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来到了。在中国，有那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集中在一年时间之内发生的1976年，将作为一个谁也猜不透的谜而永着青史。先说人事，硕果仅存的中共三大领导人同故于这一年；再说天灾，发生了唐山大地震那样骇人听闻的，冲击波几乎达于全国的历史上少见的大灾难。曾在那一年生活过来的中国人，应该说是无法忘怀那种天将倾，地将覆，被阻遏已久的历史洪潮将要在此决堤泛滥的感觉的，除非他的自我已经在浑浑噩噩之中彻底泯灭。对沈天心而言，那一年是充满了希望的。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天怒人怨”，但这句话从来都是带有夸张意味的，因为谁都知道天不会发怒，这只是愤怒的人们的一种感觉。但是76年不同，唐山大地震确实使人以为苍天也在表达它的无比强烈的愤怒了。谁都在想，中国已到物极必反的时候了。
但是历史证明，象沈天心那样怀有坚定的民主理想，彻底反对一党专政的知识分子，他们在1976年所抱的希望是太超前了。其实，对这一点不难作出解释。在中国，即使在知识分子当中，那样的人不多，而且他们处于分散无力的状态，对政治现实的发展进程根本施加不了任何影响。他们处于被动观望的地位，离开真正的角斗场不啻十万八千里。以这样的地位，欲求场上的事态按照自己的愿望发展，其可得乎？不能说那些以民主为真正目标的知识分子，在76年的全部现实活动中毫无表现，最突出的事例即是76年清明前后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声势浩大的运动。但是那次运动是以悼念周恩来总理的名义发起的，其攻击对象主要是四人帮，参加悼念活动的人成分极为复杂，动机不一。这个运动后来被定为反革命事件并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因为在天安门广场张贴散发的众多诗词和传单之中，确实闪现着某些从根本上反对封建独裁的民主知识分子的身影，尽管那是极少数。但是，那一年的政治斗争主要还是共产党内部的权力斗争，甚至主要表现为宫廷式的权力之争。
共产党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后，形成了一个极为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文化大革命严重损害了这个大集团的利益，而这个大集团却正是整个共产党政权赖以确立的基础。在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中，表面上看毛泽东的意志是主宰一切的，但实际上毛并不享有绝对的自由。他不得不时时在文革派与元老派之间搞平衡，就是这种不自由的集中表现。毛懂得如果一下子打击面过大，逼人太甚，那是会翻船的，因为元老派的基础力量要比文革派大得多。在文化大革命中忍辱负重的周恩来的威望是绝不容低估的，而四人帮的人望在毛的心里却洞明如烛照。毛最后扶植华国锋，本身就是一种着意于平衡的举措。何况狡兔三窟是毛的一贯策略，他绝对不会使自己完全落入任何一派之手的。一个有趣的设想是：如果周恩来去世在毛之后，那毛会作出何种身后安排呢？（即使朱德去世在后，也会使毛的安排更趋复杂化，因为朱德在特定情况下也具有一呼百应的潜在能力）。1976年之谜，此亦一端也。
毛在76年所作出的最后安排并不存在失算与不失算的问题，因为这种安排本身只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安排。毛不会不明白，在两派势不两立的政治力量之间搞平衡，非得有他本人的威望和手腕不可，区区华锋国何能堪当此任？但毛归根结蒂不过一凡人而已，他没有办法做到的事可谓多矣哉，大限将至，他能有什么办法呢？或许可以说，毛对自己的神话般的威信估计过高，对他所倡的那套理论的威力估计过高，但是，说这种话有什么意思呢？当毛撒手西归之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去见马克思），一切对他都无所谓了。
