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9日讯】一九六八年春，天气乍暖还寒。光孝寺大院我的住房旁边那株不知名的古树，盘根错节，枝桠蚺曲，老叶稀疏，一副饱经风霜，老态龙钟的样子。这时春光乍泄，老树枝头嫩芽勃发，洋溢着一派绿意。没几天，北方的寒流袭来，嫩芽纷纷萎凋，了无生气。
军管会主任黄永胜，已从广州军区司令员窜升为中央军委参谋总长。广州的武斗时紧时松，一些工厂和中学生的武斗队，还占据着若干据点。我们大院前楼(即宫殿式的大门楼)上，去年秋末冬初为了自卫堆砌的沙包，也还没有拆除。
我们大院舞台美术队的队长，是个转业军人，担任过营长职务。武斗最严重的时候，大家推举他出来主持大院的防卫工作。他当然知道，这个工作有相当的风险和责任，但如果放弃防卫，一旦让人家夜里打进来，全大院男女老少一千多人，生命完全没有保障。于是，刘队长出主意，前楼大铁门加铁练上锁，楼上窗台下堆砌沙包，汽水瓶里灌汽油，如果有人来攻打，点燃了汽油瓶往窗外扔，起码可以坚守几个小时。果然，某个冬夜，某工厂的武斗队前来挑衅，他们不敢正面向大门攻击，潜入小巷，企图在旁边的围墙挖开大洞。值班警卫发现这一警讯，立即报告刘队长，防卫小组立即采取对应措施，一方面通过高音喇叭发出警告，一方面在围墙附近，扔出两个汽油瓶。对方退走，不敢再犯。
二十年前，我到达‘解放区’，唱的第一支歌，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人民军队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永不忘。’经过历次政治运动，我慢慢感觉到，天空并不常常‘明朗’，百姓并不都很‘喜欢’。问题的症结在哪里？我不知道。只是觉得有许多事情，不能按照自己的判断去做，必须按照‘阶级斗争的观点’去看去做，而许多事情这样去看去做的结果，又与事实有出入，甚至过于‘离谱’。
我记得，土改期间，有个民兵队长，强奸了一个地主的女儿，地主的女儿无脸见人，投河自杀了。这个恶性案件汇报到地区土改委员会主任那里，主任说：‘队长不能再当了。我们不能袒护自己的同志，更不能糢糊自己的阶级立场和观点。看过《白毛女》和《赤叶河》，就可以知道地主恶霸强奸了多少贫农的女儿！现在个别民兵‘ 甫’了地主女，是因果报应，不必大惊小怪，注意纠正，切不可被阶级敌人拖下水。’
陶铸处理恩平县松仔岭事件，把一件普通的社会刑事案，翻了过来，变成‘地主恶霸勾结串通打入内部的阶级异己份子，杀害农民’的冤案，就是抓住该县的县委书记郑鼎诺出身于地主家庭，用他特别敏锐的‘阶级嗅觉’，断定恩平县的党委、政府、公安、法院已被‘阶级敌人’篡夺了领导权，随即采取暴力手段，不由分说，加以镇压。
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满清政府，结束两千多年来的帝制，建立与‘皇权’相对立的、以‘民权’为主体的中华民国。由于历史社会条件尚未成熟，民权制度无法建立起来，填补这个历史空隙的只有中国的传统怪物‘军阀混战’。军阀无论大小，都是武装集团，他们互相争斗的主要方式，就是暴力——从暴力语言到暴力行动。八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充满了暴力和血腥，杀人如麻，至今还没有走出灾难深重的暴力年代。
文革是中国暴力年代的又一个高涨期。红卫兵在‘暴力大王’肆意鼓动下，重复着人们早已熟悉的暴力语言，什么‘打倒’、‘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什么‘油炸’、‘火烧’、‘剥皮抽筋’等等，不一而足。而且，很快就见诸暴力行动，所谓打、砸、抢、操、抓，就是暴力行动的集中表现。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该校没有设置校长职位），和其他四位学校负责人一起，被该校红卫兵揪到大操场上，戴高帽，挂黑牌，游斗、劳改的同时，又被乱棒横扫，个个遍体鳞伤。她们还被揪回大操场旁边的宿舍楼，推进厕所里，当头淋了屎尿。宿舍楼的白色墙上，留下她们的斑斑血迹。卞仲耘在副校长中排名第一，被视为‘黑帮头子’，被殴打最重。经过三个小时折磨，到下午五时左右，卞仲耘已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楼门口台阶上，仍然有红卫兵继续踢她的肚子，踩她的脸，往她身上扔脏物，大声咒骂她‘装死’。
