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29日讯】近来中国掀起了举世嘱目的反日浪潮。“掀起”这个词用在这里是恰如其分的，因为在目前的中国，任何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只要不以政府为对象，都离不开政府为了某种目的策划和控制。中共反日的战略目的是它认识到在东亚乃至整个亚洲，唯一能够在经济和世界事务上与中国争雄的是日本。因此，中国要“崛起”，就必须尽可能地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压制日本，其最方便、看上去和现实的政治、战略和国家利益无关的就是把历史问题利用到极限，用历史旧账来压住日本，让它永远在道义上不得翻身。日本已经是一个经济大国，但还不是一个军事大国，国际政治影响也还不如中国。要保持中国对日本的这种优势，最不费力的就是不准日本改变其在国际上的“罪人”形象。这就是为什么中共隔三差五就要把战争问题、道歉问题和赔偿问题和领土争议翻出来敲打日本的原因。中共已经这样做了二十年，它还会这样做下去。在这个意义上，其实中共并不希望日本领导人为战争问题再一次正式道歉或者停止参拜靖国神社，因为那样的话中共就没有使用这个政治工具的借口了。在另一方面，反日既然是中共手上的政治工具，就要按照它的日程表来使用，民间是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意志表达自己的意见的。因此，民间在对日问题上正当的义愤和诉求注定了要成为中共外交政策的工具。
中国的这次反日浪潮引起了国际强烈的反响。出于对东亚安全和中国未来走向的关切，一些学术界人士也发表看法，抨击中共在对待历史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在指责日本掩盖和篡改历史的同时，不但掩盖自己当政以来给中国人民带来远比日本军国主义更惨痛的灾难的真相，也对近代以前中国在亚洲、尤其是东亚和东南亚实行帝国主义政策的历史一字不提。在这些人士中，美国的罗斯特里尔和爱德华弗里德曼是两个突出的事例。
特里尔把反日看成是演戏
现在哈佛大学的罗斯‧特里尔（Ross Terrill）四月二十二日在澳大利亚最有影响的全国性大报《澳大利亚人报》上发表长篇文章，对中日关系近来的变化进行了评论。罗斯‧特里尔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尤其是中国革命和毛主义的专家，在西方学术界有广泛影响，中国大陆公开出版过他的著作，包括《毛泽东传》。从他过去的学术经历、观点和被大陆学界的接受来看，应该说特里尔并不是那种一贯对中共持尖锐批判立场的学者。
特里尔在文章中把中共对历史的操纵比作上演京剧。“中国在国际上拙劣的外交是和它在国内严厉的控制分不开的。道歉、教科书、无人居住的岛屿、有关战争的记忆——所有这些都是家长式的中国政府手中的京剧道具，为它的文化和外交政策服务。”在中国，“真相和权力始终是同一个来源：在过去是皇帝的朝廷，今天是中国共产党。中共政权对人民的统治就是在这样的京剧演出中[按照它的意愿]让人民呼喊和发出受虐的呻吟。”
特里尔提醒人们，多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共一手导演的这种政治京剧中已经经历过了太多太荒唐的爱与恨。他说：“戏剧常常有出人意料的结局。人民共和国的观众曾经被教育说要爱苏联，然后又说要恨它。印度在五十年代备受尊敬但到了六十年代成了坏蛋。越南曾经是和中国‘唇齿相依’，但到了一九七九年却受到中国军队的入侵。一九七二年当日本首相田中当面向毛泽东为二次大战道歉时，毛立马让他住嘴，说正是日本的入侵才‘帮助’了中共在一九四九年的胜利”——因此，中共对日本应该是爱而不是恨。特里尔在这里还忘了提一下曾经被中共说成是“天涯若比邻”、后来又弃之如破鞋的的阿尔巴尼亚呢！
教科书问题和中日制度差别特里尔指出，恰恰是在如何对待历史的问题上中日显示出了不可忽视的差别。中国不允许一本公开出版的书批判共产党在它五十六年的统治历史上给人民带来的灾难，而在日本，你可以看到很多世界上最尖锐地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的书籍，它们在日本有广泛的读者。中国的教科书是统一的，代表了官方的立场，而日本的教科书五花八门，既有文部省审定的，也有非官方的。特里尔还说，中国中学历史书用大量篇幅描写日本侵华史，但从来不提中国元朝侵略日本，也不提汉朝对越南的征服和后来长达一千多年的殖民化。（特里尔这里还遗漏了中国对朝鲜的侵略——例如所谓薛仁贵征东——和长期的殖民统治。）
反日闹剧收场和对中共的警告关于这场反日闹剧的收场和预后，特里尔说：“最终，所有希望息事宁人的因素都会试图把中日关系引回稳定。但日本是民主国家，中国是独裁，只要这一点不改变，中国的制度就是中日关系中麻烦的根源。”
