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5日讯】广州有许多大院，是党政军机关团体集中办公和家属住宿的地方。
光孝寺大院是其中一个相当有名的文化艺术大院。从中山六路向北枴，进入光孝路，走到尽头，黄瓦红檐的大门楼上，有佛教政治领袖赵朴初居士的题匾：光孝寺。大门一侧，还挂着一块木牌子，上书‘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字样。毫无疑问，大大院因此身价百倍，名声远扬。
一九五○年三月，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开办，我作为戏剧系的一名学生，第一次住进了光孝寺。一九五四年，省文化局正式成立，我作为一名干部再次住进了光孝寺。不久，华南歌舞团搬了进来，与我相恋数年的舞蹈演员余健，也随团住进了大院。接着，广州乐团成立，整个大院从此鼓乐喧天。
虽然经历了肃反、反右、和经济生活困难时期，大院里的生活色彩未免有些单调，但但大院里的艺术家和家属上千人，基本的生活形态没有改变。该唱的唱，该跳的跳，该吃的吃，该拉的拉，该结婚生子的也照样结婚生子。到了一九六六年，大概受到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启发，正式挂牌成立了广东歌舞剧院。省文化局派了一名处长海风来当院长，又‘学习解放军’派来一名穿军装的政委符行之，歌舞剧院的业务规划千头万绪，还来不及理出一个线索，文化大革命就以排山倒海之势，披头盖脸直压了过来。
海风被任命为院长，不是没有来由的。抗日战争时期，他是第七战区长官张发奎辖下一支抗敌演剧队（简称第七队）队员，解放战争时期，是华南文工团一名得力的骨干，省文化局成立后，曾担任社会文化处处长、文化局党支部书记。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决定，将北京红极一时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照搬过来，在广州上演。全省党、政、军、工、商、学，要人出人，要物给物，掀起了一阵为《东方红》添红的热潮。一千多名专业、业余歌、舞、剧演员同台演出，场景、服装、道具、灯光、音响、效果，互相配合，分秒不差。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 大型歌舞剧演出，担任舞台艺术监督的就是海风。
广东歌舞剧院成立，我即被指定为唯一的一名文学编剧。这当然也不是没有缘由的。一九六二年初，我写了一篇短文《盼歌剧》，投寄给羊城晚报文艺版，没想到很快就在头版头条登了出来，并引起广州文化界的注意。这一年春末，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假广州越秀宾馆召开，田汉、曹禺、老舍以及各省戏剧界名家都出席了座谈会。陈毅元帅（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应周恩来总理约请，在座谈会上作了长篇演讲，开宗明义地说：过去几年，经济生活困难，没有猪肉吃，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跟着共产党走。但我们的许多同志，还是称呼他们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未免叫人心寒。今天，我在这里宣布，为知识分子举行脱帽典礼，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我们大家都要尊重知识，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可贵财宝，应当称呼他们为劳动知识分子，或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不光是我个人的意见，至少是周总理同意批准的，我才敢于在这里大声疾呼：尊重知识分子的劳动。
我参加了这次座谈会，见到许多戏剧界名家，听了陈毅元帅的演讲，很受鼓舞。年底，我写完了一部歌剧文学台本《海柳》，并由省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接着，花了大半年时间，日夜赶工，终于在七月完成最后一次彩排。按照我的如意算盘，《海柳》正式公演的同时，歌剧团正式挂牌成立。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全体演员、乐队、导演，还有我这个始作俑者，奉命参加省委书记赵紫阳为团长的‘四清’工作团，急如星火地到揭阳县搞四清运动去了。
