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1日讯】(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报导) 北京的中国民主党人赵昕先生在经历了两个多月的关押之后﹐已被释放回家。大纪元记者辛菲3月30日采访了赵昕先生。赵昕先生谈了被关押原委﹐并向海内外关心和为他呼吁的朋友们表示感谢﹐他同时指出外界呼吁声援的重要性﹐他说﹐外面的方方面面呼吁的声音越强烈﹐把各方面的情况越充份地暴光﹐越是能够唤起更多人的关注﹑了解和良心﹐不管从任何角度全面地进行呼吁营救﹐让更多人知道﹐对在押的良心犯都是非常好的。
赵昕先生表示﹐他出来后很快就知道张林﹑郑贻春﹑师涛等朋友﹐还有更多的良心犯﹑政治犯﹑法轮功修炼者﹐大量的还在监狱里﹐所以他心情非常沉重﹐也特别希望海内外的朋友们齐心合力﹐想尽一切办法﹐尽力所能及的最大力量营救所有的这些在押人员。他认为﹐对那些不断牺牲和付出的人﹐积极地救援﹑呼吁﹐才可能唤醒更多的有良心的人。
赵昕，37岁，云南昭通人，长春大学中文系学生。89民运期间是天安门广场“外高联”领导成员。98组党期间，是中国民主党北京筹委会和全国筹委会的创始人成员。
赵紫阳先生去世后，赵昕积极组织多方人士，上百人之多，准备一同上赵紫阳家悼念，遭警方阻止，未能成行。而后他依据法律，要求游行示威，以示抗议，也被当局拒绝。 在被警方带走前，他一直被软禁在家，从1月19日凌晨起失去人身自由﹐直到3月24日晚以“取保候审”的形式被释放回家。
下面是采访实录﹕
记者﹕赵先生﹐您好﹐祝贺您获得自由﹐大家听说您被释放回家﹐都放心了。
赵昕先生﹕谢谢你﹐辛菲小姐﹐谢谢大家。1月21日下午5点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是警察刚把我带走的时候﹐你打完电话没多久﹐他们就把我手机拿走了。那是我出来之前最后一个电话了。
记者﹕是的。后来有别的媒体的朋友找我要您的电话﹐他们说打过去已经联系不上您了。
赵昕先生﹕是的。一直到现在﹐有两个多月了﹐跟外界都无法联系。
记者﹕海内外人士对您的事情非常关注﹐不断地在呼吁声援。
赵昕先生﹕我非常感谢海内外朋友的关心和呼吁。要是没有大家的共同呼吁﹐我是很难出来的。我在里面有很深的感受﹐他们对我的态度上有很多转弯的时候。
记者﹕他们主要是以什么理由关押您的呢﹖
赵昕先生﹕他们跟我谈了四个方面﹕1。赵紫阳的这个事情﹐我们那时申请游行。他们说我涉嫌扰乱社会秩序﹐我问他们要判几年。他们说﹕你甭管几年﹐到时候判你不一定以这个罪﹐我们可以找其它的罪名﹐比如﹕涉嫌资助非法组织﹐涉嫌接受非法组织资助﹐等等。
2。还查了经济上的﹐他们把我在哪个公司工作﹐什么关系背景﹐以及我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钱﹐都一一调查﹐他们以为是国内有谁资助我了﹐谁给我钱了。其实是我对朋友们的接济﹐纯粹是我个人的工资高一点﹐再加上平时省一些。大家都是同道的难友﹐我觉得应该帮忙。
3。还有关于中国民主党的事情。
4。他们还在我家里查出几百人的名单﹐看我跟海内外的各种联系﹐包括我给海外寄的国内需要救助的人的资料。
基本上主要是查这些方面﹐他们能想到的都查﹐就是想尽力罗织罪名﹐最后还是没有查出什么证据﹐所以就放我出来了。
记者﹕您可否讲讲被关押的大致过程﹐包括您提到的他们态度的转变﹖这样也许可以对营救更多的中国良心犯有正面积极的意义。
赵昕先生﹕好的。1月21日﹐他们把我带到了苍平的一个商务会馆﹐在那里被软禁起来了﹐整个24小时轮班看着我﹐没有任何自由﹐电话也被收走了。
后来﹐快过年的时候﹐有些警察回不了家。他们有的有太太﹐一年回不了几次家﹐有个警察的孩子才5岁﹐发高烧﹐也回不了家。考虑到他们也要过年﹐我就从2月1日开始绝食﹐向他们提出要求﹐要么把我和这些警察一起放回家﹐要么把警察放回家﹐把我送到看守所﹐别影响别人过年。
绝食第三天的时候﹐2月3日﹐下午3点钟左右﹐他们把我拉到北京市看守所﹐以涉嫌扰乱社会秩序罪﹐把我刑事拘留了。在此期间﹐他们几乎每天提审我。
他们很奇怪我的状态﹐看我入监等搜查身体的时候﹐我还在哼着歌﹐有个警官问我﹕别人进来都害怕紧张﹐你怎么会这样﹖我说﹕我非常坦然﹐我也没犯任何罪﹐而且我坚信肯定会放我出去的。他们说那不一定。我说﹕不管一定不一定﹐哪怕判我死刑﹐我也非常坦然﹐我心安理得﹐我觉得我做了应该做的事。
