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19日讯】采访缘起：这是一篇自访。
我原以为借用谈话的体裁会使千头万绪的记忆得到梳理，可没想到，仍然遗漏了许多东西，例如1968年的一个冬夜，我妈妈曾被查户口的街道民兵当作逃亡地主带走，还顺便抄了家。当时我们在成都没有落脚之地，只好暂时租借九眼桥外红瓦寺的一处熟人房屋，仅九平方米。
旧事重提有何意义呢？在时间的长河里，不同朝代都有挨刀的人，出血了，越淌越淡，你能辨别出血与血的差别么？刀从伤口里抽出来，你能辨别十年前和十年后的凶手面孔么？
混淆了，生锈了，在此之上，新一轮的国家强暴理所当然地拉开幕布……
老威：最近又被抄家了？
廖亦武：12月18日早晨六点多钟，天还漆黑一团，我刚入睡两个多小时吧，电话铃突然响了，并且不间歇地响了四、五分钟，接着，擂门声大作。宋玉惊得一弹而起，而我也相随着边提裤子边出卧室。这很像某部恐怖片里的镜头，电话铃和擂门声交织着，而室内主角如无头苍蝇乱转。
老威：你老婆没吓着？
廖亦武：她还算镇定。跟着我这种人，就得习惯和警察打交道。《古拉格群岛》的开篇，描述了若干捕人的场景。推而广之，宋玉见识过其中几种：例如回门婚宴之前，新郎眨眼间蒸发掉，只剩强装欢颜的新娘款待满座宾客﹔例如我明明与朋友相约烫火锅去了，却整夜不归﹔还有不胜枚举的神秘失踪……她唯一能做的就是给相关友人打电话探询丈夫下落，然后等待。所以，这次她很快恢复平静，对镜梳妆，准备上班。直到屋里站满了便衣警察，她方正面从带队的科长手里要过《传唤证》和《搜查令》，仔细验收，还笑眯眯地说：“《搜查令》也应该一式两份吧？”科长答：“就一份。”她质疑说：“咋会呢？商场买东西的凭条都一式两份，出了问题我好找你。”科长声色俱厉地说：“搜查不是逛商场，扣押的所有物证，我们都会依法给清单。”宋玉还要犟嘴，我急忙拦住，让她快去上班。临出门，她还把两颗感冒药放在桌上，叮嘱我别忘了吃。警察对她的评语是：“小小年纪这么厉害！”
下午5点多钟，由于没弄到他们需要的证据，我被释放了。宋玉说，她作为家属准备在明早去《传唤证》标明的“抚琴派出所”依法要人。稍后几天，我们多次探讨平常无暇涉及的大问题，如“这辈子咋办”？如康正果、刘晓波、王力雄等朋友有理想有抱负有知识品味，而我只是个啥都谈不上的饮食菩萨，等等。我竭力狡赖，于是，曾当过学生干部的我家主妇站在床前宣布了她深思熟虑的结论：“你这种人根本不适合结婚。”
老威：你居然笑得出来。
廖亦武：生存如此艰辛，再不笑口常开，苦瓜的命就注定了。哪怕笑容只是面具，也要时时挂脸上。小时候，你我围观过多起死囚五花大绑，游街示众的群众场面，过一阵，啥都忘了，可某个刀下鬼的当众粲然一笑往往会留下来，并长期成为街头巷尾小民的谈资。所以，抄就抄吧，八个便衣，分两批闯进来，又能怎样，我还得笑。电脑被抱走，里面存有几百万字的文稿，而我心里想，他妈的，不管情不情愿，我都是中国唯一的专门为警察而写作的文人。在一次次抄家中，他们拥有了80年代至今的我的所有作品，包括情书、便条、获奖证书、老照片，甚至有从便纸篓里翻出的臭哄哄的废稿。这一回，他们又荣幸地成为小说《活下去》第三次修改稿的首批读者，并且破译了《底层》和《冤案》的艰苦的成稿过程，重温了《死城》《安魂》《屠杀》和《古拉格情歌》，还能系统地研读相关的评论和新闻。
在这60多平方米的空间里，搜查有条不紊地进行了3个多小时，阳台、客厅、书房、卧室及不少卫生死角，都细细地梳理过了。有两个小伙子待在书房迟迟不露面，我心怀鬼胎地赶去充任书架向导：“这是我姐姐，88年死于车祸。”我客气地介绍完毕，就从他们手里抽回像框和其它照片。“我们不会要，”小伙子温柔地解释，并且补充一句：“其实你姐姐非常漂亮。”
