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五千年:历史真貌─命运多舛的时代 中华民国(大陆时期)(四)

(1911年--1945年)
心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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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5月7日讯】 广州国民政府时期

袁世凯死后,南方各省逐渐脱离北京政府。1917年,孙中山来到广州,成立了军政府,并被推举为大元帅。而北京政府因为内部纷争,也无力南下讨伐,南北方开始处于对峙状态。孙中山组织了二次护法运动,但以失败告终。后来由于陈炯明的叛乱,孙中山被迫逃离广州。在广东的滇军、桂军和一部分粤军讨伐陈炯明后,陈败走惠州。1924年,孙中山再次回到广州,以大元帅身份主持政务,广州大本营正式成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

1925年,孙中山应北方军阀冯玉祥等之请,北上商讨国事。不料,孙中山因肝癌复发,于3月12日在北京逝世。

而此时的蒋介石,在出任黄埔军校校长后,经过两次东征胜利,统一了两广,成为革命军英雄,和汪精卫、胡汉民并列国民党领袖。1925年6月14日,中国国民党政治委员会议决定组织国民政府,次日,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定改组大元帅府为国民政府。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大本营取消),采取委员制,汪精卫、胡汉民等十六人为委员,汪精卫为主席(汪受苏俄支持);推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许崇智、林森为常务委员;设外交、军事、财政等部,任命胡汉民为外交部长、许崇智为军事部长、廖仲恺为财政部长。国民政府以国民党为组成的基础。另外设置军事委员会,以蒋中正、汪精卫、谭延闿为常务委员,汪精卫兼任主席,负责军事统一事宜;同时取消各种地方部队的名称,一律改为国民革命军。

广州政府由大元帅制改为委员制,从个人领导变成集体领导,亲苏俄与中共的汪精卫身兼国民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主席,完全是苏俄策划中共争夺革命领导权的策略运用。而汪精卫为了巩固自身地位,诸事听从苏俄和中共,企图对国民党中实力派的蒋介石有所不利。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而中共的夺权计划在此次会议上得以完全实现。国民党中央常委、中央执委和中央委员中,共产党身份者和国民党亲俄亲共的“左派”领袖已分别占到了三分之一以上,剩下的三分之一被认为是中派,蒋介石则被压到了中共党员谭平山之下。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中,中共党员占了大多数。由是,国民党的“二大”实际上已被开成了共产党的“二大”,国民党中央的重要领导职务几乎全部被共产党所占据,国民党各级地方组织几乎全部为“代国民党建立党部”的共产党所把持。此时,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已经无人问津。

同样,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大”上提出的北伐建议,遭到了全体苏俄顾问和中共的反对。苏俄顾问鲍罗廷以“党的力量在前,革命的武力在后”为理由,坚决反对北伐。随后,苏俄军事顾问团所有成员,立即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竭力鼓吹“北伐必败论”,中共更于广州市区到处散发传单,广贴标语,公开反对国民党北伐,并散布流言,首指主张北伐的蒋介石为“新军阀”。李宗仁在《回忆录》里,就曾明确指出中共是反对国民革命军北伐的。

为什么苏俄和中共如此害怕北伐呢?因为苏俄明白,在其扶植下建立的中共,是无论如何也禁不起国民党北伐成功所带来的巨大冲击的。因为,只要国民党和蒋介石决心北伐,就极有可能将中共这个“政治寄生儿”甩到一边去。但是在广东,共产党仍因国民党的存在而存在。这样只有把国民党束缚在广东,等到中共羽翼已丰,共产党就可以消灭国民党了。

但是,事情并没有按照苏俄和中共希望的方向发展。国民党“二大”后,为保护国民党反共元老,以及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中权力的扩张,蒋介石于3月下旬利用“ 中山舰事件”,提出了整理党务。

“中山舰事件”事件是指蒋介石于3月20日突然将在黄埔游弋的中山号炮舰扣留(蒋怀疑其目地是将自己绑架至俄国软禁),并逮捕了身为中共党员的舰长,同时在广州宣布实施戒严令,下令其部队解除保护苏俄顾问住宅和中共控制的省港罢工委员会指挥部的卫兵的武装。这次行动事先既没有与汪精卫商量,也没有提前警告苏俄顾问。事后,汪精卫对蒋介石未经自己的命令擅自行动表示不满,自23日后即隐匿不出。30日国民党中央党部议决汪未回任前由谭延闿代理国民政府主席一职。而苏俄则被迫同意召回三名蒋介石最反对的苏俄顾问,并从第一军中撤去中共干部,汪精卫去法国而告终。至此,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独揽大权。