后来和警察相处得还比较融洽。因为他们在调查我的过程中﹐也看了我写的文章﹐包括我做的事﹐他们对我还是比较尊敬。
审讯的过程中﹐我很清醒的感觉到刚开始﹐他们想方设法地找各种各样的证据﹐包括后来我出来才知道﹐在刑拘我的当天﹐他们还到我家搜查﹐抄走了笔记本电脑﹑台式电脑﹑打印机﹐很多东西﹐还有通讯录﹐笔记本﹐我写的一些诗﹑文章﹐都被搜走了。他们刚开始确实是想把我整个查个底清﹐感觉到好象是中共想治我一下。
但是﹐查不出什么﹐预审处的官员就急了﹐又换了一个人过来查我﹐我所谓的“作案”的时间﹑地点﹑工具﹑过程﹑结果﹑动机﹑目的﹐想方设法想罗织罪名﹐但是他们还是查不出什么东西。
后来﹐我被改为监视居住的时候﹐预审处的警官对我说﹕赵昕﹐别得意﹐我们还要继续对你审查﹐总有一天﹐我要把你抓回来的。他们就是这样一种人﹐他们好象没有为党国立下功勋﹐觉得特遗憾。他们字里行间都充满了对我的恨。
他们跟我讲﹐对我最恨的就是1月20日﹐我们就已经把游行示威申请书上网了﹐网上满天飞﹐23日在计划游行处的出发点﹐清华西门﹐据他们说﹐聚了很多人﹐他们说﹕赵昕﹐你知道吗﹐你差点闯下大祸。我说﹕什么大祸﹖他说﹐23日早上﹐清华西门聚集了大量的人﹐后来他们派了好多好多的警察去﹐现场还抓了几个人﹐我后来出来听说﹐胡佳现场就被抓了﹐好象还有几个朋友﹐在现场也被带走了。他们觉得﹐要不是那么多警察去打压的话﹐那游行示威就成了﹐就要闯出大祸来了。
后来﹐他们报请检察院逮捕我﹐检察院没有批捕。3月6日凌晨﹐我都睡着了﹐他们把我叫醒﹐把我带到离河北非常近的一个很偏僻的荒废的村子﹐设施条件非常糟糕﹐但对我非常“关照”﹐整个房子﹐所有的门脚角落全都包上棉絮﹐就怕我自杀。后来他们还特意安上了监视器﹐24小时对我监控﹐两个人站在离我30公分之内﹐就那么时刻地盯着我﹐包括上厕所﹐洗澡﹐都在旁边盯着。
虽然不是监狱﹐但完全失去自由﹐而且比在监狱还难受。监狱里﹐好歹还可以走动﹐还可以跟别人聊天﹐他们也不跟我聊天﹐随时随地盯着我﹐非常难受。吃的伙食也是很糟糕。
我天天就人权问题﹐公民权利问题跟他们抗争。经过不断争取﹐他们原来只允许我坐在床上﹐后来可以允许我出外面的房子散散步。争取了很长时间﹐后来﹐逐渐他们又给我买报纸﹐几天买一次﹐还给我水果吃﹐每天给个苹果。
我就不断地争取﹐我说﹕你们这是违法的。我这个监视居住按道理应该回家﹐我要见我的太太和律师。他们就说﹔好﹐我们转达。
跟他们谈话的时候﹐他们说﹕我们也可以把你关押一年半。后来我才明白﹐监视居住半年﹐取保候审一年﹐他们是可以这样做的。
整个过程﹐我确确实实感到海内外的朋友对我呼吁比较多﹐他们说﹕赵昕﹐你怎么在海外认识那么多人哪。我虽然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但我想到肯定是海外有很多朋友为我呼吁。
到最后﹐我逐渐感到他们也是因为压力的缘故﹐本来可以关我一年半﹐最后还是放我出来了。
记者﹕什么时候放的呢﹖
赵昕先生﹕3月24日晚上11点﹐前后加起来共关押我两个月零三天﹐现在是取保候审﹐之前是监视居住。后来把我带到派出所办手续的时候﹐突然又办取保候审。3月6日带我走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办了监视居住﹐我问他们﹕以前我办的监视居住就不生效了﹖他们说﹕可以这么理解。
记者﹕那现在是取保候审﹐对您有什么限制呢﹖
赵昕先生﹕在中国﹐监视居住和取保候审都是一种强制性的手段。给我写的理由是﹕还是要继续审查﹐所以就可以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出家门都要申请。取保候审﹐离开本地需要申请。
他们随时随地对我的情况都很了解﹐民警﹑保安随时监视﹐电话监听。
记者﹕通过您的经历﹐您觉得国内外的朋友呼吁起了很大的作用﹐是吧﹖
赵昕先生﹕是的﹐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确确实实是这样。对政府方面来说﹐如果没有压力﹐那他们处理起来就是更加随心所欲了。如果大家都比较关注的话﹐他们就会有所收敛﹐对国际观瞻还是有些顾忌的。
记者﹕现在大家都很关注张林﹑郑贻春﹑师涛等朋友﹐在呼吁营救﹐不知您有什么建议或者想说的吗﹖