可怜的是四人帮那几个妄自尊大，实际上却书呆子气十足的野心家。他们竟然连这点起码的心理学知识都不懂：自知难于安然在权力中枢久居高位的华国锋，他在毛去世之后的最急切的需求便是寻求自身的安全！毛泽东的宫闱主管汪东兴又何尝不是如此？他们的安全何来？那就是切实投靠势力大的一派！四人帮对他们帮助毛炮制出来的那套理论的威力确确实实是估计过高了！竟然在如此复杂的形势之下，未能作出任何有力的应变安排。不过，既然天子之位在不在已手，要作安排也很难吧，到时候不要授人以柄，被斥为搞分裂吗？华国锋他们倒是有点失算的，因为元老派的基本政治态度是反对文化大革命，而他们自己却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乘风而起的，他们与元老派之间实际上也存在着观念、价值标准与利益上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不过，华国锋他们又算得了什么？能够安度晚年，未遭杀身之祸，已经不错了。
可悲的是，毛泽东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并非一无是处，它是有其合理的内核的，那就是防止在共产党执政之下形成一个官僚特权阶层，用张春桥的话来说，就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尽管这个理论与所有带有浓重乌托邦色彩的革命理论一样，除了给一批野心家利用，最终形成另一批新权贵之外，不具备任何实际的可操作性。但是，反对官僚特权阶层是颇能得民心的，否则，
文化大革命初期，大批革命群众能够群起响应，高举毛泽东给予他们的造反有理的大旗，一夜之间便把各级共产党政权机构搞得惶惶不可终日，就无法解释了。元老派全面主政之后，这个合理内核也就被抛弃了，至少可以说是被不当一回事了。文化大革命前的官僚体制得到全面恢复和加强，纷纷复职的领导干部绝大多数思想保守，观念偏狭落后，致使许多应该属于起码常识的思想和方略，都要邓小平苦口婆心才能渐渐为全党所接受，而且在接受过程中，中央的每一个决策都于无形中化成了对各级执行者自身有利的东西。无庸讳言，相对于毛泽东而言，改革开放的国策具有进步性，但是，那是一党把持的非充分意义上的改革开放，不受监督的权力所造成的种种隐患将使中国大受其害。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中共，其固有的落后性始终存在，其政权的封建性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变。中国实现民主的路途仍然十分艰难和遥远。
是年夏天，关城也发布了地震预警，唐山大地震使中国人成了惊弓之鸟，据说发布地震预警的地区遍布国中。当时，朱德和毛泽东尚未去世，政局扑朔迷离。周恩来总理去世时，朱德元帅亲临追悼会现场，尽管已年及耄耋，但看上去身板还极为硬朗，据说他曾怒气冲冲用手杖推掉了江青仍然戴在头上的帽子，而毛泽东病入膏肓的流言却已时有所闻。对政局巨变的预感和对地震的恐惧使人们的心态变得极度动荡不宁，老鼠出洞，蚂蚁逃窝这样的小事，也能在相互传告的人们中引起大惊乍，因为在众口相传之中，蛛丝马迹之事会被夸大百倍。沈天心所在居民会有一对老夫妇，大儿子北京地矿学院毕业后一直在唐山工作，夫妻一对加上两个孩子，除了在公寓楼有一小套住房外，还在楼边一座平房里占有一个房间。平时夫妻俩住在平房里，老父老母去探望他们，他们就将平房让给两位老人，自己则和孩子们一起住到楼房里。大地震将楼房夷为平地，他们一家四口无一幸存，倒是睡在平房里的两位老人，却在极度惊恐之余，慢慢从废墟中爬了出来。想到子媳二人是由于他们来到的缘故而丢掉性命的，两位老人痛不欲生。他们在疏散灾民时被送回关城家中，此时，老母已得精神病，老父终日呆若木鸡。对本居民会的街坊邻居来说，这简直就象将惨绝人寰的唐山大地震景象拉到了他们的眼前。关城地震预警一发布，哪个人还敢呆在屋子里面？所有较为宽阔的空地上全都被一家家的竹榻、门板、小床排满了，好在是夏天，夜里露宿问题不大。当然，也有许多对现状不满的人并不惊慌，他们并不害怕灾难，心里倒是在想，要么大不了一死，要么让大劫难来改变那种虽生犹死的活法。这就象饱受困兀的人盼望打仗一样。
