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18日讯】在言论自由早已成为普世人权的时代，也在21世纪的网络时代，中共政权的理念和管理，居然还停留在野蛮而黑暗的中世纪，不但有违于老祖宗马克思的教诲，甚至连两千多年前的汉文帝的开明统治都没有。
如果中共还自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那么，中共政权掌权五十多年来从未间断过的“文字狱”，已经彻底背叛了其老祖宗的遗训。
早在19世纪，马克思就严辞批判了普鲁士政权的禁言制度，写下了《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的名文。马克思说： “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芬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我是一个幽默家，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激情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唯一许可的色彩。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
所以，马克思的结论是：权力害怕真理，书报检查制度就是权力恐惧的产物，而治疗权力恐惧真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本身是一无用处的，……”
但是，自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共政权，不但从来没有废除过“因言治罪”的恶法，而且至今仍然以“煽动颠覆罪”迫害异见者。
同样，中共也自称为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继承者，但它在实际上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继承大都是传统文化的糟粕而非精华。比如，在如何对待不同政见方面，中国的“文字狱”传统可谓源远流长，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明清时代的频繁的“因言治罪”，显然是中国传统的糟粕之一。但中国传统中也并非只是“文字狱”的糟粕，还有从先秦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到汉文帝的废除“诽谤妖言法”的精华。
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著名的史家无不赞扬汉代的“文景之治”。我读古书的感觉，“文景之治”应该主要是“文帝之治”。继汉高祖刘邦首开对秦朝暴政的拨乱反正之后，文帝是承前启后的一代明君，正是他在位的二十三年，开创了中国帝制历史上罕见的仁政时代，堪称帝制时代的明主仁君的楷模，景帝对文帝仁政的继承仅仅是差强人意而已。
汉文帝以仁义无为治国，皇家自律是清正廉洁、恭谨简朴、勤于自省；君主驭臣是招贤纳才、广开言路、宽以待臣、从善如流；外交是和善异族、息战求和、开放边关，内政是废除酷刑、刑法平等、免除税赋、鼓励农耕、安养百姓、国库充盈……文帝之治，不要说与汉武帝的杀人如麻和残忍无情的暴政相比，就是与历代帝王中的明君相比，也是帝制时代最高境界的仁政了。所以，汉文帝得到了大史家司马迁、班固和司马光等人的一致赞扬。
特别是，文帝一朝，先后废除祸及无辜的“株连灭族刑”、制造文字狱的“诽谤妖言罪”和极为残酷的“肉刑”。即便身处二千多年的今日中国，读读文帝二千多年前所下的废酷刑诏书，仍然令人唏嘘不已。
仅以废除“诽谤妖言法”的诏书为例，文帝前二年（公元前178年）文帝下诏曰：“古代明君治理天下，在朝廷上专设鼓励献计献策的旌旗和书写批评意见的木柱，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朝政的清明，鼓励臣民前来进谏。现在的法律中，有‘诽谤罪’和‘妖言罪’的律条，就使得群臣不敢畅所欲言地批评朝政，皇帝无从得知自己的过失，这怎么能吸引远方的贤良之士到朝廷来呢！应该废除这些律条。百姓中有人初相约以诅咒皇上而后又相互诋毁，官吏认为大逆不道。百姓中有人说别的话，而官吏又认为是诽谤。这样的百姓以愚昧无知而获死罪，朕甚不取此法。自今以后，再有犯此者不要治罪。” （上曰：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群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民或祝诅上以相约结而后相谩，吏以为大逆，岂有他言，而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
汉文帝诏书，尽管还未意识到“言论自由”是基本人权，但他已经明确意识到舆论监督的工具性价值：允许畅所欲言对清明政治和选拔人才的重要作用，因言治罪的恶法对朝廷和百姓的负面影响。在漫长的帝制历史上，汉文帝的治国之道如果能够得到继承，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绝不会至今还停留在权大于法的人治水平。
遗憾的是，汉文帝之治实属极为罕见的偶然，汉景帝已经不如汉文帝宽容了，及至汉武帝就堕落为杀人如麻的保证，他恢复了秦始皇的文字狱传统，重新订立了以言治罪和鼓励告密的法律。在后来的历代帝王中，虽然再没有开明如汉文帝的君主，但也有相对开明君主，如唐太宗和宋太祖，二人善于倾听不同政见，很少因臣子的敢言而治罪。到了明、清两朝，在朱元璋、康熙和乾隆的治下，文字狱再次泛滥成灾。但是，帝制时代的暴君与中共暴君毛泽东相比，又是小巫见大巫了。
虽然，中共政权，既自称集中国传统之精华，毛泽东更是古书不离卧榻；也自奉为现代政党，在口头上肯定“言论自由”而否定“文字狱”，甚至早在毛泽东时代就把“言论自由”写进了1954年宪法，之后的四次修宪也无不把“言论自由”作为公民的宪法权利。但在现实政治中，毛泽东却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从胡风案到反右再到文革，这位暴君一手制造政治恐怖及其“文字狱”的灾难，要远远超过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暴君，可谓前无古人。
后毛时代，尽管文字狱的残酷性有所下降，打击面也有所收窄，但频繁发生“文字狱”从未间断。邓小平对“西单民主墙”的先利用后镇压，通过“清污”和“反自由化”来整肃党内外的政治异见，对和平表达政见的大学生、知识分子和民众进行暴力镇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六四惨案；江泽民的统治，也严控媒体和自由知识界，大搞因言治罪，将许多异见者、民主党和法轮功投入监狱；胡锦涛上台不到四年，为了巩固其权力，也不断加强对媒体的严控、对网络的封锁、对自由知识界的严控，对异见人士的镇压。
由此可见，21世纪的中共当政者，其政治的胸襟和自信，远不及两千多年前的汉文帝。
如果中共现政权真要与人类主流文明接轨，不仅要熟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重温马克思的名文《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也应该重温孟子的“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政治箴言，再学学汉文帝的政治胸襟，废除“煽动颠覆罪”。
2005年5月18日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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