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5日讯】当消费天然物业己成为部分人的独享资源时，原本属于尊卑荣辱共用的公共品己被质换成社会等级中的所有制形式，其附加的流通成本必然只能成为具有优越位势者的专利。这说明环境的恶化所引发的资源短缺已成为决策层在调整社会利益格局时难于实现：按序列公平分配，从而导致社会关系中量质严重不等的资源占有形式。一方面是倚重权力与商业合谋并挟“国家意志”和“发展主题话语”大肆捕捞的掠夺性开发；另一方面是草根阶层惶然面对汹汹猎杀四处奔突的苦况和悲情。近年公共福利领域又纷纷利用公共资源进行所谓的产业化资本运作，导致社会平衡的体制性壁垒和赎买成本一路飙升，由此堵塞了社会各阶层间转化和流动通道，从而使社会分层的利益诉求因不能按“序列分配”而加剧了共同体的结构性冲突和矛盾，最终演绎出一幕幕发展与民生的“市场吃人”暴力性事件。而主流话语对此所作的反应往往语义含混，以所谓体制转轨和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法权刚性遮蔽制度缺陷造成的事实不公正，然后通过官方辩手将受损者的怨怒置换成无良的经济学术语：“改革的阵痛”、“发展的机会成本”欲遮弥障地将既得利益者剥皮见骨的资本原罪消解为转轨时期的无序现象，从而为不道德的发展主义张目。
中国的发展一开始就背离了生态尊重和人文关怀，将发展和增效作为国家意志。由此而派生的政策企图往往导致为寻求发展而采取种种非理性行为，将手段作为目的对环境和资源实施掠夺性开发。二十余年的开发裹挟着政治性煽情，让中国人从毛泽东时代的荣誉性玄想坠入物质主义的当下盛宴，敬神的虚妄畸变为渎神主义的胆大妄为，“文革病兆”的基因变异为拜物教的高烧使中国人沉湎于物欲的喧嚣之中，犹如一路奔突的逃犯在激赏自由的瞬间之后却面临饥饿的惶惑，穷极之下必然滋生暴富的妄念。于是，秉持着发展的猎猎旌旗对自然、文化、以及人间伦理实施全方位的无序化市场颠覆，批零兼营、违反伦常的非程式逐利必然催化出不择手段、无所顾怀的商业冒险。曾几何时、流布于坊间的灰色俗语：“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一时间被许多人奉为致富法门，数千年来支撑中国社会的伦常规制历经数十年的“文治武功”被彻底消解，“光荣革命”的期许一旦被历史判定为虚妄和骗局时，那种长期意识形态的整肃必然导致原有的社会生态“因不相信”而恶质化。于是，只求结果、不计手段，只讲获取、不谈给予的厚黑欲念大行不避，成为生存博奕的常态。所以，当人们念及时下的信用崩溃和道义迷失时，却不得不检讨“文革遗产”潜伏于国人精神的病源，从中梳理出现在时态的病变根子，从“政治正确”到“发展就是硬道理”之间语义嬗变，其逻辑上的相关项仅有形式差别，只不过从政治朝圣转向经济迷狂，其内在的价值皈依仍是对当下利益的现实考量。至此，基于现实判断的发展主义必然只立足于数量值的发展逻辑而罔顾环境、人文等相应关系的“软道理”，将数十年低收入。低生活累积的国家资产和支撑中国数干年的农耕环境进行掠夺性开发，再加上制度变革滞后所导致的契约失灵造成公共交易中资讯、资源的占有和分配严重失衡，从而培育出一个个只有暴利分红而无多少建设性的分利集团。高能耗、高成本支援的经济神话制造出一系列虚脱的繁荣景象，毁树取果、滏底抽薪、将中国农民赖以生息的资源系统败坏殆尽，迫使以土为根、安土重迁的农民因无法支付日渐增长的耕作成本而流入看似繁荣、实则冷酷的城市廉售自己的皮骨，无可奈何地承受着权商合谋的挤压和盘剥。对此，决策集团则以投合公众的利益期待将制度性缺陷置换成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目标设置，将公众引向对目标的痴心守望之中，理论上预期：蛋糕做大后定能达到利益均衡，抚慰民众宽恕所谓转轨时期的不公正和利益差别。
然而，质疑发展的逻辑，这种只强调正向推导的无由判断必然得出：只有发展了，量的积累定能带来人人有份的现实，只有发展了，可支配物必然大于人的需求欲望，从而实现马克思所描述的：“产品极大丰富……按需分配”的大同理想，这种正向得正的增值算式作为理想预设无可厚非，但缺乏制度保障的公共交易往往由于机会、资讯、智力以及诸多先在条件的制约而出现级差，从而在利益博弈中显示出严重不对称，使得交易中强势者往往借重威权掌控游戏规则，并作出完全利已的制度设置，从而提高市场准入成本，使得弱势者因议价无力而丧失参与权，其最终结果必然是社会结构性失范和分配上寡头主义托拉斯联盟对社会整体利益的瓜分豆剥。