华静文也从乡下回了城，她们家所在的院墙里有个大院子，四周的房子又是平房，所以，家人和邻居们都在大院子里腾场，倒也热闹异常。华静文自己安顿好之后，她就到沈天心那儿去看看，她隐约感觉到沈天心此时是在家里，他不会到外面去的。她走进沈天心家那条熟稔的又黑又长的弄堂，只觉得整幢屋子一片寂然，毫无人的动静。但到中间堂屋，就看见沈天心家的房门仍然开着，心中不禁一喜。
“我知道你在家。”华静文一见他就笑着说。
“我怕你来找不到人，所以一直没出去。”沈天心说，接着又问：“乡下怎样？”
“也都在外面避震，人心惶惶的。农民们都说，中国要出大事了。”华静文坐在床缘上，和沈天心依偎在一起。
“这是老百姓的一种预感，地震使这样的预感更加增强了。”沈天心说。
“我真的一点也不怕，无论出什么大事。”华静文说。
“出大事才能有变化，真能出大事就好了。”沈天心说。
“这儿真会地震吗？”华静文又问。
“哪会有这么多地震？听说外地也到处在避震。我有点不大相信。”沈天心说。
“大家都在外面，只有我们俩人留在屋里，这样的安静真舒服。”说着华静文与沈天心靠得更紧些。
沈天心搂着她，笑着说。“我们就这样依偎着度过整个避震期，没任何人来打扰。”
华静文也笑着问：“万一真的震起来呢？”
沈天心说：“象这种木结构房子怕什么，即使房子塌下来，下面也是架空的。正好把我们关在里面，外人进不来，我们出不去，就象世外桃源。我已储备了大量食物和水，够过十天半月的，就是没有隔溪桃花，比真正的桃花源稍为差些。”
华静文笑出声来。“我真想这样，只是要急坏我妈妈不大好。我出来时她叫我尽快回去呢。”
“你妈怎么肯让你出来？”华静文问。
“我说辛莘要我到她家说个事。”华静文说。“回去后，我就不出来了，你用不到再呆在屋里，还是出去避避，以防万一。来看过你，我就放心了。我们家的院子很安全，你也放心好了。就是人太多，男人们都赤膊短裤，竹榻连竹榻，怪别扭的。妈妈把我和姐姐的铺围在中间。”
不一会，华静文就回自己家去了。这一次见面，他们俩自始至终只是依偎在一起说话，没有彼此相吻，也没有其它亲昵的动作，大概是处于非常时期之故吧。
76年前后这段时间，沈天心始终一直在做工，华静文却真的被调到关西中学教了英语，因为在下放知青中，能胜任此职的人确实屈指可数。绝大多数人的学业本来就差，加上长时间荒废，就一股脑儿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关西中学的自然环境使华静文欣喜不已，沈天心和嵇华斌他们六、七个朋友曾去那儿玩过一次，由于嵇华斌他们对沈天心和华静文的相爱程度并不完全了解，他们对这么多人涌到她那儿去是否适宜心中无底，所以始终采取了一种谨慎低调的处理方式。整个关西公社均属山区，但是象吴山那样处于外缘的山与平原交界，山势和缓，山顶大多呈馒头形，并无险峻可言。关西中学却位于这片山岭深处的一个小盆地上，层峦叠嶂，无边无际，举目四望，到处可见环伺着的峭拔兀立的奇峰。由于此地气候和土质极佳，所有的山都披着丰厚的植被，人立灿烂的阳光下，唯见满目蓊郁苍翠，闪烁生光，近山色泽深浓鲜丽，山渐远而色渐淡，最后融成一片莽莽苍苍的茫茫远景，给人以一种极富层次的色彩感。盆地内是一小片平畴，棋盘似地布列着一方方水田和一条条曲折的田间小路，水光时见，秧苗之嫩绿可爱令人心喜。最令人心旷神怡，超尘绝俗的是与地面上那片色彩世界交相辉映的蓝色天空，那片天空蓝得跟城里完全不一样，那是一种晶莹剔透，至澄至彻，发出天国辉光的碧蓝。山风轻轻鼓荡，空气清彻甜润，沁人肺腑。这片人间美景给了华静文极大的补偿，使她的心境比在吴山小土屋中开阔不少，给纯朴的乡村大孩子们教英语，这也使她喜欢。