我趁势重点介绍照片、字画、洞箫及部分名著，有意无意地干扰便衣的视线，但明察秋毫的眼睛依旧相中了境外印刷精美的非法杂志《倾向》全套，共九本，《今天》一本，徐文立、魏京生、刘宾雁以及中国民主党的若干文字资料。黄翔的书拿起来翻了翻，又放下了﹔那份《告全国同胞书》，他们不知从哪个抽屉里找到的，日子一久，我就忘掉了来源。“寄来的？”他们激动地问，“信封在哪儿？”
我多年以来，就丧失了收藏信封的兴趣，所以感到对不住人民政府。我只好用不断的赞美来变相表达由衷的歉疚，我说时代变了，警察同志也一改几年前凶神恶煞的传统造型，变得平易、细致而有耐心，这从抄家中能看出来﹔我主动把大叠的违禁资料往虎口里送，盼望能从牙缝里剩些零星。当他们提出替我收拾一下满地狼籍的东西时，我连说“谢谢”，其实是担心再翻出什么来。我甚至厚颜无耻地吹捧：警察比我这种害人虫更适合成家，如果同志们把工作中的体贴入微用在家庭，天底下没有女人不为之倾倒。
警察大概被我感动了，出门前还叮嘱我锁好房门，谨防小偷。我点点头，并且建议：我这种不爱国不爱家还总是制造麻烦的野狗最好是放出去咬外国人。
一伙好汉浩浩荡荡地下七楼，上了三辆警车，小区里所有的目光都注视着这儿。好在这年头，刑事案件太多，人们不会大惊小怪。进派出所后，警察就兵分两路，审人脑和电脑，结果电脑比人脑的问题大，各方面的专家要会诊、定罪。目前，我暂时是《中国冤案》网上连载和系列政治签名的嫌疑人，至于到底有多少网站转我的文章或“签名”，我一个网络盲哪里晓得？
老威：你刚才说时代变了，抄家的传统手法也有所变化是吗？
廖亦武：说来话就长了，古籍上记载的多如牛毛的“查抄家产”的案例不用提，近代不用提，单就说“新社会”这几十年，在大小数百次的政治运动中，我国百分之八十的家庭恐怕都被抄过。巴金先生曾公开倡议建立“文革博物馆”，我以为范围过于狭窄，有那么一天，这块土地上会耸起一座政治运动博物馆，而文革只是它的一个分馆﹔人们还将树起一座“思想犯罪纪念碑”，以取代目前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在诞生于未来的新的纪念碑上，将镌刻几千万个思想罪犯的名字，每个名字都用一滴水晶之泪包裹，远远望去，那不是一座碑，而是一匹用永恒泪珠堆垒起来的寒光闪射的山丘。但愿廖亦武的名字也在其中，你找不着没关系，他已融化在那段历史中了。
我还认定，在几十年后的政治运动博物馆里，抄家、监禁、批斗都该列为单独的学科，至少要有专门的课题，例如“抄家学”，如此浩若烟海的工程，其资料的收集、整理、分类、鉴别和研究，就将动用上千名教授及勤杂人员，其学术规模不会亚于北大。
老威：你这是由专制机器压榨出来的诗人想象，落不到实处。因为以此类推，中国将来会凭空竖起各种名目的博物馆和纪念碑，如“土改纪念碑”，“三反五反纪念碑”，“胡风案纪念碑”，反右、四清、大跃进、大饥荒纪念碑，更少不了文革、四五、自由化或六四纪念碑，你目前在搞民间冤案，是否也要弄个中国底层或冤案纪念碑？当然，法轮功、民主党、藏独、疆独，碑馆都不能缺。总之，欠一笔账立一座碑，我党目前已一屁股烂账，那要立多少碑？我们的子孙后代在碑林中还活不活？
廖亦武：你比我还有想象力，可惜，好了伤疤忘了痛是人的本能，你看我，被搜了没两天，案还没了结，却已经嬉皮笑脸与你站在这儿了。人们讨厌诉苦，同样的苦水多倒几遍，人家心里就暗暗骂你是“祥林嫂”，老讲阿毛被狼吃了的故事。我家三代都被抄过家，我爷爷是个老地主，留给我的深刻印象就是吝啬。花生藏在柜里七、八年，都叫虫蛀成空壳了，还舍不得吃。一套衣裤，从夏天穿到冬天，极少见他换下来洗过。小时候，我在那颓败的地主院子住了两天，身上痒得厉害，想换衣服，却没有肥皂。最后是堂姐从树上打了几片皂角替代。