卞仲耘被放在一辆平时运送垃圾的手推车上，不能动弹。红卫兵还在继续批斗其他的副校长，刘致平一度被强迫跪在手推车旁，另一副校长胡志涛看到手推车上的卞仲耘，两条胳膊红肿，布满伤痕，眼睛睁开，瞳孔放散，毫无反应，只是嘴巴还呼哧呼哧吐气。就告诉在场红卫兵，卞校长空有生命危险，应当送医院。红卫兵怒吼道：‘黑帮，你不好好改造，也是这个下场！’她被推进一间办公室，关押了起来。到了七点多钟，学校‘文革筹委会’的人，打点话请示了北京市委，终于把卞仲耘送到马路对面的邮电部医院。这时，卞仲耘的身体被用大字报盖住，上面还压了一把大扫帚。医生检查时，卞的尸体已经僵硬，死亡多时了。这就是全国第一个无端被暴力毁灭的无辜者！
第二天，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当时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近代史所工作），见到了师大女附中红卫兵负责人之一、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她身穿军装，腰系疲带，臂缠袖章，一副典型的红卫兵装束’。邓榕要邮电医院的医生作尸体解剖，用意在于要医生证明卞死于心脏病，而不是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的。这是北京红卫兵打死的第一个人，当时还有所顾忌。半月月后，暴力猛然膨胀，打死人不但不须掩饰，更成为炫耀、吹牛顿本钱。王晶尧坚决反对解剖尸体，他不能让妻子惨死之后，再遭无礼切割。最后，在红卫兵负责人要求下，医院开具的卞仲耘死亡证明书上，死因一栏，填上了‘死因不明’四字。
其实，卞仲耘被殴打至死前两月，即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市委派出的工作组，主持召开对卞仲耘的‘揭发批判大会’，全校师生员工参加。几个学生把副校长卞仲耘押到台上，强制她作九十度大弯腰，以示‘低头认罪’；上台‘揭发批判’者，都作气愤填膺状，嗓音提高八度，挥拳跺脚。有的还冲上台去，用‘军训’的假步枪，又打又捅，把卞捅倒在地。又有人用冷水浇头，再扯住头发，把她拖了起来。会后，她给上级的一封长信中写道：‘在群情激愤之下，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实际上是将上身弯到和下肢成九十度），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唾沫。’（引自原件底稿）
披露一段北师大女附中的背景材料，是十分必要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建立于一九一七年，是北京历史最长的中学之一。师大女附中位于北京西城区，离天安门广场和中共中央最高层领导人居住的中南海，只有一公里。文革前，该校是北京‘重点中学’之一，中央很多高级干部的女儿都到这所中学上学。毛泽东的两个女儿都是文革前从这所女中毕业；文革开始时，刘少奇和邓小平各有一个女儿是该校的学生。文革开始前的一九六五年秋季入学的学生中，高干子女占了一半以上。这一特点，与卞仲耘成为第一个被殴打致死、其余的副校长和教导主任被打至严重伤残，有必然的联系。
北京的红卫兵在‘红司令’毛泽东指挥下，‘杀’向全国，光天化日之下，打人杀人的残暴行径，就像瘟疫一般，迅速蔓延。只要扣上‘对毛主席不忠’的帽子，就是‘十恶不赦’的反革命，扣上‘反对毛主席’的帽子，即‘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平日里朝气蓬勃的青年学生，一夜之间就变成毫无人性的‘豺狼虎豹’。五千年文化传统的央央大国，忽然变成野生动物园。
广州实行军管之后，乱打乱杀的恐怖暴力行为，打着‘文攻武卫’的旗号，继续肆虐。到了一九六八年夏天，人们开始出现厌倦情绪，逍遥派明显地多了起来。尽管报刊上还在大谈‘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已经引不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趣。至少在交谈的话题上，大多回到正常的柴米油盐上来。
光孝寺大院里，歌声琴声固然早已绝响，舞姿蹈影也已绝迹，还好，男女老少，包括斗人和被斗的，身体一律平安。大家共同的‘定心丸’，是工资按月照发，粮票随户口簿按月照领。肉菜市场，经常肉少菜也少，常常要花一两小时去排队，才能买到一斤通心菜，运气好，有时碰巧还可买到一两斤海鲜‘剥皮牛’。排队买菜虽说无聊，不用上班，时间有的是，还可以散散步，遇到熟人也可闲聊瞎扯一阵，打发时光，故也乐此不疲。