赵昕先生﹕我刚出来的时候﹐就听说胡佳先生他们为了在一起商量怎么营救我﹐还被警察打了一顿﹐我心情就特别沉重。后来又听说﹐严正学被法警打了一顿﹐还关在笼子里游街﹐我非常愤怒﹐这简直是一种令人发指的暴行。
很快就知道张林﹑郑贻春﹑师涛等﹐还有更多的良心犯﹑政治犯﹑法轮功修炼者﹐大量的还在监狱里﹐所以我出来后心情非常沉重﹐也特别特别希望海内外的朋友们齐心合力想尽一切办法为营救张林﹑郑贻春﹑师涛先生等﹐还有其他的所有被关押的良心犯﹑法轮功学员﹐积极努力﹐尽我们力所能及的最大力量﹐只有这样﹐他们才有更大的机会出来。
记者﹕也曾经听过有人说﹐在外面呼吁﹑海外媒体暴光﹐会给在押人员带来更大的压力﹐您怎么看这个想法呢﹖
赵昕先生﹕可能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我有一个朋友﹐清华大学的﹐91﹑92年关在东北的监狱里﹐我和其他朋友为他做了很多努力和呼吁﹐后来他出来后﹐我跟他讲起外面的呼吁﹐他说﹕你们瞎折腾﹐我们在里面吃的苦更多。当时确确实实对我的打击很大﹐我很难理解。
根据我的经验﹐外面的方方面面呼吁的声音越强烈﹐把各方面的情况越充份地暴光﹐越是能够唤起更多人的关注﹑了解和良心﹔越是积极地呼吁和救援﹐对里面的人越好。
另外﹐象我们这样的人﹐应该说﹐89年第一次进监狱的时候﹐确实也是想把牢底坐穿﹐但那时很年轻﹐思想也不成熟﹐心理上也很有压力﹑在里面着急﹑焦虑﹐但象现在经过了十几年的思考﹐确实想得很透﹐明白了﹕要想真正地坚守良知﹐维护正义﹐不仅血要热﹐头脑要冷静﹐骨头要硬﹐并且还要有宽大的心胸﹐还得有一种真挚的爱。
在这么一个腐败专制的社会﹐对坚守良知的中国公民来说﹐监狱恐怕是我们唯一适当的去处了。监狱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了﹐所以﹐我这次进去心态也比较好﹐跟大家有说有笑的。看守的人问我﹕你为什么睡觉总笑﹖我说﹕是吗﹖我只知道有一次睡觉梦见我儿子﹐笑醒了﹐其它时候我还真不知道我老笑。
同时﹐每天为一点很小很小的事情﹐我都尽可能地维护自己的公民权利﹐跟他们不断争取﹑交涉﹐确实有效果。
这又回到您刚才问的问题﹐据我所知﹐对绝大多数非法关押的中国良心犯来说﹐其实不管从任何角度全面地进行呼吁营救﹐让更多人知道﹐对在押的良心犯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象我们这样的人﹐向来都是坚持和平﹑理性﹑公开﹑合法﹑非暴力的积极抗争﹐我们本身也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我们一直在争取合法抗争的信念。对我们来说﹐宪法高于其它国内法﹐同样﹐中国政府签署的国际法也高于中国国内法。我们认为我们无罪﹐我们也没有违法﹐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经得住考验的﹐所以把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往外不断讲﹑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样其实对我们只有益﹐没有害。
记者﹕呼吁声援本身就是您刚才所说的和平﹑理性﹑公开﹑合法﹑非暴力的方式。
赵昕先生﹕对﹐是这样的。这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这么多年以来﹐在互联网还没有的时候﹐国内的很多朋友被抓起来﹐判了很重的刑﹐包括89年﹑91年﹐在最艰难的时候﹐在最红色恐怖的时候﹐很多很优秀的朋友继续坚持斗争﹐百折不挠地进行抗争﹐努力地付出﹐但被抓去判了重刑﹐可是由于外面知道得非常少﹐外界的报导和宣传非常少﹐对他们的关心和救援也非常少﹐他们的处境就更加地苦难。呼吁对于他们非常重要。
对那些不断牺牲和付出的人﹐积极地救援﹑呼吁﹐才可能唤醒更多的有良心的人﹐加入我们的队伍﹐积极地抗争﹐才会取得越来越大的效果。
而且大家一定要团结﹐齐心协力。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声音﹐这是很正常的﹐关键是要求大同存小异﹐搁置分歧和争议﹐把当前做的大事做好﹐以此唤醒更多的人。(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