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8日讯】不少中国人莫名其妙地拜倒在雷锋这样一个品行并不比自己强多少的“英雄模范”人物面前。究其原因，是共产党依靠强大的政治宣传攻势对人民的思想进行愚弄改造，致使人民失去独立判断能力以及正常的理智。其实任何人只要愿意用正常理智去独立思考的话，判断一下自己与“英雄”人物品行之高下并不困难，简单常识就足够解决问题。如果我们自认为是有尊严的人，首先要停止毫无道理地小看自己。我们能依据事实与知名人物进行实事求是的比较。是骡子是马不妨拉出来遛遛。面对事实我们应该毫无困难地说：你雷锋也许不坏，但未必比我好。
都说雷锋做了很多助人为乐、义务劳动的好事。反复的宣传让人觉得雷锋的好事好像做过成千成万似的。但真的有那么多吗？具体有多少？是否多于我们一般老百姓？这是一个数量比较问题。通过简单的总量和频度比较，即可以判明谁做的好事更多些。
雷锋在部队，每周周一到周六属于正常值勤、训练、学习以及睡觉休息时间，只有星期天可以用来做好事。他当兵三年多，满打满算不到两百个星期天。1960年代部队战备任务紧，很多星期天不能休假。留给雷锋做好事的时间更少。就算雷锋抡圆了把所有可用的时间全拿出来做好事，能有多少件？他的日记和共产党宣传资料中提到的好事全加起来，好像也没有超过50件。撑死了一年平均算下来也就十来件。这算多吗？恐怕低于全国助人为乐的平均水平吧？不说别处，我们那疙瘩小地方每个月干下十几件甚至更多好事的人满街都是。这些人不消半年工夫就能彻底把雷锋盖了。仅举一个事例就够：我们那个丘陵地带的小城市里的马路起起伏伏，拉重物上坡的人力车比较困难（那年月里汽车少，货物多靠人力畜力驮运）。路边行人中总有些人主动出来帮助推车。在几条通往学校的路上，中小学生则成为这样助人为乐的主力军。小城里的人一向就有这样的习惯。可以说自从有这座城市就有了这种风气。因此，单这一小片地区每年就能产生多个“超雷锋”、“N倍雷锋”甚至“雷锋N次方”式人物。而我们那小城市在全国范围里还不算怎么先进。各位不妨观察一下自己和自己的周围人群，看看类似这样“自然而然、自古以来就会”的帮助他人的事情每天发生多少？粗略估算一下，就足以让我们中的多数人问心无愧地说：雷锋做好事并不如我多。如果专门派出记者和政工人员进行搜集整理的话，我相信中国的每个角落都是“超雷锋人物高产区”。
雷锋的助人为乐，还仅限于一些偶发的、一次性的行为。而那种长期抚养照顾孤寡老人，几年如一日地背负伤残同学上学、终生少收甚至不收钱为贫苦病患治病疗伤等等事迹则是难度更高的助人为乐。雷锋一生中并没有做过这种高难档次的好事。
说白了，我们中华民族自有善良慈悲的天性。自古以来神州大地上乐善好施、无私奉献的人多了去了。雷锋他祖爷爷出生前就已经是这样。当然，自私狡诈的小人总是有的，但也总是占少数。几千年来这个格局基本没有变化。雷锋之前，好的和比较好的中国人并没有少干好事，雷锋之后，那些不好的中国人也没少干坏事。
而我们普通人强于雷锋的一点是我们比雷锋实在些。我们做了好事通常觉得那是应该的，并不值得一提。而雷锋却喜欢把它们记载下来。雷锋不但把这些事情记载下来，还有意让领导看见。这是我们一般人做不到的。我们做好事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心愿，不是为了让领导表扬。
“普通一兵”雷锋成为“英雄模范”雷锋，最关键的一点是雷锋把做好事说成是读了毛泽东的书以后才发生的行为。这才是雷锋最绝的活儿。他终生所干下的好事全加在一块再乘以十也没有这件绝活儿的价值大。要知道，做好事是大家都能的，但把天下好事都归功于毛主席却不是人人都能的。在那个年代里，政治是第一位的，是领先于一切的。一个终生行善助人为乐的基督徒，完全可以因为政治上的不合格或者有害而成为受监管的“五类分子”。那时表彰的先进人物，做不做好事、做多做少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政治上是否合格，是否站在“正确路线”一边，是否对“正确路线”有贡献。如果你对“正确路线”的贡献很大，就会得到美化包装。你做的寻常事情就会被夸成非凡事迹。说不定你没有做过的好事还可以想办法给你安上去。而如果你在政治上“站错了队”，则你以前做过的好事也要统统变成坏事。彭德怀历史上干过不少好事，但是当他在政治上“犯错误”后，他的历史也随即变成“一贯反动透顶”。
雷锋自己也许并不懂得很多政治奥秘，但他的颂扬毛泽东的热情劲头还有他的“革命日记”刚好成为当年政治上价值极高的大好事。那时毛主席最喜欢的就是这样的典型。雷锋受到大肆宣扬就不奇怪了。实事求是说，雷锋在当年搞个人崇拜的政治运动中的高度价值，才是造成雷锋现象的最主要因素。毛泽东挥笔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却不说该“学习”什么。而主持军队工作的林彪的题词给出了答案：“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毛、林俩人闹“雷锋”用意是什么，还不清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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