个以前的老上级，他叫我和他一起去台湾。可我走后叫你妈妈和老岳母怎么办？做人，这点本性哪能丢呢，你说是吗？回来后，我们一无所有，但这没什么可怕，我有的是力气，有的是办法嘛。这就开始做起生意来了，做了几年，积了些钱，后来就加入集体了。幸亏自己做了几年，加入集体后收入就少了，但自己有点积蓄，也就不怕了。”
“伯伯，抗战时，国民党部队的士气究竟如何？”天心问。
“高啊，我所在的部队是蒋的嫡系精锐部队，士气就更加高昂啦，真有同仇敌忾，与日寇不共戴天之慨。我一直打到缅甸，你看，”老凌伯伯卷起衣袖，露出上臂的一个伤疤。“这就是子弹打的，幸好没伤着骨头。我是命大，有多少战友没有回来啊！所以，我在解放军面前毫无愧色，我哪里比不上你们？我心里想。无非是成王败寇罢了。”
“内战时期，你有没有预感到国民党军会彻底败亡？”天心又问。
“开始时根本没有想到。我们哪里把土八路放在眼里，普遍存在轻敌思想，尤其象我们这种清一式美械装备的部队。但是后来，听说地方上情况非常糟糕，那些接收大员大多是贪官污史，他们把
孙中山的民权、民生思想抛得一干二净，只顾自己争官位，发横财，败就败在这里。”
“你是否曾对共产党能够建成一个民富国强的新中国抱有信心？”
“我只是走着瞧。我希望他们能，我希望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不过，美国人当时就预言，共产党缺乏建设国家的能力。我通过和解放军的接触，看到了他们的人员构成，心里就想美国人的预言也许不是没有根据的。靠这么一大批从农村来的文盲，如何能建设好国家？他们除了拼命之外什么都不懂，可这些人解放后都成了领导，这不是开玩笑吗？结果，你看，把个国家搞成这副模样！”老凌伯伯摊了摊双手。
“共产党国家的政治弊病苏联早就暴露无遗了，加上中国的基础要比苏联更加差，美国人的预言是不难作出的。”沈天心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的首要目标是遏制共产主义在全球的扩张，美国人希望中国成为一个民主国家，他们不愿看到共产党夺取整个中国大陆，但是，他们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也不满意。蒋陷入了一个怪圈：他用现行的独裁来阻遏一个未来可能出现的独裁，这就使自己落到了与中国人民在八年抗战之后，要求和平与民主的强烈愿望相对抗的不利地位。共产党正好把和平民主的口号接过来为已所用。美国人在中国内战期间对蒋的支持明显是有限的，在国民党完全无法招架时，美国并不想倾全力帮助蒋介石。在对待中国问题上，美国人好象是这样想的：如果中国不可避免地要经受一番共产党统治之苦，那末就只好让它去经受，只好让历史本身来给中国人民再上惨痛的一课了。”沈天心说。
“这是劫数，没办法的。即使蒋介石不搞独裁，共产党还是要把他搞得焦头烂额的。现在角色调过来了，国民党认真反思，吸取教训，先把台湾搞好。”老凌伯伯说。
“国民党原来也面临整体素质太差这个问题，这跟中国的整体落后直接相关。孙中山也告诫过，加入国民党并不是为了做官，但实际上很快就被谋官谋利者大量涌入，这些人真正关心的绝不是国家的命运，人民的愿望。那种党国观念就是为少数人的利益服务的，把党凌驾于国家与人民之上，而那个党又是可以胡作非为的。”天心说。
“我以前一直在部队，这种问题想得不多，但后来就经常要想国民党为何失败这个问题了。事情确实是你所说的那样。共产党后来不也是这样吗？”老凌伯伯说。
这时，妈妈端着菜又进来了。“准备吃吧，我看你们也说得累了。天心师傅，就是鱼是现在炒的，其它的菜妈妈中饭时已经做好了，你吃吃妈妈的菜味道如何？”
“好，吃饭吃饭。”老凌伯伯站起来边接菜碗边说。“嗯，跟天心师傅谈，有点意思。”
老凌伯伯比妈妈大13岁，妈妈未生过孩子，他们后来领养了一个儿子，天心第一次去他家时，儿子已经下乡。天心和老凌伯伯成了忘年交，此后每过段时间，天心就要去他家，和他谈谈对各种问题的看法，并就文化大革命不断变化着的新时局交换看法。
71年秋，沈天心在拥军巷外面的环城路上偶尔遇上了老谢，在隔离室分手之后，他们一直未曾见过面。老谢端着一只小脚桶，微伛著身子费力地跨出门来，此时，正好天心从他家门口走过。
“老谢！”天心叫道，他看到老谢变得如此衰弱心里一惊，老谢比隔离时更瘦，脸色更萎黄，身体已不能完全站挺了。
老谢放下脚桶，直起身来，他看着走上前来的天心，过了一会才叫出声来：“阿沈！”那叫声似乎带着泣声，象孤苦已久之人突然遇上亲人似的，天心看到他的眼睛迅速泛红了。
“老谢，你身体不好？”天心急切问道。
“阿沈，我完了，我的身体完全垮了。你看，”他指指脚桶里泡着的一条破旧短裤和一条长裤。“我连大便都管不住了。”他说话时还带着轻微的喘息。“我刚才想出去，出门没走几步觉得要大解了，我赶快回头，可就这么点路也熬不住，全拉在裤子里了。”
“老谢，这是身体虚弱的缘故，是养得好的，你不要太担心。”天心劝慰道。
“阿沈，我心里很清楚，我是差不多了。”老谢满脸悲切地说。接着他好象想到了什么似的，急着说：“呵，阿沈，快到里面去坐坐，你从未来过我们家，我一直在想念你啊。”
一个狭长的天井一侧，是一排落地长窗，里面被隔成几间厨房，老谢家占着其中的一间。
“我们房间在楼上，吃饭腾场就在这间。”老谢说。
“谢师母呢？”沈天心没看到他家别的人，就问。
“她出去做临时工了，有什么法子呢？我们家的弹棉花机早已不能用了，就是好用，现在也没什么生意，一家人全压在她身上啊。”
“孩子呢？”
“老大老二都下乡了，多少总能挣点粮食吧，在家里实在不行啊。”
“你是什么时候解除隔离的？”
“你出去后我又呆了三个多月，我的身体就是在这三个多月里支持不住的。你走后，我只觉得自己一天比一天没有力气，就象皮球泄了气。”
“你的钱他们发还了没有？”
“我要求过几次，说家里实在困难，请他们把钱发还给我们，让我们维持生活。即使不能全部发还，先给我们部分也好。可是，他们说钱要到运动结束时才好处理。可运动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
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沈天心的心头。他清楚地知道，只要稍使老谢的处境有所好转，他的身体还不至于恢复无望，可是，有谁能真正减轻一点绝望给他造成的巨大精神压力呢？他的钱要到运动结束时才好处理，也许说这话的人压根儿不会感觉到自己有什么说错的地方，可对老谢，这句话却含有无情扼杀生命的残酷性，因为眼前只有这笔钱才能拯救他，否则，他是等不到运动结束的。
果然老谢没过多久就去世了，那是沈天心第二次去他家看他时谢师母告诉他的。谢师母没见过沈天心，但她知道有这么个人，老谢曾向她说起过。她是一个非常贤淑的女人，她显得比较平静，没有在沈天心面前表现出太大的悲哀，看来，她要比老谢更具有坚韧性。(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