四人帮粉碎之后，沈天心知道自己所向往等待的，国内政治从一党专政向民主制度的彻底转变一时将又无从谈起了，自己的生活在可见的未来也不会有什么变化，但是，华静文命运较大改变的可能性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因为文革的非正常状态一结束，经济建设、教育和科技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将肯定会被急切地提到日程上来，中国失去的时间毕竟太多了，共产党内的有识之士不会不明白这一点。
在历史进程的阶段性结论已经实际形成的情况下，沈天心不得不对自己一直来的思想方法略加检讨。他对自己最大的不满意就是思想的简单化和绝对化。在他头脑里好象只有善与恶，好与坏两端，恶到顶，坏到头，至善就要降临，完美就要来到了，其实历史的发展远非如此简单。二十世纪前半个世纪里，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之所以能在俄国和中国取得胜利，那是由于这两个国家的封建传统较为强固，经济较为落后，广大民众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较低这种固有的历史因素在起作用。革命胜利后，苏联出了斯大林，中国出了毛泽东，这两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生活始终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除现实因素之外，历史因素的作用显而易见，可以说，历史因素是比现实因素更具支配性的因素。在人类历史上，所有新事物都是从原有的旧事物中生长出来的，它不可避免地带有自所从来的旧事物的鲜明印记。新不是与历史割裂的截然之新，它不可能毫无凭依地在一个晚上自天而降，在历史未为它的来到作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指望它的速至就不是明智和现实的态度。中国处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国际新环境下，并在接受了自身经历所给予的惨痛现实教训之后，民主大方向要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更加突显。中共领导人也在喊民主，只不过它的所谓民主含义极为狭隘，远非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而已，但这至少表明，他们认识到在文化大革命之后不挂块民主招牌是不行的。但是，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的新现实是由在中国占绝对优势的那部分现实力量所决定的，它可以按照狭隘的自身利益的需要来制定新政策。邓比毛新，这是没有疑问的，不过，在邓主导下形成的新现实，本质上只是局部加以改良的旧而已，基本的政治框架始终是旧的，旧的、曾经是中国人民在解放后四分之一世纪里苦难根源的那些东西并未受到触动或革除。历史的实际进程要比沈天心原来的想象复杂得多，可能性要多得多，他必须始终坚持历史地看待中国的现实和发展问题，作好应付多种可能的思想准备。这方面，在沈天心的朋友中嵇华斌是做得最好的，他从来没有表现出任何天真的乐观，尽管他嘴上不说，但他心里对中国问题复杂性的认识显然是深过其他人的。这是他有意识在这方面进行不断的深入学习和思考所致，沈天心的学习偏重于文学翻译，是带有技术性的，尽管他也非常关心全局性的东西。
华静文的变化虽然来得很快，但也带有小曲折。她先是顶替即将退休的父亲在环卫处的职位上调进城，她父亲是关城环卫处的普通工人。那时候，关城的居民住宅都是没有水厕的老房子，家家户户都用马桶，环卫处工人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天天到居民区清倒马