随即,蒋介石于5月15日至25日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对国民党内部的共产党的影响进行严格的限制。这就是整理国民党党务,具体措施主要有:国民党内的另一党党员,禁止批评领袖和三民主义;另一党必须把参加年长的党的党员名单交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主席,这些党员在中央,省或市的国民党执行委员会中所占的席位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也不得担任中央机构各部的部长;另一党给它在国民党内的党员的命令必须先交给联席会议,再由它转交,国民党党员非经许可不得加入另一党。违反这些条件的人将被立刻开除出党。

整理党务的结果是国民党夺回了相当的权力,国民党更加集中化,并确立了蒋介石的领导地位,中共党员则被迫放弃了国民党组织部,宣传部和书记处等部门的重要职务。蒋介石开始着力于北伐。

国民党北伐以及苏俄和中共的反对、利用及破坏

*北伐开始和苏俄及中共的极力反对

经过整理党务之后,夺回了相当权力的国民党决定开始北伐。1926年7月9日,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誓师北伐。此时,基于前述原因,苏俄和中共持坚决的反对态度。一方面,中共在其机关报《向导》杂志上发表了“论国民政府之北伐”的文章,不仅猛烈攻击蒋介石个人,而且公开反对北伐,并以所谓“革命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现在的实际问题,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以暗指由国民党和蒋介石领导的北伐,不是“革命的北伐,而是反革命的北伐”。另一方面,发起迎汪归国复任国民政府主席运动(当时汪在巴黎)。

北伐军的第一个目标是湖南省。稍经战斗,国民革命军就夺取了湘江流域的大部分地方。不久,在攻克湖北汉口、汉阳后,蒋介石决定移师进攻江西,同时电告广州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代主席张人杰及国民政府代主席谭延闿等,派人赴武汉主持政务。其后,吁请广州当局速将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移到武汉。

此时,北伐军在江西的进攻受到了暂时的挫折。不过,在11月,终于攻克了南昌,但是两个月的战斗中,国民革命军伤亡近15000人。在攻打江西的同时,由国民党将领何应钦率领的军队攻克了福建。这样,到12月底,除了原来的广东和通过谈判而联合的广西外,国民党人已经夺取了湖南、湖北、江西和福建的省城和主要城市。贵州的军务督办也把其省名义上交给国民政府管辖。上述七省总人口将近1.7亿人。

广州国民政府联席会议遂于11月11日议决将政府北迁武汉;2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会议又议决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皆迁往武汉。随即,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谭延闿即率领国民政府与中央党部北上人员,分批自广州出发,取道江西赴武汉。

而就在北伐军不断取得胜利的同时,苏俄和中共利用广州国民政府迁都武汉、而蒋介石又驻节南昌的机会,一手导演了一场由中共和国民党亲俄亲共派共同发动的政变,试图将他们在国民党中已经失去的权力,全部抢夺回来。

1926年12月13日第一批到达武汉的国民党中常委和国民政府委员孙科、宋子文、徐谦、蒋作宾、柏文蔚、吴玉章、宋庆龄、陈友仁、唐生智、董必武等,即在苏俄顾问鲍罗廷的主持下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撇开当时国民党的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和其他非左派的领导人,成立所谓“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联席会议”,推极左派徐谦为主席,宣布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未在鄂开会之前执行最高权力。这便是武汉“俄国政府”的“前身和班底”。

而31日抵达南昌的谭延闿、张人杰等人,即于1927年1月3日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暂驻南昌,武汉仅设外交、交通、财政三部,鲍罗廷、徐谦等表示不能接受。

此后,武汉、南昌对临时联席会议的存废与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的迁移,双方各执己见。为了平息内部纷争,南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于2月8日议决将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往武汉。此后,又决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正式在武汉办公。3月3日,南昌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中央党部、国民政府于本月6日全部迁鄂。6日,谭延闿自南昌到武汉。

3月7日,由鲍罗廷提议并决定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举行预备会议。会上,因谭延闿提出应推迟会期以待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主席和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参加会议,却立即遭到中共党人和国民党极左派的坚决反对。因在出席会议的三十三人中,中共和左派占绝对优势,谭延闿的提议遂被否决。由是,苏俄顾问、中共和国民党亲俄亲共派完全控制了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并在国民党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和其他领袖缺席的情况下,发动政变,决议废除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主席一职,即等于撤销了蒋介石中央常委会主席的职务;决议免去蒋介石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职务,组织部长职务虚位以待汪精卫归国担任,汪归国前则由中共党人吴玉章代理;决议由中共党人重新担任在国民党二中全会以后所辞去的国民党重要职务,从而推倒了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曾通过的“整理党务案”;决议“提高党权、限制蒋介石独裁”,将正在领导着北伐战争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诬定为“新军阀和新右派”,并从此立为被打倒的对象。

