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28日讯】（大纪元记者骆亚采访报导）孙立勇曾经因为义愤当局在六四学运中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市民开枪进行血腥屠杀，创办地下民运刊物《钟声》和《民主中国》，这也是中国最早的一本谴责中共暴行、讴歌“六四”历史意义、要求平反“六四”的刊物。为此他被中国当局关押了7年之久。孙立勇在去年11月随团来澳旅游时成功出逃，前不久在澳洲获准政治庇护，在澳洲不到半年，他就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组建了中国政治受难者后援会，从经济上和道义上帮助在中国的受迫害的难友。今年的六四是他在海外的第一个六四，也是他第一次能自由自在度过这个特殊的日子，为此记者对他做了专访。
1、孙先生，今年的“六四“是你来澳洲后的第一个”六四“，而且你本人也曾经因为纪念”六四“、呼吁平反”六四“，搞地下刊物而被判刑，你能谈谈你的心路历程吗？
孙：今年是“六四”天安门惨案16周年，也是我来澳洲后将第一次参与纪念六四活动，我的心情十分不平静。我之所以用“不平静”这三个字来形容自己的心情，你们可以从我的四段经历上一目了然：第一阶段（1989年6月4日至1991年4月30日）是恐惧，据我所知，我们所办的《钟声》刊物和陈晏彬他们的《铁流》是“六四”后国内第一个用刊物的形式谴责中共暴行、讴歌“六四”历史意义、要求平反“六四”的刊物，要知道那时屠杀刚过，坦克车、装甲车在首都北京横冲直撞，大家凭着道义和良知、冒着随时被拘捕的危险来纪念“六四”，那时的心情可以用“恐惧”两个字来形容，我说的是实话，恐惧是人的本能嘛；
第二阶段（1991年5月1日至1998年4月30日）是坦然，对于起来反抗中共专制的人来说，最安全的地方应该说是监狱，因为在监狱里你不用整天提心吊胆被抓捕了，你可以踏踏实实地在每年“六四”的那一天坦然地用绝食的方式来纪念“六四”，管教干部也会奉命找你聊聊你对“六四”的看法，因为政府也想掌握在押良心犯的思想动态，这时你就可以纵情阐述“六四”的伟大意义并据理抨击中共政权的邪恶残暴，一般情况下在谈话结束时管教干部都会说“我也相信‘六四’早晚得平反，慢慢等? ?—–我可什么也每说啊”；
第三阶段（1998年5月1日至2004年11月3日）是烦躁，自98年出狱后每年“六四”都要被跟踪、监视、限制人身自由，能不烦躁吗？员警在没有任何理由及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命令你去派出所报到，你不去，麻烦就大了，要么毁你的小生意，要么强行堵住你的家门不让你出门，无论你接电话还是听电话，电话里总是“兹拉兹拉”的干扰声——国内目前已被释放的反革命犯的“六四”这一天基本都是这样度过的，大家都烦躁，但没办法；
第四阶段（2004年11月4日至现在）是沉重，在我逃来澳洲的半年时间里，我的心一直在中国，虽然我享受到了澳洲自由、民主制度的益处，但我的祖国和亲人朋友依然在中共的专制铁蹄下艰难地生存，我尤其惦念那些已被释放的反革命犯在今年“六四”纪念日的那一天将肯定再遭迫害——
2，今年的“六四”你有何打算，你想如何度过？
孙：“澳大利亚各界纪念‘六四’委员会”为今年纪念“六四”16周年的准备活动做了大量的周到细致的准备工作，我非常感谢他们。十几年来他们始终坚持民主理念，始终心系中国的情怀令我十分钦佩，今年我将和他们一起参与各种纪念活动，我将代表“中国政治受难者后援会（筹委会）参加演讲。另外我想借此机会呼吁所有居住在澳洲的中国人在6月4日那一天前往中国驻悉尼领事馆、坎培拉大使馆、墨尔本领事馆参加“六四”16周年纪念活动，让我们共同为苦难的中国祈祷、为“六四”死难者及他们的亲属祈祷、为“六四”伤残者祈祷、为那些仍在狱中或已被释放的政治犯、宗教犯、法轮功学员们祈祷。大家应该知道，无论我们各自因为什么理由来到了澳洲，中国都是我们的第一故乡，虽然我们今天已经享受到了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但我们的亲人朋友至今仍在暴政中苟活，我们有责任向中国政府表达我们的心声，我们有义务帮助自己的祖国走向政治文明。
另外我有个想法一直想说，今天机会难得，我就直言不讳、一吐为快了：我不知道1989年后以因参与“六四”被迫害为由得到澳洲政府庇护的几万炎黄子孙现在都在做什么？你们还记得你们是因为什么拿到身份的吗？你们知道澳洲政府是怎么称呼你们的吗？你们知道国内的父老乡亲是怎么看你们怎么评价你们的吗？——我真的不想说这个话题，因为我知道自己伤众了，因为中国人太爱面子了，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美德，我犯忌了，请大家原谅我这一次，我保证下不为例。——其实我真的非常理解你们，你们在澳洲活的也很辛苦，大家都不容易，我仅在此向你们发出两个小小的请求，恳请大家接受：
一、在与中国政府或企业做买卖大把挣钱的同时别忘了宣传澳洲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念。
二、拿出良知和勇气，在“六四”（包括今后每年的“六四”纪念日）的那一天与我们一同参与纪念活动（具体活动安排请查阅《大纪元时报》）。
3，请你谈一下六四对中国民主运动的影响？
孙：毫无疑问，“六四”是20世纪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一页，因为她直接敲响了共产主义的丧钟，东欧、前苏联等共产国家的人民正是通过“六四”的鲜血看清了共产党的本质，在随后的几年中才摧枯拉朽般将本国的共产制度彻底埋葬，这一点已成不争的共识。至于说到“六四”对中国民主运动的影响，我认为主要有两个：一是“六四”教育了中国人民，使人民擦亮了眼睛，彻底看清了中国共产党独裁、残暴的邪恶本质，使整个中华民族完成了从思想感情上告别中共、告别专制的心路历程；二是在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的基础上为下一次民主运动提供参照，争取以少流血、或不流血的方式完成中国的制度转型。我要声明以下，第二条只是我个人的浅显认识，大量的研究工作尚需专家学者来完成。
4，自大纪元九评共产党发表以后全球震撼，引发了汹涌澎湃的退党大潮，目前网上退党退团人数已超过150万，每天三退（退党、退团、退队）人数达到2万5千至3万人，到六四可能超过2百万，能否请你发表一下对此看法？
孙：《九评共产党》我看了几遍，写的很好，有理有据，点了共产党的死穴，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我在1994年（当时在北京第二监狱服刑，记者注）写给江泽民的万言书（近8万字，记者注）中就给共产党下了八个字的结论：金誉其外，败蓄其中。中共是靠暴力和谎言起家的，也是靠暴力和谎言维系的，离开暴力和谎言中的任何一项，共产党就一天也混不下去了。对于目前的“三退”，我认为是个很好的办法，是个创举。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本质上等于是提供了一个平台、提供了一个突破口，为中国人民彻底告别中共、告别专制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5，将来有何打算？在中国的民主运动中，你希望自己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
孙：至于说到我将来的打算，其实我也不知道，目前我想即来之、则安之吧。说到我在中国的民主运动中希望自己扮演什么角色，我从未想过这个问题。说实话，我也不想扮演什么角色，那样活的太累，我只想踏踏实实做事、老老实实做人。如果你非要让我给自己做个定位，拿我就把自己定位为铺路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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