桶。他们每天凌晨三、四点钟即开始工作，直到把分管地段每一家的马桶全都倒干净，将粪便用车拉走为止。在城市工人中，环卫处工人的工作也许是最艰苦的。知青上调顶职一律是子女承父母之职，是根本没有选择的，对华静文来说，与其到环卫处倒马桶，倒不如留在公社中学教英语。但是，这里牵涉到一个户口问题。解放后，国家首先被划分为城市与农村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持有城市户口的城里人进单位工作后，即被纳入医疗、退休等保障体系，一生可算得到了归宿；户口在农村的农民是不可能进单位享受种种保障的，而且户口还具有继承关系，只要一对夫妇中女方户口在农村，其子女的户口就只能在农村，除孩子长大后读书出色，能够考上大学，或者参军后提干转业，否则就休想跳出龙（农）门。这种格局在改革开放前是不可移易的，所以，为万全计，华静文是不得不进城做环卫工人的。对华静文来说，这是一个比下乡更加严峻的考验。
华静文被分到城北清卫组，那个组所负责的地段已在近城郊的城乡结合部，她与其他老工一样，天不亮就起来，穿城走到城北，然后挑起水桶和粪桶，挨家挨户地开始干活。组里的大妈们看她这么一个文文气气的俊美姑娘，都不让她干过重的活，但是这里不比乡下，乡下不出工无所谓，这里却是一个月月拿工资的正式工作。她不好意思过多受人照顾，母亲和兄姐们也无计可施，只好叫她咬着牙齿也要坚持住，所以她每天竭尽所能，勉力死撑，心情极为沮丧。好在干这个活工作时间比较短，到上午九、十点钟，一天的工作就可以结束。问题是过分的勉为其难，使她在工作之外的时间里变得毫无生活兴致。今天过了一关，明天那一关又将来到眼前，她除了硬着头皮去过关外，一点办法都没有。连那么爱她的母亲眼看她每天回家脸色格白，但到第二天凌晨又只好含着泪，叫醒她去上班。
华静文刚开始上班后的第一个星期天，她一下班就到沈天心处（她的休息日不在星期天），沈天心看到此时的她眼神特别郁抑，脸容特别苍白消瘦，与在家里休息过一段时间来差别很大。沈天心马上将已经准备好的麦士精烧鸡蛋再在炉子上滚一滚，边说：“你脸色非常难看。”摸了摸她的手，手也冰凉的（那时正是隆冬季节）。
“天天是这样的。”华静文低着头说。
“你早上出来吃的是什么？”沈天心问。
“什么也没吃。”华静文说。
“那怎么行呢？这么冷的天，空着肚子干这么多活，身体要搞
坏的。”沈天心说。
“搞坏算了，母亲给我做了早餐我也不吃。”华静文有气地说。
“来，现在快吃，”沈天心将滚过的麦士精烧鸡蛋倒进碗里。
吃了热汤和鸡蛋之后，华静文的脸色渐渐恢复过来了。沈天心说：“今天夜里我要去加班，明天凌晨我在工场里烧好麦士精鸡蛋，放在瓶子里，在你出去上班前，到路口等你，你吃后再去上班，好吗？”
华静文伏在他胸前，轻声说：“路口很冷的。”
沈天心说：“我穿大衣的，不要紧。我在三点之前到路口。”
“三点半好了，我三点半出家门。”华静文说。
那天晚上，沈天心去上班时带了一只小铝锅，同上班的一个年轻直爽、爱开玩笑的女工看见就说：“给我们拿点什么吃的来？”说着就将锅盖一揭，探过来一看，里面放着三个鸡蛋，一个小纸包，还有一只调羹。“呵，是给我吃的吧？”她故意说。
“这是有人订好的，你没订那里吃得到？”沈天心也玩笑着说。
“是谁订的？”她问。
“你等下就知道了。”沈天心说。
“呵？我倒要看看。”她将信将疑地说。
工场里一共四个人干活，两个男，两个女。另一个女工年龄也是二十五、六岁，长得还不错，人也比较文气；那个爱开玩笑的女工心里老在嘀咕，难道沈天心带鸡蛋来给她吃？想想又觉不象，人家不也跟自己一样是有夫之妇吗？
到凌晨三点差十分，沈天心下车床，开始准备做餐了。烧木柴的炉子是现成的，他先将小铝锅用暖水瓶里的开水荡干净，将开水倒入铝锅烧开，然后再将纸包中的麦士精和白砂糖倒入水中，并把鸡蛋一个个打下去。那个爱开玩笑的女工早已停下活来，到另一个女工身边和她交头接耳一番后，就坐到了炉子边上。
“你究竟给谁吃？我看还是给我吃好，给人家吃人家不会见情的。”她笑着对沈天心说。
“给你吃你就会见情？”沈天心说。