特里尔对中共玩弄反日牌发出警告：“中国已经从中日关系中得到很多好处了，特别是经济上的收获。而过去战争所带来的灾难也被北京在政治上戏剧化地利用了，这是另一个收获。但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改变，而北京或许错估了这一点。中国肯定会从关系破裂的边缘后撤：它承担不起破裂的后果。但我们并不知道东京方面对这种辱骂、打砸和歪曲历史还能承受多久。”
爱德华‧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中国学生为什么仇视日本？
爱德华‧弗里德曼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资深政治学教授，从五十年代末就从事中共研究。他也是一个在中国大陆学界有影响的西方学者，文革前后他对中共的研究有浓厚的自由派和左派色彩，甚至八十年代在《中国季刊》上发表过有一篇把毛泽东思想和爱因斯坦理论相联系的文章，受到中国著名科学史家和异议人士许良英的尖锐批判。但后来他对中共的看法发生了很大改变，今天在他看来毛泽东、斯大林和希特勒应该是同一个范畴的历史人物。
根据海外《中国数字报》转载的文章，和特里尔一样，弗里德曼也从回顾历史中揭示中国青年被中共所操纵的爱和恨。他说当中共需要青年们恨“新沙皇”的时候，它可以做到让每一个青年都能精确地背得出有多少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俄国霸占，成千上万的城市青年奔赴边疆要向新沙皇讨还血债。而当时实际上南京大屠杀在时间上的距离要近得多，但中国学生却没有去游行抗日，因为毛泽东告诉日本人他感谢他们的侵略。南京大屠杀这样一件大事，毛泽东在他的所有讲话和文章中却一次都没有提到。
弗里德曼认为这种有选择的和被操纵的爱和恨是为中共的政治目的服务的。在毛时代，中共的国际目标是要当世界革命的领袖，所以它恨当时共产世界的领袖苏联；而在后毛时代，中共的世界战略是回到过去的中华帝国，当亚洲或东亚的头，因此它要煽动对东亚强国日本的仇恨。而日本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前景更增强了中国的恐惧和对日本的敌视。
学生运动应以本国政府为对象
和特里尔一样，弗里德曼也提醒人们不要忘记日本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和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他自在接受《今日美国报》的采访时说，多数中国人并不了解一个基本事实：日本已经是一个民主国家。他说日本教科书对历史的歪曲固然让人愤慨，但实际上没有多少日本历史教师在使用由右翼操纵的文部省通过的教科书。而中国统一使用的历史教科书不但不反映中共统治的劣迹，也不反映历史上中华帝国在对外扩张和汉化过程中对它民族带来的灾难。例如明朝的扩张就造成数百万非汉族人的死亡，但中国的教科书对此不置一词。他举了一个事例，说最近麻省理工学院历史系主任、中国历史学家珀杜（PETER PERDUE）出版了一本有关这个主题的书。弗里德曼还说，事实上日本并不是像很多中国人以为的那样从不道歉，而是已经道了二十一次歉了。
弗里德曼对台湾的评价是“和平的、无害的和民主的”，并直截了当地说：“今天在中国，一个健康的学生运动应该是在‘不准碰台湾’的口号下游行。”他说学生运动从来都是以自己国家的政府为对象的，只有在中国它成了政府的工具。“我觉得非常可悲”，弗里德曼说，“那些感情冲动的爱国学生百分之一百地按照政府布置的时间表和政府的路线行动，在事先就知道不准涉及国内令人气愤的现象，而这本来是全世界学生运动最自然的目标。”
滥用道义资源带来恶果
特里尔和弗里德曼对中共利用学生反日的批判从一个方面说明，近年来中共在国际经济交流中虽然得分不少，但在政治和道义上却丧失得越来越多，连过去和中共关系不坏的一些学者都看不下去了。这实际上是自天安门事件以来总趋势的继续。中国国际上的道义形象在八十年代由于改革开放的发展是很正面的，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是转折点，此后的人权记录、对新闻自由的压制以及对法轮功的镇压都使得它的国际形象每况愈下。这次反日运动，本来涉及的是中国过去受害的历史，应该受到国际同情，但事实上只有一些本身也是日本军国主义受害者的亚洲国家与之呼应。中国的大张旗鼓反而使得国际间有影响的舆论开始怀疑中共到底要干什么，并认真思考日本应得的国际地位。
如此滥用本来绝对属于自己的政治和道义资源，让国际上对自己越来越疑忌，把左邻右舍全都得罪光，难道这就是中国二十一世纪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吗？(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