爷爷从不坐车，80多岁，还走几十里山路到父亲的乡村中学来，遇上太阳天，他就边走边牵开大裤裆捉拿虱子，一不留心，裤子就掉下脚背。我实在想不通，世上有如此艰苦朴素的地主。爸爸说，50年土改，爷爷这倒霉蛋刚累死累活地挣够了40亩田产，上了政策线，就被工作组和乡亲们一致推选为地主。而同根同脉的三爷因抽鸦片败光了家产，却光荣地成为贫农。还领着大群人查抄了哥哥的家。
两头耕牛，五头大肥猪，几十只鸡鸭都充公，并重新分配给穷人﹔几口粮柜全敞开，平日舍不得吃的大米、白面舀空了﹔跟着，陈谷子、麦种、苞谷、豌豆统统装口袋扛走，两千多斤窖藏红苕也刨了出来。那天，李家坪的穷人像过节，密密麻麻地在爷爷家里进进出出，想拿啥就拿啥。开头，工作组长还捏着笔记本登记抄走的东西，后来，人太多太乱，就登记不过来了。
到了晚上，上百号人只有一两盏马灯，阴影中，连锅碗瓢盆都失踪了。当然，政策过场要走，在大家掘地三尺，挖出一盒金银首饰和两匹阴丹蓝布时，工作组长就当众宣布没收。奶奶因窝藏这些东西，被游乡批斗。她的几个堂侄辈还用麻绳捆了她。
80年代末，我随父回了趟老家，在祖坟前拍了照。爷爷刚去世，而奶奶20多年前死于饥荒。据说当时饿得摇摇晃晃的人们仍不忘阶级斗争，涌进老地主家搜粮食，灶前当柴禾的玉米芯子被捡了起来，一把一把搓碎填嘴里。他们连泡菜坛子也倒空，没菜，就把咸水你一勺我一勺地喝了。
奶奶死前爬到堂屋门前，坐在门坎上，一个劲地掉泪。田分了，这座祖辈留下的院子又搬进来了五户人。占了东西南北十几间屋，只把东南角的耳房留给爷爷奶奶。爸爸说，土改时他正在县城教书，老家有人带信来说“出事了”，他压根就没敢回去看看，他怕人告状，与剥削阶级家庭划不清界限。
风头过了，爸爸才悄悄回了趟李家坪，给爷爷一些钱，让他们度过难关。被抄家之后，昔日的地主家空荡荡的，连桌椅都没一张完整的。
地契烧了，《土地证》重新颁发，妈妈当时刚生了姐姐飞飞，在风雨飘摇之中，作为国民党将军的四舅又逃到这儿，找到了妈妈。我不明白这一切如何收的场，只知道妈妈从此十分痛恨爸爸的故乡——盐亭，他们俩吵了一辈子，每一次，妈妈的开场白总是：“狗日的盐亭乡巴佬，害了我一辈子。”
1999年，我结婚没多久，四舅因脑溢血去世，整理遗物时，我意外地发现后来改嫁的四舅母陈挽礼于1980年4月9日写给他的信，称：“50年5月前后，新都派出所侯所长和一位姓杜的干部派人从我这里取走金壳手表一只，黄金四两，这几样东西系你送我的，表是在重庆用100块银元买的。取走以上物品的事，当时在新都派出所的干部中都可能知道。时日长远，也没有什么证明，好在你的事在新都派出所是立案的，我想不难追查吧。我仅提供以上情况，可以为你作证。”
老威：你四舅的家也被抄过了？
廖亦武：以他的身份，被抄家是必然的，但抄去的东西看来并没入库，而是落入私人腰包。30年后，四舅母仍愿出面为作为释放战犯的四舅作证，可见对查抄家产的印象已深入骨髓。现在，我家老一辈子中，只剩下妈妈，我曾好多次提起早年抄家的话题，她都不搭理。
老威：一笔令人颤栗的糊涂账。
廖亦武：廖家幸好出了我这么个文人，能够在文字中捕捉些蛛丝马迹。到了文革，我七、八岁，就能记住事了。文革是精神革命，蔑视财产，所以查抄的主要对象，除了臭老九，就是古今中外的书。我爸爸被抄家是因为他教书教得太好，特别是讲授刘邓路线的第三号人物陶铸的名篇《松树的风格》，堪称一绝。于是，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和黑帮分子，挨批斗，天天写认罪材料。爸爸当时月薪50多元，要养4个孩子，所以没任何积蓄，红卫兵抄家时，的确比解放初期的穷人和警察都廉洁，他们把家里搅了个底朝天，却只将爸爸的书本成筐成筐地朝外抬，其中包括大量教案和备课本。他们在学校操场上，集中销毁封、资、修，一把火烧了近一个小时。接着，趁热打铁召开批判大会，爸爸被揪上台，与校长、主任和其它牛鬼蛇神一道，挂黑牌，弯腰九十度。而我一个瘦骨伶仃的孩子，木木地站在家门口，边吃指头边看几个红卫兵在墙上刷“打倒×××”的巨幅标语。