歌舞剧院成立了，多年来的愿望——不敢奢望‘安居’，至少可以‘乐业’——安安静静的从事我的歌剧写作，可以实现了。不料一场病，把我折磨得分不清东西南北。好不容易出得医院回到家，大院里到处糊满了大字报，一些本来就破旧不堪的墙壁，全都刷上黄色石灰水，再写上红色的‘最高指示’。该唱的不唱了，该跳的也不跳了，孩子们也不上学了，家属们一早忙于上市场排长龙，争先恐后用当月的肉票买得二两肉，又急急忙忙奔到菜摊占个位置，等到青菜进场，连挤带抢，买得两斤蔬菜，赶回大院就快到做午饭的时间了。
我按照大黎的预约，每天上午九点半动身，慢慢走进理疗室去做推拿。医院同样是乱哄哄的，我和大黎也只谈些有关治病的事，偶尔也谈些社会传闻。大黎告诉我，医院的领导让外面学校的红卫兵‘冲’得招架不住，就将全院的工人和出身贫苦的医务人员组织起来，上‘红卫兵’袖章，挡在大门口，专门与外来的红卫兵辩论。
她说，有一次，几名穿军装的红卫兵在门口硬要闯进来，本医院的红卫兵人多，排起人墙，不让进，双方就争吵起来。外来红卫兵一个领头的，说着一口北京腔，指着我们医院一位戴眼镜的李医生，大声喝问：‘报你的阶级出身﹗’李医生是中山医科大学的高材生，早就防着这一手，从容不迫地用广东腔说：‘我是响当当的工人阶级﹗我还可以告诉你，知道省港大罢工吗？我就是当年大罢工工人的后代﹗’接着，李医生又反问那个头头：‘你是什么阶级出身？’
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还有什么阶级可以压得住它。红卫兵头头没想到这一着，正支吾间，李医生故意耍他：‘不敢说，肯定是个狗崽子﹗’
红卫兵头头急了：‘不不不……我，我是三代革命干部﹗’
李医生一听就乐了：‘既然是三代革命干部，就有必要作点阶级分析。你这一代当红卫兵，是学生，还不是革命干部。你老子这一代，当上革命干部，肯定是扛过枪，渡过江，跟随毛主席打江山。你爷爷这一代，又跟着谁闹革命呢？是义和团，还是太平天国？再有你爷爷的爷爷那一代，大概是跟着李闯王闹革命了……哎，不要跑呀﹗’
我在光孝寺大院，也听说过北京文艺界的一些传闻。说是相声大师侯宝林，让红卫兵揪斗时，出了不少洋相。红卫兵喝问：‘侯宝林，你是不是反动权威？’
侯宝林拿他说相声的腔调回答：‘报告革命小将，我侯某人反不反动不敢说，权威肯定不是我。’
红卫兵问：‘为什么权威不是你？’
侯宝林说：‘不敢欺骗革命小将，要说说相声，那是我的本行，要说当官，连个厕所所长都没干过。没当过官，手里自然无权，无权，还能有什么威风？’
红卫兵喊口号：‘打倒反动权威侯宝林﹗’
侯宝林忙说：‘不用打，我自动自觉倒下。’说着就地躺下。
红卫兵又喊：‘给他戴上高帽﹗’
侯宝林立即从口袋里掏出一顶小纸帽，一边往自己头上扣，一边说：‘我自备有帽子。’红卫兵又叫：‘帽子太小﹗’
侯宝林把纸帽一拉，足有三尺高，说：‘够不够高？不够可以再拉。’
侯宝林不愧为相声大师，批斗会变成相声表演，逗得革命小将们哈哈大笑。
传闻归传闻，笑话归笑话。光孝寺大院里的大辩论，迅速地从大字报转向面对面的斗争，首当其冲的是歌舞团团长、全国闻名的舞蹈家梁伦。
斗争大会在大殿里举行，四周的墙上糊着大标语，无非是‘打倒反动权威’之类的字样。梁伦提着一只塑胶手袋，里面装着一些纸张，大概是自己写的‘检查材料’，被四名舞蹈队的红卫兵押到批斗会场时，低着头，脸色惨白。几名舞蹈演员轮流上台宣读批判材料，每人的发言都不超过二十分钟，千篇一律地从‘最高指示’开始，中间还加插两三段‘语录’，最后是高呼‘打倒’和‘万岁，万万岁’等口号。
批斗会结束时，红卫兵对梁伦大喝一声‘滚﹗’全场齐呼‘打倒’口号。大概受到口号的刺激，四名红卫兵中那位姓牛的，忽然在后面踹了梁伦一脚，并大喝一声‘爬着滚回去﹗’看来这一脚踹得很重，梁伦扑倒在地，半天爬不起来。姓牛的一把抓住梁伦的衣领，提将起来，骂道：‘还耍死狗﹗’梁伦脸色死灰，把手袋用牙齿咬住，双手触地，移动双膝，一步一步爬出会场。
我看着梁伦爬着离开会场的身影，一时感慨万端。
在这座大院里，每次政治运动都发生过一些过火的行为，例如不实的指控，粗暴的辱骂，逼得有人上吊，有人跳楼。但是，公然使用暴力，公开逼着学狗爬，这还是第一次。我暗暗担心，运动刚开始，就搞暴力斗争，红卫兵小报上登出揪斗彭、罗、陆、杨的现场照片，有的被挂牌揪头发，有的‘喷气式’，参谋总长罗瑞卿大将，跳楼跌断了腿，被放在箩筐里抬进批斗会场。光是这种斗争方式，我就无法理解。将来如何善后，无法猜测。