考量中国的变革历史：由于长期性体制内生的病灶无法祛出，滞后的政改犹如体力衰竭而又乖张的牧羊人，应对危机的策略不是亡羊补牢似的头痛医头便是拟制异己、迁怒于人、将体制矛盾和社会苦难转嫁于边缘性野生的底层民众。基于这种政治图谋，无论是朝庭易主、打家劫舍、抑或是革命战争改天换地，始终处于弱势的草根农民都首当其冲成为各压力集团进行权利角力的赌盘筹码。由于长期的野生性处境使其无所依傍、消极相安、难于结合成共同体并获得相应的组织训练，从而无法内生成求诉共同利益的阶级意识和建设性话语，当然难以集合成制肘统治策略的博奕力量。正如鲁迅先生所言：“中国人向来都没有争到个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而己……战时连自已也不知道属于哪一面，但又属于无论哪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府，当然就该杀，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但仍然被杀，……所谓离乱治平之轮回而己。”基于这种散漫而无结合力的农民生态，他们除却为规避风险而成为各路野心家抢班夺权、政治争锋网路的有生力量之外，社会治平离乱的分肥议席都不会为他们设置起码的位置。据此，有学者就中国历代土匪、强盗等边缘性社会颠覆人员进行考证甄别，发现绝大多数入道者都是生计无着然后铤而走险，倘能苟活，一般人断不会冒此大不韪。洋洋一部中国史：皇权与智力集团合谋编制出一整套精制而暴戾的精神与肉体牧民术，其文治武功的全部要义无一例外都是以农民作为对象化的赋敛承当者，正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活现出中国农民境遇的尴尬和悲凉。
所以，有心的学者指出：“中国的发展主要建立在“两种剥削”上，前者是自然，后者是农民，前者是发展的代价，后者是环境灾难的承当者”。仅就上世中叶以降，即便是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在标举“工农联盟”进行“乌托邦”实验时，理应给予农民同志些许兄弟般的眷顾吧!但农民始终走不出历史给定的宿命。数十年内外争战所导致的社会破坏使新政权面临严峻的考验，濒于崩溃的社会经济无法支撑政府运作，必须找到相应的财政承担者。于是，决策者们创造性地把社会进行二元城乡分割，将农民用户籍制度套牢在土地上，利用所谓“剪刀差”“统购统销”的财经阳谋迫使其为工业化和城市基础建设提供积累，以确保国家系统在激流中顺利运作，然后通过宣传让人们弃绝当下幸福，悬置一个飞跃式纯净的“精神理想国”，为那些积极革命、献身建设的农民筹画“在彼岸”的光荣盛典，从而消解其因物质贫困而可能产生的怨怒，让其在高烧发晕的荣誉性陶醉中完成修炼真身。一时间，虚拟化的当家作主的快意催发出众多奋不顾身，舍身取义的英烈模范。然而，当恶梦般的改天换地吞噬了数以千万计的人民生命时，又有谁为他们招魂祭祀呢?血写的伟功遮蔽了历史的悲沉，让后来者只能在“三年自然灾害”这语焉不详、罔顾左右的支吾中透析几许血腥，聆听深藏不露的开罪辩护。后来的文革遗患也仅仅寻出一系列假想敌将社会痛苦的制度罪愆推脱了事。即便如此，获胜者依然在灾民的废墟中弹冠相庆，为风水轮回的加冕仪式谱写新的凯旋。于是，改革开放了，中国人仿佛已看到指日可待的幸福，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贫困启动了蛰伏的心头之火，潘朵拉盒子一旦打开，欲火中烧的各路逐利者蜂拥而至，率先实行联产承包，发展乡镇企业的农民在初尝甜头。与国家度过短暂的蜜月之后，其最初的锋芒由于受制于智力、技术等现实因素而渐成昨日黄花，其所依托的粗放型生产和人力低成本灵活性优势早已风光不再。随着权力资本对市场的支配和掌控，其所倚重的智力、资本优势迅速将已成强驽之末的农业经济挤出市场。至此，后续的城市化、工业化开发迅速膨胀，大兴土木所进行的跑马圈地和资源利用使得农民赖以活命的资源空间极度萎缩并恶质化，从而败坏农业依托的生态系统，使农民逐渐丧失基本的生存保障。如此的发展必然是：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凭借资本优势随意增加于已有利的谈判筹码，进而达到事实上左右国家政策取向，以便直接或间接与权力合谋进行内部分红，最终形成一个庞大的暴利集团。这种权商依存、利害相互挚肘的共生关系使得任何形式的体制变革都必然危及既得利益集团的现有份额，所以，当国人沉湎于“WTO”而大喜过望时，清醒的学者就指出：“谁的WTO、谁的挑战与机遇，”在中国，除却极少数享有资源控制权的精英阶层能在国际游戏中参与分红外，绝大多数民众的生计都与此无关，所谓挑战倒是多多，而机遇则只能是经济寡头和政治掮客们竭泽而渔、损国害民的国际性投机而已，与国计民生实无关涉。
综上所述，权力资本对市场的垄断性挤占，不仅败坏政府的公信力，也造成了社会成员蔑视公法、背叛契约的心理，使得人与人之间利益表达难于通过法理裁决予以实现，从而助长了非程式化的权力介入和暴力合作，不仅败坏社会风气，也消蚀着权力合法性的基础，使得政府意志在传达中逐级弱化甚至扭曲变异，成为缺德恶吏率性拿捏的利器。鉴于此，诸如中国这种自闭性极强而又缺乏反思性传统的社会，发展的目标权衡往往取于强势者的利益判断，而对于规模化交易中退场的野生民众，发展不仅无涉于他们的福祉，反而成为暴利集团寻求利益最大化的成本担当者。统观当下的发展：日趋短缺的资源和恶化的环境使得投入与产出负向增值，从而加大了民众的生存危机，利润追逐的惯性和大众求富的急切心理使得人们只顾当下、不计后果、肆行无忌地开发，这不仅危及到人与自然的共生系统，同时也因不公正的掠夺而败坏社会生态，最终难于建构具有人文关怀和生态尊重的发展模式。(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