20日,国民政府新委员就职。汪则于4月1日自莫斯科返抵上海,10日到汉口,复任国民政府主席。

苏俄和中共利用北伐发动工农革命

苏俄和中共一方面决心反对北伐,一方面决定反对不成,就要利用北伐发动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其目地,一是要将全国人民期待已久的“北伐打倒军阀”改变为发动工农革命、实际是煽动农民造反,以造成发动中国共产革命的基础;二是要借用国民革命的名义,并以混淆两种不同的革命为手段,偷换国民革命的内容,以夺取发动共产革命的成功。

在北伐胜利进军后的湖南,由中共煽动起来的农民运动,把军阀已经打倒的湖南陷入了遍地暴民造反夺权的红色恐怖之中。据大陆出版的《中国现代史》教材称,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间,湖南农民运动已经发展到了要求解决土地问题的阶段。4月10日,由中共操纵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发表“告全省农民书”,提出农民运动不是减租减息,也不仅仅是要打倒土豪劣绅,而是解决土地问题。武汉国民党中央遂由毛泽东和国民党极左派邓演达等成立了“土地委员会”,颁布“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和“处分逆产条例”。规定“凡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即一切反革命者的财产,皆为逆产,一经合法发觉即行没收”。这个决议草案,因谭延闿等的反对而未能于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但是,因中共发动与建立的湖南各级农民协会不仅形同各级政府,有权有枪,而且自设公堂刑狱,动辄批判斗争,随意逮捕杀人。中共领导人李立三的父亲即为农民协会所枪决。北伐军中许多出身于小地主的湖南籍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其家人未能逃出者,亦多被批判、斗争、关押或捕杀。这初步暴露了中共血腥、残暴的本性。

而在建立了国民政府的湖北武汉,工农运动亦是“如火如荼”。据同一本中共《中国现代史》教科书称:早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湖北省就已经成立农民协会三十四个,会员已有二十八万七千人。一九二七年三月底,武汉登记的工会组织已有五百多个,会员达八十万之多。武汉工人运动的声势之大,“适如北伐军取得武汉、江西与福建之震动于全中国、影响于全世界一样”。而武汉工人运动给武汉地区和武汉国民政府所带来的破坏,更是令人触目惊心。

正如这部《现代史》所“揭露”的那样,由中共发动的武汉工人运动,“不仅随意罢工,随意要求增加工资,而且自组法庭监狱,随便捕人施刑,动辄检查火车轮船,随便断绝交通,随意没收分配工厂店铺的现象,更是随时可见……在北伐军占领武汉后的两个月中,工人、店员罢工可考者达三十六次之多……频繁的罢工,不仅加剧了劳资纠纷,而且为武汉国民政府带来了重重困难:一是日本和英国关闭了在武汉的全部企业,二是民族工商业主因工人运动而不能聊生者纷纷抽逃资金,关厂罢业,举家潜逃。至一九二七年五月中旬,武汉一百三十多家大商行经营者仅剩二十四家,五月二十日武汉商人罢市,各家商店全部关门谢业,拒绝售货。

三是工人大批失业,至四月底已达三十万人之巨。四是武汉国民政府收入日拙,月收入仅一百五十万圆,支出却达一千三百万圆,只能靠大量发行纸币以熬度艰难……”。至此,为北伐军胜利占领并建立了国民革命政权的武汉,几乎被苏俄和中共一手煽动并操纵的工农运动,闹成了一个死岛。

湖南和武汉如此,上海更是这样。中共为了夺权而抢在北伐军前面,在上海发动了三次武装暴动,以图谋在建立“上海市民政府”的名义下,建立“中国无产阶级的巴黎公社”。在北伐军占领上海后,擅自组织工人武装以横行沪上,甚至威胁称:“如军政首长有意解散者,即为反革命。”整个上海世面混乱,人心不宁。上海商界更只能哀叹“自国军临沪以来,我商人乃处于憔悴呻吟之下”。

北伐军虽然能够打倒军阀,却因为苏俄和中共一意要乘北伐之机发动共产革命,推倒国民革命,非但不能给人民带来北伐打倒军阀之后应有的和平安宁生活,却反而只能陷人民于更大的“混乱、动乱和暴乱”之中。曾经亲共近俄、并得到了苏俄好处的冯玉祥,正是在看到了中共的暴行后才作出了“远俄送共”的决定。他认为苏俄与中共乃是“阳冒国民革命之名,阴布全国恐惧之毒”。此言不虚。

苏俄和中共破坏北伐

前面所说,苏俄和中共对北伐的最大破坏就是利用北伐,发动共产革命。此外,在武汉掀起了大规模的反蒋运动,并将汪精卫迎回,就任国民政府主席,以与蒋介石分权。国民党面临着再一次分裂。

简言之,为避免国民党势力的壮大,苏俄与中共首先坚决反对北伐,当反对不成时便利用北伐发动共产革命,继而破坏北伐。当依旧达不到目地时,中共就在苏俄的指使下走向了背叛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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