“呵唷，你也太小气了，吃个蛋就要人家见情？怎么个见情法，
我问你。”她又笑着说。
“那是你自己说的，”沈天心边说边用调羹搅了搅锅里，锅已经大开了。
“我不管，只要你自己吃，我就要吃！”她说。
沈天心将锅子从火上拿下来，放在地上，然后，到挂大衣的地方，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只大口瓶。那女工越看越不得要领了。
沈天心回到炉边，将锅里的蛋一个个舀到瓶里，又将麦士精倒进瓶子，将瓶旋紧。
“你在搞什么鬼把戏？”炉边的女工问。
“我要拿到你看不见的地方去吃，免得你来分。”沈天心说。
沈天心拿下大衣穿好，将瓶子小心放进大衣口袋，然后就出门上街了。一夜寒风将水泥街面扫得泛出白色，依然显得黑洞洞的天空上，几点寒星在怯怯地闪烁着微光。沈天心刚从火炉边出来，而且一心在华静文身上，倒一点也不觉得冷。走过大街，转入一条小街，再走几十公尺路，就来到华静文从家里出来必经的那个路口了。沈天心抬表一看是三点二十分，他就安心站在路口等起来。路口电杆上亮着一盏昏黄的街灯，但往华静文要来的那条小路看去，简直就象看到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沈天心将手紧紧捂着放瓶子的大衣口袋，不断朝黑洞里眺望着，并不时看一看表。三点半过后不久，黑洞深处有一点亮光在晃动了，并在渐渐前移，沈天心知道那是华静文的手电光。
华静文走到街灯光圈内，沈天心就迎着她走去。华静文此刻的眼神绝不是郁抑的了，沈天心看到了脉脉含情的闪光。
沈天心掏出瓶子递给华静文。“吃吧，还很烫。”
华静文在沈天心的深情注视下，一口口喝完麦士精，尔后又用沈天心带的调羹从瓶底舀出蛋来吃。完全吃掉后才将瓶递给天心。
“吃点热的，舒服些吧？”沈天心问。
“舒服多了。”华静文说。
“明天我仍在这个时候给你拿来。”沈天心说。
沈天心一回到工场，那个女工就笑着跳起来说：“你给我们坦白，那个姑娘是什么人？”
其他人全都笑看着沈天心。
“你看到什么了？”沈天心反问。
“还要假痴假呆，给你说，我一直跟在你后面！”她说。
“她真的看见了，”另一个女工也笑着说。“你在路灯下等，后
来来了个姑娘。”
“你们别听她瞎说，这种时候那会有姑娘出来？”沈天心漫不经心地说。
没亲眼目睹的那一男一女两个工人，都被沈天心的否认搞糊涂
了，这时候确实不会有人出来啊。
“好啊，沈天心，你坏！看我明天不抓住你们！”那女工着急地说。
“你的活今天已经全干完了，明天你还出来？”沈天心故意问。
沈天心加夜班又延续了两天，两天过后，沈天心对华静文说，以后每天早上他在家里把吃的准备好，她上班前先过来吃早餐，吃好后再去上班，他会开着房门和灯等她的。弄堂外面的门现在夜里是不关的。从此，华静文就按这个安排开始每一天，她说走进长弄堂，一看到里面亮着灯，她的心就会涌起一股暖流；想到一早又要见到沈天心，她就有了劲，早上起床也不用母亲叫了。天气渐渐变暖，凌晨早起已不是一件苦事了，她到沈天心家来的时间也越来越早，吃好早餐还可以舒舒服服息会儿再出去上班。到了只穿单衣的时候，华静文一来就脱掉鞋子，坐到床里面，沈天心将麦乳精煮蛋或炼乳煮蛋递给她后，就坐到华静文背后，让她靠在自己胸前吃。他双臂环抱着她，两只手就捂在她那可爱的，相比较而言属于小巧玲珑的双乳之上。华静文吃好，放下碗与调羹后，就会转过头来，将热乎乎的嘴唇紧紧吻住沈天心的双唇。沈天心边吻她边不断揉搓她的乳房，华静文的身体慢慢地躺倒下来。
华静文待会儿就要去上班，这不是做爱的最佳时间，所以第一次这么做时，沈天心是有顾虑的。但那天华静文下班后来，沈天心问到此事时，她却宛尔而笑说：“起先我也有点担心，可后来反觉比平常好些。”
这或许就是爱情的力量吧。华静文在环卫处工作的近一年时间里，这股力量真起了不小的作用，而且是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爱情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假如积极的变化不适时而至，以华静文的内质，而非得长期干环卫处倒马桶的工作不可，那就必然会给她造成难于补救的伤害。华静文在工作时就晕倒过几次，第一次晕倒（还在冬天）后，她就对沈天心说：“你不会让我长干这个工作吧？”