老威：类似的抄家在文革中相当普遍，毛泽东和鲁迅之外的东西，大约有90%属于禁书。在你编的《沉沦的圣殿》里，叙述了残疾收藏家赵一凡被逮捕并抄家的经过：“1975年1月28日，大批公安人员突然包围了赵家，并从‘罪犯’家中搜出大批‘文学罪证’，据若干当事者证明，这批‘罪证’内容庞杂，卷轶浩繁。包括解放前后的多种报刊﹔历次政治运动的学习资料﹔文革大字报、标语、红卫兵战报、演讲稿及各类文献﹔思想、文学通信﹔内部发行的黄皮书、灰皮书和白皮书﹔作为地下读物流传的政治小道消息、手抄本小说和诗歌……其数量之巨，时间跨度之长，涉及领域之广，为世所罕见。”
“目击者称，警察忙碌了一夜，才用三辆130型国产货车将那堆积如山的‘社会资料库’满载，然后远去。”
廖亦武：在这一厚本挖掘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人的书中，最令我心动的却是不写诗的赵一凡，他是近百年来，中国最杰出的收藏家，在那种政治高压下，一个残疾人，一点一滴搜集了那么多地下读物，他死之后，这一脉单传的香火就断了，没人再继续默默搜集这个时代的地下文化史料。可惜，这本书仍有缺憾，第一，最后一校没来得及，错别字多﹔第二，一些当事人的采访没有做。1998年9月8日，十几名警车突袭了我在北京的暂住地，抄家之后，将我带到西城公安分局审问了一夜，并勒令我次日离京。
蒙赵一凡在天之灵保佑，我事先有预感，转移了编书的大量资料和采访录音，因此除了几本违禁书籍，几乎没受损失。我与赵一凡的罪名都是反革命，区别是他“传播禁书”，我“传播反动录音带”﹔他参加莫须有的反动组织“第四国际”，我拼凑了“《安魂》剧组”。
老威：还是回到你自己经历的抄家吧，否则几天几夜都谈不出结果。
廖亦武：其实在89之前，四川许多地下诗人的家都被抄过，那时地下诗刊发行渠道畅通，影响很广，因此，公安机关专门建立了地下诗人档案，像周伦右、石光华、万夏、宋炜等均列其中。87年我在涪陵地区艺术馆当创作员，曾采用偷梁换柱的方式，把馆办刊物《巴国文风》弄成《巴蜀现代诗群》。我忙碌了两个月，天天跑印刷厂，亲自动手捡铅字、搬字盘，可在刊物出笼的当天，几十名警察突袭印刷厂。当时我正在二楼喜孜孜地审阅样书、监督装订，楼下警报呜呜响开了。眼看无路可逃，我急中生智，抓起一本还没装订的诗刊，推开窗就跳楼。幸好楼下是条土巷，我摔得浑身稀泥，却没受伤。我没命地狂奔，到了码头，才回头侦察有无追兵。
我乘船转车，一路颠簸逃到重庆北碚周忠陵家，他是当地打字作坊的老板，所以很轻松地把唯一的母本复印装订了几十套，快速分寄全国各地诗码头，内夹我十万火急的亲笔鸡毛信。结果，每位得到子本的黑道诗友均如获至宝，满怀悲壮地再掏腰包复印——于是更多的“孙子本”投寄出去，并呈几何数字无休无止地增长、传播，直到字迹模糊，众多诗歌高热分子仍不肯罢手。
我传奇英雄一般在外混吃混喝几个月，回到单位时，政治风向已转。但得知：印刷厂于案发日被公安局踩平，厂长下课，两千本诗刊被拉回文化局，永远封存。我家也象征性地搜过，前妻说：领头的警官爱诗写诗，正暗地追我的星，因此带几个新警察入门在几间屋晃悠了一圈，就回去交差。
老威：虽然你的跳楼动作生猛，但只是虚惊一场，不算抄家吧。
