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五千年:历史真貌─命运多舛的时代:中华民国(大陆时期)(九)

(1911年─1945年)
心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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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5月13日讯】 中共建立“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和其发展

1931年9月18日后,日本侵占了中国的东三省。此后,日军又进攻上海和华北地区。在1937年爆发之前,东北人民自组义勇军以抗日,中华民国政府明有十九路军、暗有第五军血战淞沪的壮举,政府军在长城沿线对日本的顽强抵抗,亦使日本不能轻易南下和西进。全国人民呼唤抗日救国的悲情壮歌更是此起彼伏。但是,中共当此国难当头之时,却乘国难而发难,一意坚持和扩大武装叛国。

在蒋介石因日本入侵而中止对中共的第三次围剿后,中共不仅欢呼“冲破了第三次围剿的胜利”,而且中共临时中央发出了“由于工农红军冲破敌人第三次围剿、即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紧急任务案”。这个“紧急任务案”认为:“九一八事变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导火线”,“反对苏联已经成为最主要的、最迫切的根本危险”,因而再一次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同时,认定中间派是中国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断定当时“中国政治形势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因此,又提出了“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胜利和白区普遍实行武装暴动、组织工人罢工”的计划。

1931年11月7日,即苏联的国庆日,中共在江西瑞金宣布成立了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全国临时中央人民政府”,继续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

1932年春,第一次淞沪抗战之际,中共领袖王明又在他的“中国目前的形势与中共当前的主要任务”一书中,称:“中国所面临的是两国之争,即新兴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与腐朽的国民党的中华民国的斗争。”并称:“两国之争决定着中国目前的全部政治生活”,“两个政权的尖锐对立是目前中国政治生活的核心” 。中共的言行充分表明其置外国的侵略于不顾,置民族大义于不顾,而一心谋取自己的利益。

正是中共利用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之机,一边扩大武装叛乱,反扑中华民国政府军的围剿,一边发展自身势力。据中共现代史教科书称:“经过三次反围剿的胜利,赣南、闽西之间的‘白点’完全消失,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拥有人口三百万。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之后,鄂豫皖苏区和红军获得猛烈发展。根据地东起淠河,西迄京汉线,北达寰州、固始,南至黄梅、广济,总面积约四万平方公里,人口三百五十万,拥有五个县城,建立了迄二十余个县的革命政权,主力部队已达伍万人。”1931年10月,移驻湘鄂边的红三军重回洪湖,至1932年春发展到一万五千余人。

1933年春,正在进行第四次围剿的中华民国政府军,又因长城抗战爆发而被调防长城沿线。中共又得到了一次大发展。据中共现代史教科书称:“中央苏区在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地域更加扩大,已经跨湘赣闽粤四省,并与闽浙赣苏区连成一片。闽浙赣区的红十军扩大为红七军团,南下归红一方面军指挥。红一方面军发展到十万人左右,赤卫队发展到二十万人。这时是中央苏区全盛时期。”“在中央红军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的同时,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边界,开辟了川陕苏区。一九三三年二月七日,川陕苏维埃政府在通江成立。至十月,川陕苏区发展到东西五百余里,南北四百余里,总面积四万二千平方公里,人口五百余万的广大区域。红四方面军发展到五个军、十五个师、四十五个团,共八万余人……这是川陕苏区的极盛时期。”“在陕北……九一八事变后,在河北阜平起义的红二十四军转战入陕(按:不是抗日),与谢、刘(谢子长、刘志丹)的游击队会合……成立了红二十六军……在一九三三年内,全国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人,达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最高峰。”

这一切,无非证明,正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才造就了中共武装叛乱和武装叛国的全盛期,才使得国民党未能获得充分时间赢得围剿的胜利。为了在祖国遭受侵略的日子里武装保卫他们的“工人阶级祖国”苏联,为乘国难当头以分裂祖国、制造两个中国并篡立起一个“俄属苏维埃中国”,中共唯以制造武装叛乱和武装叛国为己任,虽然自称数十万人马,却非但没有派过一兵一卒以东进上海抗日,以北上长城抗日,以远征东三省抗日,甚至连抗日的口号亦不曾喊过一句。即便是喊起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便必定是为了武装保卫苏联而已。而武装保卫苏联的行动,就是受俄命而在国难当头的祖国发动更大的武装叛乱。中共的叛国本质和叛国行径,也就无须再作其它任何的证明了。

国民党“安内攘外”政策的出炉和对中共的五次围剿

中原大战后,蒋介石确定了“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即先平息国内的中共和一些军阀的叛乱,然后再全力对外。

那么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究竟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出炉的呢?