梁伦是华南歌舞团团长、广东舞蹈家协会主席。还在解放初期，就曾与他的妻子陈蕴仪共同创作并演出大型活报舞剧《乘风破浪，解放海南》，表现解放军渡海作战，解放海南岛的英勇事迹。接着，受中央文化部委托，组织了一台特具南方色彩的歌舞节目，奉命赴大连慰劳苏联占驻东北的红军。一年后，又以一台富有广东民间情调的音乐舞蹈节目，远赴苏联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这个时期，梁伦的艺术创造力十分旺盛，歌舞团也生气蓬勃。在这样的基础上，梁伦筹划着他更高的艺术追求。一九六○年，一台取材民间故事的大型舞剧《牛郎织女》，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公演，不料各界反映平平。尤其是来自领导方面的压力，认为必须提高阶级路线觉悟，紧跟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切实反映社会主义现实生活，为政治服务。任何偏离工农兵文艺方向的艺术思想和行为，都必须批判纠正过来。
我是歌舞团唯一的文学写作员，多少了解梁伦的一些苦恼。他不是不愿意去表现工农兵的英雄人物，而是找不到合适的艺术形式。例如，广州制药厂年轻女工向秀丽，不慎打破一瓶酒精，引起一场火灾。向秀丽企图用身体挡住地面上扩大延烧的酒精，结果烧伤致死。这个事件一经报纸报导，再经文章、诗词、歌曲渲染，迅速掀起一个‘学习向秀丽英雄品质’的热潮。梁伦感受到很大压力，常常感叹道：如何找到表现英雄的舞蹈语言？后来，灾难性的事故不断发生，英雄烈士烈女也随报章渲染而层出不穷，终于造成一个‘事故与英雄并生’的时代。雷锋、欧阳海等英雄人物的出现，既非偶然，也非必然，完全是政治需要的产物。不可否认，广州青年诗人李士非的叙事诗《向秀丽》，广州部队青年作家金敬迈的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应运而生，一时洛阳纸贵。
我内心深处完全理解梁伦的苦恼，但从政治态度上，又不能不批评他‘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至于现在用这种暴力方式揪斗‘反动权威’，我有一种本能的反感。
一九六七年一月，在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挥下，刮起一场骇人听闻的‘夺权’风暴。上海的造反派首创暴力夺权先例，接着各省造反派纷纷起来夺了共产党各省省委的大权，党组织瘫痪，全国陷入无政府状态。
在光孝寺大院内，夺权斗争是凌晨一点钟开始的。
我的家在大院东操场办公室后面小巷里，一间只有二十平方公尺的小平房，用厚纸版隔开两半，里间是儿子、女儿和保姆三人居住，一窗一门一盏六十瓦电灯，白天固然昏暗，常要开灯。我和妻子住外间，一床一办公桌，再无其它家具。四个大窗户，本来都有很好的铁条拦栅，大跃进时拆去炼钢了。我住进来后钉死了一个窗户，改成书架，堆满了书籍，其余三个窗户挂上一半布帘子，就算与外界隔开，自成一统。我的住房前后别无人家，临小巷与‘书架’并排的那扇窗户，与办公室的大窗户相隔不到一公尺。我在家里养病，办公室人员的谈话，经常强迫性地闯入我的耳鼓。倒是夜晚就显得特别安静，一些要好的朋友，也喜欢在晚饭后前来聊天，有时一聊就聊到半夜。我虽然从上海定制了一条九寸宽的腰带，平常扎紧了可以保护腰部，但仍然不能久立久坐。朋友夜里来聊天，我只好半躺在床上，妻子在打点儿女睡觉以后，常常坐在床沿上听我和朋友闲聊，很少插嘴。
这天晚上，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是乐队首席唢呐手老张。他将广东唢呐加以改良，大、小唢呐，都能吹得出神入化，尤其是一曲潮州音乐《抛网捕鱼》，小唢呐吹到北京，吹到莫斯科，简直吹神了。加上他早年在南洋参加过马共的武装斗争，现在虽不是党员，大家都很敬重他。我和老张是羽毛球发烧友，平常却很少在一起聊天。今晚老张登门，一聊就聊到十二点多，还没有要走的意思。我心里想，可能要发生什么不寻常的事。
果然，不久外面就有人走动，东操场上人声嘈杂，接着办公室大门被打开，日光灯下，一群人拥了进来。听得一个男高音提高嗓门，唱歌一般地念着一篇简短的声明，语调充满浓烈的火药味。紧跟着是情绪激昂的口号声：‘打倒走资派海风﹗’‘打倒走资派符行之﹗’‘造反有理﹗’‘夺权胜利﹗’‘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老张站起来说：‘完了。你也应当休息了。’说完告辞而去。我看看表，正好一时三十分。
我正要熄灯睡觉，西边大殿大屋顶上早已架设好的高音喇叭，在一曲《大海航行靠舵手》之后，还是刚才那位男高音，铿锵有力地播出那篇‘夺权声明’。最后，是大合唱《国际歌》。
我哪里还能入睡。《国际歌》少说我也唱了十多年，有人说，中国人唱起《国际歌》，似乎比外国人要悲凉几分。我没有比较过，不敢妄下断语。但最后一句歌词：‘英特那雄耐特一定要实现’，我太笨，一直弄不清楚是什么意思。直到现在，到底‘一定要实现’什么，依然糊里糊涂。马、恩、列、史、毛、邓，都已作古，看来再也无人能够解答了。
3/19/03(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