廖亦武：我讲的这一段，跟我后来的东窗事发有直接关系，因为《大屠杀》写作和朗诵的现场证人，我的加拿大同案犯戴迈河正是偶然在刘晓波家里得到那本孙子代复印诗刊，才给我写信，并且千里迢迢找上门来的。此后两年，他经常在我家免费吃住，直到六四凌晨，我用他的录音机配乐，进行了声泪俱下的“犯罪”。
《大屠杀》的母带有两盘，我和他各一盘，分别在不同的地域传播着。90年3月，我和一批同行拍摄了它的姐妹篇《安魂》，我是主演和原著者，16日，国家安全部门袭击了我们，整个《安魂》剧组全军覆灭。
至此我方见识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真正威力，长达十几年的诗歌梦转眼破产。上午十点多钟，我背着《大屠杀》《安魂》等罪证，从重庆沙坪坝搭公共汽车至牛角沱，正要横穿马路，转车去火车站，却听见有人叫“廖亦武”。我本能地回头张望，却见一群穿军用雨衣的人从四面八方扑过来。
背包拿走了，我被反剪双臂上铐，然后塞进警车后座，一个特务在旁边咬牙切齿地揩鼻血，我下意识地挥拳击中了他。“你敢反抗！”他咆哮了几声，就抓住我的背铐狠捏，直到带齿的钢圈箍入我的肉里。前排副驾坐着个胖子，正用步话机喊道：“一号落网，押往松山。”
接下来的场景我在纪实作品《证词》里写过，这一回，所有同案犯的家都被抄了。摄像曾磊是上尉军官，上过老山前线，时为三军医大电教中心的负责人。16号凌晨，他与导演万夏共同剪辑完成《安魂》，并让我审看了一遍，确定再无修改，方定稿，分配母带，熄灯睡觉。
像工兵探雷，几十名警察将电教中心和曾磊宿舍来回地筛。据说，临上车前，曾磊和万夏都用带铐的双手捧着一摞录像带和书，任摄影特务拍“犯罪照”。两人目光呆滞，嘴角还有几星牙膏沫子。罪证装了满满一面包车，曾磊所有的摄像作品、资料带、书刊、信件、照片、化装油彩、服装道具在其中。
刘太亨、万夏、周忠陵、巴铁、苟明军、李亚伟、石光华等20余人分散在四川各地的家都先后被抄，不计其数的文学艺术类私人物品都充公，进了罪犯档案。周忠陵家藏书丰富，警察把两米多高的大书柜稀里哗啦掏空，搜查时就在几尺厚的书籍上踩来踩去。诗评家巴铁损失了多年搜集的所有先锋诗歌资料、笔记、书刊和文人通信，在关押两年出狱后，遂心灰意冷，逃离了自己钟情了半辈子的文字。
我家和岳父母家都光顾过了。三天之内，我在地区艺术馆内的住宅被搜了三次，磁带、相册、阿霞日记、钢笔画、书籍、录音机、手稿均统统搬走，衣柜、书柜、沙发、床、桌子全被掀翻，用铁棍捅出窟窿。阿霞当时已身孕三个月，却被带走，关押在公安局看守所里达40多天，日日提讯，逼她揭发自己的丈夫。保释回家之际，她患上较严重的肺病，再也无法在家里待下去。因为据邻居讲，毛贼已经翻墙入室多次，把警察挑剩的东西都卷走了——首饰、衣物、各种摆设与电器等等。穿衣镜和床砸得稀烂，还在卧室拉了一泡屎——这大概是贼嫌在我家收入不丰，泄愤所致。
老威：真是世态炎凉，你家邻居也不起来喊抓贼？
廖亦武：白天警察进进出出，晚上家中仍灯火通明，邻居们还以为有人在继续执行公务。阿霞吓坏了——这埋下了日后婚姻破裂的种子。四年后，我刑满开释，企图重操文字旧业，而阿霞一见我摸出小说草稿就惊悚不已，我试图解释几句，她竟双手抱住头，歇斯底里地尖叫起来。
老威：当年抄家时进行了登记么？有《扣押物品清单》么？
廖亦武：阿霞没提，并且说永远不要提起这事。出狱后不久我们就离婚了。刘太亨也离婚了。他出狱当天就急于破镜重圆，结果被他老婆严辞拒绝。
老威：你到底损失了多少东西？
廖亦武：也是一笔无头帐。我随身携带着80年代的全部手稿，多种录音录像带，袖珍录音机，相册，地下诗集，还有1400多元人民币，都没收了﹔接着押至歌乐山中的松山收审所，这是离白公馆不远的老牌囚笼，一进去，五个如狼似虎的劳改犯人就扑上来，把我浑身剥得精光。阳历三月的阴雨天，我妓女般赤条条地站在二楼过道里，双手捂着胯间，达好几分钟。而众犯熟练地又抖又捏，将兜里缝里所有的异物搜尽，并抽去腰带，用老虎钳夹掉金属衣扣和裤裆拉链。