如前所说,1928年北伐胜利、中华民国初获统一。但是中原大战又重启战端。蒋介石率领的国民党军队虽然赢得了胜利,但是中共在苏俄的指挥下亦借机发动了若干次暴动,并建立根据地和发展自己的势力。此外,地方军阀尚存实力,苏俄对中国东北的侵略还有日本对中国的蠢蠢欲动,使蒋介石鉴于当时的艰难时势,鉴于“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敌”这样一个道理,鉴于因“家不和而外人欺”、“家乱而外人更欺”的众所周知的常识,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并于1931年7月23日、即九一八事变前夕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号召“我全国同胞当此赤匪、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联合进攻、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秋,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以忍辱负重之毅力雪党、国百年之奇耻……惟攘外必先安内,去腐方能防蠹。此次如无粤中叛变,则朝鲜惨案必无由而生,法权收回问题亦早已解决,不平等条约取消自无疑义……故不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乃不能攘外”。“为不使国家于忧患痛苦之中增分崩离析之惧”,“安内攘外”的思想,遂由此而生。

1931年11月,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后,国民党于南京召开“四大”,蒋介石在会上提出了要“团结内部,抵御外侮”的思想,指出“我们要对外面不屈服、不妥协,唯有对内讲求团结的方法”,并认为“党内团结,熄灭党争”同样是“安内攘外”的重要前提。

此后国民党虽因国难当头而党争渐息,粤乱渐平,但中共却乘国难当头叠生叛乱,公开叛国:非但乘机建立“国中之国”以附苏俄,以乱祖国,所建乡村俄属“苏维埃”政权,更已扩张至豫、鄂、皖、赣、湘五省。因当时国人已逐渐能明了中共“乘国难以发难”的意图和作为,蒋介石于是在1932年6月宣布了“安内攘外“的国策。当年6月18日蒋又于江西庐山召开上列五省剿匪会议,决心剿共以求摆脱“两面作战”的困境,先求国安而后能御敌。由是可知,在荡平了新旧军阀叛乱,熄灭了国民党内部的党争,平息了粤乱之后,应该说“先安内后攘外”的国策,之对内所指,就主要是剿灭“乘国难以扩大叛乱和叛国的中共”了。

国民党的前三次对中共的围剿早在蒋介石正式宣布“先安内后攘外”的国策之前就开始了。第一次围剿始于1930年12月19日,共历时16天。政府军失败,失败原因主要是:政府军从事纯军事战争,忽略组织民众;中共红军采取集中兵力打击一点的以众击寡战术成功;地形崎岖,利于中共的游击战术。第二次围剿始于1931年4月1日,历时61天。共打了三次战役,国军第五师师长阵亡,损失步枪三万枝。政府军失败。第三次围剿始于1931年7月1日,历时82天。国军初战胜利,后因汪精卫等据广东独立,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部分军队移防湘粤边境、部分军队增防华北,故自动结束战争。

1933年1月1日,蒋介石亲自坐镇督师,发动了对中共的第四次围剿。这次围剿历时121天。中共军队改守为攻,后遇日军攻击长城各口,对华北构成威胁,故国军终止此次剿共战争,调军北上。

1933年10月17日,国民党开始了对中共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这次围剿历时363天,到1934年10月14日才结束。此次围剿,国民党调集了近百万兵力,决心毕其一役消灭中共。在此次围剿前,蒋介石在南昌召开了剿共军事会议,总结了前四此围剿的经验和教训,针对中共军队的特点和长处,确定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原则,同时以碉堡群和公路网对苏区构成严密的封锁,使中共红军在前几次反围剿中的游击战术无法适用。国民党的策略对中共来说是致命的,中共苏区面临着缺粮、缺药、缺盐等生活日用品,而且枪支弹药也很困难。

中共编撰的《中国现代史》称:“1934年3月,广昌失守之后,红军又兵分六路,全线防御,继续实行所谓短促突击,使红军和中央苏区损失更大。整个战争形势对红军和中央苏区越来越不利。红军继续在内线作战已无可能打破敌人围攻,只剩下长征一条路了。”“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的兴国、宁都、石城等相继失守,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完全丧失。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等仓促决定中央红军(一方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突围转移。”“1934年10月21日,中央红军连同后方机关八万六千多人,从福建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萼都等地出发,向红二、六军团所在地湘西进军,开始长征。”部分中共红军则继续留守以牵制国军,在1935年3月大部分被消灭。

“长征开始后,中共中央领导人又在军事上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使红军蒙受巨大损失。从10月21日至11月30日,虽经红军英勇苦战,连续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渡过了湘江,但是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员损失过半,减至三万余人,并始终不能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博古等的左倾错误导致中央红军以至中国革命陷入极大的危机之中。”

对于这段历史,中共在它对内的正式文件里承认是“失败退出”,而非“胜利长征”。 1935年1月,中共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所通过的“中共中央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及退出中央苏区后遭到的严重损失,主要原因是在军事上执行了单纯军事防御路线,是博古和李德在军事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的结果。”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导致长征的原因是:一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中共红军“只剩下长征一条路了”。二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逼迫中共中央领导人仓促决定“撤离中央苏区,突围转移”。可见,中共的长征是失败逃亡造成的、而非什么北上抗日(下文再详细分析)。

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在1927至1936年这十年间,不论是中共所称的瞿秋白的盲动主义,还是中共所指的李立三、或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他们在按照苏俄的命令与指挥,旨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一心颠覆中华民国和蓄意制造两个中国的目标上,都是完全一致的。至于他们的内部斗争和互相否定,只不过是在比较谁更忠诚于苏俄,谁在武装叛乱和武装叛国上面更有成绩,谁的思想和路线更能够达成叛乱和叛国的目标罢了。那只是其内部的是与非。但对国家和民族的危害却是共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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