有一天下午，好友陈君上街回来，慌慌张张地对我说：‘解放军开枪了！’我一听也紧张起来，急于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好一阵陈君才缓过气来，述说了事情的经过。
原来陈君上街买点日用品，回来时经过中山五路与六榕路交叉口，见有一辆解放牌大卡车驶入六榕路口停了下来，车上跳下来二三十名荷枪实弹的解放军，迅速冲到中山五路广州市第四中学门口，一班人立即在门口警戒，禁止路人来往，其余的解放军战士，平端着自动步枪，冲进校园里去。片刻，校园里传出阵阵枪声。
第四中学校门临街，中山路是横贯广州市的主干道，从石碑经东山直到西村，自行车和行人川流不息。现在军管时期，武斗时打时停，马路上没有警察，公共汽车几乎绝迹，自行车和行人也少稀稀落落。只是在听到阵阵枪声之后，附近的民众走出家门看看究竟，过往行人也驻足观望，校门口东西两端约百公尺外，站满了围观的人群。陈君躲在门口斜对面骑楼下的大柱子后面，动弹不得，却碰巧占据了一个有利的位置，可以近距离观察眼前发生的‘意外事件’。
大约二十分钟后，校园里不再传出枪声。又过了约十多分钟，从东边开过来一辆带篷的军用大卡车，停在校门口的大马路旁。这时，解放军迅速从校园里抬出尸体来，两个人抬一具尸体，像抛沙袋一般，将尸体抛上大卡车，接连着抬，接连着抛，大卡车上堆放着十来具尸体，立即开走了。又过十来分钟，解放军又押着十几名青少年，匆匆上了原先那辆停在六榕路口的大卡车，在校门口警戒的战士，也跟着上车走了。后来听说，解放军撤离以前，把校园里的血迹都冲洗干净了。
听了陈君的述说，我着实吃了一惊。军管一年多以来，中央报刊一再发表社论和文章，一再宣传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林彪副主席亲自指挥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全力支持‘左派’群众，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现在‘到底’了没有，我不知道。但是，在没有发出任何‘警告’的情况下，突然冲入校园，开枪射杀青少年学生，的确无法理解。是军队自行决定开枪，还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下的命令？
不久，从北京传来小道消息：北京的军宣队和工宣队，攻占了清华、北大，双方都有伤亡。大道消息天天宣传‘形势大好’，未必一定可靠；小道消息五花八门，未必就一定不可靠。人们往往从身边所见所闻，以亲身的经历，来筛选纷纷扬扬的小道消息，作出自己的判断。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也慢慢学会从‘只听大道消息’的习惯中，摆脱出来，开始动自己的‘脑筋’。
红卫兵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大特色。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主席身着军装，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百万‘革命小将’，并接受一名女红卫兵献上最早的一个‘红卫兵’袖章。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位置，发表了毛主席佩戴‘红卫兵’袖章的照片。红卫兵运动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全国。更有毛诗‘上天揽月，下洋捉鳖’的鼓动，所向披靡，演出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活剧。一时间，腥风血雨，愁云惨雾，‘文化革命’演变成‘武化革命’。连许多向来善于‘武装革命’的元帅、将军，威风尽失，无处逃窜。曾几何时，解放军突然变脸，同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小将们开刀。到底所为何来，的确难以捉摸。
不过，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这是毛主席又一‘伟大战略部署’。
从此，军人正式登场，‘武化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没有料到，向来谨小慎微的我，忽然被军人看中，成为光孝寺大院第一个被关进大牢的‘牛鬼蛇神’。
6/19/03(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