沈天心说：“据我看，中国的高教事业是非恢复不可的，现在基础好的青年不多，到时候，你可能会得到上大学的机会。”
华静文说：“如果没有机会呢？”
沈天心断然说：“假如两年之内没有变化，就干脆辞职不干了。”
华静文说：“你不担心？我辞了职就不会有工作了。”
沈天心说：“做下去太勉强，那就更不好。”
华静文说：“那你答应我了，两年后辞职？”
沈天心认真地说：“我答应。”
幸运的是华静文用不到挨到两年后辞职，高考制度在77年夏就正式恢复了。华静文下乡两年，76年底刚回城，那个年龄的高中毕业生可谓正当其时，相对而言，她所耽误的时间算是短的。77年参加高考的部分老三届学生，年龄已超过30岁。华静文参加的是78年春季班的高校招生考试，也即是高考制度恢复后的第二次考试，考试时间在77年冬，与第一次考试仅相隔半年。环卫处职工大多没有什么文化，就是那些当领导的文化程度也低得可怜，环卫处职工考大学，这样的事情他们可能还闻所未闻。那时候，单位领导对自己手下的职工是享有绝对权威的，谁想要跳出他们的手掌，他们就会给谁小鞋穿。在他们眼里，要考大学不就是想要跳出他们的手掌吗？他们哪里知道，国家的急切需要要比维护他们自己的权威更加重要！华静文的母亲和兄姐们对社会下层的人心险恶都是警惕心极高的，为了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麻烦，他们都叫华静文对报考大学一事守口如瓶，可以说在从复习、报名、参加考试直至录取通知书拿到手之前的所有时间里，单位里的人对此事始终一无所知，考试的三天时间华静文是用积存的加班工数换成调休日取得的。好在环卫处工人每天工作时间较短，华静文可以边上班边复习。华静文报考的是外语系英语专业，从事文学翻译或投身外交事业一向是她的两大志愿。搞翻译这一志愿当然由于与沈天心的相处而得到加强；搞外事这一志愿虽源于她自己的性之所好，但也得到沈天心的全心支持，因为天心认为，深入了解西方，认真向西方学习，这对中国的未来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开始复习后，除每天凌晨上班之前到沈天心家外，其余时间就来得比较少了，因为她的复习重点已经不是英语，而是数学、历史、政治之类生疏已久的课目。当时，华静文的姐姐已经结婚，丈夫左世才是关城中学高中数学教师，帮助她复习数学正得其宜。左对华静文的数学基础大加赞赏，总说只要一点她就通了。
华静文考大学牵动着她全家人的心，一上一下，这之间的距离不可以道里计，华静文的命运自不待言，整个家庭对这个出乎原先预想的机会也寄于巨大的希望。他们把华静文上大学不仅看成是华静文个人的命运大转折，还将它看作是他们这个大家庭向上攀升的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要台阶。母亲是他们大家庭的灵魂，她出身卑微却心气高昂，浑身充满了不向命运屈服的顽强精神。她自己完全没有文化，丈夫虽有点文化但秉性无能，只能做做最低下最死板的工
作，所以她除了自己拚命苦干之外，还一贯以不屈的向上之心教育自己的子女，要他们上进，要他们做有人品、有气量、有能力、可以堂堂皇皇处身于社会的人。五个子女就自身的聪明而言，都不至使母亲的期望落空，然而，由于时势多艰，他们家至今还未出过大学生，这不能不说是母亲的一个未遂的宿愿，整个大家庭的一件憾事。华静文是五兄妹中最具备上大学条件的人，也是终于能够得到机会的最幸运的人。
华静文被一所省重点大学外语系录取的通知书是她三哥首先接到的，他拿到通知书一看，高兴得跳了起来，他奔进院门，跑到家里，压低声音喊道：“阿文考取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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