接下来，我被众犯踩在地上剃光头。然后受命翘起臀部，为首的犯人用一支竹筷捅进去掏我的屁眼，还装模作样用手电照了照，确定没藏违禁品。
说实话，当时我的泪水都出来了，诗人的尊严被彻底摧毁。当我麻木地罩上衣裤，被锁进监舍时，我已经和里面多个刑事犯没啥区别：塌肩缩头，破鞋套赤脚，倒吸冷气，两手提着无法固定的裤腰。我想自己完蛋了，无可救药了。
老威：毕竟活了下来。
廖亦武：是啊，有时从梦中醒来，自己都感到奇怪，我居然还有脸活着！坐牢四年，查监、搜身是家常便饭，被侵犯的次数多了，就像妓女看待嫖客一样，认为人民警察的一切变态要求都挺正常，都属执法的一部分。终于熬到出狱，家破人亡，只能用一根箫挑一个空包回成都，与父母相依为命。但作为打上了烙印的政治犯，只要在国内一天，就无法摆脱传唤和抄家。95年6月，因卷入刘晓波牵头的为六四讨说法的56人签名活动，被关押了5天，查抄了我在父母家的几平方的窝﹔95年 10月，因企图传递狱中政治犯致国际大赦的呼吁书，被拘留一天，监视居住24天，小说《活下去》的几十万字原稿，《底层》的原始资料以及大量书籍、信件被搜走﹔97年6月，因创办民刊《知识分子》，被拘传留置一夜，抄家前，有不明身份的人通风报信，我的所有文字被老父亲转移，致使警察无功而返﹔98年9 月，因主编《沉沦的圣殿》，从事了“非法采访”，我在北京的暂住地被抄，次日，我被迫离京﹔99年2月，因从事《底层访谈录》的资料搜集，惊动国安当局，我在回门婚宴举行的前两小时落入法网，与一位摘除了右肾的江油当地诗人一起，被羁押突审了24小时，随身携带的《底层》原始稿件40余篇和通讯录等被扣。
在若干回抄家和搜查事件中，我觉得社会还是在进步，警察的语言和动作一次比一次文明。其实我晓得，在一个思想犯罪的国家里，一个作家，如果天良未泯，如果试图表达更大范围的真实，那么，写作本身就是制造罪证。我的罪证已经多达几百万字，四川的几代警察都研读过它们。
迄今为止，除了12封私人信件，警察没有退给我任何东西。当大群赳赳武夫闯进门，以法律的名义制服你，并把你的私人空间当作免费超级市场，随意乱钻乱翻，挑挑捡捡时，你唯一能做的，就是要求较完整的司法程序，开列扣押清单必须详细，虽然带走的一切几乎回不来了。
老威：那清单有何价值？
廖亦武：作为物证留下，提醒自己，将来也提醒别人。另外，我喜欢在警察上门时向他们提要求，以取得一种语气上的优势。90年入狱，那个叫“廖亦武”的诗人已经死了，现在，只剩一个证人站在这里，你搜查我，剥光我，掏我的屁眼，都没关系，我比你们任何警察都有脸面，因为我写着，记录着，反过去搜查着那些肮脏畸形的灵魂。如果有一天，我被剥夺得没法写了，我就吹箫、卖艺，直着嗓门哭和吼。从我的声音里，人们能听出对这个可耻时代的记录、诅咒和全部愤怒。当然，也包含孤独、自恋和忘我的爱——这是我活下去的最好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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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冤案录》 廖亦武 着, 劳改基金会2005年出版
定价$18
订购联络：laogai@laogai.org, 电话：202-833-8770
（原载《中国冤案录》）
──转自《观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